我就是你的防疫漏洞

【編按】因應新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台灣政府採取即時的防疫措施,並特別限制中國籍人士來台,邏輯是因為中國(特別是湖北省)是疫區,必須限制或監控來自疫區的人士避免傳染擴大。然而,這樣的措施往往也容易混淆了地域與國籍身分,例如,有中國湖北旅遊或接觸史的台商或非中國籍旅客不會被限制入境台灣或僅需自主管理,但是相對地,陸生被要求暫緩來台或後續必須集中隔離管理(先不論陸生來台居住的差異與目前集中隔離管理等問題),當中也有少數陸生在第三地旅遊卻後續因疫情爆發後而沒有回過大陸,但因為該措施而被禁止回台滯留海外,後續可能還要集中隔離。這樣的錯置假定了國家身分別等同於地域旅遊與接觸史,而非完全科學地以實際旅遊接觸史作為基礎(但是病毒是不分國籍的),本文作者即指出了這當中差別待遇的問題,並認為這更容易造成防疫的漏洞與資源的浪費(例如沒有相關旅遊接觸史的陸生需要浪費資源隔離)。文末作者呼籲台灣當局:「不要根據國籍而差別對待」,而是「更精準的篩選和評估,把資源調配給真正有需要返台人士」。本文同步登於2020年2月2日風傳媒觀點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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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紹光:中國公共衛生的危機與轉機

【編按】武漢肺炎確診人數上升,成為全球防疫的重點,也再次喚醒與提醒2003年SARS的記憶與缺失。本文寫在2003年,將SARS危機放到中國更大的歷史與政治經濟背景下加以考察,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後對經濟增長的迷信與對市場的迷信,導致在公共衛生領域同時出現政府失職和市場失靈,進而使得衛生防疫體系的癱瘓,地區間、城鄉間、社會階層間的衛生不平等,以及醫療體系效率的下降。這樣的制度性背景下,使得非典對經濟和社會帶來了難以估量的損失。本文轉載自2020年1月22日《察網》,原載於《比較》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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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國的非洲:初步觀察(下)

當然,這些高曝光度的影視產品並不代表「中國的非洲」之全貌。以上的討論也不只是為了批評中國傳媒的非洲再現陷於東方主義的框架。相反的,這僅僅構成了一個考察的起點,要求我們思考中國對於非洲的知識與想像究竟來自哪裡,又如何受到主體意識的中介?中國的非洲故事又如何反映中非關係以及中國人腦子裡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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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雨|農村集體經濟的道路與制度

呂新雨|農村集體經濟的道路與制度 ◎呂新雨   【編按】原子化的小農在市場經濟中常處在弱勢地位,台灣有像是產銷班、合作社等等組織,而在中國大陸也有集體經濟的實踐。目前中國大陸的鄉村集體經濟在今天仍面臨著諸多困難。本文作者呂新雨老師分析了新時期農村集體經濟的三個案例,指出它們的成功經驗證明了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的相互依存雨協同發展,經濟的行為與發展需要有相應的社會建設與發展條件相輔相成,才能克服和戰勝資本主義市場對社會、社區的破壞。本文原載於《經濟導刊》2017年6期,轉載自2019/10/5保馬,感謝呂新雨老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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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三:在民族復興道路上遠望人類命運

熊三:在民族復興道路上遠望人類命運 ◎熊建劬(熊三)   摘要: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岸的歷史進程差異的原因何在?總結如下:東邊的華夏文明,其主體基本沒有大變,只有吸收融合與擴大,包容性強併發展出 「天下一家」的世界觀是原住民文明。而西邊則文明主體游移,常以征服殖民為手段,世界觀主軸由邊緣人群提出而發展出排他性強的一神教「上帝選民」的世界觀。文明支離破碎斷裂之痕累累。湯恩比在二戰後世界受熱核大戰的威脅下,將世界經由和平協商而建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厚望寄託在中國人身上。證之其後世局的變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成不可阻檔之勢。但即使是在以「天下一家」的世界觀引領下,以和平協商的方發創建一個共商,共贏,共享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也非一蹴可及,還有長遠的路要走。 關鍵詞:中西文明歷史對比,中華民族復興,話語權,人類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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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明德│西原借款與北洋政府的國家社會主義

 ◎梁明德 (本文原載於2019/09/12東方歷史評論,感謝作者授權轉載。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博士生,本文獲得西原龜三之孫西原忠昌先生協助,在此致謝。)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教科書上一般指出,北洋政府的腐敗無能,在愛國、民主青年當中,激起了作為一種反體制思潮的社會主義運動。當時學生受到俄國革命影響,思想紛紛左傾。而陳獨秀、李大釗等五四領導者在1921年成立中國共產黨,與由孫中山領導、實行民生主義的國民黨合作。中國從此走上社會主義革命和發展主義的道路。 然而,在五四以前,東亞已經有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傳播史。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不是納粹主義National Socialism)。國家社會主義其實是一種原始的發展主義。在近代東亞,以國家社會主義為代名詞的「發展主義」不但沒有被革命的社會主義所取代,更成為了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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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多利亞茶壺裡的兩種黴?──香港包不住的多層次後華性

維多利亞茶壺裡的兩種黴?──香港包不住的多層次後華性 ──石之瑜在「愛思左人文基地」的演講 ◎石之瑜 演講 ◎李建誠 紀錄整理   【編按】香港「反送中」運動延續至今,台灣的政治人物與民間紛紛表態支持,然而這些支持聲音背後往往帶著台灣自我的政治投射,對於香港的歷史、當今的問題、與大陸內地的關係、民間的運動經歷等等認識有限,更缺乏左翼的視角,因此位在高雄的愛思左人文基地,以「今日香港,今日台灣」為主題舉辦了一系列論壇,希望帶來更深入的理解與刺激。系列論壇的第一場由台大政治系石之瑜教授主講,他從「多層次後華性」的角度,從香港南來文人的認同、殖民管治的勾結殖民主義歷史、一國兩制與九七回歸的自我處境、香港在地緣政治上的位置等,談香港複雜、多面、難成一體的身分認同與主體情感,並兼論台灣的政治歷史與狀態作為理解的對照。石教授對於香港特殊的殖民與後殖民狀態,以及國際地緣政治位置的觀察,提供了理解當今香港問題、香港與大陸之矛盾等重要的參考面向。感謝愛思左人文基地供稿與提供現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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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治罷工史

香港政治罷工史 ◎龍少爺   【編按】昨日(8月5日)香港反送中再次進行全港大罷工。六月中工盟就曾以罷工為號召,但雷聲大雨點小,更像是「請假」而非「罷工」。隨著港府態度依舊強硬,以及元朗事件與警方涉及不符合比例原則與程序的驅散手段,搞到了一般街坊居住與生活所在,使得不少公務人員與街坊居民也出來支持,這或許形成了8月5日罷工行動號召的基礎之一,多數罷工屬經濟罷工,而昨日所謂的「罷工」則像是政治表態的罷工,或者是既有行動的某種升級或擴大。投注的情感更是帶有一種無路可退、終極一戰式的道德表態:「站出來,不然就沒有明天」或訴諸「年輕人替你擋,打工者應該罷工」。昨日的行動,包括機場航班縮減、香港七區展開集會,也有行動癱瘓交通等,過程中警民的衝突不斷,晚間也出現民眾砍人與棍棒相互鬥毆。針對此,港府與港澳辦再次召開記者會,加強力道強調社會穩定秩序與一國的主權,嘗試奪回主導,也是警告。抗爭參與者之間的分化聲音也開始出現。 如前次推送文章提醒思考與分析的重要,那麼究竟這樣的「罷工」是什麼性質?「罷工」的基礎是什麼?政治的目標與帶來的政治效果如何?與「罷工」相關的各階層受僱者們與商業資本家又如何理解?除了對當下的分析檢視,另一個重要的角度是從過去的歷史來參照。本文概略耙梳香港歷史中重要的罷工事件與脈絡,並指出當中的問題。同時作者也提供了相關書單供有意者參考。本文原刊於2019年8月3日《懷火》,感謝作者供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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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學習的「升級」

思考與學習的「升級」 ◎許寶強   【編按】香港「反送中」運動至今,許多過去以專業與中立自持的公務員也紛紛出來要求特區政府解決現在的政治困境、監督警察權力,8月2日晚上一些公務員更出來舉辦集會表達意見,與此同時,現行運動已經直接出現「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一些抗爭者更受到暴動罪指控,抗爭開始進行道德呼籲,希望8月5日展開全港大罷工。固然,一國兩制的政權與特殊的金融資本買辦結構,於方方面面都構成了矛盾與壓迫的結構因素,尤其是面對政府如何處理矛盾問題、警察至今的手法等等,抗爭者一而再地走上街頭,當中的壓逼感受深深涉及了「一國兩制」的矛盾:不變的想像的崩解與恐懼,而一個原初不變的「香港」成為某種精神上的寄託與政治象徵。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當中,為了對抗暴力(尤其是警察暴力),抗爭者與支持抗爭者表達出一種不顧一切的集體憤慨,以暴力為他者進行行動的升級,不斷地構築與強化出一種青春化、浪漫化、道德美學化的政治想像作為行動的基礎與動力。 這種浪漫與道德美學化的運動動力,促成了行動的動力,但是行動究竟為了什麼?例如,號召罷工(尤其是公務員或港鐵)意味著什麼?為了行動升級而升級,只是一種一日性的政治立場象徵與表態?表態希望達到什麼?如希望達成某種政治癱瘓以向政府施壓,癱瘓是現階段希望達到的目標嗎?癱瘓可以取得什麼呢?工運組織與勞動的條件本身就不良下,長期罷工的基礎為何?罷工對於勞工、以及盤根錯節的金融地產資本利益又意味什麼?政治性癱瘓又能對他們帶來什麼影響呢?又例如,「光復香港」意味著什麼?一種將殖民時期神聖化的香港,或完全分離並排除中國之外的純粹香港嗎?如果是,最終走向是可能並可欲的嗎,還是變成排斥的、內耗的並悲情式的終極一戰呢?如果不是,究竟「光復」與「香港」所指為何?這些行動與口號又與目前的五大訴求何關?五大訴求是看似團結各自兄弟爬山的最大動員公約數、一種政治立場表態,還是是在短期內具體可要求港府某個程度能夠回應的目標呢? 對於一些參與者來說,這些問題或許太複雜、太離地、難以回應自身立即的憤怒。然而在道德化的情感感召之餘,究竟行動的大方向與願景是往何方去呢?近日許寶強老師的幾篇文章,一如過去,強調「思考」的重要。「思考」不僅是批判港府的缺學無思,同時也提醒運動不能只著眼於形式策略,應於思考與學習上進行升級,更為根本地釐清與分析目標、手段、社會脈絡形勢,意味著運動不要落入既有暴力結構的邏輯,應尋求更為根本的共同政治願景與價值。本文原載於2019/6/30《明報》,感謝許寶強老師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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