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洞見世界

關於「敘利亞難民潮」的兩點觀察 ◎趙平復   一、「敘利亞難民」有多少？ 敘利亞國內有近半人口——約700萬人——流離失所。400餘萬人亡命國外，其中近200萬人在土耳其，逾100萬人在黎巴嫩。黎巴嫩當局大幅削減對難民的資助，是促發這次的赴歐逃亡潮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指導之下，投入了數以百億計美元，直接組織了神權反動武裝、發動了敘利亞內戰，對敘利亞實行慘無人道的經濟封鎖，苟合了所謂「敘利亞革命政府」的沙特阿拉伯與及海灣諸國，它們收容的敘利亞難民人數是：零。

談歐洲的難民問題與自食苦果 ◎俞力工 【編按：難民問題近日在歐洲成為最重大的議題，就政治、經濟、人道而言，都是對民主生活，對全球化世局的一大考驗。針對難民問題，哲學家齊澤克在《倫敦書評》雜誌指出：「那些呼籲開放邊界的人是偽君子。他們非常清楚這絕不會發生，因為這將立即在歐洲觸發民粹主義的反抗。而反移民的民粹主義者也很清楚，如果對難民不管不顧，那些非洲與中東的人根本無法解決本國的問題，改變所在的社會。」他近一步分析道：西歐會阻止他們去那樣做。歐洲的干涉讓利比亞陷入混亂，美國對伊拉克的進攻為伊斯蘭國的崛起創造了條件，目前中非共和國的內戰並非由於種族仇恨，而是由於在該國北部發現了石油，法國等國正透過他們的代理人為了這些資源的控制權爭鬥不休。全球對礦產的渴求，唆使剛果民主共和國的軍閥們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之初相互混戰。 旅居維也納的評論家俞力工賜稿《新國際》，對於難民問題有其獨到的觀察與分析。我們在此與《新國際》的讀者分享。】 難民，就一般情況，主要分政治難民與經濟難民。國際上 對待兩種難民的態度不一，絕大多數傾向於排斥經濟難民，對政治難民則較寬容。

發展與全球化──南北關係與國際合作新模式之探討（下） ■皮耶‧玻岱 Pierre Beaudet　譯■林智貞 （2013.3.8《新國際》）   顯然，全球化仍是由少數幾國，尤其是三巨頭國家們主導的過程，亦即由西歐、日本與北美組成的權力中心。但如今有小部分的南方國家也成為了主角。根據世銀，有3個南方國家（中國、巴西、印度）現已名列世界前十大經濟體。

發展與全球化──南北關係與國際合作新模式之探討 （上） ■皮耶‧玻岱 Pierre Beaudet　譯■林智貞 （2013.2.22《新國際》）   過去10年來，世界經濟的國際化已經改變了許多社會與國家之結構與治理的方式，同時也造成了時間與空間的壓縮現象，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全球化」。 本文將聚焦於上述變化對發展與合作帶來的衝擊，尤其是「全球之北」（Global North）與「全球之南」（Global South）之間的關係。第一部分簡短地探討在新經濟、社會與政治脈絡中各國整合的過程（亦即「全球化」），第二部分則檢視晚近「全球之南」各國間浮現的新模式。希望透過觀察，可以對近年國際合作中逐漸浮上檯面的新趨勢有初步的結論。

美國的無產階級之謎（下） ■皮埃爾．博岱Pierre Beaudet （2012.11.23《新國際》）   儘管出現了新的工會鬥士，經濟也進入了繁榮期，但資方仍然具有很強的抵抗力。自80年代開始的破壞工會主義行動產生了長期作用：管理層知道他們能夠對付工會，甚至不要工會也可以。政府也加強法律機制，以「取消」現有工會（即撤銷他們的合法證明），並防止新工會的成立。這使工會組織者的任務更加複雜。大型企業，甚至包括那些超大型企業公開宣稱他們不會容忍工會。比如，2002年營業收入比通用電氣還高的世界零售巨頭沃爾瑪就是一例。

從兩極分化的社會脫困－－歐巴馬勝選的理由 ■胡祖庶（寄自德國法蘭克福） （2012.11.9《新國際》）   2008年，歐巴馬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帶有非裔血統的民主黨候選人參加大選，擊敗共和黨對手馬侃而成為美國第44任總統。 在他4年執政期間，面對美國80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他出色地挽狂瀾於既倒，使美國從一場因小布希而染上的「懼恐－好戰－嗜次貸－卯吃寅糧綜合症」中逐漸康復，尤其在撤軍、反恐、醫保改革、教育改革、金融監管改革、救援面臨倒閉的汽車工業與大型金融機構、促進國際多邊會談合作方面有不凡的政績。

查維斯的南半球，左翼的全球──對「另一種出路」的渴望 ■鄭至陽 （2012.11.9《新國際》）   在美國，先是金融風暴，接著「占領華爾街」。 在歐洲，債務危機爆發於前，爾後冒出群眾示威的接力。

聯合國與世界和平任務 ■紀耳伯．阿胥喀（Gilbert Achcar） （2009.9.25《新國際》）   【編按】聯合國第64屆大會9月24日揭開序幕。聯合國的最高宗旨是締造世界和平，然則，上個世紀人類經歷了三次真正世界規模的戰爭。前兩次是所謂的世界大戰，第三次是冷戰，不僅是世界性的，其規模甚至更為龐大。冷戰於上個世紀末進入尾聲，然則，冷戰真的結束了嗎？全球性的衝突真的不再爆發嗎？隨著新世紀的到來，聯合國是否足以承擔全球安全體系的重新組建的協調者角色？我們拭目以待。 整個20世紀，人們付出極大的努力來消除世界衝突對人類的永久威脅。每一次世界大戰都帶來了浩劫，讓世界大國的領袖決心創立共同安全體系，避免災難再次發生。1914年至1918年的戰爭，促使1919年第一個國際政府間組織的誕生——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該組織由時任美國總統的伍德魯．威爾遜（Woodrow Wilson）發起，其基本原則是保障共同安全。然而，國聯無法完成其使命：首先是由於美國國會的「孤立主義」，美國國會拒絕加入這個新組織，失敗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國聯組織結構的癱瘓。其實，聯盟失敗的首要原因是因為必須遵守《凡爾賽和平條約》（the Versailles Peace Treaty）的規定。作為戰敗國的德國所承受的政治屈辱和沉重的經濟壓力，使德國在戰後處於大蕭條，並直接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