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紙彈」：美國宣傳機構在香港主辦中文書刊研究
◎翟韜
（本文來源：微信公共號《美國史探討》【美國對外公共宣傳與公共外交史專題】）
【編按：美國對外宣傳史隸屬於美國外交關係史的分支，研究對象是美國對外宣傳的政策，策略與背後的意識形態。而不同時期的對華外交政策中，美國政府根據變化的國際形勢和國家利益，不斷地調試宣傳的重點，構建適應時代需求的國家形象。其中，以美國在香港的佈局最值得關注。香港距離中國大陸地理位置最近，可以獲取中國的最新資訊；香港具備大陸以外最豐富的傳媒資源，對大陸以外華人圈擁有巨大影響力，美方可以依託這種資源製作中文漢語宣傳材料；此外，香港還擁有龐大的大陸赴港「流亡者」群體，不僅可以作為宣傳主題來「推廣」，且這一群體還是美方可以利用的傳媒人才資源。何況，自1950年代以來，在香港各國非政府的反共組織雲集，美方可以依託和利用其開展冷戰宣傳並深入民間布局。近兩年來，香港反中仇中意識乍然高漲，回顧華盛頓當局自冷戰期間以來在香港的文化滲透、人員的吸收以及文宣堡壘之建構，或許更可以了解香港社會流變之肇因。】
對於冷戰時期美國對外宣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宣傳政策及其實施情況，這方面研究成果最多。其次，關於宣傳主題和內容也有一些論著出現。近年來，對於宣傳目標如何轉化為宣傳主題、宣傳政策如何轉換為宣傳文本的中間環節——尤其是宣傳媒介的研究漸為學界注意，尤其是書刊研究成為研究熱點。而就冷戰時期美國對華宣傳研究而言，大體也是如此。本文將考察美國對華宣傳的主要媒介——文字出版物（書刊）及其文本生產過程，以彌補不足、推進相關研究。
一、美國對華宣傳的重點人群與媒介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由於意識形態上的敵對和冷戰戰略需要，美國政府對大中華區展開了以詆毀新中國、促進臺灣國民黨政權聲譽、正面宣傳美國為主要目標和主題的宣傳和意識形態心理戰運動。美國宣傳部門以駐香港和臺北的新聞處為主、駐東南亞各國新聞處為輔，運用廣播、書刊、電影、新聞、展覽、文化外交、教育交流等多種媒介和形式，對東南亞、港澳、臺灣和中國大陸的華人展開了聲勢浩大的宣傳攻勢。這場運動最核心的部分是1950年代這十年之間，以香港（美國新聞處）為基地、針對東南亞華人、主要運用文字出版物（書刊）媒介的宣傳活動。
美方之所以以香港為中心開展對華宣傳活動，主要是因為它具備幾方面的優勢：香港距離中國大陸地理位置最近，可以獲取新中國的最新資訊；香港具備大陸以外最豐富的傳媒資源，對大陸以外華人圈擁有巨大影響力，美方可以依託這種資源製作中文漢語宣傳材料；香港還擁有龐大的大陸赴港“流亡者”群體，這不僅可以作為宣傳主題來“推廣”，且這一群體還是美方可以利用的傳媒人才資源；在香港各國非政府的反共組織雲集，美方可以依託和利用其開展宣傳活動。美國駐港新聞處和其他分支部門積極利用這些優勢，香港於是在1949年之後迅速成為了美國輻射整個大中華區的宣傳和心理戰中心和基地。主要宣傳政策的制訂和宣傳材料的生產，都由香港美新處主導。美方把東南亞華人作為主要宣傳對象則是因為，1949年之後美國媒介很難滲透進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華人人數相對又較少，同時美國政府極為擔心東南亞華人群體成為“紅色中國”在東南亞“擴張”的“第五縱隊”，於是當時已逾千萬之眾的東南亞華人成為了1950年代美國對華宣傳最主要的針對對象。
香港美國新聞處依託傳媒資源在港主辦有多種中文漢語宣傳媒介，除了刊物、書籍等文字出版物之外，還有廣播、電影、展覽等視聽媒介，還為其他媒體提供新聞和消息。其中新聞服務、電影、廣播由於一些原因不是重點運用的媒介，作用比較小。新聞服務在1949年之前非常重要，但是在之後卻逐漸被“邊緣化”了。由於1945—1949年間美國在華通訊網路能夠較少受戰爭影響，美新處系統能為其他媒體大量提供新聞和消息，因而新聞服務在彼時美國對華宣傳媒介中是最為重要的形式。但1949年之後香港的傳媒環境大異於內地，那裡民間傳媒業極為發達，不太需要美國宣傳部門提供新聞，所以新聞服務並非當時美國對華宣傳的重點媒介。電影在香港美新處運用的媒介當中也不是重點。一方面，美國宣傳部門在這方面投入嚴重不足，因為專門製作適合華人口味的原創性的影片費時、費力、費錢。另一方面，美國對東南亞華人的宣傳主要針對的人群重心不在大眾，而電影受眾主要被定位在不通過閱讀文字即可接受宣傳的低識字率人群，所以也就不作為主要的媒介而投入過多了。廣播媒介也遠不如文字出版物重要，這是由於美方宣傳最主要的廣播媒介——“美國之音”（VOA）並非香港美新處直轄，因而投入有限，另外也是由於廣播主要針對低識字率人群，而這並非是對華僑宣傳中重點針對的對象。
而以刊物和書籍為主的文字出版物，則是香港美新處的重點媒介。香港美新處用在這兩類文字出版物上的費用占到其針對東南亞華僑宣傳經費的絕大部分。如在1955、1956年的時候，香港方面就大約有一半的經費和精力都用在為東南亞華僑華人生產製作文字出版物的工作上，到了1957、1958年，僅僅是《今日世界》等主要針對華僑的刊物就用去業務經費的46.6%，占全網站經費近四分之一。再如，以1959年的情況為例，刊物占總經費比例是32.6%，“書籍專案”占14%，這兩者的經費額度分別位元列香港網站媒介支出經費數額的前兩名。在1950—1962美國最著力對東南亞華人宣傳的十幾年中，經費比例差不多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美國針對華僑宣傳活動中如此注重文字出版物這種媒介，主要是由於宣傳對象——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和媒體人群體的性質和特點所決定的。美國針對東南亞華人宣傳目標人群（target group）的設定，一開始是有商人、知識份子和學生、勞工這三大類，但是美方評估，教師和學生這個群體總體上是“親共”的，是新中國宣傳的主要目標，而且是中國共產黨“滲透”東南亞的主要工具（principal wedges），所以美方的宣傳工作就漸漸地轉向了以教師和學生為主。後來到1953年修訂宣傳計畫的時候，香港方面又根據實際情況增加了東南亞中文“媒體人”這個目標，原因是這個群體是可以影響和塑造整個東南亞華人的輿論（opinion molder）。後來在實際的宣傳過程中，美方基本就以青年學生（中學生和大學生）、知識份子和教育工作者（以大學教師為主）、媒體人這三部分人群為主要宣傳物件，在這其中高中生和大學生為主的青年學生是重中之重；在宣傳計畫中商人和勞工群體就不再作為宣傳對象出現了，美方希望指望由主要宣傳對象來影響他們。
以上青年學生、知識份子和媒體人這三部分人群有一定交叉，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是受到過相對完備的教育、具備一定思想和知識層次，這就直接決定了美方宣傳重點所採取的媒介形式是什麼。在美方宣傳機構的工作習慣當中，一般採取廣播、電影等媒介針對文盲和受教育不多的人群（勞工等），而文字出版物主要用來對受教育程度相對高的人群展開宣傳。而且，美國對華僑的宣傳很大程度上是要推廣理念、塑造觀念，而不是簡簡單單陳述事實和新聞，諸如向華僑宣揚美國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從學理上敗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借用傳統的“華夷之辨”這種偽文化民族主義“理論”來動員華僑對於國共兩黨的好惡等等，都是這種塑造理念的宣傳特徵的體現；而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也恰是執著于理想信念的群體，對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問題遠比其它人群更敏感和更感興趣，所以採用文字出版物當然要比廣播和電影等媒介更加適合闡述話題和塑造觀念。
因此，美國宣傳部門在香港投入了巨大的經費和力量主辦中文文字出版物。由美方直接和間接策劃、主辦和資助的書籍與刊物種類繁多、銷量巨大、傳播廣泛、影響深遠，已經成為東亞冷戰中蔚為壯觀、不可忽視的政治和傳媒現象。而這些書籍和刊物雜誌也超出了其文化傳媒載體原本的職能，為美方所用，成為了名符其實的擴展話語霸權、操縱觀念、適應政治需要的“冷戰紙彈”。
二、以《今日世界》為代表的刊物
美國在港主辦的報刊雜誌類媒介當中最重要的就是《今日世界》雜誌，是1949年之後美國對華宣傳的“旗艦”媒介。這份刊物1952年由香港美新處創刊，1980年停刊；1952—1972年期間是半月刊，1972年之後改為月刊，總共發行598期；1952—1957年期間是以“美國新聞處”名義刊行，之後改為以隱蔽的方式，以商業出版機構“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名義發行直至停刊。《今日世界》是美國針對整個華人世界的宣傳刊物，在東南亞、港澳臺和在全世界華人圈子中均有流通，是冷戰前期中國大陸以外發行量最大的中文雜誌，在1950、1960年代的時候每期發行十幾萬份，一年下來累計發行量可達200—300萬份，在大陸以外的華人世界擁有巨大影響力。這份刊物是香港美新處在冷戰前期資金和人力重點投入的媒體，香港美新處應用的媒介形式不下十種，自身主辦媒介和牽涉的民間媒介有上百個，可在1950、1960年代每年總活動經費有四分之一要投入到這份刊物上。
《今日世界》的前身是《今日美國》（America Today）月刊，從1949年10月開始出版，到1952年4月左右停刊，大約共出版了60期左右。該刊物由美國駐華新聞處（USIS-China）在中國大陸時創刊，新聞處離開大陸遷到香港之後繼續發行，每期能夠達到10萬冊左右的散發量。從名稱就可以看出，《今日美國》主要以正面宣傳美國（“揚美”）宣傳為主，也有一定的“反蘇”的內容，但很少直接涉及亞洲和中國的話題。這與這份刊物的組稿方式有關係，刊物所用的新聞、專論和圖片素材基本上也是由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部門提供，絕大部分內容是美國根據對歐洲宣傳的要求所設計的，香港美新處把這些材料翻譯為中文之後編輯成刊物。但面對日益緊張的亞洲冷戰局勢，這份刊物就顯得非常“不合時宜”了。香港美新處自己都評價說，《今日美國》以正面宣傳美國為主，而且主要是編譯國務院和美國媒體的材料，這樣使得它更像是一份翻譯成中文的美國刊物，而不能很有效進行“宣傳”（propaganda）。
在東亞冷戰日趨激烈的背景下，香港美新處大幅調整了刊物編輯的政策，採取了“本土化”的編輯方針。首先是宣傳話題和刊物定位的“本土化”，美新處把《今日美國》改為了《今日世界》，這就說明該刊物已經從主要宣傳美國自身轉向了更多介紹世界其他國家地區的動態。實際上雖然名稱叫“世界”，但是該刊物自1952年創刊之後絕大部分內容是關於華人世界和亞洲局勢的“本土”話題。
題材和內容的“本土化”有賴於刊物編輯方式和編輯隊伍的“本土化”。香港美新處早就發現國務院提供的宣傳素材主要涉及歐洲的話題、太過偏重於歐洲人的口味，對在華人區進行宣傳幫助不大，所以呼籲國務院要“歐亞平衡”，另外要少一些統一宣傳話題的硬性規定，給香港美新處以更多的自主權。國務院相關業務部門確也做過一些改進，但是更多地開發和利用“本土資源”的工作還得是由香港方面自己來做。香港美新處擁有幾十名中國雇員，這本身就一個規模不小的中文編輯團隊，而且新聞處還在香港“流亡者”群體中動員了一大批“簽約寫手”（contract writer），來直接用中文對華人世界的話題和亞洲局勢進行專門的編譯和創作，內容涉及新聞報導、深度評論、文學創作、圖片和漫畫製作等多方面。這樣一來，除了“揚美”宣傳的材料還是統一由國務院提供之外，香港美新處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宣傳素材和編輯方式的“本土化”。新聞處也自我評價到，《今日世界》已經成為一份由中國人編輯寫作、給中國人看的刊物了，這份刊物越來越“中國化”了（more Chinese type）。
美方在《今日世界》的可讀性和娛樂性方面也下了相當大的功夫，把它辦成了一份極為“吸引眼球”的刊物。《今日世界》中圖片占的比率相當高，據稱美新處一開始設計的是該刊物要80%以上都是圖片，文字僅占20%，雖然後來圖片比例並未如此之高，但每期都有80張左右的圖片，很像是一份畫報。另外就是刊物的裝幀風格具有中國文化特色和娛樂性，雜誌封面經常是登載中國傳統藝術（如國畫）的圖片，到了春節前後刊物封面還會裝幀為大紅色和刊登節日圖片來突出喜慶氣氛，當然封面用的最多的還是電影女明星的大幅照片，像是紅極一時的李麗華、林黛、樂蒂、尤敏等，甚至當時剛剛嶄露頭角的鄭佩佩都經常作為封面女郎出現。而且《今日世界》每期的封面和封底會有四幅彩頁，有時刊物中間還會有若干彩頁，專門登載中國藝術品的彩色照片。《今日世界》在欄目設置上也比較廣泛和均衡。香港美新處自己形容《今日世界》是一款綜合性刊物（general interest），題材主要集中在科學、時事及其背景、新聞圖片、“揚美”、臺灣“進步”的資訊、運動、電影、“自由世界華人”的成就、中國文化、小說、學生文章、讀者來信、猜謎等。總的來看，這份刊物是一個時政類雜誌，兼顧文化和娛樂資訊，的確是照顧了華人方方面面的口味。
1953年上半年，香港美新處與台北美新處達成協議，此後《今日世界》上關於臺灣和國民黨政權的稿件和圖片均由臺北方面提供，每期都會為臺北方面預留一定版面，任何未經台北美新處批准、關於“自由中國”的稿件都不得在該刊物登載，以防止損害美台關係。港臺美新處一方面通過這種做法有效地協調了雙方的宣傳立場和口徑，另一方面臺北方面的用意也是為了增加臺灣民眾對《今日世界》關注和更好地向東南亞華人群體宣傳臺灣的消息。此後台北美新處一再增加對《今日世界》的投稿量，尤其是在1961年台北美新處基本不再專門進行東南亞華人宣傳活動之後，更是又把對該雜誌提供的材料和圖片數量增加了一倍，在1961年的時候，台北美新處所提供的臺灣方面的資訊已經占到《今日世界》總內容的四分之一了。這樣一來，《今日世界》就成為了主要報導香港和臺灣、兼顧海外華人資訊的刊物，這便比較全面地涉及到了大陸以外主要華人居住區的動態。
正是因為《今日世界》更多地實現了“本土化”的編輯方針，可讀性和娛樂性較強，欄目設置均衡，同時題材涉及主要華人居住區的話題，因而該刊物甫一面世就成為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中文刊物，而且據稱流通範圍遍佈全世界任何華人居住的地方，即便後來沒能守住“世界第一”，也是長時間雄踞大陸之外發行量最大的中文刊物的位置。美方宣傳部門自己也總結了《今日世界》如此受歡迎的原因，認為主要還是由辦刊的高品質決定的，具體說來就是：第一，完全的“中國式”的刊物風格，符合華人欣賞習慣；第二，材料有趣、可讀性強；第三，圖片和文字均十分豐富，《今日世界》每期有5萬字和80張圖片，不僅圖片極為豐富，就文字信息量來說也在美國主辦的各種刊物中居領先地位。
擁有以上這些優勢，所以《今日世界》在對其最主要目標群體——22歲以下青年學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今日世界》發行僅一年之後，其作為一個反共刊物就擁有了比較大的名氣，而且有證據表明青年學生群體已經相當程度上接受了這份刊物。刊物舉辦了“學生園地”欄目，開始登載學生讀者的文章，每週就能收到幾百封學生的投稿信件。該刊物一直在華人學生群體中擁有超高人氣，到1950年代末，香港美新處又做了一次調查，據稱每週《今日世界》讀者來信數量達到2000封，其中有200封左右是學生讀者的投稿信，美新處評估稱這部分學生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該雜誌的塑造”。香港方面注意到這份刊物對學校教育很有幫助，很多華人學校把其作為了教學材料，因而才具有了如此廣泛的影響力。台北美新處還專門對在臺灣接受中學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東南亞華僑學生中做過調查，結果顯示是他們幾乎全部閱讀過《今日世界》該雜誌5年以上，而且到臺灣之後還繼續保持這種閱讀習慣，台北美新處認為這證明東南亞華僑學生已經成了《今日世界》的“一個固定的讀者群體”（regular reading group）了。華僑學生大都十分喜歡這份刊物，原因也和香港方面的結論一樣，消息時新、材料有趣，而且對學習有幫助。
各個東南亞新聞處網站回饋的資訊也證明了《今日世界》的效果。據稱泰國曼谷的華僑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讀過《今日世界》，泰國南部的華僑則是每兩人中就有一人讀過此刊物。據稱一些馬來西亞的華人讀者還因為閱讀《今日世界》而還被當地共產黨威脅過。臺灣一家聾啞學校、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等社會機構還來信請求重印《今日世界》上的文章，一位臺灣作家還想把一篇文章改變成劇本。香港美國新聞處在全世界輿論進行反中共宣傳的“中國報導專案”和台北美新處在全世界輿論促進臺灣聲譽的“臺灣報導專案”也都使用《今日世界》中的文章報導作為素材。《今日世界》還促進了美國主辦的事業，比如其對1962年西雅圖世界博覽會進行了大幅報導，促進了華人讀者對該世博會的瞭解，這得到了主辦方的大加讚揚。《今日世界》還成為了美新處“書籍項目”比較倚重的廣告媒介，香港和臺北主持出版的原創或翻譯的書籍很多都在雜誌上登載書評，以擴大影響。而且遠到歐洲的巴黎、波恩，拉丁美洲的哈瓦那、聖保羅都有訂閱《今日世界》的讀者。因而美方認為該刊物不僅對美國針對東南亞華人的宣傳有用，而且對全球華人都有影響力，能夠覆蓋2600萬華人之眾（其中1200萬東南亞華人、1100萬臺灣人、300萬香港人和零星其他地區的華人）。
《今日世界》的發行工作同樣值得一提，其中反映了美國對外宣傳的某些重要技巧和思路。《今日世界》（包括《今日美國》）剛創刊發行的時候，也和大多數美國宣傳品一樣是免費發放的，但這樣會出現很多浪費的情況，據說有的香港報刊零售商免費得到《今日世界》之後直接賣廢紙獲小利；比起這種極端的例子，其實最嚴重的是無效散發，很難保證散發出去的刊物就能準確到達迫切想要閱讀的人手中。後來香港美新處積極做出改變，一部分刊物開始採取商業售賣的方式發行，即以成本價把雜誌銷售給報刊零售商，促進其在在市場上售賣賺取利潤；只給一部分學校和勞工團體免費發放《今日世界》，每期限免費贈閱5冊，有一部分可以免費得到該刊物的個人用戶則也是每年象徵性地收費4美元，總之就是不讓讀者輕易不付任何代價就能得到美方宣傳品。香港美新處認為這樣操作可以增加刊物的流通性（popularity），即增加該雜誌的受眾接觸面，因為香港美新處自己的發售或散發管道畢竟有限，商業銷售的方式會因為有利可圖而被散發到更多的角落、觸及更多的人群。另外一個好處就是使得《今日世界》更具“宣傳價值”（propaganda value），美新處知道“上趕著不是買賣”，主動、免費的“硬推銷”（hard selling）反而會適得其反，而把《今日世界》按照純粹的商業雜誌那樣行銷，讀者主動購買閱讀。這當然是“願者上鉤”最高的宣傳“境界”。
因而，商業銷售逐漸成為《今日世界》雜誌的主要發行模式。在1953年之前，有償銷售的刊物占到《今日世界》發行總量的三分之一，這部分主要集中在向港臺人群散發的期刊上，另外三分之二還是基本免費散發給東南亞的華人學校和其他機構。面對和港臺的純商業中文雜誌的競爭，《今日世界》絲毫不落下風，幾萬期基本上是一售而空，體現出了較強的商業潛力。到了50年代中期《今日世界》就已經有三分之二的數量都由商業銷售的形式發行了，後來到了1960年的時候商業售賣的比例達到了75%。在臺灣的發行狀況更是異常“火爆”，《今日世界》通過臺灣的600家書店、書攤組成的零售系統廣泛傳播，最高紀錄一期賣出55300冊。據稱仍是在供不應求，居然還出現過漲價銷售和黑市銷售的情況（sold at a markup, black-market style）。
《今日世界》無論就其發行量、受歡迎程度還是宣傳技巧均是美國對外宣傳“現象級”的媒介，當然作為一份官辦宣傳刊物，其辦刊方針高度地體現了美方的宣傳政策，因而更是實現美國對東南亞華人（乃至整個華人世界）宣傳目標的最主要載體和最重要的宣傳工具（tool）。台北美新處也是多次表示“嚴重依賴”該刊物，該刊物是“最重要的媒介”，對在臺灣學習的東南亞華僑學生宣傳方面“最有效”，以至於1960年之後成了臺灣方面觸及海外華人的“唯一手段”。
三、“書籍項目”
香港美新處的“書籍翻譯項目”（Book Translation Program）在1951年正式開始運作，與《今日世界》面向全體大陸以外華人不同，這個項目主要是針對東南亞華僑華人的。在這個專案之下共有三部分活動：第一個是書籍翻譯（translations），把在美國出版的英文書籍翻譯成中文出版發行，題材主要是“揚美”，極小一部分涉及“反蘇反共”的內容；第二部分則是聯繫香港本地作家按照美新處宣傳意圖進行創作，之後出版原創的中文書籍（local-written books），題材主要是關於中國大陸和“反中共”的話題；第三部分活動是在香港購買一些非美新處授意或組織出版、但又符合美國宣傳需要的、“獨立出版”的中文書籍（independently-published books）。以上三部分書籍得到之後，香港方面會把其通過各種管道散發到東南亞華人當中去。由於這個專案涉及的工作不僅是“書籍翻譯”，所以被稱為 “書籍專案”可能更合理。截止到1962年，香港美新處一共策劃出版中長篇作品373種（尚不算“獨立出版書籍”），發行數量也是比較多的，1955年之前的最高紀錄是年發行翻譯書籍和原創書籍30萬冊。
這三類活動中，第三類運作最為簡單，僅涉及發行領域，根據不同情況或免費發放或售賣即可。第一類和第二類活動則複雜得多，還涉及文本生產過程，這兩類活動也是整個項目的重點。第一類“書籍翻譯”的工作原則和流程大概是如下情況：首先由香港美新處得到想要翻譯的美國書籍的版權；然後美新處再找人把其翻譯成中文版本，並參照東南亞宣傳網站的需求確定印刷數量；之後美新處找到香港的某商業出版社簽訂協定出版這本書籍，並按規定的數量印刷，然後這些書籍全部由美新處以成本價買走，或售賣或免費發放；最後美新處會鼓勵出版社繼續印刷和發行該書籍、售賣以獲利，即使之真正成為商業行為。這個書籍的翻譯和面世的過程等於是完全都由美新處來操作，出版社只是提供一個商業上的“出版許可”並且負責印刷，書籍的選題、策劃、翻譯、發行全都不用參與；而且結果幾乎是只賺不賠，因為出版社實際上是免費獲得了一本美國書籍的中文版權，而且還有利潤空間，就是額外數量銷售所得的收益全部歸出版社所有，如果賣得不好，頂多也是就是損失印刷成本價。
但無論是購買現成書籍（第三類）還是翻譯書籍（第一類），都是從已經創作好的作品中取材，無論如何也不會找到百分之百適合美新處宣傳目標的作品。這就使得美新處花大力氣來開發第二種書籍——根據美新處的要求量身定做的原創中文書籍。
第二類的本地原創中文書籍的運作過程要比翻譯書籍還複雜一些，主要的工作要用在前期聯繫香港本地作家按照美新處宣傳目標和意圖專門創作方面，而這個過程恰恰是最典型地體現了美國宣傳從政策到文本的這樣一個核心的生產過程，而且也便於新聞處對出版全程進行“編輯控制”（full editorial control over the process）；一旦文本寫好，後面的聯繫出版、銷售的發行工作就和翻譯書籍工作流程基本一樣了。與翻譯的書籍工作主要涉及“揚美”話題非常不同的是，當地原創書籍主要是涉及中國大陸的話題，多以“反中共”為主要題材。
在1951年書籍專案開始運作的時候美新處就評估到：明顯是翻譯工作開展的比較好，但缺乏原創書籍的寫作和出版，美新處還是應該製作更多貼近本地形勢的書籍，應該鼓勵香港當地作家按照美方的宣傳目標和設計來創作。於是根據這種評估意見，在1953年香港美新處確定了原創書籍工作的重點——“反共小說”。考慮到香港本地作家群體大多是大陸赴港“流亡者”，美方覺得促進流亡者把其在大陸看到的“黑暗現實”和流亡經歷創作成小說（fictionalized），既能起到反共的作用，同時又可以增加可讀性。美新處之所以費盡心思想出用文學形式來反共，也是和宣傳物件密切相關的，因為當時顯示東南亞華人青年學生普遍對中共抱有好感，而且比較反感“簡單粗暴”的反共宣傳，對於從學理上批駁中共意識形態的作品也沒多大興趣，所以美新處才琢磨出這樣一種既輕鬆又隱蔽的宣傳方式。但是美新處當時也認識到，雖然向美新處投來稿件很多，但是水準高又符合美方目標的稿源卻又極少，他們認為當時中文小說界充斥著“垃圾”，所以美新處還要主動去尋找和鼓勵高水準作品的創作。
蜚聲海內外的華裔作家張愛玲的兩部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在香港美新處直接運作之下被“創作”出來的。張愛玲在1950年代初正好由大陸來港，生活拮据，為美新處翻譯和創作以度時艱。以《赤地之戀》為例，據當事人回憶，這本書由美新處直接擬好故事大綱：一個革命青年參加土改、三反運動和朝鮮戰爭的“三段式”，再由張愛玲操刀創作的，張寫完之後交稿，美新處又讓其他作者補充了兩章，也未經張愛玲同意便出版了。時任香港美新處主任理查·麥卡錫（Richard M. McCarthy）稱《秧歌》為“美新處的產兒”（USIS Baby），而《赤地之戀》一書甚至直接擔負起了美國宣傳機構恐嚇華僑學生赴大陸求學的“政治任務”。當然不只是張愛玲，在美新處周圍聚集了一大批流亡反共作家，美新處和他（她）們各取所需，創作出蔚為壯觀的一批反共小說文本。
這種反共小說漸漸成為美新處極為倚重的一種宣傳媒介，不僅成為了原創類書籍的主要形式，而且發行數量也超過翻譯書籍的部分，成為整個“書籍項目”的“主力”。張愛玲的兩部反共小說在1953年醞釀、1954年出版和連載，極大地促進了原創中文書籍的運作。在1953年年中之前，原創書籍只出版了區區3種，而到了1955年的時候已經出版了49種。1955年之後，美方的原創書籍策劃出版工作重心轉到了中短篇小說（即《故事畫報》，詳見下文）上去了，長篇原創書籍雖然沒有1953—1955年這段時間出版的多，但也有一些作品問世。一般都是每年有10幾本備選，最後出版4—5種。其中比較暢銷的是《半年東方，半年西方》，還出到了第二版。大致算下來，十年年間原創中文中長篇書籍大致有7、80種之多。在1960年之後這種形式就很少再出版了。
反共小說創作出版的“最高潮”是香港美新處在1955年推出的一個新的宣傳形式——《故事畫報》（Story Papers），這種刊物從外表看是配彩色插圖的通俗小報，內容主要是香港作家原創的中、短篇反共小說，還有一小部分內容是和宣傳沒有直接關係的文學作品。這種小報和原創書籍、翻譯書籍一樣，也是通過和香港本地出版社簽訂合約的形式出版。第一批5期的《故事畫報》在1955年出版並散發到東南亞，由於要增加可信度和吸引讀者，所以美新處在組稿的時候故意沒有安排任何涉及政治性話題的作品。結果《故事畫報》一面世就異常的“火爆”，此後每年都能出版24—26期（以半月刊形式出版），最高紀錄一期能賣到10萬份以上，而且40%都是經商業管道銷售。在1960年的時候《故事畫報》改為月刊，每年12期。到了1961年10月的時候，香港美新處覺得這種形式已經過了“全盛期”，於是停止了與商業出版社合作出版和銷售《故事畫報》的活動，果然除了馬尼拉美新處之外其他網站沒有過多異議。從1955年開始到1961年結束，《故事畫報》一共發行了近100種，總發行量達700萬冊以上。
香港美新處本來認為，自己停止以成本價購買一定數量的《故事畫報》之後，出版社就不會再繼續出版了。但過了一段時間卻驚喜地發現《故事畫報》卻沒有消失，仍以較小的版面在香港和臺灣市面上繼續出版、銷售和流通。這是美新處有意培養的宣傳書籍商業運作模式的結果。《故事畫報》的出版方式就是上述介紹過的出版社合約制，香港美新處給出版社提供反共小說稿源、簽約使之出版、並以成本價收購一定數量之後，商業出版社會繼續印刷銷售，賺的錢完全歸出版社所有。因而雖然《故事畫報》停止運作了，但只要有利可圖，出版社還會想盡辦法自己繼續出版發行。可以想見出版社本身也是能夠掌握一部分作者稿源的，有可能在原先和美新處合作的時候，出版社就幫助美新處尋找和策劃一部分《故事畫報》稿件。因而小報得以繼續出版發行。通過這個小事例，可見美方書籍項目高超的隱蔽宣傳技巧，通過鼓勵商業發行的辦法把宣傳品包裝、“洗白”成文學商品。
“書籍項目”有著超越美方具體宣傳目標額外的效果，就是促進了香港“反共傳媒業”的發展。在“書籍專案”開始一年多之後，美新處評估到，一年半以前在香港出版業中的“親共力量”還沒有對手，而正是靠著美方一批翻譯書籍的合同扶植起了一批反共出版社，得以抗衡親共勢力。美方還判斷說，香港能夠比較有效地運作起來的反共出版社都是由美國資助的，比如友聯出版社、自由陣線出版社、亞洲出版社等等，相反，與美國不相干、又持有反共立場的出版機構也就是勉強維持。比如1959年香港美新處做預算，其中專門有19萬美元（包括非政府組織資助的費用在內）作為出版資金投入到香港傳媒業中去。當然美新處投的這些錢都只限於“啟動資金”部分，如果算上各個出版社額外商業銷售美新處書籍的利潤，那麼這種“資助額度”還是相當可觀的。
另外書籍項目還直接促進了反共作家和傳媒人群體的壯大。對東南亞華人擁有巨大影響力的香港本地媒體人群體本身便是香港美新處的宣傳物件，而且美方也明確表示要“通過商業合同支持香港作家、編輯和出版商。要給這些非共媒體人提供援助和支援，來抵抗中共影響”。比如1959年的預算當中，美新處準備了2萬美元來付給反共作家作為稿費，另外還有2.8萬美元專門資助反共媒體人生計，以防其“倒向”共產黨。張愛玲等“流亡知識份子”也正是依靠著美國政府的資助才能生存的。
對香港傳媒業和傳媒人給予的巨大經濟資助，也使得美國宣傳機構獲得了相應的政治影響力。美新處認為香港和臺灣的“反共傳媒業”在1950年代初漸漸發展了起來，對於報導中國大陸的情況和研究反駁共產主義理論方面給予了特別的關注，美國宣傳機構正是這個趨勢和潮流背後最重要的啟動力量和推動力之一（impetus）。而美新處“導向性作用”也促進了香港出版業的出版水準和選書眼光。1953年美國新聞處開始策劃醞釀“反共小說”的時候，各種稿件雪片飛來，宣傳官員們認為香港美新處已經成為了香港作家從事反共鬥爭的力量源泉（a source of encouragement）和中心（center）。還有證據顯示香港美新處也會對出版社的這部分收益做出一定的干預，美新處曾經和一些關係密切的出版社達成協議，促使其把25%的利潤作為出版資金，來出版美新處圈定的書籍。
當然單單香港美新處一家機構力量和資金是有限的，它還動員了各種“社會”力量來合作推進書籍專案、促進反共傳媒業的發展。尤其以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更名之前為“自由亞洲委員會”，Committee on Free Asia）、“援助中國流亡知識份子組織”（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這幾個在港美國准政府組織最為活躍。這兩個組織和美國政府以及美新處關係極為密切，一開始都想利用自身的資金和資源在港出版“反共”和“揚美”方面的書籍，促進美國在香港以及東南亞華僑的宣傳目標。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轉向發行行業（開辦書店等）來促進相關書籍的銷售，也給香港美新處提供直接的資金支援，美新處資助反共作家和傳媒人的很多費用就來自這些組織，而它們和美國政府的關係則嚴格保密。
結語
雖然書籍和雜誌刊物都屬於文字出版物，均屬於美國針對東南亞華人的重點媒介，但是兩者之間還是有區別的。根據傳媒學和美國宣傳部門的區分，媒介一般分為“快媒介”和“慢媒介”兩種。一般而言，快媒介針對大眾，形式主要是廣播、電影、新聞時政類的報刊等，“快”一方面指時效性，媒介產品生產速度快，另一方面也指受眾接受速度快、宣傳結果見效快。慢媒介則針對精英，形式主要是圖書（館）和文化教育交流，“慢”則指的是傳媒產品生產速度慢，如書籍一般篇幅較長而更新週期也長，這樣受眾接受速度就慢，宣傳和傳播效果就慢（教育交流更是如此）。美國對華宣傳中，“書籍項目”主要針對東南亞華人中“最高層次”的人群（top layer）——知識份子和教育工作者，是一種需要長時間（long-moving）的閱讀才能見效果的宣傳手段，屬於慢媒介無疑；而《今日世界》等雜誌針對的主要是青年學生，儘管學生和“大眾”並不完全是一回事，但相對于知識份子和教育工作者來說，學生顯然人數更眾、文化水準更低，而且正是由於面向“小眾”書籍的流通數量也遠遜於雜誌銷量。加之新聞時政類雜誌的“文化速食”的性質，追求時效性，因而從書和刊兩種媒介比較的意義上而言，可以姑且認為本文涉及的書籍是慢媒介，而刊物則屬於快媒介。
在1950年代美國對華宣傳中，這一書一刊、一慢一快兩種媒介呈現某種“合流”的趨勢。一方面，慢媒介書籍“放下身段”，向快媒介靠攏。我們看到書籍項目中，出現了反共小說、甚至《故事畫報》的新形式和新趨向。這種設計意圖就是把書籍這種慢媒介“速食化”處理，通過輕鬆吸引人的方式來講道理、改變觀念。而在另一方面，刊物也在竭力提高檔次，向慢媒介借鑒其長處。如《今日世界》上登載了大量有學理性的、關乎價值觀念的長篇文章，像是從哲學上論證美國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優越性，從政治學的角度說明美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從邏輯上反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用偽文化民族主義（“中華正統和外來政權”）話題來引導華僑對國共兩黨性質做“理性思考”、煽動華僑的好惡情感等等，都是一種為快媒介增加內涵深度，把“速食”做成“慢（正）餐”的思路。因而我們就看到了書刊這兩種快、慢媒介合流的趨勢——一份有內涵有深度的雜誌《今日世界》和一批閱讀起來輕鬆語愉快、故事性強的書籍。
這種合流趨勢的自有其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宣傳工作的性質，美國對外宣傳的媒介當中生產速度快、讀者閱讀快、見效快的報刊雜誌、廣播等“快媒體”屬於主流媒介，這是由宣傳工作要求要短時間吸引眼球、改變人的看法這一性質決定的。另一方面，美國對東南亞華人宣傳中的主要對象是受過教育的精英，相比起大眾來，顯然書籍這一典型的“慢媒介”發揮空間的作用更大，因為花費更長時間創作的書籍講道理更透徹，讀者也是經過靜心沉思這個相對長時間的閱讀過程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或改變觀念。正是要兼顧這兩種目標，因而有了這種合流趨勢。另外，合流趨勢也是由美國宣傳最重要物件——青年學生的認知特點決定的。美方評估，青年學生比較容易受共產主義影響，美國宣傳部門必須依靠與共產主義針鋒相對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來“消除影響”。他們文化程度高低適中，不太能接受枯燥理論，但又有一定文化和知識，宣傳材料程度太膚淺了也行不通。所以快慢媒介結合的時政雜誌與反共小說正適合他們的認知特點。
除了書和刊這兩種媒介合流的趨勢之外，如果我們用比較的視野，觀察美國對各個地區宣傳的不同特點，會有更大的發現。美國對東南亞華人的宣傳，主要是針對受過教育的精英人群、著眼于長時段塑造觀念，重點採取文字出版物的形式。這與美國針對西歐盟友國家的宣傳特點大為不同，美方對西歐國家宣傳主要針對大眾階層，以廣播、電影、展覽等視聽快媒介為主。這是由於西歐國家多採取選舉制度，通過宣傳影響民意會對這些國家政治精英決策產生相應影響。另外，美國對華僑的宣傳與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宣傳手段也非常不同，美國針對蘇聯和東歐的心理宣傳戰也是主要針對大眾，重點採取廣播的形式。這是因為在冷戰初期其他媒介根本滲透不進去歐洲社會主義陣營，所以美方只能重點採取廣播的形式。而且美國決策者也是寄希望影響民眾來影響高層——大眾“起義”顛覆共產黨政權。這在本質上和對西歐“從下到上”的宣傳思路是一樣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真正的“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
而美國對華僑的宣傳相反是採取影響精英來改變和塑造大眾民意的路線，是一種“從上到下”宣傳思路。推而廣之，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宣傳的策略和針對物件也是正這個特點（華僑群體居住的東南亞新成立國家在更大意義上當然屬於“第三世界”）。有學者就曾論述過，由於精英在非民主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影響更大，所以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宣傳的時候更重視精英而非大眾。而根據對精英的認知特點，美方宣傳則著眼於塑造觀念（ideational integration）、培養長期的知識傾向（long-term intellectual and attitudinal developments）、建立當地與西方的知識與文化的紐帶，言即不能光“擺事實”更應重視“講道理”，要聚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理想信念的話題，注重學理性。這樣的話，顯然文字出版物在對第三世界宣傳中更為重要、應該佔有突出位置。由此可以看出美國對第三世界國家宣傳饒有意味的獨特性，也能夠加深我們對美國對外宣傳的策略和手段的認識。
作者：翟韜，1978年生，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美國對外關係史、中美關係史、社會科學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