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孫訥

*本文原刊於香港明報筆陣，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 2026年1月 社會主義的理念和理想，可說是與資本主義五六百年的歷史共生、共同演化，每到資本主義陷入危機年代，社會主義作為替代前景總有強大的感召力，今日世界或許也是來到這麽一個關口。 社會主義的感召力不僅在於其理想或道德，更在於其物質性，有個說法是「價值能夠實現，必須先得有它得以實現的物質條件」，純粹從價值出發要求現實的是神學。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性質並非資本主義的否定，而是其超越。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其自我認定和自我勉勵是要既革命又科學，就更加是這個性質。然而這就導致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巨大張力。 ◎ 共同演化的社會主義實踐和理論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其性質而言是歷史理論，而不像西方主流新古典經濟學那樣自詡是跨歷史時空普適的理論。這就是說，政治經濟學的構建是以對歷史的抽象為基礎，是先有歷史然後才有理論。《資本論》及其相關論著的寫作，是着眼於已經存在的發展成熟的資本主義體系，以那個年代的英國政治經濟為代表經驗，從中抽象出它的基本元素，再進而構建關於它的運作邏輯、規律的理論。 這樣，關於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構建，就難免面對一個挑戰：社會主義迄今仍是處於實踐探索中，遠說不上形成了臻於成熟的體系形態，因此，理論構建必定是一種探索性的不斷的演化和修改補充的過程。換言之，歷史上的社會主義建設，並沒有成熟的理論作為其指引，有的是歷史與理論的共同演化。 歷史明確不過，作為起點的社會主義導向的革命，迄今都是成功於落後地區而失敗於發達國家，從而，發展問題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的挑戰。社會主義導向的後進發展，於是成為整個實踐的主題。蘇聯歷史70多年，東歐歷史近40年，中國已經快要80年的實踐，都是圍繞着應對這個挑戰展開的。 在它們的存續期間，蘇聯和東歐國家群體憑以應對發展問題的，主要是中央計劃加普遍化的國有企業體制，構成其獨特的經濟運作和發展模式。中國的實踐遠不止於此，而是充滿了多樣性、復雜性、探索性。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期間，中國先是試圖仿效蘇聯模式，然後自1960年代起逐漸形成自有其特色的集中加分散計劃、以及國有加集體部門的模式。然後進入改革開放年代，中國經濟一方面是策略性地融入世界市場，另一方面是形成計劃加市場、國有企業加各種非國有企業的混合模式，其探索過程在蘇聯陣營終結之後30多年仍在持續，為理論構建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經驗。 ◎ 社會主義導向後進發展的性質和表現 從後進發展的視角看，蘇聯和東歐經驗有成功也有失敗，總體上不容下最終結論，這是明確不過的。成功一面，是戰前蘇聯工業化的巨大成就，對發達資本主義的趕超；另外是戰後東歐國家群體在相當長一段期間的持續經濟增長，在1950-1975年期間的資本主義黃金年代其實也正是蘇聯東歐陣營的黃金年代。失敗一面，是在陣營解體之前近20年的發展表現，逐漸從停滯走向危機，最終是解體的災難。 中國的表現就遠比蘇聯和東歐清晰了。前30年經濟增長猶如其他後進發展經濟體的平均表現，基本上與發達國家持平，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則遠超任何其他國家，尤其是遠超其他具有可比性的大國。貫穿共和國近80年的整個歷程，工業化推進是核心特性，這為中國參與面向未來的科技-產業革命奠定基礎，繼續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群體的趨勢已經是明顯不過。 然而後進發展並不等於社會主義，毋寧說只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即，趕超成功既有可能導向發達資本主義，也有可能導向超越發達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前中國放棄仿效蘇聯模式，一方面是考慮到該模式在維持長期經濟發展上具有根本缺陷，另一方面則是政治考慮，認為蘇聯模式內在地會導向社會分化，這就違背了超越資本主義的理想。而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建樹，卻又是與社會分化相伴隨，始終還是回落到「價值能夠實現，必須先得有它得以實現的物質條件」的冷冰冰現實，至少是極不容易的權衡取捨。 蘇聯東歐陣營在其存續期間也曾推動各種改革，包括通過復雜的數據收集和計算來提高中央計劃的效率、部分地利用市場制度和企業的利潤激勵來補充計劃體系的運作、以至於干脆放棄計劃並轉而依靠市場加工人民主自治企業等等。歷史上，這些改革就推動發展和趕超而言都沒有獲得成功，雖則難有定論，究竟是因為改革的內在缺陷還是環境因素。中國的改革遠為根本也遠為成功，但是，平心而論，迄今的建樹也是基本上停留在發展和趕超層面，與社會主義理想還是大有距離的。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心和探索 如果說，前30年形成的是「中國模式1.0」，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是「中國模式2.0」，那麽，今日作為經驗總結和未來指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稱作「中國模式3.0」，是整個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和關鍵。 在發展層面，今日中國的「新發展理念」是整體性的現代化哲理指引，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核心元素，這不僅是超越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實際作為，而且也超越資本主義迄今所能宣揚的理想。然而也必須承認，新發展理念仍未實現，或者說，部分是已有的發展表現的概括，更主要部分還是有待未來的探索和努力。在制度層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是「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經濟運行制度組合，其基礎往往追溯至「以公有化為主體，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兩項原則的基本經濟制度。同樣必須承認，運行制度的「有為」和「有效」程度與貫徹新發展理念還是很有差距的，而基本制度要達至上述兩項原則更是任重道遠。 社會主義的理想或初心，在最根本意義上，可以概括為將勞動從異化中逐步解放出來。這需要持續增加工人對勞動過程、以及更廣泛的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控制，從而又有賴於必要的物質條件，以允許勞動人民的能力持續改進，消除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分工。在整個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傳統中，以及在中國從革命到建設的整個歷程中，實現理想的關鍵一步，是隨着經濟發展逐步縮短異化勞動時間，這是無可置疑的原則，而直至今日的實際情況卻是始終呈現出波折和反復，確實任重道遠。 如此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起點，就不是止於上述基本制度，而是必須追溯至更根本的社會關係——即，國家、勞動與資本的關係，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

2026第一個午後，喝了杯黑咖啡後，第一件差事便是從閱讀中發現問題；借鏡的是戲劇學者許仁豪書寫的「亞際」”Inter -Asia”民眾戲劇追述；因為，其中激發了［亞洲民眾戲劇］在思辯與實踐上的反思；這反思，像似一趟旅程，從曠野駛出抵臨月台，回首匆匆便是35個寒暑。 除此之外，這午後是【差事劇團】(1996—2026)邁入30周年的第一個午後；在時間的長廊中，身影浮沉如我者，恰須簷角的亮光以自省，這篇追溯文章的提問，可堪比喻做旅途中的一盞提燈，讓我更深地回想起89年底在首爾郊區，相識的一群亞洲民眾戲劇夥伴；那是一段啟蒙開端的日子。 從這個意義上講，鍾喬與Tua跨亞洲民眾劇團的聯繫加深了我對跨文化戲劇領域主要辯論的理解，尤其是那些基於後殖民主義對權力不對稱批判的辯論。它引發了我思考：歐洲中心主義跨文化表演模式中存在的結構性不平等，是否可以透過Tua基於「泰國落地掃」（likay）的教學法來重構？ ​當分析框架轉向跨亞洲語境，特別是台灣與泰國之間的交流時，學生將如何重新思考支撐著許多跨文化戲劇論述的前現代/現代和西方/非西方二元對立？他們是否也能意識到跨亞洲民眾劇團所承載的迫切政治議程，特別是其在冷戰期間及之後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現代性所帶來的壓迫性現狀的努力？​ 也不知為何，閱讀深刻的論述，腦海閃過的卻是和Tua相識於首爾【民族藝術總會】”Korean Nationalistic Artistic Federation”簡陋辦公室裏，多年以前菸霧瀰漫的冬寒午後…。 Tua，是我最初從事民眾戲劇時，相識的好友；時間匆匆，轉眼35個寒暑過去。那年，1989歲末，人在首爾；因為陳映真老師的引介，來到韓國參加民眾戲劇的訓練者工作坊，主辦單位是菲律賓的［亞洲民眾文化協會］”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這長達40天的工作坊，很有啟發性的地方在於：一場跨亞洲的連帶，將菲律賓主辦的民眾戲劇移師到韓國，由韓國主辦。我回憶起：剛到達「韓。民族藝術總會」〝Korean Nationalistic Art Federation〞辦公室時，一群剛寒暄不甚相識的劇場導演與工作人員，在開完行程會議一階段的空暇幾分鐘，擠在空氣中開始襲來些些寒意的樓梯間，邊吸著菸，邊張著這樣爭議的眼神，和那樣帶著些許憤懣與說不上來的納悶口吻，殷切地問著：「怎麼回事…天安門事件…怎麼會是這樣呢！」。坦白說，當下的我，還真尷尬地如木雞般，在角落站了很一陣子，突而變成喑啞了！  就在這場合，我遇見來亞洲十個國家的民眾戲劇工作者，Tua也在其中。但，一開始，他只是沉默的睡在一旁的沙發上。「我先是在機場，差一點就原機遣返了！因為，身上沒有半點美金和韓幣…他們質疑我…後來，在機場待了很久…我感冒了！｣Tua說著…說著。我憶起，我抵達時，主辦的［韓、民族藝術總會］KNAF辦公室裡氣氛凝重，面容斯文的總監—文昊瑾是當時知名的變革派音樂人，主修西洋音樂卻熱衷提倡韓國傳統音樂。 他憂心心忡忡，因為，有位民眾戲劇工作者從泰國出發，卻遲遲未到達。文總監是當年少數說英語的韓國文化運動者，向我表達了軍事戒嚴底下，亞洲民眾運動遇上的種種監視與困境。「或許，他遇上甚麼困難了…」他這麼用英文向我說後不久。緊接著，電話鈴聲響起，那鈴聲像似警鐘敲響整個憂忡的辦公室。文總監搶著去接電話…下一刻，我們便快步出門去，搭上一輛破舊的旅行車，朝機場前去。 文總監一路不語，只是微笑；偶而謙虛地用英文說聲：抱歉，讓大家擔心。我連忙安慰他說：Donot Worry…。在機場等候一段時間，瘦瘦身子的一個俊秀青年，跟在文總監身後，他就是我們憂忡等待的泰國戲劇工作者—Tua.我們連忙問；怎麼了！他說了：已經走出關卡，準備被遣返回泰國了。突然被叫住，便停下步來…。多年以後，我們再見面，都會談起這件事。Tua總是面有難色地說，那時是軍政府，他是黑名單上的戲劇左派，戒嚴下的被監視者；現在泰國民主化了，民眾也仍然沒有平等生活的日子，不是嗎？ 書寫論文，總是一件需要埋深心，才得以發大用的志業。雖然，我一向讀書不求甚解，但讀到好文，總有學習中的感動。我這樣閱讀許仁豪寫的這篇，以我和和Tua作為討論對象的文論。讓我想起時間中難以忘懷的往事。 最早，我記得，當我攜帶著深埋心底的布萊希特B.Brecht「敘事性劇場」，闖進民眾戲劇領域時，不可避免地與其他亞洲志同道合夥伴們，遭遇上相同的挑戰：其一，是相關表現主義如何與現實主義生產對話與行動關係的思索；其二，是如何從薩伊德E Said”論述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找尋到亞洲以民眾為出發的劇場行動與美學。 這兩件事，從第一刻相遇至今，35年歲月，大命題仍然無從在落實於「地氣」後，找到問題的歸宿；我想，對於書寫亞洲「知性化」”Intellectural”民眾戲劇的學者而言，也具備相同的挑戰吧！然而，挑戰是帶來展望的契機。任何論述涉及戲劇性思想與創作性開展，其間的入徑與提問，總是在往返的辯證中，持續面臨困惑與質問吧！ 回想起來，戲劇作為一種創作美學與文化行動，對於《差事劇團》而言，開始於1990年代初期，在創團之前與創團之初，因為在西方聲稱的後冷戰年代中，新自由主義假全球化之名，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意圖再造資本一體化的國際空間；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文化左翼的劇場經營、創作或思考者，逼入另類的文化行動與生產空間，重新思索作為民眾出發的戲劇實踐與論述，如何在一個社會內部檢視邊緣與底層的戲劇行動，對於文化再生產的意涵；這樣的思考，自然來自一種第三世界的文化觀，也就帶動我們重新去省思在冷戰年代中，曾經因對抗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左翼國際觀。 歷史的看來，這是一種在後冷戰年代方興之際，對於文化新冷戰的預知與挑戰。於是，開展並爬梳了後殖民理論家 薩伊德，深入探究相關於「東方主義」所蔓延出來的意涵；即是，如何在異國情調的反思下，批判西方現代化的依附現象與實質。這樣的情境，在1990年代普遍存在；就劇場而言，最常被列舉出來討論的，當然是以彼得 布魯克 “Peter Brook’的「眾鳥會議」』’Conference Of Bird’一書為代表的跨非洲演出為案例。既在「奧德賽」’Odessy’的非洲之旅中，被譽為劇場跨文化的表徵，卻也引發如何跨越界線，以及界線如何被跨越的問題。 這個議題的探討，會回到美學如何被構築，以及構築過程中，如何展現相對主體性的問題。追根究底，是以第三世界為主體的論點，對於只是將跨–劇場文化視作一種神聖或神秘性質的美學，提出了高度的質疑與批判。如此，批判異國情調的傾向呼之欲出；又或者說，探討在怎樣的美感裝飾下，古老或傳統的神聖與神秘，從過度的唯精神崇拜狀態，意識或潛意識底轉化為另一種商品拜物的特殊符碼。這樣的文化分析與觀察，從民眾性的「亞際」”Inter—Asia”劇場串聯出發，穿透資本體系現代化魔咒的蔓延，並非太遙遠或陌生。 恰是透過這樣批判性反思，《差事劇團》開啟了亞際的文化想像；最早，當然是在稱作<亞洲的吶喊>’Cry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