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呂新雨，新國際獲授權轉載。
原文導語：村超為什麼會火？為什麼一場鄉村足球賽能帶動一個縣的發展，讓普通人參與其中，也讓一個西南小城走向全國？很多人講過它的流量神話：百億、千億級，還有總書記點贊。流量從哪裡來？靠什麼撐住？又要往哪裡去？
今天推送的呂新雨老師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很有分量的判斷。村超的「大傳播」，背後有一條從脫貧攻堅延續下來的「政黨組織傳播」脈絡。這條脈絡，靠的是東西部協作派來的幹部、縣鄉村三級新媒體培訓體系、被激活的村寨啦啦隊和合作社。這些看似跟「傳播」不直接相關的東西，共同構成了村超真正的底層架構。幹部是決定性力量，群眾路線是發動機。「把樂子變日子」這句樸素的總結，背後是一整套生產關係的變革。
更值得留意的是，榕江經驗在2025年夏天經歷了一次極端檢驗。特大洪水淹了三分之二城區，包括村超球場。村超三年積累起來的社會動員能力，讓這座小城在一個月內完成清淤重建，並重新啓動全國賽。抗洪大食堂一天送出兩萬多份盒飯，群眾自發清淤，送別救援隊伍時淚灑長街。這些被全民直播出去的畫面，反過來又成了新的流量。這個循環說明，村超的傳播扎根在乾出來的「日子」里，它由清淤、送飯、重建這些具體行動積累而成，自然生長為新的流量。
作者｜呂新雨，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傳播、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傳播政治經濟學、影視理論、中國新紀錄運動、「三農」問題等。
責編｜psq
後台排版｜淨怡
榕江縣是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貧困面最廣、貧困程度最深的革命老區和山區，全縣38.5萬人口中16個少數民族佔總人口83.9%，2020年最後一批脫貧摘帽，即便脫貧也是一窮二白，幾乎無人知曉。但是，自2023年5月榕江（三寶侗寨）和美鄉村足球超級聯賽——簡稱「村超」火爆出圈，迅疾形成氣勢磅礡的全網傳播現象。當年就創造出700億的流量，遊客765.85萬人次，實現旅遊綜合收入83.98億元，1獲得習近平總書記在2024年新年賀詞中點贊。今天的村超已經是一個千億級流量的史詩級傳播現象。
短短三年，榕江到底發生了什麼？村超現象是否可持續？它是否是中國鄉村振興的一種新模式？它對於改變中國的城鄉和區域差別有何意義？它是國內「大循環」的一種新路徑嗎？它對於中國的新聞傳播學意味著什麼？為此，筆者自2024年開始線上線下的參與式觀察，組織師生暑期實踐團隊、「第三屆兩岸春天報道文藝營」、全球南方學者調研團，在當地建立「全球南方學社」、「田野中國」工作站，十多次赴榕江田野考察。本研究是一個持續在地聯接的思考過程。
一
幹部是決定性力量：脫貧攻堅
與東西部協作的「政黨組織傳播」
2024年3月，時任榕江縣長的徐勃在座談時論述道：村超就是一個「大傳播」事件，傳播是村超的發動機，村超是鄉村振興的發動機。筆者隨著調研的深入逐漸認識其深意。
2020年3月中央召開的「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是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最大規模的會議；2021年4月中央新一輪東西部協作戰略部署隨之開啓。鄉村振興戰略從輸血式精准扶貧模式向造血式鄉村振興機制挺進，除新疆和西藏外，東西部協作方式也由各省插花式對口責任制轉由整省統一幫扶，以更好統籌佈局與協調資源。
「十四五」（2021-2025）期間，貴州繼續由廣東省重點整體幫扶。在該政策下，2021年9月徐勃作為一名互派幹部從深圳派駐到榕江。2012年清華大學法學院碩士畢業的徐勃成為國家選調生並堅決要求下基層，深入吉林最基層做村書記。從脫貧攻堅的吉林鄉村到改革開放的前沿深圳，豐富的基層工作磨礪是幹部最好的學校。從高校中吸納青年知識分子到基層一線鍛鍊的選調生制度以及東西部協作的對口支援制度，應是中國政治傳播的核心關切——筆者將之稱為中國特色的「政黨組織傳播」的重要議題。
2024年6月26日，時任榕江縣縣長徐勃與華師大傳播學院師生分享「村超」故事 | 圖片來源：公眾號「全球南方學術論壇」
毛澤東有一個著名的論述：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它成為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組織路線。榕江縣級幹部中有一位來自廣東佛山社保局的掛職副縣長負責協助推進粵黔協作項目落地，還有一位來自國家鐵路局的掛職副縣長負責中直機關在榕江的定點專項幫扶。國家鐵路局在榕江定點幫扶十年，幫助完成榕江硬件基礎建設和高鐵建設，這已經是第五任掛職幹部。
這不僅僅是榕江的故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黨的政治路線到組織路線，幹部配備成為中央、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與中西部對口幫扶的紐帶和橋梁，這是從精准扶貧到鄉村振興的制度保證，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幹部制度體系，它確保每一個縣域節點都能動態地同步鏈接到國家整體戰略版圖。它闡述了新時代黨組織的建設功能：讓每一位幹部成為連接中央和地方、東部與西部、城市與鄉村的紐帶，不僅把政策和資源傳遞出去，還在各地播種、開花、結果。它們構成了中國政治日夜奔騰的生命線——這是中國特色的「政黨組織傳播」的關鍵，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關鍵，「脫貧攻堅任務能否高質量完成，關鍵在人，關鍵在幹部隊伍作風」。2
東西部協作就是「實現產業互補、人員互動、技術互學、觀念互通、作風互鑒，共同發展」，3已經形成一個由文件（政策）、幹部、項目與資金編織的綿密厚重的組織架構，覆蓋了中國大地的每個角落，把東南西北連接成人員、物資和信息的網絡流通體系——國內大循環。志之所趨，無遠弗屆，窮山距海，不能限也，這不就是大傳播理念嗎？
2020年貧困地區通信設施建設中貧困村通光纖和4G的比例超過98%，電子商務則覆蓋所有貧困縣，貧困地區信息化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暢通了貧困地區與外界的人流、物流、知識流、信息流，為貧困地區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硬件支撐」。4正是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徹底改變了「交通靠走，通訊靠吼」的中西部深度貧困村的傳播格局。
就貴州而言，2014年3月習近平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貴州代表團審議時首次提出幹部要「看真貧、扶真貧、真扶貧」。52021年春節前夕，習近平赴貴州考察調研，提出「在新時代西部開發上闖新路，在鄉村振興上開新局，在實施數字經濟戰略上搶新機，在生態文明建設上出新績，努力開創百姓富、生態美的多彩貴州新未來」。6
2022年1月《國務院關於支持貴州在新時代西部大開發上闖新路的意見》7文件發佈，給出具體實施要求和政策保障。2022年4月貴州省人民政府下發《省人民政府關於支持黔東南自治州「黎從榕」打造對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橋頭堡」的實施意見》，將榕江、從江、黎平三縣定位為產業轉移示範區、生態旅遊康養區、雙向開放先導區、共同富裕試驗區。8
而早在2021年10月，榕江就開始鋪陳新媒體建設，組建以縣委、縣政府主要領導為雙組長的新媒體電商助力鄉村振興工作領導小組，成立新媒體工作專班，在各鄉鎮（街道）組建新媒體服務中心、各村（社區）成立新媒體服務站，構建縣、鄉、村的三級組織體系；同時組建縣屬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合股的榕江新媒體公司，成立榕江新媒體工作指揮部。這是由縣委領導、基層幹部、社會力量三方協力的有效動員與培訓機制。
2021年11月25日，「榕江新媒體助力鄉村振興文創產業園」落成，成為新媒體培訓的根據地和大本營。這些組織制度創新，是村超啓動的第一步。2022年6月，榕江縣委十三屆四次全會落實「對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方案，將手機、數據、直播上升到「新三農」層面並做出全面部署：「大力發展新媒體產業，激發全民參與新媒體的思維模式，讓手機變成新農具、數據變成新農資、直播變成新農活，實現人人是主播、個個能帶貨」。
由此可見，村超恰逢其時的崛起並非偶然，而是積極搶抓國家政策紅利和機遇的必然結果。這種以上下貫通的指示、文件確立和推動各級政府運作的邏輯，需要深入理解和闡釋。它既體現了中國特色的政治傳播體制，也是「政黨組織傳播」的基礎架構。
正是在此基礎上，以國家整體發展戰略為依託，以縣域經濟為範圍，系統調動整合全域資源，最大範圍地把基層群眾轉化為「新質生產力」，這是村超的重要經驗——它創造了新時代縣域數字經濟發展的群眾路線，首先考驗的是幹部隊伍的智慧、擔當與作為。中西部縣域經濟的發展決定著中國鄉村振興與國內大循環的格局，每一位活生生的基層幹部故事，都是中國故事不可或缺的關鍵，問題只在於如何講述這樣的故事。榕江的幹部隊伍是其千億流量傳播的底層架構，是對「政黨組織傳播」的新時代破題，是村超全民主創、全民參與、全民愛護的「人民主體性」的制度性依託——兩者共同構成了榕江「大傳播」現象的內涵與外延。
榕江「大傳播」格局來自「四有」：政府有為、市場有效、群眾有愛、科技有能。其中，政府有為是第一條，是決定其他的條件，或者說是基礎架構。
2024年在上海舉辦的主題為「全球南方與世界現代化」的全球南方學術論壇上，我們把村超故事帶到了全球南方朋友們面前。論壇邀請榕江縣委常委陳學敏副縣長做了「足球+眼球+地球——從鄉村體育的樂子中找到鄉村振興的‘貴州村超’品牌之路」的主旨演講，陳學敏就是國家鐵路局派駐的掛職幹部，他說村超是全民發動、全民闖新路，推動榕江高質量發展，而發動群眾的第一步就是要讓群眾對政府產生信任。群眾「發」而不動，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在鄉村振興中普遍存在，也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榕江是如何做的呢？
大山深處的貧困縣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彎道超車，是無法去用錢去買流量、造熱點的，但流量的背後是什麼？是人，是人創造出來的，38.5萬榕江人民每人一個贊，就是38.5萬個贊，這就是「村超」最樸素的流量邏輯，它就是群眾路線。
村超有個「線上線下群眾路線」的「四靠」方法論：發展靠群眾、群眾靠發動、發動靠活動、活動靠帶動——核心是帶動全民參與、全民受益。歸根結底，首先要有發動機的帶動，去創造符合人民利益的實踐活動，群眾才能應勢而動，發動機的動能和勢能決定著群眾路線的廣度和深度。它呼應了1844年馬克思、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對歷史唯物主義闡述的經典名言：「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思想要得到實現，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9歷史由人民群眾的實踐推動，也由正確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決定。
群眾路線包括三個層面：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它體現的是組織群眾的思想與方法，沒有組織的過程，群眾就是烏合之眾。西方的新聞理論基於此，即大眾傳播是面向原子化的「烏合之眾」的傳播，以市場為生存模式。與其相異，「政黨組織傳播」 是組織群眾實現自我解放的實踐活動，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是在發現問題的過程中不斷解決問題，是社會主義政黨以目標導向、問題導向和結果導向進行的改革與發展的動態過程。因此，它必然體現為作為行為-運動的傳播，它是由馬列主義政黨組織和推動的，是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政治體制機制，這是馬新觀【編者注：馬新觀是「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簡稱，本文簡稱「馬新觀」】的要義，也是與西方新聞觀的根本區別。
任何組織都需要以義利觀為驅動。為了群眾，體現的是社會主義政黨組織的政治原則，也是人民至上的價值觀；依靠群眾，是組織原則，也是政黨的生命線；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則是方法論。村超就是最生動活潑的新時代群眾路線的偉大實踐。這也是為何我們邀請村超最基層的幹部群眾分享其奮鬥故事後，來自日本沖繩的嘉賓表示對「貴州村超」的故事感受很深，感受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體制的差異，尤其是琉球、宮古島一直是日本最貧困的地區，但未能被照顧。
「讓手機變成新農具、讓直播變成新農活、讓數據變成新農資」體現的正是新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變革。新質生產力是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讓」就是先創造出變革的條件，沒有條件創造條件，通過生產關係的變革讓新技術賦能生產力。「變」不是變魔術，而是上上下下、實實在在由幹部和群眾一起乾出來的。正是通過勞動者與工具的生產關係變革創造出「新質生產力」，它決定了村超「大傳播」的熱度和高度。
網上熱度為現實中人的勞動強度所決定的，線上和線下是同一個勞動過程的不同面向。村超翻轉了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數字勞動「異化」論的批判視角，它雄辯地展示出數字經濟時代，社會主義如何通過生產關係的變革創造出具有解放和建設意義的最廣大的新質生產力。這也應是今天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新基石：以社會主義發展傳播學為核心。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徵程中，如何讓生產關係的變革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是首先需要解決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群眾路線正是以生產關係變革促進數字經濟時代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方法論，「新三農」把數字經濟時代的生產關係推到了時代的前台，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由之路。
中國共產黨以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不斷改革完善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政治保障和制度支撐是「政黨組織傳播」的基石。而如何讓這樣的「政黨組織傳播」的體制機制研究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傳播學（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石？這是今天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正是在此意義上，「政黨組織傳播」是中國政治制度的有機組成——它從傳播的視野聯通黨領導人民從革命到建設的偉大實踐，聯通國家與社會，而「榕江故事」就是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政黨組織傳播」的「典型」案例。
二
傳播就是生產力：
當新技術賦能群眾路線
2025年6月24日和28日，榕江連續遭遇特大洪水，席捲了包括村超足球場在內三分之二的主城區，是村超三年來第一次嚴峻的生死大考。幹部和群眾日夜艱苦奮戰的場景也被榕江老百姓抓拍到社交媒體上。正因為是千億級傳播流量誕生之地，抗洪和災後清淤、重建也是全民直播的重大事件，每個人都在直播榕江正在發生的故事，乾群關係自然也被特別聚焦——一種正面的、全方位社會監督。結果就是，眾多自媒體和各級主流媒體以多聲部的方式直播了一個洪水中重生的新榕江，也創造出新的巨大流量。
筆者在一個兩百人左右的村超微信工作群跟蹤事態每一步的發展。群里的各級幹部、群眾和志願者們協同高效地處理著各種突發事件，對接來自全國各地潮水般湧來的各種援助資源和救援人員，不斷及時調整和吸納踴躍的意見和建議。而這樣由縣級幹部直接下沈的微信工作群成為群眾路線的有生力量。
正因為有村超的深度社會耕耘，一個充分動員的社會機制就成為戰勝災難的最有力武器。忠誠鎮的救災大食堂在這次抗洪報道中「出圈」，村幹部用大喇叭在村裡吆呼的場景：「帶上菜刀，到村委會乾活！」衝上熱搜，獲得全網傳播。每天數百人在忠誠大食堂幫忙，築就一條強大的「生命補給線」。圍觀的全國網友通過各種辦法往這裡運送各種做飯物資；無人機把盒飯空投到被水圍困的村莊。從一天2800份到5000多份再到上萬份，頂峰時達到一天22000多份，總計達到約47萬份盒飯的驚人數字。106月29日，抖音平台上「忠誠鎮的二十四小時」短視頻，記錄了大食堂從凌晨開始備餐到晚上11點準備第二天食材，凌晨給通宵清淤除障人員運送補給的全過程，收穫抖音66萬點贊，微信10萬加閱讀，以及B站86.9萬播放量。
視頻來源：視頻號-人民日報
新疆維族救災志願者阿里木江買了十多頭牛宰殺好送到這裡，被村超組委會邀請成為全國賽新疆賽區足球特使。7月26日村超「感恩重啓」時，他帶了56個石榴回到榕江——這是在網上徵求來的建議。作為少數民族的聚居地，村超足球場上「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醒目橫幅是現實中活生生的社會實踐，村超成為民族融合的大秀場。2024年榕江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集體」稱號，表彰村超賽事積極有效地推動各民族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的互嵌式發展道路——這也是政黨組織傳播的一個範式。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中國政治傳播的基礎之一，各級表彰體系的運作也是政黨組織傳播的課題。
榕江是侗族和苗族的發源地。榕江苗族有15個支系、侗族有7個支系，侗族大歌是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被稱為文化千島、「百節之鄉」。榕江新媒體培訓就是把節日的各種賽事變成新媒體評比，以賽練兵，卓有成效——由此完成人人都是傳播者、各個都是宣傳員、村村都有代言人的全民傳播盛況。現代化過程中的民族發展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民族融合如何「和而不同、美美與共」，村超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具有國際傳播價值的案例。
2025年7月26日村超重啓現場儀式，所有救災援助者被邀請參加。所有的捐助賬目，無論大小災後全部公之於眾——這正是村超微信工作群在救災最緊張時激烈討論的方案。它創新了中國公益事業的模式，贏得了社會信任，也創造和收穫了新的流量熱點。做正確的事情去創造正流量，形成正能量，這就是村超的流量密碼，也是村超的「傳播思維」——這已經成為今日榕江的文化基因。
在歡送全國各地救援隊伍時，少數民族群眾連夜按最高民族習俗煮紅蛋、做絲線、繡鞋墊，把彩色的鞋墊和系著紅蛋的瓔珞掛滿了援助者的胸前。送別現場，國旗招展，歡笑與淚水齊飛，歌聲與感謝交織，西瓜和各種美食在送拒中被塞進返程的車廂。縣委班子成員與百姓們站在一起淚灑長街的情景被社交媒體直播和熱烈轉發。這些場景衝擊著短視頻平台的熱搜，形成不斷裂變的傳播效應。有意思的正是，在送別雙方的人群中，共同點是密林般舉起的手機，紀錄與傳播已經成為榕江的生存方式。
這樣的場景如果放在全世界範圍內，它也只有在中國才能發生；如果放在新中國誕生的歷史看，這樣的軍民魚水情正是21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基因。
自2023年5月以來，村超已經為榕江縣創造了旅遊綜合收入200億元，一個不到40萬人口的小城累計接待遊客已經超1700萬人次，這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史詩性的。千萬級的遊客人次是傳播作為生產力持續裂變輻射的結果。村超就這樣不斷把新的熱量吸納進來，又轉變為更大的能量釋放出去——這一大海般吐納的過程就是村超的生命密碼。而位於榕江新舊城區之間面積約八千平米的村超足球現場造就了一個山水聯通、虛實融合的傳播世界。
村超成功的關鍵就在於它能否成為一個始終吸引人的正能量場。榕江的總結是：「讓正能量變成大流量，小而美變成真善美，老樂子變成新路子，數據流量變成文明力量」。11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首先必須是「正能量」。什麼是正能量？就是由體現人民利益的價值觀所驅動的行動-實踐過程，它的價值觀要足夠強大，才能感動中國、感動世界。村超的理念是，做對的事，就會有對的人來。村超的故事就是一個正能量的「養成記」。而「感動」是幾乎每一個人來到榕江的心路歷程，也是對村超的情感認同過程，它像熔爐一樣，不斷地生產出「新榕江人」投入這一激情燃燒的能量場。
泰山不讓土壤、江河不捐細流、眾人拾柴火焰高，是成就村超「大傳播」的秘密，也是榕江在兩次遭遇特大洪水侵襲後，一個月就重啓村超全國賽的底氣。 「一座城、一群人、一條心」的「中國式團結」與奮鬥，是新時代群眾動員機制的最大效應，這樣的大傳播「能量場」也必然是價值和情感的強磁場。
在災後重建過程中，每天數百名群眾自發到「村超」現場徒手清淤，7月1日，當村超球場重新點亮燈光的那一刻，所有在場的人都流下了熱淚。12村超是所有人的孩子，這樣一種情感的連接與匯聚，決定了它與收割社會痛點、割韭菜式的市場流量經濟截然不同的性質。作為千億級的群眾性紀錄與傳播的運動，它改變了數據由經濟發達的城市向邊緣鄉村流動的網絡動力結構，也應該成為中國新聞傳播學自主知識生產的源頭活水。
在全球南方學術論壇（2024）上，榕江縣網絡人士聯誼會會長寧清晨有個生動的說法，他說傳播就是生產力，這既是他的切身體會，也是榕江上上下下的共識。作為扎根榕江的新榕江人、曾經的縣新媒體專班的成員，他們在一年多的時間里構建了縣、鄉（鎮）村三級新媒體培訓體系。培訓剛開始的時候，基層幹部也不理解，做短視頻是不是不務正業啊？村裡的老人們也不理解，家裡的孩子再三叮囑騙子專在手機上騙老人，培訓班的微信群真的就被改成「騙子群」。
為了克服這些困難，專班的縣、鄉鎮幹部和社會培訓力量各司其職，縣鄉幹部確立信任和體制支持，社會力量保證培訓效能——突破了基層體制人員編制局限。他們創新「榕易六步」（ 榕易拍、榕易剪、榕易編、榕易播、榕易賣、榕易創）簡明新媒體「掃盲」教程，掛牌作戰，走村串巷，在田間地頭，完成「村寨代言人」「千人行動」「萬人計劃」「致富帶頭人」等培訓任務，實現了對數萬農民和基層幹部新媒體的掃盲培訓，其中大多數是留守老人、搬遷群眾和婦女，孵化出超過2.3萬個鄉村主播賬號。不同於城市超級網紅的市場化邏輯，這些中小鄉村自媒體賬號扎根榕江本土，與在地經濟發展有機融合。榕江混合所有制的專業新媒體公司則設立「中台」招募萬人主播入駐，幫助農民解決前期商品認證、上架和後期快遞和售後服務，提供人才輸出與產業扶持。
榕江的新媒體發展是一個近期與長遠目標的結合，也是一個新媒體賦權的過程，不僅僅是技術賦權，更是政治賦權。從大傳播的視界，就是構建一個由內而外不斷擴散的波浪式動態傳播圈層網絡。
這就是「政黨組織傳播」的第二層涵義：群眾路線。如此，才能保證政黨組織的觸角延伸到每一個社會角落，才能鍛造出新型人民主體，讓西部偏遠山區的村民變身新質生產力、釋放強大傳播力，打造出村超的縣域公共品牌——村超品牌已經獲得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133項註冊。13這些品牌收益的51%將回饋、反哺和壯大全縣250個村集體經濟，這也是創新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路徑；49%用於助力村超鄉村體育公益事業發展，是村超「全民持股」具體而生動的體現。
2025年榕江的重點工作就是把流量導回村村寨寨，讓流量變成實實在在鄉村振興的效益，讓村超成為鄉村振興的強大引擎，這被稱為「村超村乾」。對於剛剛脫貧的縣域經濟而言，村集體經濟必定是普遍貧弱的。所以，先創造出有效的縣域公共資源，再反哺、倒逼村集體經濟依託文旅進行可持續發展，以及基層治理的良善化——這條路能否走通，是決定村超能否持久發展的關鍵。它超越了單一村莊實驗所依賴的特定資源和特殊性，為整個縣域範圍內村集體經濟發展闖新路，是中國鄉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重要經驗。
這就是村超為什麼要姓「村」，目的是激活每一個村的積極性。榕江縣的村集體經濟在村超之後收入增加了1.5倍。通過組織婦女啦啦隊、各種類型的合作社等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產業互助團體，改變了一盤散沙的原子化的小農模式，也改變了狹義的村集體經濟概念，村集體經濟呈現出開放和多元的蓬勃生態，激活了閒置的村集體資產，宜商則商，宜農則農，不是局限在村集體經濟內部，而是打通了村集體經濟和市場主體的關係——一種新形態的「統分結合」。它充分發揮了村幹部和婦女啦啦隊的組織力和凝聚力，創新了黨建引領之下的鄉村基層社會組織模式，並煥發出強大的內生動力。在這個模式下，村超火爆三年間全縣新增加了8600多個市場主體，250多個村寨有130多個已經積極行動起來，也就是成立了以村寨命名的足球隊和啦啦隊。這些市場主體再以不同的方式回饋村集體經濟——一種小河漲水大河滿的村集體經濟發展模式。2024年榕江縣居民存款率增速和市場主體貸款增速都名列全州第一，這就是社會活力和信心的體現。
榕江15.8萬農村婦女通過組織起來的方式實現了基層社會變革和角色再造。她們在村超球場的時候是熱情洋溢的啦啦隊、志願者；回到自己的村寨，又變身自媒體電商，集體做文旅產業發展的互助組織。啦啦隊既是把村超流量嫁接進村的媒介，也是生產服務性的互助組織，同時又是「平戰」兩用「隊伍」：平時大家在一起策劃節目、彩排節目、宣傳節目，做產業、接流量；洪災來的時候，馬上就能轉變成各種後勤隊、盒飯隊、清淤隊、志願者隊、捐款捐贈隊。這樣的啦啦隊已經有一千多支。這就是「大傳播」作為新時代「人民戰爭」最鮮活的經驗。村集體經濟和村民自組織的內生動力正是村超未來發展的潛力，它回答了村超是否可持續的疑問，也是村超經驗最核心的部分。
能否重新激活「村」作為中國鄉村的基本社會形態，是決定年輕人能否回到家鄉、建設家鄉的關鍵，是村寨重新獲得內生動力的關鍵，也是新型集體經濟的依託。只有村寨是活的，村超的各支足球隊才能真正扎根村寨，既獲得村集體經濟的持久涵養，同時也能夠把各種外部資源導入村莊——讓球隊真正成為村莊聯通內外的媒介，把封閉在大山深處的各少數民族村寨與世界聯繫在一起。村落是傳統中國各民族的根基，留住村落，不僅僅是為了留住鄉愁，更是「中國式現代化」探索城鄉融合發展的文明新形態——新的社會結構的再生產，就此而言，榕江正在推動的縣域集體經濟發展經驗特別值得持續跟蹤關注。
今天的榕江正積極佈局和培育人工智能賦能村超和鄉村振興，打造人工智能運用全國標桿縣，這是決定村超下一個階段發展的生命線。工具革命作為生產關係變革，是榕江創造奇跡的關鍵。而人是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它決定著社會主義民主實踐在榕江這片「熱土」上的傳播涵義。新一輪普及人工智能教育與運用的實踐已經在鄉野展開，以賽事促應用、以評比促創新、打通基層治理與發展，邏輯一如既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意味著新聞傳播學科破局的契機。
三
日常生活與「新人」：
把「樂子」變「日子」
2023年12月31日19點，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2024年新年賀詞，當他說到：「村超」、「村晚」活力四射；溫暖的生活氣息、復蘇的忙碌勁頭，詮釋了人們對美好幸福的追求，也展現了一個活力滿滿、熱氣騰騰的中國——此時的村超現場，正通過大屏幕上觀看直播的群眾一片歡騰，有人落下了熱淚。新華社貴州分社記者羅羽將在村超長期採寫的報道集結成書《村超的樂子、路子與日子》，在開頭就描寫了這個場景，14書名則來自榕江的經驗總結：通過樂子探路子、富日子。這樣的 「樂經濟」與「暖發展」意味著什麼？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是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它需要體現為好日子：「我們的目標很宏偉，也很樸素，歸根到底就是讓老百姓過上更好的日子」。15社會主義要落實在日常生活。用「樂子」引導的群眾路線，正是村超重塑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引擎。徐勃說，村超體現的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方法論：「人民主體、人民主創、人民主推、人民主接」。它首先對群眾開展「思想三部曲」的思想解放大討論：我為村超乾點啥？如何守護好村超？我為村超氛圍營造做點啥？十幾次大討論的頭腦風暴統一了思想，也激活了基層民主實踐，把村民、小商販、清潔工、出租車司機等各行各業的人民群眾都發動起來、與村超連接起來，讓他們成為村超品牌的參與者、創建者、自豪者、榮譽者，也讓村超成為他們每天的日常生活。
作為政治主體的人民需以基層民主的方式來鍛造。作為方法論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需具體體現為基層民主的制度安排，才能真正地放手發動群眾。榕江有一整套基層民主的制度創新，上萬名本土的「村超推薦官」、各種「頭腦風暴會」「榕易談」「板凳議事會」「鳴鑼喊寨」等生動活潑的方式，有效調動了各級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他們踴躍提問題、想法、意見和建議，並能夠得到最及時的回應。當建言被迅速吸納後，他們高興地說，我們這是不是參政議政啊！
村超的三部曲是發動榕江人民自己玩，吸引全國人民一起玩，再帶動世界人民一起玩。第一波全國村超邀請賽就是以美食為主題的美食足球友誼賽，把美食變成賦能各地發展的新引擎。民以食為天，食物正是「日子」的滋味。賽事變節日，快樂變日子，讓每一天都有滋味，都獲得意義和價值。村超希望在這個意義上成為一個創新、開放的傳播平台——一個能夠不斷迭代創新「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生態的平台。
對日常生活的爭奪與改造正是社交媒體崛起的基礎。主流媒體丟失的正是這樣的陣地，也是今天「系統性變革」需要重新補上的大課。在這個意義上，村超的傳播戰略可資借鑒。它是既富腦袋、又富口袋的「快樂經濟」，而不是「娛樂致死」的資本論；是真正的群眾唱主角的新時代群眾文化和大眾文藝，而不是流量與算法至上的流行文化——村超背後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邏輯不是其它，就是全過程民主，這才是最值得重視的新媒體創新邏輯。
第一步就是用群眾路線自造「流量池」，把群眾變成傳播人，「專業引導、全民參與」，萬人矩陣，每個人都是行走的媒體。作為村超傳播策劃的操盤手之一，王永傑從自己在縣級融媒體工作的經驗出發，認為把傳播視為一年上幾次《人民日報》和幾次央視新聞是遠遠不夠的，而是要建立自己的傳播矩陣，構建屬於自己的「流量池」才能有源頭活水。16策劃是驅動事件發展的方式，是隨物賦形的傳播戰術，戰略需要通過戰術去實現。所以村超最初的破局就是：「以自媒體的方式建立自媒體賬號，自建流量池，給我們在創作空間、輿論空間、試錯空間等方面都帶來極大的便利」。17
在這個意義上，基層地方融媒體「政務媒體」的定位之所以是一個無法擺脫的痛點，是因為這恰恰阻礙了發動群眾、動員群眾的功能，所以要轉換角色定位，換到群眾的位置上——這「最後一公里」的堵塞，迄今為止依然是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的痛點。而單靠網上的「群眾路線」：入駐各個社交平台，並不能代替現實中作為行動-實踐行為的群眾路線。
正是村超通過自建「流量池」形成「事件」之後，主流媒體才能加持，形成不斷擴散的出圈效應。自建流量池與各級官方主流媒體渠道打通，前提是要有「真東西」，要內容大於平台——作為運動-實踐的村超本身才是傳播的基礎，是第一性。這樣的策劃才不會隨風而逝，才能扎根群眾。村超的經驗在於：自媒體先行，自建流量池；多元媒體融合，拓寬流量池；主流媒體下場，築高流量池；由此，村超傳播的成功成為眾多媒體努力的成果。
2025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76週年國慶日，外交部發佈了專題短視頻《正道》，「循正道而行，故無所不至」，其中榕江遭遇大洪水7小時後災區面貌大變樣的對比影像被納入國家敘述——這就是榕江為自己贏得的人民共和國的位置。
在冷戰剛剛降臨的20世紀50年代的嚴峻時期，法國馬克思主義學者亨利·列斐伏爾發表了重要的長篇研究《日常生活批判》，對資本主義發展日常生活的「異化」發出警示，把馬克思主義與日常生活的問題提到了一個歷史的高度。他的提問是社會主義如何介入日常生活？「我們只能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把社會主義（這種新社會，這種新生活）具體地定義為，一種在所謂生活經驗上做出諸種變革的制度」。18因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必然表現為對日常生活的爭奪，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日常生活應該如何？社會主義新人和日常生活的關係如何？
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列斐伏爾正是把「行動」看成是日常生活的要義。歷史舞台上的大場景更像是戲劇「表演」，而戲劇、行動和生活之間具有深刻的聯繫。歷史場景就是行動，必須按照行動的目的、結果來理解行動；用運動的、行動的、具有特定目標的意識來理解日常生活。因此，「表演」延續了現實，等於現實，探索著新的可能性。表演不是不誠實，相反，表演增加了現實：對情境的認識、行動，以及目標結果。因此，日常生活才類似於戲劇：「回放、濃縮和‘表現’真實的觀眾的生活」。深刻的歷史研究必須考慮歷史的整體：「觀眾、情境、巨大即興喜劇的佈景」，「有意識地把歷史和人類的認識與過去、現在的生活——日常生活——聯繫起來」。19
令人驚嘆的是，這些近一個世紀前的論述完美地闡述了村超作為不落幕的博覽會、大秀場和足球場的意義。不是符碼的文化狂歡，不是符碼的政治經濟學，而是建立在生產關係變革「經濟基礎」之上的日常生活，以及每天承載和「表演」民族文化的人民性，賦予了村超的「日常生活」以真實的、物質的、歷史的涵義。
在這個意義上，日常生活和平凡世界才是歷史的終點：
正是在日常生活中，正是通過日常生活，實現人化。每一個靈感、天才或英雄行為一定服務於——儘管主觀上未必，客觀上仍然服務於——平常的人。如果對這些時刻還另有聲稱的話，那麼，那些說法一定落入了「異化」的領域，人在「異化」的領域里與它創造的世界分開了。偉大的事情一直都是以「異化」的名義來做的，但是，他們一直沒有成功，或者說已經被放棄了，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平常人和平常的世界從它們那裡受益。唯心主義利用這個事實來證明所有「偉大」的不可避免的失敗，相反，正是因為這個事實，我們必須看到真正的偉大，人類生活的偉大的形成。20
筆者願意把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批判看成是社會主義群眾路線的歷史呼喚，與榕江變「樂子」為「日子」的社會實踐是一個跨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對話——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破解和展望社會主義與日常生活的難題。「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的共產主義圖景不就是對勞動與生活日常生活的描述嗎？
在這個意義上，列斐伏爾展望的社會主義新人的誕生就是一個「真實」的轉變過程：
在單一展示「正面的楷模」形象的地方，需要真實人的形象，形形色色的、個別的，包含衝突和矛盾的需要，需要不同類型真實人的範例。對這種真實人的形象所產生的影響，甚至有了一個正式的陳述，一定的消極類型的真實人的形象也不是沒有意義的，許許多多男人和女人的內心世界里正在發生著新舊的衝突，積極的和消極的衝突。男人和女人處在轉變中。
新人與曾經的他相似，新人正是在這種相似之中人性化了。我們發現，在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與「我們」之間的距離縮小時，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者要有趣得多。21
這就是為什麼村超報道中都是一個個平凡卻真實走心的群眾故事：各行各業的「群英譜」。用徐勃的話就是：人民群眾是村超真正的英雄。正因此，在他看來，今天的榕江的內生動力已經具備，循環已經打通，通過「樂子」-「路子」-「牌子」到「日子」的道路已經貫通。
在榕江縣古州鎮的紅七軍軍部舊址參觀，講解員念了一個紅軍宣傳員的歌謠，叫作：「宣傳員、宣傳員，每天走在困難前，演講喊叫吹彈唱，腳桿筆桿不得閒」。把「筆桿」換成手機，它就是今天榕江上萬名「村超推薦官」的每天，也是38.5萬榕江人民的每天。他們是村超的宣傳員和通訊員，每天在山水中跋涉、奔走在困難前面，用自己的「每天」托舉著村超的「日子」，也托舉著村超的「明天」。
四
以村超為方法，
做新時代的國際傳播先鋒隊
今天的村超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案例，是當代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的重要案例，也應該是社會主義發展傳播學的理論田野。一個正在進行的故事也是方興未艾的過程，參與式觀察的視角可以提供更多時代的證詞，也是進入現場的方式——一個感同身受的內部視角，行動者的視角，是村超現象的一個剖面，也是村超「大傳播」的一個側影。而不同側影的匯聚就能成就一個大時代的深描，成為時代本身。
其實，榕江的群眾路線不僅僅是在縣域範圍內，也覆蓋所有心系榕江發展的人們，這也是它的「大傳播」戰略。被戲稱為「兩塊錢工程」的名譽村長和各種顧問、同鄉會、同學會以及各類外部社會群團組織與個人，都被以各種方式導引到村超的能量場中——所謂兩塊錢，其實就是一本證書。筆者被榕江縣人民政府聘為「貴州村超國際傳播顧問」，從徐勃書記手上接過證書的那一刻，也是與榕江精神交匯的一刻。2024年6月26日，華東師大傳播學院師生以及國際合作夥伴奔赴村超開展暑期全媒體報道實踐。筆者應同學之邀在飛機上寫下了《向榕江人民學習，做新時代的國際傳播先鋒隊》的寄語：
勤於學敏于思篤於行，今天的國際傳播尤其需要在這三個層面破局。既要坐而論道，更要起而行之，我們倡導作為「行動」的新聞傳播學，以此促進馬新觀、主題報道和國際傳播教學與科研的融合。因此，如何打通內宣與外宣的關係，破除教學與實踐的阻隔，創新主題報道和典型報道的方式，把人物報道放在典型事件之中，以典型事件帶動典型人物，創新「典型案例」的報道方式來面對「村超現象」「榕江經驗」，真正把報道推進到鄉村振興「中國式現代化」的前沿陣地？我們面對的也是一堂大課，榕江就是我們的大課堂。我們要向榕江人民學習如何讓手機成為新農具、流量成為新農資、直播成為新農活的「人民足球」的首創精神，學習如何掌握新媒體時代的十八般武藝，讓新媒體變身新質生產力，與「村超」一起走向世界，做新時代的國際傳播先鋒隊。
這是作為實踐的馬新觀課程教學的嘗試。「人民足球、國際傳播」，是我們師生報道團隊參加啦啦隊時舉起的醒目標語。
2025年3月，我們邀請了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組織（MST）議會代表團一行前往榕江參訪。MST是拉美地區規模最大、影響力最深遠的社會運動組織之一。自1984年成立以來，它通過土地佔領、生態農業實踐和基層教育，並成為全球南方農民運動的典範。40年來，MST 幫助巴西45萬家庭獲得800萬公頃土地，佔巴西可耕地面積的2.3%。這些土地通過集體管理模式建立起500多個合作社，通過將土地改革、生態農業、基層教育和國際團結結合，為解決全球農業危機提供了「另一種可能」。今天的MST已經是拉美社會正義的試驗田，是重塑全球南方社會結構的創造性力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基層教育創新案例」。
在參訪的過程中，他們瞭解榕江基層民主的實踐，在村超現場參與全民唱歌跳舞，也深切感受到榕江人民對巴西足球和巴西人民的熱愛；到「月寨孃孃團」的田頭直播間做客時，會忍不住跳下田埂與孃孃們一起鋤地。在座談會上，他們回顧對比MST的奮鬥歷程，哽咽流淚。他們說，足球是我們的生命，我們也有節日、美食和精彩的民族文化，但我們沒有「村超」，我們要學習「村超」。而巴西MST朋友們在村超現場傾情起舞的情景，也被各路自媒體抓拍衝上抖音頭條。
2025年4月，筆者飛赴巴西聖保羅參加學術會議，專程去拜訪MST的總部和農莊。在MST農莊電台的直播間里，筆者講述「村超」故事時說，MST已經在有機化肥和農業機械方面與中國農業大學開展了合作，而我最想推動的是MST-村超以足球為媒介的跨越地球的山海情。接待的MST婦女幹部自豪地說，足球肯定是我們厲害，我們可以教村超的朋友足球技術，村超的朋友可以教我們做短視頻。
五
結語 村超與「典型報道」：
作為實踐論的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學
2025年從蘇超爆火開始，各城市與文旅結合的非職業足球「超」正在中國大地蓬勃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學習了村超的經驗，也證明村超的群眾路線是可複製和推廣的，這就是「典型」的含義。不是塑造高不可攀、不食人間煙火的先進，而是鑒定和總結從實踐中蹚出的路：一個可複製的方法論，讓更多的人學習和對標，成為「日常生活」的典型，這恰恰是今天「典型報道」被忽略的要點。
「抓典型」是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的工作方式，「善於抓典型，讓典型引路和發揮示範作用，歷來是我們黨重要的工作方法。實踐證明，抓什麼樣的典型，就能體現什麼樣的導向，就會收到什麼樣的效果」，好典型「是來自群眾、得到群眾認同的，是可親、可敬、可學的典型」。22這也體現為典型報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事在人為。
典型報道之所以是馬新觀的精髓，就在於它對標的是黨的中心工作，也是馬列主義「政黨組織傳播」性質的體現——之所以有必要鍛造這一新的學術概念，是希望破解新聞傳播學科是否能夠，以及如何能否躬身入局「中國式現代化」之實踐現場的理論困境，也是解答所謂「張雪峰之問」的深層背景。村超的經驗是重新思考典型報道和馬新觀的契機。
不同於西方以選舉政治為核心的政治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群眾路線的三位一體構成了中國政治傳播的基石，筆者把它命名為「政黨組織傳播」，是因為它要完成的使命就是成為政黨組織和人民的喉舌，而「典型報道」就是方法論。村超作為「典型」不是普遍現實，但在最普遍的意義上代表了鄉村振興的方向和實踐路徑，是蘊含著未來的現實。它告訴我們，什麼叫作黨和人民的喉舌，村超的「大傳播」不就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嗎？它體現的是毛澤東的黨報思想，即報紙要靠大家來辦，是全黨來辦，也是全體群眾來辦的實踐活動——2025年1月4日村超新賽季開啓，108支足球隊報名參加，當筆者在村超現場目睹球員、志願者、警察、清潔工、自媒體等各個行業的代表共同宣佈賽事的開啓，進入思緒的正是這一黨報理念。它在今天的傳承就是「大宣傳的工作理念」，就是全黨動手，充分調動各條戰線的力量，實現黨和群眾的雙向奔赴。
村超的「大傳播」就是「大宣傳」工作理念的創新性實踐過程，它把全黨最重要的經濟工作和極端重要的意識形態工作熔為一爐，創新了經濟與文化協同發展的鄉村振興新機制，創造了新時代自下而上、立足基層組織的社會主義「人文經濟學」的方法論：以縣域經濟系統性推進農、文、體、旅、商融合發展。這是以新型村集體經濟形式為基礎的鄉村振興典範。「大傳播」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僅是流通領域的事情，更是打通了生產與流通、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的邊界，這是今天討論「新質生產力」在理論層面需要回應的重大課題，它包含了數字時代對勞動、新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重新界定，也包含了價值觀與新質生產力關係的再探詢，以及新時代群眾文化、大眾文藝與經濟基礎關係的再探索。群眾文藝本身就是中國革命創造的宣傳道統，是政黨理論的翅膀，也是雙腳，是理論的道成肉身。
不是政府大包大攬，而是改變幹部作風，提升政府效率，營造營商環境，把政府轉變為鄉村振興的平台和土壤，讓社會自己成長。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三條路線真正貫通起來，就是「大宣傳」的格局，就能營造上下齊心的社會氛圍，激發社會正能量，凝聚更多的共識和力量完成振興鄉村的社會變革。其結果是在大洪災下，整個社會積極互助自救、精神不垮；群眾自發喊出「一座城一條心」的口號，同時對「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社會制度真誠感恩。《侗歌聲聲唱給黨》成為災後傳唱最廣的歌曲，歌曲歌頌了新時代高鐵、飛機通到侗寨之後奔小康的生活，要把千年的侗歌唱給祖國、唱給黨，希望美好的生活幸福萬年長。這樣的「黨」和「祖國」該用什麼樣的政治傳播理論來闡述？什麼力量才能讓「幸福」的日常生活永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傳播」是村超的發動機，是全體人民辦媒體的創舉，是讓「傳播」成為人民手中掌握歷史主動性的舵盤。村超的群眾路線正是政黨組織傳播最大的成功，一個可以看見、學習、借鑒的經驗，一個真實可感的黨性和人民性兼備的村超，一個今天處於系統性變革的主流媒體需要重新找回來的定位。在推動21世紀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過程中，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如何重新建設作為歷史實踐論的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對此，中國應當做出更多的貢獻。
毛澤東說「長征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它將載入史冊」。23作為行動的宣言書、宣傳隊和播種機，是馬新觀的精髓，也是馬克思主義傳播觀的精髓，即作為行動的實踐是傳播之源。傳播從來就是一個動詞，傳播是乾出來的，是歷史能動性的體現。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是作為實踐的傳播，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的宣傳觀，是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和政治傳播，也是今天需要破除學界形式主義、教條主義和媒介中心主義重新確立的起點：重要的是帶領群眾改造世界。
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與傳播觀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學是今天迫切需要的理論建設。由此，筆者嘗試以「政黨組織傳播」作為核心概念，貫穿從黨報理論到「大宣傳」理念的中國共產黨新聞傳播實踐的歷史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把「宣傳」從冷戰勝利者的污名中解放出來。什麼是宣傳？1927年美國政治學家、傳播學家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在總結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說：「所謂宣傳，其實就是思想對思想的戰爭」。24今天美國推行的所謂「新冷戰」，實質依然是思想對思想的戰爭，而思想戰的背後是作為經濟基礎的「現代化」道路之爭，是為了多數人的現代化，還是寡頭的現代化？這是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石，也是今天國際傳播的激烈戰場。
今天學術界熱衷於討論來自西方的跨媒介理論、媒介的物質性、具身性、媒介域，以及媒介化的各種理論。但是，回望歷史，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傳播實踐從來就是跨媒介的、物質性的、具身性的、組織化的媒介域，它可以是新聞，也可以是文藝；可以是牆上的標語、口號、壁報和旗幟，也可以是人際傳播的識字班、掃盲課、「列寧室」；可以是黨報、通訊員網絡、電台、廣播，也可以是戲曲、音樂、舞蹈和繪畫，即動員和組織群眾的一切物質與精神方式：一個具有能動性的傳播能量場。
毛澤東《論持久戰》中的重要思想就是全民族抗戰，就是必須進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動員，動員全國的老百姓，讓每一個士兵和每個人民都知道為什麼要打仗，方能造成抗戰的熱潮，否則抗戰是絕不可能勝利的。在具體的政治綱領明確之後，怎麼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不是將政治綱領背誦給老百姓聽，這樣的背誦是沒有人聽的；要聯繫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繫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戰爭的政治動員，變成經常的運動。這是一件絕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25
抗戰就是一場偉大的跨媒介運動，抗戰的勝利不是媒介的勝利，而是人民的勝利。村超也是當仁不讓的跨媒介傳播，是新時代擺脫貧困的「人民戰爭」，走向共同富裕的「人民戰爭」。不是作為本體主義的媒介，而是當作為改變世界進程的媒介運動成為人民的日常生活，才能推動歷史的改變。而只有在這樣的運動中才能發現媒介、創造媒介、變革媒介。
上述西方理論之所以都不足以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政黨組織傳播」的特性——因為它從來不是圍繞著某一特定媒介而展開的，而是圍繞著政黨的使命，及其整體的歷史實踐活動而展開的，傳播就是這個實踐過程本身。在這個過程中，所有的人與物都能夠被轉化為媒介，並在實踐的過程中表現為歷史主體性和歷史主動性。這就是為什麼把傳播指認為物質性、具身性和媒介化等等是不夠的，這樣的物質性只是被動的物理性，沒有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群眾路線三位一體的「政黨組織傳播」就無法闡述歷史發展的動力和主體。這就是今天作為中國故事的村超帶來的啓示，而典型報道就是為作為實踐的群眾運動命名，讓他們在歷史中顯影，成為先鋒隊。「先鋒」就是決定歷史前進的方向。
不是報紙、電台、戲劇、音樂等等的媒介性決定了傳播，而是歷史運動的實踐性決定傳播。不是形而上學的物質性，而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下的物質生產活動才是傳播的物質基礎；是隨著生產力發展和生產關係的變革，群眾日益自覺地參與歷史進程，最終成為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才是歷史的推動力，同時是傳播的推動力。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學的基石，也是區別建築於西方新聞業基礎上的新聞傳播理論的分水嶺，是構建科學社會主義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科學社會主義意味著在既有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客觀制約下，由人民實踐推動的制度創新。希望村超這樣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推動新聞傳播理論回到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點，捨此，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的新聞傳播自主知識體系的產生。
今天，中國進入「新長征」，面對的是百年變局下新的圍追堵截，中國要與全球南方的人民團結在一起，在全球南方走群眾路線、建統一戰線，才能突破各種艱難險阻，共同完成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偉大任務——一個前所未有的偉大歷史任務。紅軍不怕遠徵難，萬水千山只等閒。
正是在此意義上，作為「大傳播」事件的村超之大，就在於它不僅僅屬於榕江、中國，也將屬於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說到底就是一個跨越萬水千山、共融共通的大傳播實踐。
###參考文獻
[1]歐陽章偉、王永傑：《「村超」密碼》，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24年，第1頁。
[2]習近平：《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2020年3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06/c_1125674682.htm，2025年12月31日。
[3]習近平：《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上的講話》，2020年3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3/06/c_1125674682.htm，2025年12月31日。
[4]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頁。
[5]《習近平參加貴州代表團審議》，2014年3月7日，中國人大網，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2014-03/08/content_1843517.htm。
[6]萬秀斌、汪志球、程煥、蘇濱：《以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旅遊產業化為抓手——貴州高質量發展開新局》，人民網-人民日報，2022年2月9日，http://gz.people.com.cn/n2/2022/0209/c344124-35126168.html。
[7]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關於支持貴州在新時代西部大開發上闖新路的意見》國發〔2022〕2號，2022年1月26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26/content_5670527.htm。
[8]貴州省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關於支持黔東南自治州「黎從榕」打造對接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橋頭堡」的實施意見》（黔府發〔2022〕7號），2024年4月25日，https://www.guizhou.gov.cn/zwgk/zcfg/szfwj/qff/202204/t20220425_73603162.html
[9]〔德〕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320頁。
[10]上游新聞：《對話當事人丨忠誠大食堂重啓，楊勝濤：「村超」期間2000份感恩盒飯歡迎品嘗》，2025年7月2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38694201139341183&wfr=spider&for=pc ，2025年12月31日。
[11]作者調研訪談內容。
[12]文匯·上觀：《村超重啓｜球場燈光亮起，撫平洪災傷痛，足球是榕江人的紐帶與希望》，2025年7月28日，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954157.html ，2025年12月31日。
[13]榕江縣人民政府網站：《榕江縣持續打造「村超品牌」實現流量賦能鄉村振興》，2024年8月27日，https://www.rongjiang.gov.cn/xwzx_5903512/rjyw_5903513/202408/t20240827_85484693.html ，2025年12月31日。
[14]羅羽：《「村超」的樂子、路子與日子》，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24年，第2頁。
[15]新華社：《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二〇二四年新年賀詞》，2023年12月31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23673.htm ，2025年12月31日。
[16]歐陽章偉、王永傑：《「村超」密碼》，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24年，第 32頁。
[17]歐陽章偉、王永傑：《「村超」密碼》，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24年，第 56-57頁。
[18]〔法〕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葉齊茂等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45頁。
[19]〔法〕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葉齊茂等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24-126頁。
[20]〔法〕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葉齊茂等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50頁。
[21]〔法〕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葉齊茂等譯，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42-43 頁。
[22]習近平：《要善於抓典型》，《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212 頁。
[23]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0頁。
[24]〔美〕哈羅德·拉斯韋爾：《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張潔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3頁。
[25]毛澤東：《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