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的起源——進步的替代方案
◎林深靖
【編按】何謂左翼？本文作者從18世紀與19世紀的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歷史，就左翼該詞的緣起、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形成進行了疏理，也讓我們從中理解左翼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內涵。本文原載於《左翼》雜誌第二號1999/12/30。
在政治上，左右的分野首先出現於法國大革命期間。1789年7月14日，蜂起的群眾攻陷象徵王室權威的巴士底獄，這是人民從絕對王權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開端。革命迅速蔓延，不僅法國農村的封建社會結構和皇家統治機制迅速瓦解，幾乎所有歐洲的王室的專制體制都面臨革命的威脅。
在法國，國家決策的核心和政治勢力的角逐很快從王室轉移到議會之中。經過三級會議、國民議會到制憲議會的組成，代表不同利益或勢力的派系和集團逐漸成形。尤其在8月26日通過《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之後，議會為了是否維持君主制並賦予國王否決權展開大辯論，並因此形成壁壘分明的兩大集團。其中以教士、傳統貴族和保守金融資本家為主的保王派集聚於議長右側的席位；議長的左側則匯集了有進步思想的年輕貴族，自由業的代表以及激進的中產階級，他們傾向於與「舊體制」徹底決裂。當時議會四周的柱廊相當寬敞，開會期間容許民眾絡繹不絕地進入旁聽，甚至在默許下一般民眾也可以在討論時逕自插言，這樣的議會多少有群眾大會的性質，而每一個議員都要直接面對群眾，其主張和屬性一目了然。政治上的左、右陣營自此成形。相對於右翼既有的權力位置而言，左翼的基礎較為單薄，因此他們特別需要以較貼近基層百姓的主張去獲取旁聽民眾的奧援，甚至在議會之外透過發行報刊和街頭演說擴大其群眾基礎。因此，左翼在本質上即有反體制和群眾化的傾向，相對於鞏固保守勢力和維護既得利益的「舊體制」，左翼要求的是一套進步的替代方案，而且這一套方案必須能夠反映社會基層的需求，消除體制化的壓迫與剝削。
在歷史的發展上，左翼的主張日益鮮明，力量逐漸壯大。譬如法國自1792年二次革命建立共和以來，君主立憲制度崩潰，王室、貴族和教會的流亡者意圖藉由歐洲其他國家保守勢力的干涉，奪回政權，恢復舊體制。原來主導革命的勢力區分出兩股主要的派系，其中右翼是以商業發達的吉倫特省代表為主的溫和自由派，他們主要是富商和地方資產階級，被稱為吉倫特派（Girodins），於共和初期掌握了議會中的多數。左翼則主要是由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領導的激進革命派，因其巴黎的聚會點是在雅各賓修院，遂以「雅各賓俱樂部」（club des Jacobins）的名義向全國擴散。其入會條件是：「凡熱愛平等，珍視人權，本能地保護弱者和被壓迫者，樂於尊重他人」者皆可加入。兩大政治派系的權力鬥爭日趨激烈，主政的吉倫特派甚至調動警衛隊，對雅各賓黨人進行逮捕和鎮壓。1793 年五月底，雅各賓領導法國最基層民眾「無套褲漢」（sans-culottes）發起暴動，於六月初迅速推翻吉倫特派，取得政權。
左翼勢力主政後，隨即通過新憲法。與1791 年憲法比較，除了君主立憲政體和共和政體的差異之外，主要的是取消了「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有一定財力的公民才享有投票權）的劃分，代之以男性公民的普選權。雅各賓黨人並主張把做為憲法前言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做必要的修改，其中最主要的變動是：將「平等」列為最重要的權利，其次才是「自由、安全、財產」；在自由權方面，增列了「反抗壓迫權」和「起義權」，認為「當政府侵犯人權時，對於人民來說，起義是最神聖的權利和最不可缺少的義務。」；在社會經濟方面，強調任何公民享有「勞動權」、「受救濟權」、「生存權」和「受教育權」，並規定這些權利應由國家加以保障和實現。
1791 年憲法強調自由和個人權利，1793 年憲法則更強調平等和社會權利。而對於私有財產的態度，在修憲過程中也有過激烈的爭論，當時主導政局的羅伯斯比爾曾發表演說，指出懸殊的財富差距是罪惡的根源，主張對私有財產既要保護，也要加以限制。財產的享有和支配，必須服從於社會和公共利益。1793年憲法後來雖因政治危機和社會動盪而未能付諸實施，但是政治上「左翼」的基本主張，已可約略窺見其雛形。
進入十九世紀，由於工業化的快速發展，生產技術和機器設備都有重大的突
破，於是生產規模日愈擴張，資本大量集中，金融市場活絡異常，工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成為舊體制瓦解後，新社會中的「新興貴族」。他們不僅掌握了社會中的經濟活動，同時也是政治領域中最活躍的一股勢力。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為了獲取利潤，不擇手段，競以壓低工資、延長工時、大量增產、降低成本來提高產品在市場的競爭力，卻導致勞動世界的非人性化。僱庸勞動者被束縛在工廠生產線上，成為大老闆積累財富的工具，卻無緣分配生產所得。這種生產關係對廣大的工人而言，是新的鐐銬。舊體制瓦解後所釋放出來的自由和平等權利，對他們而言，只是空話，因為現實的生存環境並不允許他們有能力和閒暇去享用。他們變成一批「除了鎖鏈，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馬克思語）的無產階級。馬克思將這種新社會的生產關係定義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關係，相當於過去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新的階級壓迫。在《共產黨宣言》中，他說：「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就如同《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是啟蒙時代思想發展到顛峰的產物一樣，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8 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是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到顛峰的產物。前者宣告「舊體制」的結束，後者則是新的生產關係中被壓迫者權利意識覺醒，並採取聯合抗爭行動的起點。
工業革命導致「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意識的覺醒，早在1830 年代，組織工會以及配合公會進行罷工已成為工人階級與雇主進行抗爭的主要手段。在歐洲，勞工運動與雅各賓主義有一定的繼承關係，英國知名的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認為雅各賓主義是指「一套由法國大革命滲透給有思想、有信心的窮人的抱負、經驗、方法和道德觀念」，勞動貧民從受難者成為歷史舞台上的行動者，「外表寒酸的公民和以前不敢出現在舉止高雅者專屬場合的人，現在都昂首和富人走在一起。他們需要尊敬、承認和平等地位。」
十九世紀前半葉，勞工運動與雅各賓傳統的結合形成歐洲左翼勢力的特質。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爆發，左翼議員和勞工代表共組臨時政府，宣佈建立第二共和。群眾湧上街頭，要求頒布勞動權法令，保障勞工生活，要求成立勞動部，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同年，德意志各邦紛紛出現城市勞工結合農民的起義，奧地利發生工人聯合學生的反政府大示威，義大利繼西西里武裝起義之後，各地工人和手工業者群起示威。除此之外，捷克、匈牙利也都捲入了革命的風潮。
1848年蜂起的革命，都不約而同地要求改變既定體制，成立反封建、反剝削的替代性政權。群眾的努力和犧牲，使得許多資產階級自由派得以進入政府，參與決策。然而，在現實上，革命的成果卻也大多為資產階級所接收，並在掠奪革命果實之後，反過來將無產階級視為威脅其統治權的敵對力量。馬克思在具體分析1848 年的革命經驗之後，指出真正的社會矛盾是階級矛盾，國家機器是資產階級用來鎮壓無產階級的工具。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其任務「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
1848年之後的左翼運動已不可能沒有社會主義的內涵，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分析更成為左翼運動所不可或缺的資源。十九世紀上半葉，聖西門、傅利葉、歐文等社會主義先行者，對勞工運動已有一定的啟發；十九世紀下半葉則是社會主義思潮百花齊放的年代。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還有不少實際投入到勞工運動，抗拒壓迫、剝削，並試圖改變既定體制的行動者和思想家。如布朗基、拉薩爾、蒲魯東、巴枯寧，及至稍後的伯恩斯坦、拉布里奧拉、考茨基等人，都對十九世紀中葉到晚期的勞工運動和各國左翼政黨的組成，產生重大的影響。他們之間對於社會性質的分析、組織動員的方法和終極目標容或有歧見，但是對於弱勢者的團結抗爭，對於社會公平正義的籲求，並在壓迫性的體制之外尋求進步替代方案的努力，基本上立場是一致的。左翼以這些特質而發源，而集結，而擴散，並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發展為國際性的政治、社會運動。二十世紀後，左翼進入到另一個發展的階段，我們將另文敘述。
發佈日期：2018/0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