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抗議的遺產:一場左翼革命是如何幫助資本家獲勝的

1968年抗議的遺產:一場左翼革命是如何幫助資本家獲勝的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
王立秋 譯

 

【編按】六八法國學運深刻地改變了法國社會結構,但齊澤克指出運動之後,資本主義如何吸納與挪用了運動的能量,放棄了福特主義,在生活各方面都由強調個人自由至上、消費主義的市場化、商品化邏輯主導。不過,他也提醒,六八學運的遺產不僅在於它改變了社會對於性/別、種族的態度,同時在於它拒絕了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體系的總體,體現在「要現實,要求不可能」的口號中,這仍是左翼運動面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問題應思考的問題,並為此奠定基礎。中文翻譯原載於2018-02-27海螺社區,感謝海螺社區授權轉載。

1968年法國五月學運時牆上的海報,來源:維基百科。

 

1968年五月的抗議運動改變了世界。現在,差不多五十年過去了,顯然,這場本應是左翼的運動,最終卻幫助資本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

儘管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社會革命和今天的抗議之間存在一條巨大的鴻溝,但是,今天,我們也在見證類似的,資本主義系統對抗議能量的再度挪用。

六八期間巴黎牆上的著名標語之一是:「結構不上街」,意思是,你沒法用結構主義來解釋六八年龐大的學生與工人示威運動。這也就是為什麼一些歷史學家甚至認為,1968年是一個劃分結構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的日期。故事是這麼說的,後結構主義更加動態,也更傾向於積極主動的政治干預。

法國精神分析學家雅克‧拉康的回答則是,確切來說,這才是1968年發生的事情:結構的確下到了街上——可見的事件的爆發,是現代歐洲的基本社會與象徵構造的一次結構轉變帶來的結果。

 

點燃我的火

六八年爆發的事件帶來的結果證明他是對的。在六八年後有效發生的,是「資本主義精神」這樣一個新形象的崛起。的確,系統放棄了福特主義的集中化的生產過程結構,並在工作場所中僱員的主動與自治的基礎上,發展出一套基於網絡的組織形式。

因此,與等級化-集中化的命令鏈條相反,如今,我們面對的,是有眾多參與者的網絡,它以團隊或項目的形式來組織工作。它們的意圖是讓消費者滿意,以及對工人的總動員——多虧了他們的領導者的想像。這個新的「資本主義精神」成功地回收了1968年的平等至上主義和反等級的修辭,把自己呈現為一場成功的,反對公司資本主義和「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壓迫性的社會組織的,自由至上主義的反抗。

在廣告風格的變化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覺察這個新的「資本主義精神」的兩個階段。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主流的廣告方式,是直接說個人的真實性、或經驗的品質;而在後來,你則會越來越多地註意到對社會-意識形態主題的動員(比如說環保和社會團結)。事實上,這裡涉及的經驗,是參與一場更大的集體運動的經驗,是關愛自然和病人、窮人和被剝奪者的福利的經驗,是為他們做點什麼的經驗。

 

施助的手?

比如說,這是一個把「倫理的資本主義」推向極致的例子:湯姆斯鞋業,一家2006年成立的公司做出這樣一個承諾:你每買一雙鞋,湯姆斯鞋業就會給有需要的兒童送出一雙鞋。「買一送一」。用個體的購買力,來帶來更多的好處,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因為在這顆星球的七十六億人裡,有四十億人生活在對樹頂上的那些人來說不可想像的境況之中。但如今,消費主義的罪(買一雙新鞋)可以為這樣的意識——那些真的需要鞋子的人會因為你買鞋而免費得到一雙鞋——所彌補和消除了。這意味著,參與消費主義的活動這個舉動,同時也被呈現為,你正在參與一場與邪惡的鬥爭,而這些邪惡,說到底還是由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引起的。

類似地,六八年的許多其他方面,也成功地融入了霸權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並且,今天,不僅自由派會來動員它們,就連當代的右派,也會在與一切形式的「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動員它們。比如說,「選擇的自由」就被當作支撐朝不保夕的工作的好處的論據來使用。所以,忘掉因為不確定你接下來的紀念能不能活下去而萌生的焦慮,而反過來,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為避免陷入同一份臨時的工作,而一次又一次獲得「重新發明」你自己的自由這個事實上吧。

 

徹底的劇變

1968年抗議把注意力集中在反對資本主義(當時被感知為資本主義的那個東西的)三大支柱,即工廠、學校和家庭的鬥爭上。結果,每個領域都屈服於後工業的改造。這就導致越來越多的工廠勞動被外包出去,或者,在發達的世界,越來越多的工廠勞動被沿著後福特主義的非登記互動團隊工作重新組織起來。同時,永遠靈活的私有化的教育,也越來越多地取代了大學的公共教育,而多種靈活的性安排,也取代了傳統的家庭。

同時,左翼也迷失在自己的勝利之中:直接的敵人被打敗了,但取代它的,確實一種新形式的,甚至更加直接的資本主義的支配。在這種「後現代的」資本主義中,市場入侵了迄今為止人們還認為是政權的特權領域的新領域,從教育到監獄到安全。

在「非物質勞動」(如教育)被當作直接生產社會關係的勞動來慶祝的時候,我們也不應忘記,這在一個商品-經濟中,意味著什麼。那些迄今為止一直被排除到市場之外的新領域,如今也被商品化了。如此,在遇到麻煩的時候,我們不再與朋友談話,而是給心理醫生或諮詢師錢,讓他們來照看自己。與父母相反,如今,帶孩子的不是親身父母,而是收了錢的保姆和教育者。

 

沉重的負擔

當然,我們也不該忘記,六八年真正的成就是什麼。六八年的運動開啟了一場激進的變革,改變了我們看待女性的權利、同性戀和種族主義的態度。在光榮的六十年代,我們完全沒法再像五十年代那樣搞公開的種族主義和恐同了。因此,六八年不是一個單一的事件,而是一個充滿抱負的事件,在六八年事件中,許多不同的政治傾向結合到了一起:這也就是為什麼它依然是紮在許多保守派腳上的刺。

尼古拉‧薩科齊在2017年選戰中說他最大的任務是讓法國最終克服六八年的時候,也承認了這點。當然,我們也不應該錯過這一評論的諷刺之處:像小丑一樣發作、娶了卡拉‧布呂尼的薩科齊能當上法國總統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六八年五月事件帶來的習俗變化的結果之一。

所以,我們有「他們的」六八年五月和「我們的」六八年五月的遺產。在今天的主流集體記憶中,「我們」關於巴黎的五月示威,及學生抗議與工人罷工之間的關聯的基本看法,已經被忘記了。五月的真正遺產在於,它拒絕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體系,在於它對體系的總體說不,這,在下面這個口號中得到了最好的概括:要現實,要求不可能。

真正的烏托邦,是這個信念:現存的全球體系不可能無限地自我複制下去,唯一「現實」的方式,是支持在這個系統的坐標中,不可能出現、只可能顯現為不可能的東西。因此,我們最好用這個問題來表達對六八年五月的忠誠:我們該如何為這一激進變革準備,並為之奠定基礎?

 

譯自Slavoj Zizek, “Legacy of 1968 protests: How a leftist revolution helped capitalists win”,原載https://www.rt.com/op-ed/418927-capitalists-1968-revolution-left/。

 

發佈日期:2018/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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