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葬文化行動祭 – 新國際 New International

【作者按】上週參加了「大眾葬文化行動祭」活動，這個行動重新開啟（也可以說是解封）了疫情以來，關於生命、社會和政治的重要課題。關於這個行動祭，可以參考活動臉書專頁「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為了紀念疫情以來死亡的八百多位國人，活動開闢了一個共創墓誌銘網頁，裡面有很多感人的文字：新冠Covid-19墓誌銘。我參與的是8/31晚上的座談場次，該場次主題是從蔣渭水的大眾葬紀錄片談疫情下的大眾葬，同時與談是老前輩也是我的老朋友井迎瑞教授，另外還有台大的廖咸浩教授。

「跟今天播放的蔣渭水大眾葬紀錄片相關，從我的專業出發，這次疫情爆發以來，我感受最深的，也最遺憾的兩件事情。

第一件是疫情資訊的官方壟斷與宣傳化。第二件是死亡與染疫者的去人性化（數字化）和無感化。」

（本文作者魏玓為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編按】今年是台灣文化協會成立100年，而90年前的8月23日，1931年8月23日，有五千多位台灣人走上街頭，為蔣渭水舉辦大眾葬。NN粉專今日特別刊登8月21日NN論壇「文化行動與說真話的勇氣」講者之一蘇偉碩醫師座談紀錄。他提到90年前這場大眾葬的意義是一次突破殖民統治的政治行動。蔣渭水是醫生，蘇偉碩也是醫生，蔣渭水在100年前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為殖民地台灣問診；精神科醫師蘇偉碩則在瘟疫蔓延的此時此刻，反思台灣集體的精神狀態，並提問：「當講出真相會失去自由的時候，我們的勇氣又是從哪裡出現？」（本文根據錄音整理而成，過錄編校/YLT，本文原登於飛越杜鵑窩怪胎計畫臉書。我很榮幸可以跟幾位文化藝術大師同台，我自認是一個小工匠，我是一個臨床醫師，因為醫學是一個工匠的行業，其實我們是一種手工藝活動，在古中國，醫生的地位不高，以前我們說醫師是郎中，或巫醫，一直到現代化之後，醫師地位才提高。但精神科跟巫師也差不多，巫術與醫術沒有什麼大的差別。特別在我們臨床醫學界自己分科之後，像我分科是精神科，今天所有醫師都認為，精神科其實跟巫師其實差不多，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用一些所謂的現代化、高科技的儀器去做一些檢查，我們用的還是最原始的方法。就是人跟人面對的交談，那談話之後，醫生就做出一個判斷，你的精神是正常的，還是異常。所以有的人會覺得精神科醫師很可怕，因為你看了精神科醫師之後可能會被認定，或者是得到一張瘋狂的證明書，稱之為診斷書。過去的確不管是在中國也好，或者是在西洋，對瘋狂的一個處置的方式或對待的方式，大概都是跟社會隔離，所以瘋狂的人或是稱為瘋人，那大概跟被感染到傳染病的人一樣，就像這次疫情，其實遭受到的命運極為相似，就是被辨識出來，給予一個汙名，然後把他隔離，甚至讓他自生自滅。歐洲中世紀的時候，甚至有一種瘋人船。其實，不只是處理瘋狂的人是用這樣一個方式，很多的感染到一些傳染性疾病的人，也是用一種好像被天譴，或者認定他在德行上有問題，讓他流放到一些偏遠的地方去自生自滅，反正就是從原先的一個社區或是世界裡面把他排除掉。回到醫學，我們在區辨一個人的精神是否正常？我們認為只是去判斷他對真實、真相跟想像、幻想，或者是夢想，有沒有辦法區別？大家會覺得，這好像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因為在人類的哲學發展過程當中，幾千年來可能也一直在困擾：真實跟虛假之間究竟要怎麼樣去區分？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定論。一直到所謂現代這個時代，我們出現了一門新的方法，或者是一門新的技術，我們把它稱之為科學，科學就是用我們現在大家好像是互相協商、約定出來的一個規則去認定真的或是假的喔，這件事情是不是會一再重複的出現？是不是可以預測？把它當就成是一個真實的標準。科學也就幾乎取代了宗教──過去一種絕對權威的方式，就是它可以進行一些判斷。甚至把人進行分類。比如說在今天，醫療工作好像就有莫大權力，當今在台灣權力最大的是我的同行，那就是陳時中，他現在是台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一切對於疫情相關的必要性的措施跟處置、基本上不需要有任何法律的重新規定，或頒發什麼行政命令，甚至也不用白紙黑字，只要指揮官的指示，就像過去的皇帝的聖旨一樣，它就具有強制力跟法律的效力，那是連各國的總統或是歷代的皇帝，幾乎都沒有這樣權力，而是在面對生死交關的時候，這個指揮官基於他為了要保障眾人的生命，所以他就有這個無上的權力。問題是，到底我們的生命真有受到那麼大的威脅嗎？病毒是真的？還是假的？當然可能有人會覺得這命題是很怪異的，難道病毒是假的嗎？難道疫情是假的嗎？也許以現在全世界七十億的人來講，說不定還有幾十億人不相信有病毒這一回事，他們不太認為那是病毒造成的，他們可能認為是有其他現象或原因。比如說在美國有相當一群人認為這個covid-19的疫情，這次新冠病毒疫情是藉由中國製造的5G設備在傳播。關於疫苗傳說也是一樣，到底是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我覺得在我的臨床工作裡面跟幾位在藝術、文化界、建築界的大師有提到的一個現象，是對話這個問題，比如說，謝英俊老師提到的在赫爾辛基，本來要幫難民製造建造避難所，引發左派右派或被認為是新納粹的紛爭。但是經由調解跟容納、包容對話的一個過程，大家可以把內在真實的想法進行溝通時，反而產生一種新的現象。那些被看成是好像很不可理喻、不可改變的人，進行一些鬆動，就在對話的過程當中鬆動。當然，人都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我也不例外。過去常常有人問我說：你們精神科醫師在做什麼？你跟病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其中，被一些比較進步圈朋友廣為傳頌的說法是：我覺得我跟病人在做一種互相說服的工作。我們認為他是虛假的，是他的妄想，並不真實存在的東西。但被認定為病人的人說：「那是真實的」，我說服他：「他所認為的真實，並不是真實」，如果他說服我，也就是說如果他所有的想法看法都是真實，那他就沒有生病啦，那我就應該要給他一張痊癒的診斷書，或是准許他出院，他就可以獲得自由。那如果說他可以接受我的說服，或者願意去思考──他的真實跟別人的真實不一樣，是不是導致他被標籤為一個精神病人？很多朋友聽我這樣講醫病關係，大概就充滿了一些浪漫的想像，精神醫學好像是一個非常具有人權的概念，非常人道的對待我們的患者，那我也不曉得我這樣的一個描述到底是真實？還是虛假？真正精神病房真的是像我描述的：兩個主體之間的一個互相說服的過程？但醫生跟被標籤為病患之間的權力對等嗎？我想大家聽到的故事一定是另外一個版本。精神科醫師具有無上權力，他身兼警察，又是檢察官、還兼法官，兼監典獄長四個角色，權力最大的一種人，那為什麼精神科醫師會被認為是這樣？第一、我們可以判定一個人有疑似精神疾病，就好像警察認為你有犯罪的嫌疑一樣。第二、他是檢察官，因為檢察官可以起訴，他覺得有犯罪嫌疑可以起訴，因為有精神疾病的嫌疑，甚至符合一些法律規定。我們還可以進行強制的醫療。最後我們還可以給他一個診斷，就像法院判決一樣，最後就把他強制的關在醫院裡面，然後他就被標籤為精神病患，一旦他得到了一張精神病的診斷書，等大家知道之後再也沒有人會相信他講的話是真的。今天在我們的講座題目裡有文化與講真話的勇氣。的確在我的臨床工作裡面，也牽涉到兩個講真話的難題，第一個講真話的難題是當一個病人來到我面前，他到底要不要對我講真話？如果他是一個精神醫學判定下的精神病患，那他的真實跟我們的真實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如果講出他的真實，那就會被認為是瘋狂的，因他所認定的真實在我們看來，完全是不可能的、不真實存在的一個世界，那他就必須要接受精神病患的一個標籤。第二個真話的困難是假設他說服我，一個精神病人說服我──某人，可能是我們的專業人員，對他進行了一些虐待、甚至對他有一些非法肢體的暴力，可是他是精神病患，可能還被認定是非常嚴重的精神病患，當他這樣子指控時，我可能也會遇到一個尷尬的難題，就是當我回到我的工作團隊裡面，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專業人員，那我要不要講出我內在的真實？我可能有幾分相信他說的，他在（病房）裡面遭受到一些虐待，或者是不人道、非法的待遇？講了這麼多可能都超出大家的經驗範疇，我把這個場景再拉回到剛剛主持人永毅介紹我的時候，我稍微修正一下那個我跟民進黨的關係，民進黨在野時反對萊克多巴胺，主要是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殘留的美牛，那個時候我跟民進黨站在一起，用我的角度來講，是民進黨跟我站在萊克多巴胺對人體有害的這個立場上，所以我們看起來好像是互相站在一起。只是後來民進黨離開了他原來保持的立場，那我們也才知道說，原來那個不是民進黨真實的立場。我們今天的緣起是八二八大眾葬文化祭的討論。剛剛永毅介紹緣起，提到八二八有幾個典故，來源之一是九十年前八月二十三號，蔣渭水的大眾葬。這裡面也有非常多不能講真話的狀態，比如參加蔣渭水大眾葬的人，其實並不是參加真正意義上的一場葬禮，它是扎扎實實的一個集體政治行動，但它必須是一個葬禮的外貌，這樣才能夠逃避或脫開當時日本總督府對政治集會行動的一個檢查或限制，是用一個葬禮的形式，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政治性集會，但是不能講自己是政治性的集會，只能講那是一場葬禮。第二個由來是在去年八月二十八，蔡英文也說了一個不是真實的話。她說她是為了台灣的種種利益，必須開放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已經符合了所謂國際標準，絕對會在食品安全的情況底下才開放。當然我們都知道，這裡面有非常多不真實的部分。當時在馬英九當總統執政底下，有許多比我更專業、更強悍的醫師，這個時候他們就沒有跟當時表達一樣的看法。好像只有我跟少數幾位聲音更小的醫師，一樣的講我們認為是真實的──萊克多巴胺有毒。我覺得這也不是醫療專業，因為台灣有七成以上的民眾認定萊克多巴胺有毒，其實並不是因為有像我這樣的醫生在媒體主張。因為在知識已經爆炸，資訊也已經氾濫的時代，其實大家都可輕易找到判斷萊克多巴胺有沒有毒的相關資料，網路上也可以找到很多製造致命武器的方法。我也不曉得這個網路上的訊息是不是真實的。傳說也有一些民眾可以透過網路製造一個小型核反應器，可以產生核分裂，當然就有製造核子武器的一個潛力。一方面看起來現在是一個非常專業去判斷真假的時代，但一方面也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經由網際網路，我剛剛在批判的這個部分，去獲得種種專業者才有的知識，所以醫師或者是醫療的專業，也是這樣子慢慢變成每一個人都可以談，所以也很難區辨到底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我之所以今天被邀請來這裡，或者大家可以在媒體上認識我有這樣的一個人，我還一直堅持著自己認定的真實，不斷的在大家都已知不可講的情況下還繼續說。有點像九十年前日本總督府的限制，你知道現在已經不能進行政治遊行了。可是就有一群人藉著，當然他們也真的要替蔣渭水舉辦一場葬禮，但有更高的政治企圖。所以送葬路線也經過了蔣渭水創辦的醫院，當時也是台灣民眾黨的中央黨部，也經過了當時工人運動組織總部台灣工友總聯盟的總部，它當然不是單純的一個葬禮。也可以說因為蔣渭水本來就是跟這些政治行動是結合在一起。剛剛有幾位大師都很客氣的說，疫苗的事應該要我來談，但另一方面其實我們也知道，我們每次談疫苗的時候、也會被網軍攻擊：精神科醫師懂什麼疫苗？其實我也聽過一些生物科技的專家提過一個概念，就是製造疫苗的技術，應該也沒有那麼困難，不需要那麼神秘化。說不定在高中生物實驗室裡，我們可能就有能力製造疫苗，但他不會被認定是有效，也很難有經費跟資本去進行被政府或者是國家所認定核可的疫苗。我可能超過一些時間，先收縮一下，讓大家討論。我覺得自己經歷的這些臨床工作裡，包括我自己，或我要治療的對象，其實大家在講真話時，有非常大的壓力。我的病患是已經被抓到精神病房禁閉，而且貼上精神病患標籤的這些人，他們最大的壓力是說出了真話，可能要住院住更久，比如說，我們認為他有一些幻覺，他有一些妄想。那他如果跟我說，他那些幻想都沒有了，他屈服了。他當然不會說他屈服，他會說：醫生你的藥很好，你把我治好了。以前會聽到的聲音，我現在再也聽不到了，以前我會有外星人綁架我的想法，現在都消失了。他如果不要講出真實的話，也許還有機會獲得自由、跟我的處境有點相像。如果我不講萊克多巴胺是有毒的，如果我不質疑高端疫苗可能是不符合國際標準等等，我也可能有很大的自由。到底是虛假會受到比較多的限制？還是不講真相會比較受到比較大的限制？還是講出真相才會受到比較大的限制？如果講真話會失去自由，在這樣情況下，我們還願意為真實的世界而去奮戰嗎？我也沒有特別的答案。不過今天就在第一段談話裡把這個議題丟給大家，當講出真相會失去自由的時候，那我們的勇氣是從哪裡出現？我先報告到這裡，謝謝。 8月26日蘇偉碩精神科專業醫師朗誦一首對疫情下島嶼生命意義的詩《未成》，並說明為何要在8月28日【大眾葬‧文化行動祭】開幕首日晚上七點，在自由廣場牌樓下與國際知名藝術家陳界仁、民歌手楊祖珺對談【傾聽死亡，與亡靈的對話】。夜談對話將線上直播，蘇醫師更希望往生者家屬親友，能走出汙名化的死亡陰影，加入【網上墓誌銘】的計畫。蘇醫師所朗誦的詩：《未成》生命原本是一滴水，從天而降，落在上游，加入一股細流，向下，向下，向下！開始是清澈無染，泠冽甘甜，洗凈許多煩惱悶憤，承載更多期許美讚，向前，向前，向前！水流下山越流越急，襁褓赤嬰長出青春，和山岩相抗，激流蜿蜒，曲折成溪，嚮往，嚮往，嚮往。一路流浪到出海，死亡原是一瞬間，一生甘酸苦甜澀，聚成不嘗不見的鹹味，只有留下鹽粒，才能再來一趟生命之旅，向上，向上，向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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