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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1968】「不可治理者」的全球秩序：阿拉伯視角下的「長六十年代」 ◎殷之光   【編按】在國際關係史裡，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在全球擴張的歷史往往被視為西方列強對「全球秩序」的塑造史，這源於工業革命以來逐漸形成並且固化的西方視角；如同作者在文中提到的1967年「六日戰爭」案例，人們習慣性地關注美蘇超級大國的溝通與協調，卻忽略了兩國很難對事件產生影響的史實，這種歐洲中心歷史敘事對我們理解現代世界秩序和國際關係帶來很多弊端。正因如此，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基於反帝反殖民的訴求，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開展了一系列針對西方帝國「全球治理」的「反叛」運動。 本文以阿拉伯世界為關注點，作者用嚴謹的史實和細緻的邏輯分析，為我們解讀了「潰敗」、「挫折」等西方學術體系的說法造成的阿拉伯人對自身歷史敘述的阻礙，以及之後阿拉伯地區作為全球「不可治理者」的一部分，以暴力鬥爭的形式，向美蘇主導的治理邏輯發起挑戰的過程。如同本文寫道：「在今天的文化與歷史記憶中，西方世界內部的1968年運動傳遞了一種強烈的『新一代』反抗『老一代』的浪漫主義想象。然而，對廣大的第三世界來說，1960年代的歷史卻很難從這種浪漫主義的線性敘事中展開。阿里夫‧德里克曾經直言不諱地表示，所謂1968年的標誌性僅僅對第一與第二世界產生意義。而1968年得以出現的重要前提則是舊的殖民霸權秩序、資本主義以及新興的以蘇聯為主要代表的社會主義在廣大第三世界遭遇的危機。這一系列全球性的危機使得第三世界內部的民族解放運動出現了轉機與新的發展。因此，與其將『漫長的六十年代』視為一個獨特的歷史時段，不如將其放在一個更加漫長的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民的歷史中去理解，並從這一歷史進程中尋找其內在邏輯。」 這提醒我們，絕不能一味順從西方大國的政治邏輯去認識歷史，而是應當把它們放在一條民族主義的線索中去。對於大國秩序的反叛（insurgency）本身也是一個全球性的活動，是一種世界秩序。對於我們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來說，只有站在對方的立場上去理解其行動的意義，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國際主義共識才成為可能；20世紀中葉以來在亞非拉地區發生的、以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國家誕生與帝國消解的歷史進程，展現出是超越民族與國家的普遍主義社會理想圖景，其中孕育著的，也許正是對世界新的平等秩序的政治創造！本文原載於【澎湃思想市場】，本文與編按轉載自2018-07-24保馬。作者殷之光為英國埃克斯特大學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