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不是西方──回應阿席斯．南地（ 2011.5.20《新國際》）
■賀照田
作者按：2010年上海雙年展不同往年的特別亮點，是在展覽期間推出「從西天到中土：印中社會思想對話」系列活動。
由於此次活動的規模，主講者的聲譽，回應人的代表性，和中國、印度在世界迅速上升的地位，這次系列活動不僅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被認為是上世紀20年代泰戈爾來華後最具意義的中印思想交流，也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其中一場活動是由1980年代便揚名國際，被很多人認為是印度二戰後最重要思想家的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演講。演講的題目是《現代性，後殖民的創造力，以及哀悼的不可見性》，核心討論——為什麼「做為南部世界的現代主義以及進步的觀念，很少具創造性」這一問題。
本文是我在上海美術館對南迪極富靈感且非常重要演講的回應。請注意，南地演講中使用的「南部世界」一詞，是相對於發達國家聚集的北部而言的，其含義類近「第三世界」。
做為一場意涵豐富且重要演講的回應人，與做一場意涵貧乏、莫名其妙演講的回應人一樣，對我都是一場災難。後者讓你無話可說，但又不得勉為其難無話找話；前者則讓你一時覺得有太多話要說，多到你不可能在被限制的短時間內把它精準道來，讓你很難對所受到的觸動進行冷靜的組織。
這種情況下，最負責任的態度當然是暫時閉嘴，等到自己能冷靜組織自己的激動和紛紜的思緒後再說。這時，我真希望自己是行為藝術家，活動的組織者和在場聽眾或許可允許我用專注、敬佩的目光看南地先生20分鐘作為我的回應，而不用像現在這樣，必需為自己尚未精準掌握住的精彩去說，勉為其難地去說。
理解南地 不能取道「西方」
作為回應人，我得以比在場聽眾稍早讀到南地先生今天這場演講的文字底稿。從讀完這篇內涵豐富，並多方面觸動我的中國思考的文章時，我就在想20分鐘的回應我能做什麼、該做什麼。方案一個個在腦海中閃過，又一個個推翻。
最後決定：也許我最該做的，不是通常回應人要作的，對南地先生演講進行直接的評論，而是迂迴，用這20分鐘做如下兩件事情，以利於在場聽眾更精準掌握南地先生的演講，並把這場演講的內涵初步跟中國語境、中國問題扣連起來。就是：
一、由於在相當的意義上，要精準地掌握南地先生今天意涵豐富的報告，必須先閱讀南地先生相關豐富著述才有可能。這就使得我決定利用我今天的回應時間，嘗試著為南地先生今天意涵豐富報告的理路背景做些整理，以為在座朋友更好地理解南地先生的報告提供些方便。這麼決定，是因南地先生熟悉西方思想資源，其探討的不少問題也和西方一些知識思想潮流交集，而這使得不少人在面對他的思考與著述時，過急、過快地把他放到這些我們相對更熟悉的西方知識思想潮流中去感覺、理解。因此，我此處欲為南地先生今天意涵豐富報告的理路背景做整理，也意在強調：「西天」不是，「西方」，要很好理解南地，不能取道「西方」，而須專注他本人的理路，專注他所處身的「西天」。
二、我想利用回應人的有利位置，向南地先生問幾個和上午南地先生報告不那麼直接相關，但我個人——我想一些在座的朋友可能也同樣——有興趣的問題。
面對世界困境的思想英雄
至於組織者可能最希望我作為一位中國大陸回應人所做的，南地先生上午的報告和為此次活動特別編輯的《阿席斯．南地讀本》（南方日報出版社，2010）的豐富內容，對我乃至中國大陸知識界思考中國現代史、中國現實與未來，可能構成的啟發方面，由於時間所限，我想，還是等將來形成文字，再就教於南地先生和在座的朋友。
下面，我就先不自量力地對南地先生在報告背後的有關思想理路作一整理，希望這些整理雖不免過度簡化但大致準確。
讀南地先生著作，最強烈的感受是，南地先生才是真正直面現存世界困境的思想的英雄。
這麼說，首先是因為，南地先生的思考雖然總是扎根印度，扎根南亞，扎根後殖民社會，扎根第三世界，但同時，他的思考視野和思考力道卻不局限於印度、南亞、後殖民社會和第三世界，而是把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也包含在內。所以南地先生的在地是以整個現代世界史和多層次地域經驗社會為背景的。
這一點對理解南地先生的思考很重要，就是南地先生激進的思考和批判並沒有把自己所處社會所受到的不公不義和受傷害位置，作為自己思考和批判的當然的依賴前提，而更具穿透性力道。
比如，南地先生尖銳地看到習慣被歸到發達社會的那些國家與社會所存在的嚴重問題。
比如，他指出：「在現代民主政體中對一個幸福公民的定義正在發生變化。公民是可以自由地投票、消費、旅行、娛樂至死的人。
這些活動是一位積極向上、負責任且幸福的公民的標誌，讓他或她永遠不得空閒。而擁有這些自由，仍感覺不幸福的人，被視為適應不良的不滿者，總在自找理由不高興。蘇聯曾經派精神科醫生來診斷這些人的毛病，把他們關進精神病院。生活在一個烏托邦裡還覺得不幸福，這是要受到譴責的。而在開放的社會裡，他們則被建議去看心理醫生或者被開給一些抗抑鬱的藥物。」
專家設計出來的政治需求
比如，他又指出，現在的民主國家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選舉首先是媒體策略，其次才是政治。
它們就像商業巨頭間打媒體仗一樣，通過廣告投放點去鬥爭，策動大批媒介專家和公關顧問從旁遙控這場戰役。而選民們只能從看到的各種形象中做出選擇，這些形象的賣點是可以替代別人，但實際上卻只是彼此的另一個側面。候選人認為選民的「政治」需求能被專家們所設計。專家們則認為所有候選人都不過是彼此的修訂版本，唯一的不同之處是他們的公眾形象。
對兩者而言，政治競賽的最終模式不是拳擊場，而是消費品流行品牌之間的廣告戰役。」而「消費者——亦被稱作選民——從未被給予停下來思考或直面他們能決定自己命運的可能性的機會」。
而所有這些尖銳問題之出現，在南地看來，和啟蒙以來所出現的某些現代觀念意識狀態，這些觀念意識形態所促成的知識生產與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及其幾者之間的互動所造成的歷史後果密切相關。
相對於在現代性處於主動位置，在現代化處於先發位置的西方，世界其他地區被拖入西方主導的現代世界史，和西方對世界其他地區的侵略與殖民根本相關。
仔細讀南地先生的著作，我們可以看到南地先生對現代世界殖民史的前後變化有著精彩整理。西方的擴張，先是表現為通常強盜式的「搶掠、傷人、殺戮」，直接以武力侵佔資源和土地，接著，和以種族論為內核的文明論、科學論、基督教福音論結合，開展它的行動。
西方變得無處不在
但越來越殖民主義和西方內部正面啟蒙觀念所發展出來的觀念意識、知識生產、實踐意識與習慣、制度意識與制度習慣相結合，而呈現為新的形態。
這新的形態核心就是，西方以自己做例子，告訴非西方，他們要獲得解放的先決條件和必須做的努力是什麼。
相比先前的殖民形式，這種新形態的殖民主義，用南地先生的話來說「不單控制人們的身體，還佔領人們的思想，它把被殖民社會的力量釋放出來，以徹徹底底地改變他們的文化價值優次排列。
在這個過程中，它把現代西方這個概念，由一個地理及時空上的實體，一般化為一個心理層次上的分類。
今日西方變得無處不在，既在西方之內亦在西方之外，它存在於社會結構之中，亦徘徊在思維之內」，以致許多先前與粗野、暴行殖民主義作戰的人，也會熱烈地擁抱這種新的殖民形式。
南地先生並沒有把這新形態的殖民主義當作西方的有意騙局，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這新形態的殖民主義對後殖民社會多方面影響，特別是觀念意識、心理人格、知識無意識等方面造成的影響的分析之上。
在相當的意義上，南地先生的報告便是以他上述把握、分析為背景的。因為這種新形態的殖民主義如南地先生在報告中所說，在亞洲和非洲社會首先造成的問題就是，這些社會自命現代精英們的主流觀念意識對傳統的簡單態度，和與此觀念狀態相對的，對自己所處身社會許多方面的無感，與對另外一些方面的過快定性判斷。
以這樣的觀念認識狀態、心理反應方式為背景，是越來越大量的第三世界國家在實踐上接受這些建議，試圖以之為指導，發展、改造自身。
而在這方面，一個顯見的事實是，大多數按這種建議去努力的第三世界國家，不僅未拉近和發達國家的距離，差距反越來越大，而且造出社會、文化、精神、心理上的種種新問題，和環境、生態上的巨大破壞。
另闢蹊徑 有效思考
那麼，這一在第三世界普遍存在的現象當前是如何被面對的呢？常見的一種回應方式就是南地先生指出的，把更大劑量的現代性作為治癒現代性疾病藥方，就是，以理解中的模範現代性樣本為框子來進一步對人，對國民，對制度進行改造，以為由此便可踏入現代化成功之坦途。
顯然，南地是不取這條道路的，但有意思的是，南地先生沒有利用解構主義、後現代等思潮對這條道路簡單批判拋棄了事。
因為，在印度，直接利用解構主義、後現代等思潮作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是在回答問題，而是在關閉問題，這也就是南地先生為什麼要放著方便的武器不用而去另闢蹊徑的原因：只有另闢蹊徑才能真實、有效地推進對問題的思考。
顯然，南地先生的報告，便是一個典型南地式的，放著現在許多流行就手的武器不用，反從過去問一個看似拉遠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太多南方和新殖民主義教導密切有關的——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現代主義和進步觀念，雖然在社會認知領域常處於主導地位，卻很少是創造性的？相比，在視覺藝術、詩歌等文學形式和音樂等相對不那麼社會化的領域中，才有創造性存在，以有效打開我們觀察與思考的例子。
對此，南地先生的回答是，南方在這些社會知識領域之所以缺乏創造性，是因為這些領域的工作者回避處理現代性在南方展開過程所帶給人們和社會的痛感，因美好的東西消失而產生的損失感這類問題和經驗，相反卻把這些或貶低為人們缺少相應必要心理調整的不適感，或簡單歸為人類有史以來就有的懷舊、鄉愁現象。而這，不僅跟西方因此種痛感、損失感所不斷產生的富高度創造性的思想活力表現相形見絀，更重要的是，具有此等觀念的人物會對他所在社會太多其實有重要性的複雜事象的無感。因為在他們事實上為新殖民主義所規訓過的眼光中，這些在地事象並無意義，而無非是缺少理性，是無意義的耗損，是外人眼裡為民族尊嚴抹黑的贅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