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烏克蘭與俄羅斯的邊境彼此都在增兵，戰爭一觸即發。美國相關評論及部分台灣輿論，以「鄰國大國威脅論」將中台關係類比為俄烏關係。然而，烏克蘭的歷史和當前內政非常複雜，這樣的類比除了只是加深兩岸既有的政治敵對情感以外，對於兩岸問題以及烏克蘭與俄羅斯關係的理解，並無助益。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崔之元教授的這篇文章，從現任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015年開始演的電視連續劇「人民公僕」第一季出發，並從地緣經濟學和地緣政治學的交叉點視角，來試圖理解烏克蘭當前艱難的政治經濟選擇。根據基輔國際社會學研究所的民調，2013年11月烏克蘭危機「Maidan 2.0」爆發前， 39%的民眾支持烏克蘭成為「歐盟聯繫國」，而37%的民眾支持烏克蘭加入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可見親歐和親俄的民眾在數量上大致相當。這是歷史形成的客觀存在，短期內難以改變。但烏克蘭如何定位自身的國際角色，則是當前面臨的重大政治選擇。1949年北約成立時，瑞典選擇不加入，一直保持中立國地位至今。而和瑞典的歷史經驗相類似的挪威則選擇加入北約。因此，烏克蘭能否擺脫做大國競爭棋子的命運，關鍵還在自身選擇。對於極端複雜的烏克蘭危機，新國際希望透過崔老師的分析，除了重新引介烏克蘭問題，也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引發台灣各方進一步的討論。本文轉載自實驗主義治理第439期，感謝崔老師授權。
2015年10月16日，烏克蘭電視連續劇「人民公僕」第一季正式公映，其編劇和主演為出生於1978年的喜劇演員澤連斯基（https://en.wikipedia.org/wiki/Volodymyr_Zelensky）。該電視劇的主題是中學歷史教師瓦西里通過小額眾籌競選資金，當選總統，並開始了反腐敗運動，對1991年獨立以來嚴重妨礙烏克蘭政治經濟發展的寡頭勢力進行清算。2018年3月31日，「人民公僕黨」在烏克蘭司法部註冊成立。2019年4月21日，澤連斯基以70%的得票率在第二輪選舉中當選烏克蘭總統。
近來在全世界流行的元宇宙（metaverse，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taverse）概念，強調的是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交匯融合，難解難分。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烏克蘭的「人民公僕」是世界上第一部元宇宙電視連續劇，因為澤連斯基當選現實的總統和他扮演虛擬的總統是密切相關的。2017年「人民公僕」第二季公映，2019年「人民公僕」第三季公映。目前，「人民公僕」第四季正在攝製中（第一季的中譯視頻可見：https://www.blwdy.com/vod-detail-id-158450.html）。
顯然，烏克蘭人民已經受夠了傳統政客和寡頭的統治，才會選出全無從政從商經歷的喜劇演員澤連斯基擔任總統。他能否能真正成為「人民公僕」呢？
澤連斯基的總統生涯從2019年4月一開始就高度戲劇化：他成了美國國會彈劾總統川普案的關鍵人物。2019年12月18日，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對川普的彈劾，但2020年2月5日，美國參議院否決了眾議院的彈劾。整個彈劾過程的關鍵是2019年7月25日川普和澤連斯基的通話，其中川普要求澤連斯基展開對拜登及其兒子在烏克蘭的可能腐敗活動的調查，否則將推遲給予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款項和暫緩澤連斯基對美國的國事訪問（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rst_impeachment_of_Donald_Trump）。雖然這個彈劾案是針對川普，但國會的聽證過程把拜登兒子每月從烏克蘭前政府部長的的公司裡拿10萬美元的事也暴露出來了。
澤連斯基就任總統後的另一件高度戲劇化的事，是他和普京緩和關係的努力在國內遇到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阻擊。他派去和普京的代表和談的幕僚長Andriy Yermak （電視劇製片人）回到基輔後被控「叛國」[1] 。這部分是因為澤連斯基的「人民公僕黨」在議會中雖然是席位最多的黨，並超過了50%的多數，但該黨有約70名議員被寡頭Kolomoisky（https://en.wikipedia.org/wiki/Ihor_Kolomoyskyi）所控制[2]，因此不能保證澤連斯基所要的法案的通過，要受其他政黨的議員的製約。而「人民公僕黨」之外的議員中有約100名被烏克蘭首富Akhmetov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nat_Akhmetov）所控制。烏克蘭議會的議席構成可參考（https://ecfr.eu/publication/faltering-fightback-zelenskys-piecemeal-campaign-against-ukraines-oligarchs/）。
2022年1月28日，澤連斯基再次被推上國際輿論的風口浪尖：他在和美國總統拜登的電話通話中讓對方冷靜，認為俄國並不會立刻對烏克蘭東部全面進攻。
美國主流媒體對澤連斯基這種「冷靜」態度非常不滿，《華盛頓郵報》發文批評他在10萬俄軍壓境時還把政策重點發在反寡頭上[3]。另一家自由派網絡媒體Politico甚至說烏克蘭語中沒有和英語「立刻」（「imminent」）相對應的詞彙[4]。這類批評是膚淺的。《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沒有下功夫用 「Google Translate」來讀2021年11月生效的烏克蘭《反寡頭法》，也沒有查有關法學網的簡略英文翻譯。實際上，《反寡頭法》的全稱是《防止在公共生活中有重要經濟和政治實力的人（寡頭）的過度影響力威脅國家安全的法律》[5]。可見，澤連斯基及其「人民公僕黨」 認為《反寡頭法》是應對國內和國際矛盾的交叉點，而不是如《華盛頓郵報》批評的那樣用「反寡頭」來迴避國家安全的大挑戰。前面提到的背後控制了100名議員的烏克蘭首富Akhmetov就是先資助東部頓巴斯地區的分離主義運動，後又同時資助反對分離的政治力量，兩邊下注。
澤連斯基及其「人民公僕黨」之所以能這樣「冷靜」，和2014年烏克蘭的政治大危機大變動有密切關係。這一大危機大變動通常被稱為「Maidan 2.0」，即2 014年2月和3月間發生於基輔Maidan大街的「尊嚴革命」（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volution_of_Dignity）。該危機的導火線是2012年歐盟與烏克蘭草籤的《歐盟聯繫國協定》（https://ec.europa.eu/neighbourhood-enlargement/enlargement-policy/glossary/association-agreement_en），它被稱為有史以來歐盟與非成員國達成的最廣泛的經濟協議，長達1200頁，分為28個部分[6]。2013年11月29日，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的峰會上，歐盟不僅希望和烏克蘭簽署聯繫國協議，還希望與摩爾多瓦，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草簽協定，並開始和白羅斯的《歐盟聯繫國協定》談判。這就和俄羅斯2011年以來試圖建立的「歐亞經濟聯盟」（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rasian_Economic_Union）發生了衝突。這一衝突雖然有重要的地緣政治含義，但實際更是地緣經濟問題。「歐亞經濟聯盟」比自由貿易區要求更加緊密的經濟整合，即共同的對外關稅（當時只有俄國，哈薩克斯坦和白羅斯三國統一了關稅），這就和《歐盟聯繫國協定》不相容。莫斯科通知烏克蘭和亞美尼亞，如果與歐盟簽署「聯繫國協定」將是「自殺行為」，會受到俄國經濟制裁。同時，2013年11月21日，普京向時任烏克蘭總統的亞努科維奇（https://zh.wikipedia.org/wiki/維克多·費奧多羅維奇·亞努科維奇）提出以優惠條件簽訂天然氣合同，並提供150億美元的貸款。亞努科維奇接受了普京的提議，退出了「歐盟聯繫國協定」談判。這就引發了支持烏克蘭更緊密地與歐盟聯繫的相當一部分民眾的反對，爆發了持續兩個多月的「Maidan 2.0」運動。
這一運動之所以被稱為「Maidan 2.0」，是因為10年前的2004年還有「Maidan 1.0」，即所謂「橙色 Revolution」。不過，按英國烏克蘭研究專家Andrew Wilson的看法，談不上「革命」，其實是「橙色肥皂劇」[7]。2004年至2009年的烏克蘭總統尤先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維克多·安德烈耶維奇·尤先科）和美女總理季莫申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尤莉婭·弗拉基米羅芙娜·季莫申科）矛盾很深，互相拆台，導致2010年極為腐敗的亞努科維奇當選總統。
2014年2月22日，亞努科維奇總統帶著21名保鏢乘2架直升機逃離烏克蘭，宣告了「Maidan 2.0」的結束。2015年1月12日，烏克蘭政府通過國際刑警組織全球通緝亞努科維奇。2019年1月24日，基輔法院缺席審判亞努科維奇，判定他犯叛國罪，監禁13年。2015至2019年間的烏克蘭總統是巧克力大王 Poroshenko（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tro_Poroshenko）。他雖然進行了一些反腐敗的司法改革，但因為他本人也是寡頭，民眾認為他的改革力度遠遠不夠，因此2019年以壓倒多數票選舉了喜劇演員澤連斯基來擔任「人民公僕」。
作為對「Maidan 2.0」運動導致烏克蘭沒能簽署成俄國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協議的回應，普京於2014年3月通過發動克里米亞全民公投，使得克里米亞從烏克蘭轉回俄國。克里米亞是一個著名的半島和度假勝地，決定二戰後世界秩序的羅斯福，斯大林和丘吉爾三巨頭會議即在克里米亞的雅爾塔召開。1921至1945年間，克里米亞是蘇聯的一個獨立的加盟共和國。1954年，赫魯曉夫決定把克里米亞劃歸烏克蘭。普京曾說，赫魯曉夫擔任烏克蘭書記時應對大饑荒不力而內疚，可能是他做此決定的原因。克里米亞從烏克蘭轉回俄國的幾天之後，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講俄語的分離主義者又進一步發動武裝起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克里米亞轉回俄羅斯前不久，普京曾派他最密切的顧問，總統助理Vladislav Surkov（https://en.wikipedia.org/wiki/Vladislav_Surkov）去克里米亞和該地區的親俄羅斯的小政黨主席Aksyonov見面（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rgey_Aksyonov）。在公投之後，Aksyonov擔任克里米亞最高行政長官。Surkov是文藝青年出身，被國內外媒體認為用筆名發表過5部小說。他很可能注意到與Aksyonov同姓的蘇聯著名作家Vasiliy Aksyonov（https://en.wikipedia.org/wiki/Vasily_Aksyonov）1979年的小說「克里米亞島」，其中把克里米亞島在1920年蘇聯國內戰爭結束後描寫為由白軍控制（類似中國的台灣島），而最後回歸蘇聯。
澤連斯基之所以不同意拜登的10萬俄軍立刻將從烏克蘭東部進攻的觀點，很可能和他對普京「收回」克里米亞的策略的體會有關。俄國著名的溫和派國際關係專家Dmitri Trenin將俄羅斯在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新策略概括為「混合戰」（Hybrid Warfare）[8]，即「聯合使用軍事，準軍事（paramilitary）和非軍事手段來達成政治目的」，實際上是俄式加強版的「Color革命」，而非單純軍事行動。也許正是基於這一洞察，澤連斯基讓拜登保持冷靜。他最擔心的是拜登的不冷靜會導致外資從烏克蘭恐慌撤走。這凸顯經濟問題在地緣政治考量中也佔有重要地位。
近年來，「地緣經濟學」研究蓬勃興起。有學者指出，2014年初美聯儲宣布將減少量化寬鬆（Taper，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t/tapering.asp）， 這對烏克蘭政局發生了重大影響[9]。當前，全球市場對美聯儲加息的預期上升，出現了類似2014年初的Taper的局面。澤連斯基的經濟擔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他加強了與法國，德國和俄國的「諾曼底模式」（https://en.wikipedia.org/wiki/Normandy_Format）會談。
「諾曼底模式」會議2014年6月4日在紀念諾曼底登陸的D-Day 70週年時舉行，由法國，德國，俄國和烏克蘭四國參加，共同商議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和平問題。2015和2016年的「諾曼底模式」會議有時也邀請白俄羅斯、意大利和英國參加。2015年2月11日在白羅斯首都明斯克簽訂了「13點和平協議」， 通稱Minsk II協議（https://en.wikipedia.org/wiki/Minsk_Protocol）。2019年「諾曼底模式」會議因戰火升級而暫停，但2022年1月26日法國，德國，俄國和烏克蘭四國又在巴黎召開了諾曼底模式」會議，烏克蘭政府和東部頓巴斯地區的分離主義者同意立即無條件停火，並加強對Minsk II和平協議執行的國際監督機制。這大概也是兩天后澤連斯基和拜登通話時能夠有底氣讓後者冷靜的原因之一。
習慣於「地緣政治學」傳統分析方式的學者往往不看好沒有美國參加的「諾曼底模式」會議，他們認為歐盟只不過是「植物Power」，必須有後面的美國軍事支持才有意義。這種說法在最寬泛的意義上固然有道理，但當美俄的核威懾力量在歐洲大致平衡時，地緣經濟因素可能具有更大的意義。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由「歐盟聯繫國協議」和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的衝突所引發，就是明證。
2014年7月，美國指責俄國的9M729導彈部署違背了1987年美蘇簽訂的「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即雙方保證不再保有，測試和生產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陸基導彈和彈道導彈（https://missilethreat.csis.org/missile/ssc-8-novator-9m729/）。而俄國則反擊指出，美國在羅馬尼亞部署的導彈防禦系統很容易轉化為中程導彈，因此也違背了1987年的協議（https://www.rferl.org/a/nato-shows-off-missile-base-in-romania-calling-it-purely-defensive-/30291193.html）。在俄美的核恐怖平衡中，地緣經濟學和地緣政治學分析結合，可能揭示烏克蘭國際關係的未來發展趨勢。
當前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從俄國西伯利亞到德國的天然氣管道Nord Stream 2的命運。Nord Stream 1是2012年建成的，而Nord Stream 2是2021年建成的。兩條線路均是從波羅的海海底運行，不經過傳統的俄羅斯到歐洲的烏克蘭天然氣管道，見下圖：
因此，烏克蘭和美國一直反對Nord Stream 2的建造，美國還對參與建造的各國公司予以製裁，特別是製裁Nord Stream 2的CEO Matthias Warnig。2020年8月7日，時任德國財政部長的Olaf Scholz（現繼任默克爾為德國總理）給美國時任財長部長Steven Mnuchin寫信，提出交換條件，即德國出資在本國建立兩個進口美國液化天然氣的終端，來換取美國不再製裁Nord Stream 2。川普沒有同意德國的交換條件。但2021年5月19日，拜登政府的國務卿布林肯解除了對Nord Stream 2 CEO Matthias Warnig的製裁（Nord Stream 1的股東委員會主席是德國前總理施羅德）。接著，在2021年8月21日默克爾最後一次訪問白宮時，拜登宣布全面解除對Nord Stream 2的製裁，作為給默克爾政治生涯最後一站的禮物（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dec/23/nord-stream-2-how-putins-pipeline-paralysed-the-west）。
拜登是否會用重大國家利益給默克爾送禮？對此我們不得而知。但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拜登正在藉鑑基辛格1970年代處理美中蘇三角關係的經驗，只不過他現在把蘇聯和中國的位置換了，試圖緩和美俄關係來集中力量對付中國（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3970）。無論如何，美國解除對Nord Stream 2的製裁令烏克蘭十分不滿，因為從原來俄國輸送天然氣到歐洲的烏克蘭線路的過境費收入佔烏克蘭年GDP的4%。
為了安撫澤連斯基，默克爾保證推動俄羅斯-烏克蘭天然氣管道運營合同續簽10年，並向烏克蘭提供1750億歐元的綠色基金。同時，她強調，一旦俄羅斯開始對烏克蘭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德國將通過制裁等手段削減俄國的天然氣出口能力。目前，美國和德國都明確表態，如果烏克蘭東部軍事行動升級，Nord Stream 2將受到製裁而無法投入運營。一直從環保角度反對Nord Stream 2的德國綠黨在2021年的議會選舉中得票率高，並在新政府中出任外交部長，因此Nord Stream 2儘管已經建造完畢，但還沒有開始供氣，在等待進一步的氣候和環境變化效應評估。不難想像，在普京的地緣政治考慮中，Nord Stream 2的地緣經濟學也一定佔有重要的份量。
喜劇演員澤連斯基就任烏克蘭總統三週年的日子快要到來了。過去兩年多來，他力圖在各大國勢力的動態平衡中，實現他在國內的反腐敗，反寡頭的競選承諾。他能否真的成為「人民公僕」？讓我們拭目以待正在攝製的「人民公僕」第四季。
註腳：
[1] 轉引自Adam Tooze, Chartbook# 68。(https://adamtooze.substack.com/p/chartbook-68-putins-challenge-to) .
[2] Andrew Wilson, “Faltering Fightback: Zelensky’s Piecemeal Campaign against Ukraine’s Oligarchs”, July 6, 2021,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ecfr.eu/publication/faltering-fightback-zelenskys-piecemeal-campaign-against-ukraines-oligarchs/).
[3] Washington Post, “With Russian troops massing on the border, Ukraine’s Zelensky focuses instead on internal foe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1/12/22/ukraine-zelensky-akhmetov-poroshenko/).
[4] 轉引自Adam Tooze, Chartbook#76. (https://adamtooze.substack.com/p/chartbook-76-strategy-of-tension).
[5] https://www.jdsupra.com/legalnews/ukraine-anti-oligarchs-law-raises-3890026/.
[6] 亞當．圖茲：《崩潰：全球金融危機如何重塑世界》，第16章〈這個破歐盟：烏克蘭危機〉，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第534頁。
[7] Andrew Wilson, “Ukraine Crisis”, p. 45,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8] Dmitri Trenin, “Should We Fear Russia”, Polity Press, 2016, p. 52。不過，他說這個詞最早是西方一些媒體用的。
[9] Benn Steil and Dinah Walker, “Was Ukraine Tapered?”. (https://www.cfr.org/blog/was-ukraine-tape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