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金贏、馬曉梅、張婧、莊娜
【編案】福島核電廠核子事故發生至今已逾10年，除了海嘯的災難，核電廠事故也帶來了高輻射的污染。今年3月10日，日本原子能管制委員會公布報告指出，發現福島第一核電廠出現嚴重核汙染區域，並使廢爐拆除計劃受到影響，且部分機組排出包含易燃的的氫氣，有可能再次引發爆炸。然而，核電廠事故的高輻射污染尚未解決，日本政府於4月15日就定案將「核廢水」排放入海，主因是核電廠腹地內的儲水槽數量已逼近極限。該政策引起質疑，包括廢水是否能有效過濾，以及對海洋生態的影響為何。當國際社會仍舊對日本食安存在疑慮時，日本漁民也反對該政策，認為該政策可能使得日本漁業雪上加霜。除了探討核能與該政策對於生態環境與海洋漁業的影響，這樣的政策對於東亞與全球的政治帶來了什麼影響？這樣的政策又是在什麼樣的體制下形成，亦即日本核能體制是如何在二戰廣島原爆、冷戰體制美援下建立起來，形成了當今日本政府與社會對於核能與東亞政治的理解？本文作者武藤一羊（1931-）先生，是亞洲批判圈、運動界與思想界備受尊重的前輩，深刻地反省了日本的核能體制，替前述的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理解。本文分次刊載，此為第二篇，原文刊於《人間思想》第2期頁32-78。感謝《人間思想》授權轉載。
武藤一羊│活著的廢墟：福島核電站──從原子彈爆炸談起（一）
美國、廢核運動、「和平利用原子能」
美國對戰後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引入並非只是「用於和平的原子能」 這樣一般性的戰略目標，而是為占領後的日本所開的特殊處方。這一處方（1）以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進行大量虐殺這一事實為背景；（2）做為舊的敵對國，保證不再與美國二次敵對；（3）利用冷戰最前線的日本做為反攻基地進行利用，不得不回應這一特定的必要。
在此意義上，對日本而言1954 年有決定性意義。如前所述，這一年的3 月1 日，由於美國的比基尼島氫彈實驗，第五福龍丸遇難，第二天（3 月2 日），改進黨的中曾根康弘、稻葉修、齊藤憲三、川崎秀二在國會提交原子能研究開發預算。雖有其偶然性，但兩件事情一直都是帶著內在連繫而展開的。 四十年之後的1994年，NHK 從3月16日起分三次放映了題為《引入原子能發電的情景──冷戰下的對日原子能戰略》的紀錄片。這一出色的節目以充滿了政治野心的正力松太郎與美國諜報機關的關係為中心，敏銳地描繪出和平利用原子能是怎樣做為新的對日心理戰而展開的。這部紀錄片中除了 華盛頓的國家公文檔案館的細緻調查，還收錄了對當時仍在世的美國工作人 員、日本內部祕密打聽「接受」濃縮鈾的外務省官僚、就原子能協定與日本 政府交涉的美國核能委員會原國際部長、日本學術會議和平利用問題的代表 武谷三男等人的原始採訪，彌足珍貴。這中間雖包括了眾多重要的證言與觀 察，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則是可以從中理解美國政府面對當時廢核運動的高潮有著怎樣的慌亂與恐懼。
當時經歷廢核運動的我所看到的廢核運動並不是反美運動，人們已了解 廣島、長崎的慘狀，而且對美國強硬否認進行氫彈試驗的責任表示憤怒，因 此絕不會是親美運動。從比基尼的「死之灰」中守護孩子的母親們的活動，再到守護海洋、守護魚類的漁民、魚商的活動，進而到占領下壓抑著的反對原 子彈的呼聲的爆發──市井的人們在各種動機（尤其是希望停止試驗）的推動下，在忐忑不安的生活中推進著運動。（藤原，1991；丸濱，2001）
然而，美國當局的眼中看到的則是危險──這給了日本走向反美運動、共產主義以可乘之機。1953年美國雖實行了「對日心理戰計畫」（PSB D-27 1953 年1 月30 日）（有馬，2008：頁63-64），「給日本知識分子施以影響，支援那些願意迅速重整軍備的人，通過快速實施促進日本及其他遠東自由主義 諸國相互理解的心理戰，與中立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與反美情感做鬥爭」，但這一心理戰在比基尼事件中遇挫。有馬認為1954 年比基尼事件引起的廢核運動是「占領日本結束以來最大心理戰完全的失敗，是外交上很大的汙點」（有馬，2008：頁71）。NHK 中常引到的NSC（National Safety Council）檔案《美國對日本的目標與行動方針》中談到「日本對核武器的反應的激烈程度成為我 們對日關係所有方面的一個要素。它對我們在太平洋所進行的以上試驗、以 及美國開發和平使用核能的行動都提出了特定的問題。」於是有必要修正針對日本的心理戰略計畫。當時負責日本關係的國務副官沃爾塔．巴德遜寄給駐日大使約翰．阿里遜的書信中談到第五福龍丸事件時日本的輿論與日本反 美的經過，阿里遜的報告指出「有必要制定更加積極的心理戰計畫，至今為止的心理戰有其缺陷」，並說明「由於現在的共產主義者在加強對日本的和平攻勢，所以心理戰計畫更為必要。」（有馬，2008：頁67）
「和平利用原子能」是這一新的心理戰計畫的關鍵，而且對《讀賣新聞》的 正力松太郎──代號為「Potam」的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真正代理人──而言，借助「和平利用原子能」是實現其政治野心的捷徑。1955 年，在正力的推動下，通用動力公司總經理約翰．霍普金斯為代表的原子能和平使 節團來日，《讀賣新聞》展開了華麗的報紙宣傳，並通過日本電視將這樣的資 訊傳至全國，並捲入政界、商界，引起了和平利用的高潮。美國緊接其後，從當年11月起介入「和平利用原子能博覽會」，在東京的日比谷公園吸引了35萬觀眾的目光，畫下了日本社會邁向原子能的形象，而且到第二年，博覽會在全國各地巡展，正如前文所提，廣島的原子彈資料館也就理所應當被一時鳩占鵲巢。
和平利用的幻想
森瀧回想起在召開廣島博覽會的1956年的同一年，長崎召開了第二次世界廢核大會。這一大會儘管設置了「和平利用分會」，然而絲毫沒有對「和平利用」加以否定，只是有很多警戒的聲音，說「和平利用」必須是為了民眾， 而不能為壟斷大資本所用。「比如義大利代表齊亞薩蒂說，『要使和平所利用 的核能不能被用於增加巨額壟斷利潤，而是要成為社會的公共財產，讓所有 的勞動者能有更多的食物、更高的生活水準、更好的健康狀況、更穩定的工 作狀態與更多的自由與幸福。』」
森瀧帶著自責與悔恨寫下了如下的話。
在長崎召開的第二次世界大會中，新組織起的日本受輻射者團結協會在其成立大會的宣言中加上了「給世界的問候」這一副標題。雖是面向 世界講述受輻射者的心聲，但在快結尾的地方，有這樣一段話：「我們 今日在這裡齊聲向全世界高聲訴說。人類不可重蹈我們所經歷的犧牲與 苦難。把通向滅亡與滅絕方向、危險的原子能決定性地推向人類幸福與 繁榮的方向，才是我們活著的唯一願望。而寫下這一草案的正是我本人。
森瀧說廣島歷史學家今堀誠二的《核彈時代》一書「最為鮮明地展現出」 這一觀點。他繼續指出，貫穿其中的理念主要是「從核爆炸時代到原子能時代」。「通過廢除核彈，可以更早一日迎來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時代。這非但不是否定原子能，而是把發現原子能高度評價為人類從自然的制約中解放出來，帶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轉機。」、「重要的是所有人都站在被輻射者的立 場設身處地地思考，這樣的話人們就不得不意識到全人類都有可能陸續成為被輻射者。當『被輻射的人不能再增加』這樣的說法成為每個人的說法之時，才是核時代的結束。核能時代即將迎來明光包裹著的薔薇色的黎明。」（《核彈時代》（上），〈後記〉）今堀是廣島廢核運動中行動知識分子的核心，也是一位為人敬重的知識分子活動家。我認為《核彈時代》是初期廢核運動中最優秀的分析之一。當森瀧得知今堀對核能時代予以禮贊之時，表示愕然──「竟然還有今堀！」我也在森瀧的文字中體會到這種感覺，而今堀並不是例外。
毋寧說這種關於核能的想法植根於戰後包括從左翼到自由主義在內的各類進步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中都有著頑強生命力的「常識」：無條件肯定科學技術發展的近代主義。物理學家雖強烈反對軍事利用，但有了被占領軍破壞迴旋加速器的屈辱經驗後，期望再次研究的物理學者在1951年請求尚在交涉中的講和條約不要禁止核能研究（吉岡，1999：頁557）。在剛剛經歷了廣島長崎之痛的五○年代，日本學術會議也對「和平利用原子能」有著強烈的抵抗。伏見康治提倡的和平利用提案遭遇強烈抵抗，一度被撤回。然而，武谷原本用於防止軍事利用，推進和平利用的「自主、民主、公開」三原則方針立即為學術會議所採用。這中間缺少對潛藏在「和平利用核能」核心中與軍事 所共通的部分的警戒與批判。「原子能已是現實問題」，「若不對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給予足夠的注意，就要落後於世界了。」武谷的邏輯是「打破大國獨占 核武器這一科學機密體制是小國的任務之一」，「日本這種被輻射的國家必須 採取主導權。」、「為此，為了明確分開核武器與和平利用，必須確立相應原則。」（武谷，1976：頁8-9）
出發點：為了核武裝能力，引入原子反應堆
然而，眾所周知，以原子反應堆的形式將「和平利用原子能」帶入戰後日本的主要勢力並不是學者，而是前面所述的正力、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及其背後的勢力。比基尼災害後的第二天，眾議院中保守三黨突然共同提交提案，提出追加科學技術振興預算3億3千5百萬日元，以建造原子反應堆，此預算瞬即獲得通過。中曾根的這一突然動作使得尚在繼續熱烈討論的科學家 們為之驚愕，這一行為的背後究竟有著何種動機？然而不可思議的是，其中完全缺少「和平利用」這種觀點。
3月4日在眾議院內部會議上對提案主旨進行說明的是改進黨的小山倉之助。據藤田祐幸回憶，這一「主旨說明一開始即從當前的軍事狀況談起，稱有必要進行教育與訓練，以使用最新的武器，並需要將核能預算提上議案，以了解核武器，並掌握使用它的能力。」小山甚至還說，「為了避免美國在對日的MSAi援助中把舊式的武器提供給日本，就需要解決一個先決條件， 那就是了解新式武器和現在尚在製造過程中的核武器，並具備使用它們的能力。」在這之前，我從不了解這提案主旨中有如此令人震驚的語句，直到我讀到藤田的《戰後日本核政策史》（槌田、藤田等，2007）時才得以了解。日本最初的原子能預算就是在這一主旨說明之上被採用的，原子反應堆不是為了「和平利用」，而是做為邁向日本核武裝的第一步而被引入。藤田說，「在日本議會上這樣赤裸裸地討論原子能與軍事問題，這是空前的，（我希望）也是絕後的。」
中曾根在之後的採訪中說：「自己對原子能的關心起源於要為缺少資源 的日本解決能源的問題」。他在自傳中說，1945 年8 月6 日，他做為在高松海軍主要軍官，看到西邊藍色的天空中飄起了白色的煙雲，了解到那是原子彈爆炸。「即使是現在，那種白色煙雲的形象還留在眼底。那時的衝擊是使我走向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動機之一。」然而，現實中中曾根走向原子能則是在1953年。他在美國諜報機關的安排之下來到美國，參加了哈佛大學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主持的為期四十天的研討班。很明顯，這是當時美國在全世界展開的親美反共領導培養計畫中的一環。研討班中來自二十五國的四十五人聚在一起，連日討論與學習。在這次美國之行中，中曾根訪問了軍 校、大學、滯留美國的日本專家等，積極收集原子能的相關資訊，並對小型核武器開發表現出了興趣。不久後基辛格就提出了使用小型核武器的有限核戰爭的概念，用來實施不致兩相毀滅的核戰爭。所有這些動向實在是意味深長。無可質疑的是，中曾根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從最初就被置於改憲、重整軍備、核武裝的脈絡之中。
1954年之後的幾年裡，日美原子能協定簽訂（1955年11月），原子能基本法等原子能三法公布（1955年12月），由正力擔任長官的原子能委員會成立（1956年1月），隨後又成立了由他做為首位長官的科學技術辦公室（1956年3月），並將東海村選定為原子能研究所地點（1956年4月）。日本「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體制迅速得到推進，六○年代最早的原子能發電才開始運作，然而到了七○年代，就迎來了原子能發電的高峰。這裡暫不追究其過程，然而從上述過程中我們可以知道，「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背後有三點不同性質的動因在起作用，而且可以確認的是，這些動因在深層持續規定了原子能之後的發展。
這三個動因就是：（1）做為美國霸權戰略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尤其是做為針對日本反核運動的心理戰略而提出的「和平利用」；（2）戰後保守政治勢力企圖改憲與實現核武裝的野心；（3）包含科學家在內信奉的戰後的進步潮流──科學技術進步觀念與現代化意識形態。
其中的第三個動因一方面與戰後新憲法之下的和平─民主意識形態相連；另一方面，其左端則連接著對俄國革命以來的社會主義從親近感到支持在內的各種肯定性態度。在這些原因的作用下，日本（1）相當大程度上處於整體上規定了戰後日本氛圍的「擁抱戰敗」（John Dower 語）的親美環境之下；（1）無法採取明確的反美自立路線；（3）一方面雖對美國在冷戰中的霸權支配表現出強烈的批判姿態，但同時又對美國蘇聯類型的自然征服型開發模式抱有憧憬，或是毫無批判。
處於「和平利用原子能」背後的這三個動因與我所說的組成日本戰後國家的三個相互矛盾的原則相呼應。即嵌入戰後日本國家構成中的：（1）美國的霸權支配世界的原理；（2）戰前日本帝國的繼承性原理；（3）憲法和平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原理。我反覆論述了日本戰後國家這一歷史性的存在其實就是這三個原理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運動，而且這些自我矛盾的動因典型體現了戰後日本的特徵，並在「和平利用原子能」計畫的內部發揮著作用。
將日本納入美國霸權戰略中的主要槓桿並不是做為心理戰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而是根據《日美安保條約》所設定的軍事同盟關係。它代表了在冷戰的核對抗中將日本置於反共最前線的美國的政策與戰後日本社會的關係。而廢核運動也在經歷了1960年的安保修訂之後採取了反對核武裝的立場，進而與安保進行對抗。
然而，如我們所知，廢核運動圍繞著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核試驗、對核武裝力的政治立場的決定，內部出現了分裂。1961 年，蘇聯雖單方停止了核試驗，在此情況下召開的第七次廢核世界大會通過了「最先開始核試驗的政府是和平之敵」的決議，但在1962 年蘇聯卻重啟了核試驗。共產黨團體宣稱蘇聯的核開發是為了抑制美帝國主義戰爭政策，是為了和平的核開發，並以此反對針對蘇聯的抗議，在進一步激化的中蘇對立的直接影響下，圍繞1963年部分核試驗禁止條約形成對立，終於在1965年，包含總評、社會黨在內的勢力在「反對任何國家的核試驗」的口號之下召開了廢核國民會議（原水爆禁止國民會議，簡稱原水禁），於是運動在組織上分裂為日本廢核協議會與廢核國民會議。
廢核國民會議是從和平運動一方轉向與原子能發電相關的運動的。（池山，1978）廢核國民會議不光是站在反對所有國家核試驗這一立場，而且還調查遭受核試驗輻射的太平洋諸島居民的受害狀況，將視野擴展至核子射線 導致的對人與環境的全體破壞。其中明確對核電採取批判態度的森瀧提到：「廢核國民會議從『對核武器的絕對否定』到真正的『對核的絕對否定』，大約 要七、八年的時間」，他寫了如下的話：
回來看我們對核的認識的變化，我想關鍵原因大概在於我們對「放射線危害」的認識切實且深刻。核彈爆炸27 周年大會（1972 年）時提出「反對建立引起最大的環境破壞、放射線汙染的核電站與處理工廠」這一口號，一方面說明我們的核認識已經進展到了這一程度；另一方面，也是由於國內在「高度經濟增長」之下，環境破壞和汙染的問題越來越嚴 重，也有同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這一世界背景。
在國內，尤其是反對建立核電站的居民運動在各地展開，因此有必要召開橫向的全國聯絡會議，也有必要成立「資訊中心」，也切實看到了學者、專家合作、協助的必要性。於是廢核國民會議也從這一年前後開 始，採取了回應這些需要的姿態。
廢核國民會議伴隨著對放射性能源危險性的認識的深入，從廢除核武器開始，最終將視野擴展至反對核電的先驅性和平運動。與此相對立的廢核協定會則站在贊成「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立場上，拒絕把核電做為問題。一般被理解為和平運動的反核運動的關心重點在核武器上，而核電則被認為是抵制破壞性開發的居民和環境運動的課題。
然而從整體上來說，一九六○年代出現的運動的分裂削弱了日本社會的反核輿論與和平運動的力量，而且隨著日本社會淡化了強烈反對「軍事利用」＝核爆炸的情感，將「和平利用」與「軍事利用」對立起來的必然性下降，「和 平利用原子能」的說法也很少被提及了。除核電以外在醫療等領域的「和平利 用」以及圍繞巨大粒子加速器展開的研究等則被劃歸為醫學和物理學的工作領域，已不再能用「和平利用原子能」一概而論了。
接著，替代它的「核電」做為主人公登場。說起「原子能」、腦中首先浮現 出核電的時代出現了。
核電體制的形成與國家安全保障
一九六○年代是全球商業核電產業起步的時代。日本用於商業的核電從1966年東海村第一號反應堆啟動開始，於一九七○年代急速地擴張，並做為國家的一大支柱產業而起步。一九七○年代20台機組，一九八○年代16台機組，一九九○年代15台機組，二○○○年代5台機組，多年來幾乎以直線型、以每年增長150 萬千瓦小時的幅度在增加。（吉岡，2011）五○年代「軍事利用還是和平利用」的問題一旦不復存在，核電原子能發電似乎已滴水不漏地被納入了國家的能源政策。
然而，這意味著某種超越能源政策的事物誕生了，原子能做為一個堅固 的結構，出現在國家的核心部分。吉岡把這種圍繞核電形成的結構稱為「原子能體制」，其政策特徵是「為了維持國家安全保障的基礎，在國內保持先進 的核技術和核產業的方針」，並為其冠上「保障國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之名。吉岡指出，在這個前提之上，「在承擔開發利用原子能的主管部委指導 下，存在相關利益關係的各部委、電力部門、政治家和有實力的地方自治體 四者為主要成員」，「再加上生產商及核能研究人員六方」構成了複合體。這種複合體是為了制定「以內部利害調整為基礎的一致政策」，它與「軍產複合體」或者政、官、財相勾結的「鐵三角」有著同樣的結構，最近「原子能村」這 一稱呼正是指向這種結構。
吉岡將「保障國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定義如下（吉岡，2011）。
「保障國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是日本暫不保有核武裝，但要奉行足以實現核武裝的技術及產業潛在能力的方針。這是日本國防安全政策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據此，以持有核武器做為安全保障政策基礎的美日兩國軍事同盟的安全性就有了保障。「保障國家安全的原子能」這句話 所附帶的意思是，擁有先進的核技術及核產業是國家威信的重大源泉， 也就是「原子能即國家」。另外，由於二戰時期日本特有的歷史背景，國 家的安全保障這一詞裡也包含了能源安全保障的含義。面對一般國民， 這一含義須常常強調。從這個公理的觀點來看，核技術中尤其是敏感核 技術被賦予了極高的價值。無論如何，由於和國家安全保障密切結合在 一起，在日本，核能政策是國家基本政策的一部分。
被稱做公理真是很絕妙。公理是不需要證明的真理，已經被抹殺了要求證明的權利。在這其中，原子能與軍事在戰後日本以獨特方式結合的事實被抽取出來，那就是不以核武器的形式出現的做為軍事要素的原子能發電。但在面向普通民眾時卻是以能源政策的面目被提出來的。三一一以後的東電、 政界、財界以及媒體之中核電維護推動派的核電擁護論，基本上100%都以如果沒有核電、電力需求能否被滿足、能源是否夠用等威脅論構成。這一手法僅僅打開了遮蓋原子能體制實質的簾子的一部分，僅僅將能源的面目露出來給公眾看。從這個角度看，「國家安全保障」的本來面目就看不到了。
有趣的是，這段時間有關原子能利用、類似1954 年原子能預算宗旨說明那樣露骨的軍事意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核武裝論被移植到看上去與核電無關的語境中並復活，那是在解釋憲法的脈絡之下進行的。開此先河的是岸信介，1957年剛剛執政的岸就在參議院提出在自衛權的範圍內是可以保有核能的，他還在眾議院提出：「一叫做核武器，就被認定是違憲，這樣的憲法 解釋是不正確的。」通過1960 年的安保改定，岸信介使日本自發加入了美國的霸權戰略。他雖將修改憲法做為自己的政治使命，但也成為第一位提出在現行憲法之下也可保有用於自衛的核武器這一令人驚異的憲法解釋的首相。這一立場被之後的歷任自民黨政府所繼承，並被反覆認定，但是這一立場被置於與核能產業相剝離的言論空間中，其名與實被分開，被放置在任何時候 都能合為一體的位置上。
吉岡將原子能體制做為「國家安全保障」的核心的視角對於從整體上把握三一一以後的事態也具有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雖然最近媒體也公然將「原子能村」做為批判的對象，但它們所做的僅是將從電力產業與官僚的沆瀣一氣中獲利的利益集團捉出來，僅僅將原子能問題做為能源問題來論述，並沒有 觸及「國家安全保障」這一核心問題。
對戰後日本而言，國家的安全保障是在（1）依靠日美安保提供核保護傘、（2）擁有發動戰爭的能力、（3）限定非武裝的憲法第9條與憲法民主主義這三個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帶有特定多元複雜性的領域。這三個要素與前文提及的戰後日本國家的三原理分別相呼應，但原理上相互矛盾。日本的核能力建設是為了實現其中的（2）而定位的實體性要素，但又處在（2）與（1）的相關關係、即與日美安保體制的微妙關係之中。在構成戰後日本國家的三大原理中，美國的世界戰略原理現在仍壓倒性地發揮著作用，即便日本想實現核武裝、根據自己的判斷使用武力，但這是美國所不願看到的，因此違逆美國而選擇（2），對日本的統治集團而言無異於毫無出路的冒險。況且為了修改憲法所做的中心突破也沒有成功，（2）仍舊在（3）的憲法體制的一定制約下，因此，日本若是退出NPT、選擇核武裝的道路，則不可避免地會 招致國際性的孤立。
我們接下來討論這些矛盾的各種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並且原子能在其 間占了什麼位置。
（未完）
註解：
i 譯註：指《相互安全保障法》。
發佈日期：2021/0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