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近段時間以來，例如BCI、H&M、NIKE等一些國際組織及品牌抵制新疆棉花，而新疆棉花產業也被質疑涉及「強迫勞動」，是中方違反新疆人權的新事例。同時間，此舉也引發中方官方、民間的抵觸，批評西方係借人權問題打壓中國棉花，其背後是「棉花」市場地位的爭奪。在台灣，新疆棉花的爭議卻僅被簡化為兩岸統獨政治爭論的一個事例。然而，究竟棉花產業在中國是什麼樣的圖像？與中國經濟崛起與消費是什麼關係？新疆棉作為作為全球紡織與成衣業的主要原料之一，這次新疆棉爭議對於全球市場有何意涵？國際品牌下全球分工中的「中國製造」在此意味著什麼？
2014年周浩導演的《棉花》，曾獲得第51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講述了當下中國與棉花種植、採摘、紡織、銷售等各個生產環節的棉花工人的故事。本文作者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張慧瑜老師，進一步從該紀錄片延伸，點出了棉花產業中，中國經濟崛起和消費主義景觀背後生產者與勞動者的身影，讓中國製造背後的產業工人，尤其是女工顯影。這更觸及這三十年中國發展的大問題：究竟誰才是中國製造、中國崛起的主體。本文原刊於《讀書》2016年9期新刊，轉載自公眾號「讀書雜誌」，本文轉載自保馬。
2014年，中國紀錄片導演周浩拍攝的《棉花》獲得台灣金馬電影節的最佳紀錄片獎。這部前後拍攝了八年的紀錄片，由「棉花」這一常見的經濟農作物入手，講述了當下中國與棉花種植、採摘、紡織、銷售等各個生產環節有關聯的棉花工人的故事。這部紀錄片的文化意義在於，呈現了中國經濟崛起和消費主義景觀背後生產者與勞動者的身影，讓中國製造背後的產業工人，尤其是女工顯影。這部紀錄片採用同期聲、不主動介入被拍攝對象的客觀中立的紀實風格，這些都延續了九十年代以來新紀錄片運動的美學傳統。
新紀錄片運動的美學態度
新紀錄片運動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現的一種新的紀錄片創作風格和美學原則，主要反思八十年代那種政論性的、聲音壓倒畫面的紀錄片風格。新紀錄片運動的「新」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故事，如《東方時空．生活空間》的廣告語「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二是用畫面說話，排斥畫外音，追求同期聲。九十年代後期，這種普通人的視角又轉向對社會邊緣人、底層人的關注，這就涉及拍攝者與被拍攝對象的關係以及拍攝者的政治和現實態度。新紀錄片運動的導演不介入拍攝對象的生活，讓拍攝者自己說話、自己「表演」（所謂「不出鏡、不出聲、不訪談」），以營造一種生活的、現實本身的「真實感」。拍攝者一般拒絕替底層代言的位置，也不帶有清晰的社會批判立場，因此，這些紀錄片的美學策略是把處在某種社會情境、位置和空間裡的個人狀態呈現出來，不做評判，不特意追問這些人、事件與社會、歷史的關係。周浩的紀錄片風格基本上也是如此。
周浩做過新華社記者，後來在《南方周末》做攝影記者，拍過一些主題攝影作品。2002年開始拍攝紀錄片，先是處女作《厚街》，之後是《高三》（2005）、《龍哥》（2008）、《書記》（2009）、《差館》（2010）、《差館Ⅱ》（2011）、《急診室》（2013）、《棉花》（2014）、《中國市長》（2015）等。周浩的片子有兩個鮮明特色，一是題材上比較偏社會主題，這可能與他做新聞記者的出身有關，拍攝對象經常是某個特殊群體，如農民工、高考生、吸毒者、醫務人員、縣委書記、市長等，或者是特殊的社會公共空間，如厚街、急診室、廣州火車站派出所等；第二是影片風格比較追求一種戲劇衝突和故事性，善於抓住一些比較有個性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如高三老師和學生、吸毒販毒者、官員等。與周浩其他作品往往選定一個人物和社會空間不同，《棉花》的野心比較大，試圖把棉花生產作為中國製造的縮影。因此，周浩陸續拍了與棉花生產鏈條相關聯的幾組人物，有種棉工、採棉女工、紡織女工、製衣工、服裝交易會的推銷員等，涉及的區域也有新疆、河南、廣州等。這些都使得《棉花》觸及這三十年中國發展的大問題：究竟誰才是中國製造、中國崛起的主體。
勞動者的故事
《棉花》讓身處國際化大都市和後工業時代環境中的觀眾，看到了中國崛起的另一面——那些從事農業勞動和工業生產的人們。
首先，呈現了從事農業勞動和工業生產的勞動者。這部紀錄片中的農民工具有雙重身份，一個是生產者，這裡的生產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生產，不是做一頓飯或創作一幅畫，而是在工廠裡從事工業化大生產，是流水線上高強度、紀律性的生產，這既包括摘棉花的女工，也包括紡織廠的工人；二是勞動者，我們常說「勞動者創造這個世界」，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勞動者用自己的勞動生產了我們所需要的各種東西，比如穿的衣服就是依靠這些從播種到紡織等各個環節的勞動者。工人是現代社會、工業社會的勞動者，因此，也是這個現代社會的創造者，這些商品凝結了勞動者的價值。但是，工人生產出來的產品，無法自己擁有，是以勞動報酬的形式來體現，是僱傭勞動下的工薪階層（在這一點上，白領也是工薪階層）。
其次，展現了中國製造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位置。這部紀錄片據說拍攝了五年、剪輯了三年，但從敘事效果來看，年代感並不強，反而呈現的是一種棉花生產的空間結構。導演交叉剪輯了幾組人物來表現這種高度分工協作的棉花生產的過程，一組是新疆穆斯林家庭種植棉花、一組是一對夫妻在縫紉車間縫製牛仔褲、一組是從河南來新疆採摘棉花的農民、一組是紡紗廠裡的女工，還有外貿交易市場的場景。從這裡可以看出，這些不同的人處在不同的產業鏈上，唯一缺席的是購買商品的消費者。也就是說，這部紀錄片揭示了那些名牌商品背後的秘密，這些在華麗的櫥窗中展現的商品凝聚著中國工人的勞動。這種中國生產、全球消費的結構，也是全球產業分工的產物。「二戰」後，歐美髮達國家向日本、韓國以及中國台灣地區不斷地轉移製造業，隨後是八十年代這些亞洲「四小龍」地區的製造業再度轉移到中國大陸，使得中國承接中低端工業產品的製造和生產，其中就包括紡織、服裝等輕工業產業。這些製造業的特點是勞動力密集、利潤率低。如果說十八、十九世紀的原發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向海外殖民地轉移過剩的人口和產能，從而緩解國內日益加重的社會危機，那麼二十世紀以來的發達資本主義中心區域則通過工業製造業的大規模轉移，來緩解生態環境和階級矛盾，這是資本主義不斷向外部轉嫁危機的老手段。
第三，這些作為勞動者的棉花工人也是底層人和受苦人。紀錄片中有工人對現在的生活充滿了抱怨，但他們依然願意忍受這種高強度的勞作。原因如下：一是為了下一代可以不種地、不打工，也就是說，實現一種階級位置的逆轉；二是為了提高個人和家庭的生活水平，如採棉媽媽在外面掙錢可以提升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三是依靠一系列嚴密的工廠製度和紀律，紀錄片中拍攝了夏天悶熱的紡紗廠，女工長如何用一套情感的規勸來讓女工堅持工作，即便如此，還是有小女孩不願意受這個罪，這在女工長看來是一種吃不了苦、好吃懶做、年輕不成熟的表現。不過，這部片子的豐富性在於，從女工的口中可以看出兩個時代或兩種工廠製度的區別。一個是縫衣車間的女工抱怨，「以前雖然窮一點，但大家有安全」，現在長期外出打工，無法和孩子生活在一起，這反映只能把孩子放在老家做留守兒童的普遍現象；二是在紡紗車間某個女工抱怨，以前國有廠在夏天廠房裡的溫度也是適宜，不會太熱，因為工廠願意出錢改善工人的工作環境，現在私人廠不願花錢裝空調，廠房溫度很高。這些都呈現了工人在國有與私有企業中處於完全不同的境遇。
從這裡可以看出，那種「生老病死有依靠」的單位制是一種保護工人利益的製度安排。以前的國有工廠，工人形式上是企業的主人，從而激發了勞動的熱情和奉獻精神。2014年熱播的電視劇《平凡的世界》所呈現的就是一種與我們當下的社會不一樣的世界，這個作品裡的勞動者、工人不是窮人和受難者，而是社會的主體，孫少平、孫少安通過付出自己的勞動來獲得人生的價值和認同。經歷二十多年市場化改革之後，這些僱傭勞動者成為社會底層，以至於農民或農民工在故事中一出場，肯定是一個底層和受苦人的形象。在反思社會底層的出路和未來之前，應該首先追問農民、工人等群體在社會改革中如何從國家的主人變成了社會底層。
《棉花》之外的故事
如果說《棉花》所講述的只是當下中國的棉花生產和服裝紡織業的故事，那麼與「棉花」相關的是，棉紡織業對於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來說發揮著重要作用。2014年，哈佛大學美國史教授貝克特出版了新書《棉花帝國：一部全球史》，從棉花全球爭奪戰的角度重構近代資本主義興起的歷史，書中敘述了十八世紀後期美國南方用黑奴種植棉花，促進西歐棉花工業大發展，這種高效率的棉花工業又為西歐打敗印度、中國等傳統棉花產業提供了條件。棉花工業的全球轉移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的隱喻。
英國是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工業革命的發生與英國棉紡織業的興起密切相關。十七世紀之前，印度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手工棉紡織業的生產國和出口國。英國傳統的紡織業是羊毛製品，這種羊毛紡織業建立在「羊吃人」的圈地運動的基礎上，而圈地運動導致農民失去土地，變成城市無產階級。由於昂貴的毛紡織業無法與物美價廉的棉紡織業競爭，十八世紀英國開始引進歐洲的棉紡織業，並經歷一系列技術革新，極大地提升了英國棉紡織業的生產效率。這就是工業革命史中津津樂道的技術發明史，如1733年曼徹斯特出現機械飛梭、1738年研製出滾輪式紡紗機、1765年珍妮紡紗機問世、1769年出現了水力紡紗機、1779年發明了「騾機」，再加上同時期瓦特的蒸汽機也最先應用到紡織工廠，從而使得英國最早實現了從手工紡織到機器紡織的工業革命。與此同時，英國通過對印度的殖民，一方面摧毀了印度的傳統手工棉紡織業，另一方面又把印度變成棉花原料生產地。這些不僅使得英國在十八、十九世紀成為世界紡織業生產中心，而且推動英國進入工業資本主義時期。
這種用機器進行現代化大生產的勞動方式也成為工業勞動的原型。與機器紡織、現代工廠製度同時產生的是作為早期工人階級代表的紡織工人。技術的進步、機器工廠雖然帶來了商品生產的進步，但也產生了對工人的奴役和壓迫。因此，最早爆發工人破壞機器、反抗資本剝削的工業領域之一也是棉紡織業。其中，最著名的紡織工人反抗的詩歌就是德國猶太詩人海涅1844年創作的《西里西亞織工之歌》。西里西亞是當時普魯士王國的紡織業中心，工人遭受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的雙重剝削，工人們的勞動條件惡劣，工資很低，經常有工人餓死。一八四二年德國發生飢荒，西里西亞有幾千人餓死。再加上與英國紡織業競爭，德國工廠主通過壓低工資來降低成本，這引起工人的不滿。1844年6月4日西里西亞兩個紡織村鎮爆發紡織工人反對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的起義。工人們高唱《血腥的屠殺》的鬥爭歌曲：「我們全都知道，什麼是你們的貪欲，剝削窮人的最後一件衣裳，掏幹他們的心肝五臟！」經過三天血戰，後被普魯士軍隊殘酷鎮壓。為了支援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海涅寫作了這首《西里西亞織工之歌》，詩中寫道：
憂鬱的眼睛裡沒有淚花，
他們坐在織機旁咬牙：
德意志，我們織你的裹屍布，
我們織進三重咒詛——
我們織，我們織！
這句在每一節最後一句重複的「我們織，我們織」，既表現了紡織工人重複的工業勞動，也表達了一種集體的憤怒，這就是在詩中作為三重詛咒的「上帝」「國王」和「虛假的祖國」。因為這首詩，紡織工人成為工人階級反抗的文化符號。這種「紗廠工運」的事件在中國現代史中也發生過。1925年，上海的日本紡紗廠關閉工廠、開除工人，地下黨顧正紅帶領工人與廠方鬥爭，後被日本人槍殺，當天引起滬西日本紗廠兩萬多工人罷工。5月30日共產黨領導的上海總工會在上海租界發起了示威遊行，遭到英國巡警的鎮壓，這就是「五卅慘案」和「五卅運動」，是共產黨領導城市工人運動的重要事件。而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還有一篇著名報告文學，就是1935年左翼作家夏衍寫的《包身工》，也是以日本紗廠女工為例呈現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包身工」被作為舊社會工人階級遭受「三座大山」壓迫的象徵。新中國成立以後，紡織行業也是重要的工業部門，紡織工人在工人階級中的位置也比較高，有兩個例證。一是，五十年代最有名的全國勞動模範是紡織女工黃寶妹，她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的紡織女工，1958年謝晉以她的事蹟拍了電影《黃寶妹》，由黃寶妹自己扮演；二是，1962年發行的第三套人民幣「五角錢」上使用的圖案，正面是一個紡織女工在車間生產，背面則是國徽、棉花和梅花，這些都體現了紡織女工在社會主義工業建設中的特殊位置。
從英國的曼徹斯特到德國的西里西亞，再到近現代中國、當代中國，可以說棉花、棉紡織業、紡織工人是一個與現代工業、殖民主義、工人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相關的大故事。在這個意義上，紀錄片《棉花》也是這些「棉花」的故事中最新的一部。
發佈日期：2021/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