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萍│談談「算法邏輯」下的外賣騎手

【編按】不久以前,一個人主觀感受一個地方是否便利,可能是便利商店的數目,但這幾年,這個主觀感受的依據似乎變成了餐廳是否有配合外送、一個人能方便在所在地刷手機「叫外送」。近期一則新聞便報導了,究竟住在廣大草原的蒙古包的人,是否也能叫到外送?答案是:可以!時間花了二、三小時,外送費則是食物價格的25倍。近期因為疫情,外送生意也因為大家幾乎待在家而有所發展。如何取得消費者的青睞,各家外送平台投入媒體廣告,不斷強調自家外送平台的折扣與消費使用的速度與便利性。顧客的外送消費體驗,幾乎成為外送平台的主導敘事,掩蓋了支撐起外送平台背後的勞動。除了先前某外送平台外送員針對勞動保障、抽成等等爭議進行抗議,一個鮮少探究的問題是,支撐外送數位平台運作的數據演算(例如,如何分配訂單、運送及時性的計算、滿意度評價、評價後的小費支付等等),究竟與外送員的勞動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

本文作者孫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在外送員這個群體進行了多年的田野調查,其研究指出在政策、技術、資本、人力等要素的互動過程中,一方面,數位平台如何通過算法對外賣員進行隱蔽的勞動管理和情感規訓,從而實現勞動價值的最大化和高效化,以幫助平台和資本攫取了更多的價值。另一方面,外賣員又如何通過自己的智慧與平台進行「鬥智鬥勇」,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以對抗相關的監管。她認為,恰恰是這個「逆算法」豐富了「人」的邏輯在與技術邏輯相對抗過程中的自主性和主動性。原文刊於2021-9-30人民食物主權(侯宇編輯),感謝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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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文化研究關鍵詞|外賣騎手——我們這個時代的「工人階級」?

據說,那位自焚的外賣騎手曾說過:「我不想活了,我活夠了,太累了」。我可以肯定,沒有人會因為被扣5000元工資而自焚,他一定有更深刻的原因才不想活下去。如果湯普森還在生,他除了抗議新式的血汗工場外,他會去問,騎手的生活世界是怎樣?他們怎樣看待自己的生命丶生活丶家人及同伴?他們的道德世界是甚麽模樣?他們覺得自己是一個怎樣的工人?甚至他們是否覺得自己是「工人」?他們是否以及怎樣進行抗爭?外賣員的生涯到底觸碰到他甚麽生活及生命的底線所以不想活下去?在湯普森眼中,最卑微的人,也不是一顆任人棄之不顧的螺絲釘,他們不是對自己生活及生命毫無選擇的。

(作者葉蔭聰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著有《媒體識讀= Media Literacy》丶《直接行動》和《為當下懷舊: 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研究興趣包括城市研究丶當代中國研究;亦是香港獨立媒體(InMediaHK)創辦人之一。本文轉載自「文化研究在香港」微信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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