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話語：申榮福的最後一門課》一書第十五堂，由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為韓國聖公會大學中語中國學系、國際文化研究系教授，感謝交通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
「在《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1977）[vii] 一書中， 作者保羅． 威利斯（Paul Willis, 1950-）談到學校裡的叛逆小子和乖乖牌。反學校文化的叛逆小子把乖乖牌的學生謔稱為「耳洞」（the ear’oles）—即把耳朵（ear）和孔洞（hole）加在一起而成的詞語—「耳洞」帶有輕蔑性的意思，因為耳朵是身體器官中最為不表現自己的被動部位，所以「耳洞」指順 從學校權威、只會聽話的小孩。小子們則將同伴們宣稱為「哥兒們」（the lads），相較於「耳洞們」只會聽老師在黑板上寫的、在教科書上記載的、在課堂上老師教的，而「哥兒們」不同，他們看穿學校的教育，形成非官方的同齡群體，集體爭取自己的認同，也分享自己的批判性世界觀。他們明確知道學習、實力、資格和誠實都不具意義，故而否定。他們高度評價透過反抗而得到的團結，以及從中確認的友情和義氣。我們不能說哥兒們表現出偽惡，可是至少可以將之視為看穿社會中偽善的群體。不過，威利斯在結論談到，貶低耳洞們、比起學習和腦力勞動更重視體力勞動的階級意識，終究在社會的制約（limitation）下遭受挫折，因為最終他們往往還是會淪落為給作為他們的抵抗對象之社會提供勞動力的群體。對於現成體制的偽善之抵抗不能發展成改革的動力，反而為體制更完善的運作而服務，作者為此悖論感到傷心。雖然對於偽善和偽惡的洞察是寶貴和必要的，但是這只不過是一種條件而已。遮蔽如此洞察的社會機制具有周密的構成，因為洞察本身不能成為社會力量，但即便如此，社會改革的力量的出發點就是如此洞察。因此，監獄的反文化和民眾性感性對我成為很重要的反思資源，對長期作為模範生生活的我來說，監獄是一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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