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杰（《亞洲周刊》特約作者）
（本文修改自作者臉書帖文【白左的邏輯：拒絕殖民史、漠視冷戰史、避談帝國主義】，後經「新國際」建議修改並出版）
日前，旅中美國研究者網站《闖》應網站《懷火》的邀稿，出版了《The Divided God》一文，嘗試以外部視角拉遠一些距離，用左翼的角度幫助讀者看清一些全球性的大趨勢，並且讓讀者不會困在衝突爆發的仇緒當中。
可是，也正正是這種廣角鏡看香港示威的距離所致，《闖》刻意淡化了香港的戀殖崇帝情緒，淡化了街頭和網絡上主張「親美派」的聲音。另一方面，《闖》對全球性體系的分析也迴避了冷戰歷史造成中港意識形態上的分隔對今天香港示威做成的影響，也無視了東亞金融體系是冷戰陣營區分而界定。
更甚者，《闖》似乎是在重複冷戰時期，美國麥卡錫主義用於指控左派的「道德同等論」（moral equivalence fallacy），將中美同等化，並指出中美兩方的地緣政治「實為幻覺」，兩者同屬一個名曰「世界經濟」的體系，而漠視了由中國所部份地代表了第三世界與帝國主義之間的角力，也就是世界從單極朝向多極主義的潮流。
本文是對《闖》這種帶有「地方研究」色彩，刻意淡化「殖民歷史」、「冷戰遺害」和「帝國主義」三大歷史結構影響的批判。並且認為《The Divided God》是採取最低度反美立場之下，重複了眾多與現實背離的對中國「帝國主義」的指責，延續香港人賤視大陸的冷戰仇緒，並且生硬尷尬地將此次運動吹捧為「歷史的未來」。
刻意淡化了香港戀殖崇帝情緒
跟其他在華文世界自稱「左翼」但支持今次「修例風波」的人仕不同，《闖》開宗明義便承認了美國在此次運動中的影響：「然而，當擁有實權操作國家機器的政客和商界關注這場運動，這便顯得更為危險了（takes a more dangerous shape）。」《The Divided God》是少數站在這個立場但仍然願意面對黃之鋒到美國議院作證、Ted Cruz訪港支持香港示威者等等這些香港「左翼」極力小心迴避的議題的文章。如請求《闖》撰寫這篇文章的《懷火》，在美國的身影出現時便馬上陷入冬眠，不再勇於面對事實的真相，拒絕報導外國勢力與地緣政治對此次運動可能的影響。
在香港的「左翼」純粹假裝這些事沒有發生過的脈絡下，《闖》的文章是值得支持的。可是，文章並沒有把這些美國介入的行為和其他地方發生的「政權更迭」（regime change）一視同仁的看待，直斥這是美國為了自身利益而推翻他國政權的行為。《闖》非常曖昧的指出這些行為「是複雜的戰略」，而不敢說明背後的意義為何。而對於極力捍衛道德底線的左翼，《闖》的結論竟然是「可是那些批判黃之鋒等等的左翼觀點是平庸無趣的」。當一名自稱左翼的人以這樣的語氣和規避去談論美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的事情，還要詆毀一下反對質疑聲音是「平庸無趣」的時候，背後自有嚴重的洗白嫌疑。
及後，文章指出，「左翼的批判完全放錯重點」，因為「世界上大部份人都知道美國不是他們的朋友」。筆者真心但願如此。文中多次將香港風波和世界各地反新自由主義的抗爭類比，可是卻沒有一個國家會像香港這樣拿美國旗出來歡呼、為烏克蘭新納粹黨洗白。很明顯作者在分析香港的時候，刻意在迴避基本的事實。也完全低估了本土戀殖派的動員能力。在理解香港人為甚麼這麼做的時候，作者也沒有把其一年多百的殖民史、殖民性格考慮進去，只是想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實。正如作者自己說：「我們懷疑那些誠心誠意揮動美國旗的人並非真的如傳媒或『左翼』所假設那麼多。」
為了方便自己的立場而刻意貶低揮動美國旗的人的數字，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夠理解的是為甚麼沒有如《闖》這樣立場的人敢出來「割席」並直斥其非，把那些「世界大部份人都知道」的事告訴他們。或許，其實《闖》和《懷火》之所以沒有這樣做，就是因為他也知道，香港「大部份人」都不會賣你反美派的帳，並且會將你視之為叛徒。所以才選擇在文中以這麼低級的嘲諷手法和「親美派」保持最低限度距離，卻又不忘在為「親美派」「洗白」的同時在真正左翼的背後捅一刀。
如果真的是認為「大部份人都反美」的話，唯一一件可以證明你的想法的行動就是，去勸阻那些人揮動美國旗。當你真的可以全身而退地同這些人「講道理」並說服他們，那才代表了上述的說辭是有足夠說服力的。否則，東掩西蓋香港的殖民冷戰仇緒，並抽水謾罵真正左翼在反對的殖民、冷戰、帝國影響，是完全沒有說服力的詭辯。
無視冷戰結構界定香港意識形態
對於美國本土對香港的全面支持，《闖》正確地指出了這是「美國右翼煽動了新冷戰的敘述」，「以香港的事件掩蓋自身漸趨威權主義的性質」。《闖》同時也正確的指出了，世界各地的抗爭示威均不會進入美國媒體的視野範圍，更顯得香港只是美國右翼勢力所炒作的議題。可是，為甚麼《闖》不能用同樣的眼光看待香港的運動本身呢？是次運動並不是出自於甚麼對新自由主義的不滿，而是套用了大量的冷戰遺留下來恐中恐共情緒動員，是國際右翼運動崛起在香港的在地表現。這種對待美國和香港右翼抬頭的雙重標準，實際上就是無視了香港本身在冷戰結構底下組成的右翼民粹。
很多支持這場運動的在地左翼不願意承認的事實是，此次運動在論述上幾乎就是右翼民粹的大爆發，變成是本土派、港獨派、親美派大展神威的埸所，而對於左翼元素的說法幾乎都是這些左翼們自己炮製出來，以圖生硬地證明運動的正當性，可是甚少得到運動人仕的理會。《闖》正確的指出了，美媒支持香港的所謂「民主價值」，經常都是沒有深度的說辭而已。「只是為了讓美國的群眾認為香港人在爭取猶如美國制度的政治系統。」其實，這個現象在美國和在香港的邏輯是一致的，他們同樣地都是為了配合這套美國價值、反中價值的「民主說辭」而動員。
《The Divided God》繼而將問題指向為香港「在全球勢力鏈中的結構位置」，所以「勢必被一些地緣政治問題所染指」。之所以把問題說得那麼抽象，其實純粹就是為了不直接表明香港的地緣政治位置：一個歷經了一百多年殖民地愚民教育的反中反共橋頭堡。《闖》把一切美國對運動的正面報導都歸咎於香港的「結構位置」，或是個別人士對「現實政治」（Real Politik）的執迷，可是偏偏不直接指出美國支持這次運動的直接歷史結構：殖民、冷戰、代理人政治。筆者這樣直白的把問題說出，並非是要攻擊任何的個人，只是將《闖》對美國的社會的分析標準一視同仁地應用到香港問題之上而已。
正正就是因為欠缺了這個歷史視野的思想維度，《闖》才會提出《The Divided God》之中最有問題的一個說法：「中國和美國並非地緣政治上的兩個國家。中國和美國只是同構的世界經濟體系之中的兩個矛盾的部份。」這個說法無疑是想指出，中美經濟為一體，不以國家為區分，而真正有問題的是「世界經濟」（在此大概為「資本主義」）本身。這大概是《The Divided God》全文的中心要旨。可是，這種觀點是完全去歷史化和與現實脫節的，事實上，從冷戰的圍堵政策、阻止共產主義擴張，加上在日本、韓國、台灣、印尼、馬來西亞等等地方的白色恐怖，就是代表了兩大陣營之間的對決。
如果中美真的同源同構，只是「世界經濟」的問題，而「國家」或「陣營」已經不再是有效的分析單位的話，這是完全無視了兩者在國際法律、國際金融體系（IFIs）、軍事和政治影響力等等多方面的不平等。是一個解析度非常低，「甚麼問題都只是資本主義問題」的世界觀，也是嚴重去歷史化的。
錯誤把握帝國主義的本質
平心而論，《The Divided God》重提對資本的警惕是富有詩意的美學之作，正如旅臺美國學者蘇哲安針對其文論結尾所說：「怪不得文章結尾，作者就回歸浪漫自願主義的視野，將『攬炒』的虛無主義提升為時代的前衛。作者那種對浴火重生藏不住的期待甚至憧憬，與其說是一種尖銳的政治洞察力的體現，不如說是一種純粹審美觀賞的作祟而已。」作為詩性的欣賞和對資本戒備，《The Divided God》無疑是優秀之作，但是因為它強烈地與現實和歷史脫節，淪為一篇曲解現實問題的文章。並且無助我們理解現實之中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造成的問題。
文中重點強調：「並不要相信那些只從地緣政治分析世界的人。」當然這個世界並不只是有地緣政治，或是更進一步說，當然中國也有向全球資本市場接軌的成份在內，但是因為這樣而完全不把地緣政治（殖民侵略、冷戰圍堵）考慮進去任何對現實的分析之中，是沒有道理的。「國家」是現代資本主義重要的構成部份，而擁有海外七百多軍事基地、每年在非洲大陸上過百軍事行動、可以隨意炸死伊朗將軍蘇萊曼尼的「國家」的意志，遠遠不可被理解為「無國別」資本勢力而已。實際上，建築在經濟基礎以上的政治、軍事和文化都需要我們以高解析度的眼光分析。
地緣政治、國際政治局勢的構成和變化並非如《闖》所說得完全只是「假像」。如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一樣，它對「經濟」既有妥協也有抗拒的成份，並不可以把中國和美國因為一個「資本」的概念而完全等同化。中美之間的差別，並不可以因為他們「生產東西的方式」有類同，就可以粗糙地歸類為同等的「經濟精英」。《The Divided God》所說的「地緣政治之中兩國政治領袖之間的對立，可以準備地理解為同一個經濟精英階級之內兩個陣營的矛盾」，是完全漠視了這兩個政治階層對於世界應該如何運作的想像。
事實是，中美之間的博弈，包括中國堅持的社會主義特色而不完全開放市場，以及更大的國際體系治理分配權的問題，正正就是中美差異與矛盾之所在。在經濟之上，兩國正在爭奪的是世界治理文化的主導權，或是簡單來說，是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之間的鬥爭。這背後關乎的就是國際關係的重新構造。筆者建議讀者可以讀一下聯合國之中第三世界的抗爭史（Vijay Prashad，The Poorer Nations），理解第三世界一次又一次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挑戰，並在這個語境下來理解為甚麼美國要發動貿易戰，阻止中國對整個第三世界的援助。
筆者再次強調，中國的崛起是有對「世界經濟」妥協的成份，而我也並非單純為中國背書。可是從現實和歷史上看，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國崛起總體來說是對於戰後成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挑戰。並將帶來多極世界的變局（發展中國家史無前例地將會佔有世界40%的經濟），改變自華盛頓共識和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結構調整計劃」的新殖民主義，讓亞非多國獲得民族復興的機會（見羅建波，《中國與非盟關係：歷史進程與世界意義》）。重點是，帝國主義的控制依然存在（見卓莫·夸梅·桑達拉姆，《帝國主義存活無恙，但依然在進化中》），而中國的崛起就算不是對它的直接挑戰，也是自戰後以來首次衝擊單極主義的文化。
小結
本文在總結時只想簡單重提一點：單單是拿著《資本論》當中「資本」一個概念而想解釋世界是不可能的。在《資本論》成書以後，世界之中還是有大大小小的變化，包括殖民、冷戰和帝國是需要我們小心的研究處理，才能應用到對於現實的分析之上。否則，人只是以為自己看到上帝。
發佈日期：2020/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