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綜複雜的「萬隆精神」：歷史與理論的距離
◎黃杰（《亞洲周刊》、《香港01》特約作者）
因為「知識生產殖民化」的關係，第三世界的知識生產總是有強烈的「去歷史化」的傾向：傾向於用抽象的代名詞來總結某段具體的歷史，一方面除了可以去除掉殖民侵略、分斷體制、圍堵政策的歷史苦難，並在政治上規避與西方知識體系之間的矛盾衝突，另一方面亦可以掩蓋掉我們對於自身歷史認識的匱乏，其根源是殖民現代性清洗同質化任何的特殊差異。
本文嘗試回顧衣索比亞在同段時期既一邊接受美國技術援助、又一邊參加萬隆會議的矛盾歷史，嘗試點出「欠發展」才是這個帝制國家在萬隆會議時真正關懷主題，並從中帶出萬隆會議的複雜性。也是嘗試發掘一種具體的「非洲視角」來解釋在1955年那場會議以及後續冷戰之中在非洲之角上發生的一切。
「去歷史化」反抗西方知識霸權的悖論
開首所述那種殖民地知識「去歷史化」傾向甚至會表現在意圖反抗西方知識霸權的知識運動當中。例如，「殖民以前的傳統」和「西方現代化後殖民傳統」之間的二元選擇，正正也就是在逃避「殖民主義」並非一個知識取態之選擇，而是一個已經發生了的具體社會改造的歷史過程的事實。從社會體制、社會肌體的角度來看，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回到「殖民主義以前」，假裝整件事情沒有發生過，或是假裝那些改造沒有持續影響並構成了今天我們所身處其中的社會。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歷史性地認識殖民主義的改造和今天社會體制的關係，並且從這個基礎上找尋發展「去殖民」的機制。
其中一個最有力地反抗西方知識霸權的思想潮流就是對於「萬隆精神」的各種表述，但是也只是流於一種抽象的「精神上」的認識，好比只是某種「第三世界團結」的代名詞。而這些表述暫時還沒有成為一種真正的歷史研究和對未來的探索：探討發掘第三世界之間具體合作所需之條件及這種合作的內在矛盾和複雜性，以及「團結」背後更大的「第三世界欠發展」的命題。
「萬隆精神」需面對自身複雜性
眼下的知識界，有一種潮流將「萬隆精神」炒作為一個學界的「熱門詞彙」的表現，以表達知識份子嘗試擺脫陳光興在《亞洲作為方法》之中描述為「脫亞入歐」的現象。但是在知識份子一直在重複「萬隆精神」，而不是談及當中的矛盾和複雜性的同時，其實這也就只是流於一種「政治表態」，背後掩蓋的正正是我們對於第三世界歷史知識的無知，以及對於未來應對方案的匱乏。更甚，這更可能是一種為了逃避「中國問題」（逃避討論今天中國政權所代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同時，讓知識份子可以安全地在敏感政治範圍以外表達對西方霸權的不滿的折衷表態，但是卻不用他們面對即時的現實。
筆者甚至在學術會議上親身見證過有學界人仕把「萬隆會議」、「泛非主義」、「南南合作」和「金磚五國」幾件事情並列在一起類比成某種「第三世界團結」的象徵代名詞。背後反映的其實並非只是他個人，而是學界嚴重地「去歷史化」以後，某種強烈表達姿態和逃避政治敏感議題的慾望。雖然就當今的知識狀況下似乎也是無可厚非，但是若然我們要認真看待探討「知識去殖民」的方案時，這也實在是表達了我們對於現實認識的不足，以及沒有勇氣為實況下判斷。
衣索比亞：掙扎求存中的發展
筆者嘗試以衣索比亞（大陸譯：埃塞俄比亞）和厄利垂亞在殖民冷戰分斷體制中的複雜性作為案例，嘗試揭示萬隆會議背後資本主義傾向和社會主義傾向之間的拉鋸和顛倒，來表示這個萬隆會議的與會國以及今天非洲發展的龍頭大國，對於「第三世界欠發展」這一問題的複雜經驗。以下歷史資料是筆者跟Addis Ababa University歷史學家Shiferaw Bekele教授訪問而得出的，雖然不盡全面，也沒有包含到很多筆者其實可以找到的史料，但是由於成稿時間緊促，所以僅僅是回顧了幾個和「第三世界發展」有關的主題性的重點，不敢說是對衣索比亞歷史的總結性介紹。
雖然衣索比亞自身未曾被殖民，但是由於衣索比亞周圍的非洲國家早已被意大利人、英國人、法國人殖民，所以從發展的一開始，害怕被殖民的恐懼一直存在於衣索比亞的政治考量之中。至十九世紀，衣索比亞仍然行使朝貢體制以統一國內多個軍閥，可依然是在使用奧地利銀幣（塞勒，Maria Theresa Thaler）作主要貢品，並沒有自己的貨幣。加上欠缺貿易路線的問題——北方貿易路線Massawa被意大利強權佔據、中部貿易路線長期旱災缺水危險萬分、東南方的哈勒爾平原被埃及人佔領（1875-1885）——根據歷史學家找到在孟尼利克二世皇庭中的討論紀錄，對衣索比亞的發展考量來說，如何擁有自己的貸幣、開始與外間世界貿易、以及增加國家稅收，便成為了這個夾在亞非大陸之間的內陸國家面對主要問題。
征服哈勒爾平原：西方現代化的開始
早於1850年代後期，面對西方強權在周邊所有國家均已成立了殖民地的同時，衣索比亞知識份子早已經有西方現代化的討論，這些第一代「現代化思想」可見於Bahru Zewde的Pioneer of Change in Ethiopia（Ohio University Press，2002）一書的首章之中。孟尼利克二世從1870開始便有了為衣索比亞修建鐵路的想法，但是因為飽受殖民主義危機的侵襲所以始終只是虛無縹緲的幻想。包括1895年至1896年抗擊意大利殖民侵略的阿杜瓦戰役（Battle of Adwa），雖然最終把意大利人徹底打敗，但是衣索比亞中的海岸線厄利垂亞也同樣淪為殖民地，可見在西方現代化的道路上，衣索比亞還經常要防備西方殖民主義的侵襲，導致很多國家計劃也無從實現。
1887年，Shewan軍隊征服了哈勒爾平原（Harar plateau），雖然沒有立即獲得港口，但是也使到衣索比亞獲得了英國殖民管治的塞拉區域（Zeila，今索馬利亞）以及鄰近的法國殖民港口吉布提（Djibouti）的貿易航道，大大增加了衣索比亞和外邊世界的聯繫。加上由於在埃及佔領時期（1875-1885），哈勒爾（Harar）已經有和亞拉伯世界取得了聯繫，因此在孟尼利克二世期間，哈勒爾便迅速便成為了人口達三萬的貿易重鎮，聚集了商人、外交官和國際旅人，來自希臘、印度、阿拉伯世界、歐洲等等地方。當哈勒爾平原成為了衣索比亞的貿易重鎮的時侯，此時修建鐵路的發展計劃便馬上得到實踐。但是這個和西方世界的貿易機會當中，其實也是充滿了被殖民控制的危機。
修建鐵路背後的殖民陰霾
當時，修建鐵路也是在殖民主義的陰霾之下有多重考慮的一項計劃，因為畢竟衣索比亞就是被殖民強權包圍。例如鐵路要到哪裡？會不會成為殖民者控制衣索比亞的工具？如何才能降低修建鐵路至他國港口的政治風險？諸如此類等等的問題在衣索比亞高層之中均有討論，並且有詳盡文字紀錄。最後，孟尼利克二世小心翼翼的挑選了吉布提港口作為鐵路的起點，因為法國人是被視為在東非和非洲之角較沒有威脅的殖民者，並且挑選了一個和法國政治階層沒有關係的瑞士商人Alfred Ilg和長期旅居衣索的法國商人Chefneux負責集資修建鐵路。
Ilg和Cefneux於1896年成立私人公司，1897年開始建造衣索比亞首條鐵路，由吉布提港口跨越約三百公里連至距離哈勒爾平原中心五十公里的德雷達瓦（Dire Dawa）。在1902年峻工之際，德雷達瓦便成為了衣索比亞的第二個重鎮，以及第一個現代化的市鎮，擁有國外第一批的酒店、餐廳、咖啡廳，並在鐵路站旁設立第一個海關，真正走上西方現代化的道路。筆者想在這裡表達的是，即使沒有經歷殖民主義直接殖民的國家，其發展都是受著殖民主義的影響，以及發展是一個緩慢且漫長的過程，在非洲要通過貿易和西方化來趕上西方現代化的科技水平，本身就要經歷大量複雜的思考和妥協，以及權衡的計算。
亞的斯亞貝巴的現代化
衣索比亞的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意即：初開之花）建設於1886年，起初只是一堆非洲式茅屋（tukuls）圍繞而成的的村落。1904-05年，孟尼利克二世下令清拆所有落後房屋，換上石頭建成的房屋並鋪上鐵蓋，而這樣粗暴的「西方化」被當時的知識份子視為是衣索比亞現代化的象徵。不久，在國家的計劃下，「初開之花」的中心Arada則被塑造為市內主要市集，甚至出現一兩層石屎建成的矮房，並開始做起零售生意。背後的國家計劃包括了成立了郵政系統（1894年），以及接駁了電報、電話系統（1898年）。亦因如此，海外公司紛紛在亞的斯亞貝巴成立分行，並在1907年建成了國家第一所高級酒店Taitu Hotel。可見發展背後動用了強大的國家動力。
另一個發展上的問題就是銀行體制的成立，先前的瑞士商人Ilg和法國旅人Chefneux本應是首選對象，可以他們均失敗。與法國里昂信貸（credit Lyonnais）的談判也破裂。最終，只得折衷冒著風險讓埃及銀行（由英國銀行所持有）成立銀行，在1906年開啟阿比西尼亞銀行（Bank of Abyssinia）。之所以說是折衷，是因為衣索比亞四周都是英國殖民地，銀行系統一旦被控制便等於斷送了國家的金融主權。但是這些也是當時欠缺國內集資能力底下，不得不作妥協。直到1917年德雷達瓦的鐵路建築至亞的斯亞貝巴，這個「初開之花」已經是一個相當西方現代化的都市。
貿易負債的年代：1906-1936
當哈勒爾、德雷達瓦以及亞的斯亞貝巴均已完成西方現代化的時候，其貿易量亦飛快增長，由1905年的一千萬塞勒增加至1935年的九千萬塞勒，在三十年內暴增了九倍，並且其中百份之八十是經過法國港口吉布提出入。但是，這些貿易絕對都是逆差的，入口金額經常都是出口的兩倍，導致國家國庫掏空。也可能是這個原因，衣索比亞始終沒有被殖民，因為西方強權從貿易所得的利潤已經遠遠超越了其所預期的。
同段時間，衣索比亞開始成為了西方的「輕工業後花園」，谷物磨坊、鋸木廠、啤酒廠、印刷廠、皮革（生皮）處理廠、鞋廠和飲料製品廠均在二零到三零年代在亞的斯亞貝巴和德雷達瓦建成。而政府當局也布給予外國公司特權，開採諸如黃金等礦物。在「西方現代化」的輕公業化的同時，衣索比亞非但沒有變得富有，反而是越來越窮。政府當局僅有的稅收也因為龐大軍事支出，再沒有能力修建諸如鐵道這樣的重要基建，停滯在發展瓶頸。這種「新殖民主義」背後的部份原因為金融系統未能提供適量流動資金所致。這些在當時銀行管理者的史料中均有記錄。
海爾．塞拉西一世國皇與意大利佔據時代
當海爾．塞拉西一世國皇於1930年登基的時候，他能所做的已經不多。但是作為一個有遠見的領袖，他動用了舉國之力培養知識份子和辦學，試圖打破「欠發展的惡性循環」。當時，衣索比亞只是有能力教育出小學生，因此中學教育都是國家付費給予學生到埃及、黎巴嫩、蘇丹等地接受殖民地教育的，並且再到法國和比利時接受大學教育。塞拉西一世國皇對於金融系統也有自己一套辦法應對，他首先邀請法國的發展農業基金進入市場，再由國家出力支持這個基金會的運作，使得阿比西尼亞銀行最終抵不住市場壓力。英國看到自己對衣索比亞的金融控制已經失去，便主動將銀行賣回給衣索比亞。這樣才換回銀行體制上的獨立自主。
可是，當一切進行得似乎順利的時候，1936年意大利因為歐洲局勢分贓不均（希特拉不肯讓奧地利給予意大利），便為了滿足國內擴充主義的野心，再次對衣索比亞動起了殖民的念頭。1936至1941年，意大利成功佔領亞的斯亞貝巴，並發生了著名的格拉齊亞尼大屠殺事件，將衣索比亞國內的知識份子幾乎殺絕，讓塞拉西一世國皇辛苦經營的一切都付諸東流。在衣索比亞，有一個黑色幽默的說法：「至少意大利人來的時候幫我們修橋補路，雖然他們殺死了所有的人。」筆者在這裡想再三強調：在佈滿殖民地的非洲，發展真的是一條極為崎嶇的道路。
接受美國技術援助計劃
意大利人對阿的斯阿貝巴的佔領雖然只有僅僅五年，之後便再一次戰敗於衣索比亞的軍隊底下。可是，其中三萬五千人的移住民，以及對知識份子的大屠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在這個時候，海爾．塞拉西一世國皇便不得不接受來自新世界（美國）的技術援助計劃。當時，極力反對意大利的知識份子Malaku Bayan到訪美國，主動要求為期十年的技術援助。此舉其實同時震驚了在美的黑人運動領袖馬科斯．加維（Marcus Garvey），後者質疑衣索比亞身為非洲國家，怎樣可以向歧視黑人的美國請求援助。
可是，飽受意大利摧殘的衣索比亞其實根本別無選擇，只得向美國申請「美國對埃塞技術援助計劃」（1943-1953年），實際上為十年的工業化計劃。這個合作，也是衣索比亞內部首次有系統性的思考發展的問題，包括海港連繫、航空技術、高速公路的復修建設，電訊科技業和工業發展等等的問題。如今的Addis Ababa University（原為海爾．塞拉西一世大學），也是那個時期留下的歷史痕跡。承然，為了討好美國，衣索比亞甚至於1950年的韓戰中派兵到南韓抵抗共產主義。在今天的春川市還豎立了一座Ethiopian Korea War Memorial。對這段歷史，埃塞有代表性的歷史學家Shiferaw Bekele向我表示，是追尋西方現代化發展路上，不得不承受也已經成為歷史一部份，畢竟發展是一條漫長崎嶇的道路。
錯綜複雜的萬隆會議
就是在這麼一個發展困難的狀態底下，衣索比亞於1955年參加了在印尼萬隆舉辦的「亞非會議」，也就是今天華文讀者所知的「萬隆會議」。本來是接受美國技術援助，快將成為冷戰之中資本主義陣營一員的衣索比亞，卻抽身加入了第三世界的「不結盟運動」。今天如果我們看看當年周恩來總理和海爾． 塞拉西一世國皇同行的照片，再認識到背後的歷史和想想衣索比亞的帝制傳統，會明白到其實萬隆會議是一場十分很矛盾活動。既跨越了冷戰之中正在形成的陣形分佈，又違背了我們辛亥革命反對帝制的信念。還有，1971年海爾．塞拉西一世訪華，周恩來接機埸面陣容鼎盛，足見當時兩人關係是確實存在。
這一段歷史的「錯置」，其實就是今天大談「萬隆精神」的人不明白的地方。對於很多現實情況來說，「欠發展」才是非洲近代史的主題，因此才迫不得已有「不結盟」但「兩邊也坐收紅利」的表現。絕對不是單純的「第三世界團結」那麼簡單。我們要從非洲人對「發展」的渴求的視野出發，才會明白他們這一系列舉動。畢竟，即使在非洲內部，泛非主義也沒有真正滿足到他們對「發展」的需求，所以很多問題其實是具體實際的「發展」問題，而不單單是政治陣營的區分。不是從非洲觀點出發去理解非洲的外交事務，不考慮發展的問題，其實無法理解他們的所作所為。
萬隆以後中國的「後手」
當然，在與衣索比亞交好（可是又偏偏在韓戰戰場上為敵）的中國在背後，還是「留了一後手」。自衣索比亞和鄰國厄垂利亞因意大利殖民冷戰，在1961年爆發獨立戰爭而民族分斷後，厄垂利亞的叛軍領袖伊薩亞斯．阿費沃爾基便開始接受中國革命思想的輸出。更於1967年到北京接受了長達一年的軍事訓練，直到最近也可以找到他和和胡錦濤於北京同行的媒體照片。最終，由伊薩亞斯．阿費沃爾流傳進社會主義思想進入衣索比亞，並在1974年推翻帝制並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馬列毛政治意識形態當時在知識份子間流行一時。這時本來是「屬於美國陣營」的衣索比亞馬上歸入蘇聯陣營，意大行傀儡政權的厄垂利亞則接受美軍大量資源準備與蘇東陣營在非洲之角抗衡。來了一個非洲之角上的「冷戰陣營大翻轉」。
這段小小的歷史，說明了幾個重點：一、「欠發展」才是非洲在面對帝國主義之下的主旋律概念，也是他們在自己的歷史軌跡中一直掙扎的主題，而對於非洲，這一點理解是應當優先於我們主觀強加的「萬隆主義」的精神；二、萬隆會議是一場很多錯綜複雜的混合元素放置在同一個歷史時空的偉大事件，但是並不代表背後沒有更深層的後設考慮，也不代表這些國家之間就是簡單的以「和平共處」的方式一直發展下去；三、外交場合層面的融洽以外，冷戰之中陣營的區分，是一個「社會性質」上的問題，而對於社會性質問題的探討，知識份子還是應該恰如其分的做好對社會體制的具體分析，而不是幻想有某一種可以超越差異的團結讓我們放棄思考歷史遺留下來的種種具體問題。
發佈日期：2019/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