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國的苦惱

理解中國的苦惱
◎王智明

 

【編按】本文為針對賀照田〈從苦惱出發〉一文所進行的思考。賀文表達的苦惱,既是源於知識分子的責任與無力解釋中國的歷史與當下,同時是對中國崛起下社會主義理想虛弱而產生的惱怒。本文作者嘗試以「苦惱」為起點,討論兩岸共有發展主義與認同渙散這兩個賀文指出的苦惱,企圖進入共有苦惱這個命題,回訪兩岸關係的發展,探究共有的意義與可能。作者為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原文載於作者臉書,感謝作者提供。

 

「賀照田 從苦惱出發」的圖片搜尋結果

 

【作者自序】這篇短文約莫寫於去年此時,是為了金澤會議而作。一晃眼,又到了蟬鳴了了、金光耀眼的今年此時,而金澤之約又不遠矣。然而,苦惱未消,猶有加重之虞。這幾年陸陸續續寫了幾篇這類不長不短的回應文章,其實範疇遠超出了我個人的能力,但好像又與自身的關懷與責任不遠。總是臨時東拼西湊,臨陣磨槍。雖然篇篇艱難,字字勉強,但練字會友,清理思路,幾年下來雖說不上長進,至少緩步摸索著一些思想的進路。當然,回首細看,仍是諸多不足,不求立言,只求紀錄,貼在臉書,或許勉強算是一種時間刻痕,記憶書寫吧!

何謂苦惱?賀照田在〈從苦惱出發〉[1]這篇對中國崛起誠懇內求、反覆思索的文章裡,提出了這麼一個界定:「當事人有所感覺,卻不知道怎麼作相當傳達的經驗與感受」。無獨有偶,這也是我閱讀這篇文章最深刻的感受,以致我遲遲無法下筆,寫出回應。賀照田的苦惱,來自於兩個部份:一是作為知識分子有責任與義務解釋歷史與面對當下,卻因著種種原因而無力企及的苦悶;另一是對中國崛起外強內乾,認同渙散,從社會主義理想虛弱卻誇張地轉向國家主義而產生的惱怒。在他看來,無法有效而充份地面對與處理當前中國的問題,是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困境,因為中國積體之大,現代道路之曲折,知識儲備之缺乏,都使得批判工作不易推進。作為一個在世界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身上的壓力之大其來有自,也因此賀照田會(或得)以「如果中國不是大國就好了」這樣的負面陳述來表達自己的苦惱。當然,陳述苦惱僅僅是問題的起點,如何理解苦惱,進而共享苦惱,乃至於解決它才是賀文的期待。

然而,作為問題起點的苦惱是否足以擔起中國知識分子肩上的重責,共享苦惱的籲求又是否能帶領我們走向解決問題的道路?在既競爭又依存的複雜國際格局中,中國的苦惱是否真能被共享?中國知識分子又是否能夠明白與共享周邊地區的苦惱呢?

在這篇簡短的回應裡,我想首先梳理賀文將苦惱作為方式的思考路徑,接著從台灣的位置上嘗試共有發展主義與認同渙散這兩個賀文指出的苦惱。最後,我想進入共有苦惱這個命題,回訪兩岸關係的發展,探究共有的意義與可能。希望我們能從苦惱出發,向幸福走去。

 

苦惱作為方法:一個情感思想研究的進路

賀照田所謂之「苦惱」可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即作為具體問題的苦惱,例如中國與世界交往中的具體經驗和感受,以及苦惱作為歷史研究的方法論:即去探究歷史當事人的「苦惱」,那些在歷史敘述中沒有出場,常常顯現為「無」的那些部分。在我看來,後者容易理解,前者則需要挖掘,因為後者可以在理論乃至抽象的層次上去把握,表述為某種自我與他者交往中更為深層的交流,藉以突出內在於歷史,但難以為歷史所呈現的感受。作為方法論,苦惱想像的是更為深層的歷史,是扒開了記憶與敘述的迷霧或包裝之後的「心靈史」或「精神史」,並呈現為更深刻,更根本的歷史邏輯:「特別要重視的就是歷史當事人那些──當歷史、個人人生正按自己的認識向前,他仍有的、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解釋的心緒、意識攪撓,如無名却揮之難去的苦惱、困擾、不安、煩躁、迷惑等等。因為常常在這些不可解背後,潛藏著線索,可導引我們去相當程度會意──那在實際歷史過程中『有』,但在文字文獻中却沒有正面出現的『無』的位置所在」(頁9)。

雖然這個理論性的指向,對歷史研究與書寫來說,具有深刻與批判的意涵,但是此對「苦惱」的預設恐怕忽略了對象與分析格局的問題,也就是,誰的苦惱及其代表性的問題。回到賀文的討論中,我們或許首先要問的是,賀照田的苦惱是他自己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還是中國的?這些苦惱的內容又是什麼?

這樣的探問或許有些糾纏,但大致可以提醒我們,讓我們苦惱著的苦惱究竟是什麼?不只是這些苦惱與我們有何干係,更是我們到底想通過這些苦惱,掌握與處理什麼問題?如果如賀文所言,討論苦惱有助於知識分子「向『無』開放」,我們就不得不追問,「無」的內涵可能會是什麼,又如何展開與歷史裡的「有」以及當前的關係?換句話說,情緒性或感受性的「無」所要撐開或開拓的分析空間是什麼?我們又是為了什麼樣的目的,需要展開這樣的研究進路呢?

西方近來所展開的「情感研究」(affect studies),在某個意義上,頗類似於賀文嘗試的理論推進。「情感研究」一方面在西方哲學史上梳理出一條自斯賓諾莎以降,經德勒茲與女性主義精神分析的思考路徑,強調存在與環境中所具有的「感召力」(affect)如何影響了我們對於社會與自身的認識;另一方面,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結合,「情感研究」開啟了關於「情感勞動」的討論,要求我們在生產與消費的分析中,加入情感的理解:從無償的家務勞動,到有償的照護工作,乃至於將感受當作商品生產的各種勞務經濟(例如女僕咖啡店或是性產業)。「情感研究」一方面提供了一個情感的或是感性的觀點切入經濟與文化的生產,另一方面指向了情感生產之於生命、社會、文化乃至於政治的重要性,不亞於各種實體的機構和建制。最重要的,「情感研究」要求了一種在「『有』中觀『無』」的能力,突出情感或感受本身的生產。[2]賀文的主張或許也可以如是觀之,其關心的不僅僅是苦惱本身,而是要為「主權一律平等」等重要價值的實現提供「人性基礎」:即「中國大陸能否盡快具備──在充份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的前提下──與人良性互動的意識、習慣與能力(頁10)。易言之,不論是為了理解中國大陸的現下狀況,還是為了解釋中國歷史發展的曲折過程,「苦惱」都提供了前進的方向,即是鍛鍊一種感知他人的能力,從而讓自己能夠表述「有所感受卻無法傳達的經驗與感受」。那麼,支撐著如此思想與研究的情感內核是什麼?如果不是民族認同和國族主義,那這樣的情感還可以是什麼?

 

苦惱作為問題:中國與世界

要回答以上的問題,我們必須認真看待「苦惱」的內容。在賀文裡,「苦惱」主要展現為在與(周邊)他者交往時,自我詮釋(或是說歷史敘述)的困難,以及與鄰人感同身受,同苦共憂之不易,因為發展主義式的中國崛起對外,呈現了一個霸權形象的中國,同時內部的不均衡發展以及全面的資本主義轉向,則造成了中國自身的認同渙散。尤其關鍵的是,改革開放後,社會主義革命的遺產逐漸退位,在經濟發展話語的全面籠罩下,中國原有的,建立在革命傳統之上的認同與價值開始崩解,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於是成為統合國家與社會的唯一的精神力量。簡單地說,位於賀文苦惱的核心,其實是中國的民族主義:一方面,它使得中國的對外交往常常處於衝突的狀況(不論是中印問題或是中日關係),也使得中國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陷入支持國家主權、解釋民族處境,以及對外交好的三難之境。另一方面,當民族主義成為統合社會、組織認同的唯一價值時,批判性的反思就難以在中國社會內部生根,社會的價值就更容易趨向僵固而單一,反而無助於社會的開放與社會力量的開展,從而使得中國的對外交往更加困難。因此,「從苦惱出發」的這個命題,乃是針對如此的困境而來,其目的是希望打破僵固而單一的共同體,並轉向以「交流」與「共享」為前提,重新思考中國的意義。

尤其重要的是,這樣的理解並非來自於某種抽象的期待,而是來自於現實的危機;也就是說,「苦惱」所提問的其實是在種種現實當中,中國如何與世界相處的問題,以及中國知識分子在其中的位置、責任與擔當。顯然的,這是一個令世界與中國知識分子尤其苦惱的問題。崛起後的中國究竟還是一個「民族國家」或是「文明國家」?「天下主義」的宣稱會將中國帶向何方?是回到朝貢體系,還是持續民族國家體制?自認「不稱霸」的中國為什麼會在邊境問題採取強硬的態度,對「民族」問題(新疆、西藏、香港)施以重手,又在非洲,中亞和拉美進行大規模的資源開採?中國崛起將如何重新定義帝國與帝國主義的問題,我們要該如何理解今日中國在非洲,南海與東海的種種地緣政治行動?如果新中國的成立是全球解殖民運動的重要開端,那麼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還可以為全球持續不斷的解殖運動提供什麼樣的思考與主張?如果中國即將成為全球秩序的制定者,那中國知識分子又將如何過渡成為全球的知識分子,以世界的永續為任務,而不獨獨為中國的利益或苦惱來發聲?

思之及此,我不得不同意賀照田,中國政府,中國知識分子與民眾,在面對如此龐大而沈重的追問下,必然苦惱湧動,因為他們既承擔了帝國主義、發展主義和民族主義帶來的苦難,必須與之爭鬥,又被迫承擔起自身成就所帶來的巨大責任(從經濟、政治而文化),往往超越了自身,並要求自己從民族利益的觀點迅速地向全球正義的視角轉移。中國如何與世界互動的命題,如今其實是當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的時候,中國政府、知識分子與人民該當扮演什麼角色,如何承擔世界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孤獨的,因為前面沒有好的榜樣可資學習,只有西方帝國與資本主義留下的爛攤子,但也正因如此,中國的責任獨一無二,因為世界發展至今,早已俺俺一息,不堪一擊了。誠如德里克所說的,中國與世界已是同構;中國的終結就是世界的盡頭。[3]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苦惱必須以世界為對象,以世界的永續發展為指歸,但是誠如賀文所指出的,不僅中國不理解周邊社會,面對中國崛起所感受的苦惱,中國的苦惱本身,亦不被外部所理解,遑論共有。這樣的「感受落差」(affective gap),不僅僅是構成世界衝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也是中國今日往世界的新秩序過渡,之所以困難重重的道理所在。這正是「共有苦惱」這個命題的關鍵之處。

 

共有苦惱的命題:兩岸的視角

對我而言,從台灣這個既內部有外部的位置上發言,理解與共有中國的苦惱是一件非常重要,但極度困難的任務。1949年以降,兩岸關係的發展時緊時弛:冷戰時期,在國共對抗與分斷的零和格局當中,兩岸之間沒有「共有苦惱」的問題,只有在意識型態的掩護下,各求發展、各自為政的努力。然而,1990年代全球化的到來雖然沒能全面地瓦解冷戰,但是老死不相往來、全面隔離的情況也不再可能,彼此開始重新進入對方的視野。一方面,不均衡的經濟發展致使兩岸關係,從1990年代初,藉著「開放探親」所打開的溫暖探問,很快轉向了兩岸資本的交融與流通;祖國同胞成為台商可以躍馬經略的大陸市場。然而,民主化與本土化的進程很快地沖淡了台灣對大陸的好奇;人們對國民黨政權長期的反感很快地變成了對中國的反感;八九民運的結果更加深了如此的印象:台灣人民想要當家作主的意願不可違逆,而在江澤民與李鵬鐵腕治下的中國,只可能是倒行逆施,遠離百年中國的民主夢想。於是,中國民主化的遲滯成為新世紀台灣拒絕中國的藉口,即令兩岸經貿統合的腳步早已停不下來。在這個過程中,台灣也從祖國的寶島,逐步蛻變為令人失望的民主,成為中國拒絕民主化進程的藉口。

以上粗略的描述遠遠不足以掌握過去三十年兩岸關係的複雜變化,但是可以看見的是兩岸成為了彼此的苦惱,但卻不具備共有苦惱的條件。對大陸而言,台灣問題遲早要解決,唯一的差別是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手段;不論台灣或是中華民國都不是可以接受的選項。在這個結構下,台灣只能是一個必需要設法解決的「問題」,而不是能夠平等與中國共商未來的夥伴。同樣的,對台灣而言,中國只能是個威脅,不論是「以商逼政」或是「以經促統」,中國的「善意」背後都已預設了「統戰」的陰謀。在無法想像「統一」的台灣,「獨立」是自然也是唯一的選擇。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與2016年民進黨的全面執政,反映的不外是這樣的訊號:因為不管以何為名,獨立已是事實,統一不是現在的選項,年輕世代的認同只能是「天然獨」或「自然獨」,因為成長於民進黨已然執政的2000年代,無論在教育、政治與文化上,他們都與上面的世代截然不同。民進黨大老林濁水的理解頗為精要:「太陽花世代是自然而然的台獨,而他們這些老台獨則是慷慨激昂的台獨。太陽花認為台灣國叫中華民國很自然;但老台獨對中華民國仍難以釋懷」。[4]「慷慨激昂」與「自然而然」的差別不可以道理計,而是一種情感與感受的鴻溝,沒有道理可講。同樣的,同樣成長於2000年的中國九零後,或許也不易再有前面世代曾經抱有的「民國情懷」;即令是兩岸互訪與學術交流如此頻繁的今天,來台求學的「陸生」,在領略了台灣的「小確幸」後,民族主義的情緒往往有增無減。三十年來的兩岸交流竟然促成了兩岸進一步的隔閡與緊張,恐怕是當年主政者始料未及的。然而,意外嗎?

賀文在文章結尾處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察:即要從認同渙散走向認同凝聚,民族主義是最容易形成共同體的方式,但這樣的方式不但是對「原有共同體實際歷史經驗的更大限度的無視」,更是對其「具體生活脈絡的多樣性、重要性的更大限度的無視」;於是「著力召喚共同體曾有的受傷害、屈辱等記憶、經驗與情感,和共同體過去曾有過的權力榮光感等」反而容易將問題指向外部,以對外部的克服來肯定自己。「一旦至此」,賀照田遺憾的說,「起初的建設性熱望,至此將決定性地走向它的反面……能不嘆息!」(頁18)。兩岸交流的發展恰恰是這個觀察最真實而不幸的註腳。

在這個意義上,兩岸可以共有的苦惱正是民族主義的問題,但是兩岸的民族主義問題卻是奠基在對彼此的排拒之上。那個在感受上共有的問題,也因此在結構上變得不可能共有,除非兩岸社會與青年能夠同時找到一個外在於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位置。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開始設想共有的可能與理解彼此的苦惱。然而,這恰恰是最具有挑戰性的起點。一方面,大陸社會與青年需要理解台灣的主張與恐懼,乃是來自一個特定的地緣政治與歷史結構,而所謂的普世價值正是藉此結構而得以全球傳播的;作為西方的附庸,台灣沒有拒絕這些價值的條件,相反的,它只能以這些價值作為自身認同的基準。另一方面,台灣需要認識中國青年與社會所承擔起的全球責任;作為大國,中國的確比別人更容易動輒得咎。即令台灣青年無法或不願意從中國的角度思考問題,他們也無法自外於中國思考問題。相反地,如何主動地理解並承擔起中國的苦惱,可能是台灣青年世代,在「小確幸」的結構外思索自己與未來,最重要的功課。

那麼中國可以理解與共有台灣或其他周邊社會的苦惱嗎?這恐怕是賀文在嘆息之外,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尾聲:追求幸福

作為一個命題,「從苦惱出發」碓實打開了一些不同的思維,要求我們重新檢視國際交流的性質,同時它也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來理解中國周邊社會種種針對中國而湧動的社會現象與運動。台灣的太陽花運動與香港的兩傘革命是兩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因為它們之所以出現都是因為中國成為了香港與台灣的苦惱,也因此這兩個地方的年輕人很難如賀文所期待的共有中國的苦惱。

但這樣的表述裡其實隱含著一個情境的矛盾。那就是,明明中國崛起為港台乃至全球華人社群帶來幸福的條件與想像(所謂「華人的驕傲」以及種種創造財富的機會),為什麼港台青年要以拒絕中國作為追求幸福的方式?明明是中國的強大提供了港台青年更多的機會,為什麼他們卻要反其道而行,要求虛妄的民主與自由?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已經成為霸權的符號?還是因為中國從來沒有理解人民真正追求的幸福是什麼?

從苦惱出發提醒我們要深刻關切他者的感受,但是開放而平等地討論與打造幸福的條件,或許才能將大家聚集起來建設家園,而不致走向它的反面。然而,家園該有多大,個人才得以立足?共同體又該有多小,才不致成為暴力的機器?不論崛起或沈淪,人民期待的、想要的不外是幸福吧!但什麼才是幸福,誰又能承諾幸福?在崛起的幻像與確幸的夢想中,當我們拾起腳下的細沙時,是該與他人共享,還是捏出一座自己的城堡呢?

 

註解:

[1] 文中所引頁碼來自作者所發之簡體版文章。另有繁體版見,賀照田,〈從苦惱出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06期(2017):135-172。

[2] 雖然受到西方影響,「情感研究」在台灣亦有其發展的特殊脈絡。受到篇幅限制,在此無法展開。讀者可以參考劉人鵬與丁乃非近年來的著作,特別是《罔兩問景》、《憂鬱的文化政治》以及《抱殘守缺》等讀本。甯應斌與何春蕤合著的《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則結合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重探當前社會的情緒問題。另外陳光興的陳映真研究也指出了所謂「心‧情」的思考理路,值得參考。

[3] Arif Dirlik,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American Quarterly 69.3 (2017): 533-540.

[4] 見林濁水,2015年2月5日,〈自然獨之三:慷慨激昂的台獨和跳過偉大儀式的台獨〉,「想想論壇」: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695(2017年8月2 日瀏覽)。

 

發佈日期:2018/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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