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無聲處聽驚雷:讀陳映真論台灣1968的一篇手稿

於無聲處聽驚雷:讀陳映真論台灣1968的一篇手稿
趙剛

 

【編按】1960年代至1970年代的世界是火紅的年代,無論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第三世界自五十年代以來的反殖反帝鬥爭、美國的反文化、法國的五月學運、亞洲地區如日韓的左翼運動與香港青年的本土反殖社會運動等。此時作為美國親美反共前線的台灣,在歷經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政治肅清之下,究竟社會是處在什麼狀態呢?當時的左翼人士又怎麼看待台灣的處境呢?人間出版社以編年體的方式出版了《陳映真全集》共23卷,完整呈現陳映真的作品與其思想,讀者也能夠從中一探1960年代以來台灣社會的政治與思想狀況。在《於無聲處聽驚雷:讀陳映真論台灣1968的一篇手稿》一文中,作者趙剛老師透過全集收錄的文章,分析了陳映真對於台灣1960年代的理解,讓讀者透過陳映真的左眼與趙剛老師的詮釋,重新認識當時台灣的社會與知識/文藝者以美國反共現代主義為宗、缺乏左翼視野的思想與精神狀態。感謝趙剛老師授權,本文轉載自2018/06/13保馬微信公眾號

 

陳映真的23卷《陳映真全集》,已於2017年底出版了。這回,很多人才有點兒驚訝地發現,原來陳映真並不只是個小說家;他寫了遠遠超過「文學」範疇的大量文字。以前讀者當然也知道他批評某文化人對中國現代史的「理解」,或與某學者的不幸「論戰」,或他曾以「許南村」為筆名的對自己做的深刻反省…….,但人們(包括我)的確沒想到這樣的文字他寫了那麼多,散落在大大小小、有名無名的眾多媒體上,此外還包括未刊手稿。我最近問了一下編輯團隊,她們算過的結果是,小說約佔所有文字總量的八分之一。

對於像我這樣所謂陳映真的研究者來說,用句套話,真可謂「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固然是不用解釋了,那何憂之有呢?因為如今要研究陳映真,就得面對他的思想整體——他的全集,否則主客觀都不過關。好比是,全集出版以後,你要搞懂他的某一篇小說,就得在一如往常地細讀小說文本之外,還要大量閱讀那篇小說前後幾年間(至少)的其他作品。以前我的寫作比較集中在他的早期小說,全集的出版了對我影響還不算大,因為陳映真1960年代的非小說文類寫的很少。

由於最近起了個念,想把陳映真的《忠孝公園》(2001)的評論給寫出來,我就把已經站在書架上好幾個月在那兒乾瞪著我的《陳映真全集》第17卷(1998-1999)給拿出來讀。我讀到了很多篇以前壓根兒沒讀過的,其中還包括那種不管我多麼認真搜尋也都不可能搜得到的文章,即,他的手稿。這些手稿成因繁多,有的是發給人家但被刪節了,於是根據手稿重新校對,從而幾成新篇;也有的是編輯人員發現了某手稿而該手稿疑似曾發表於境外某媒體,但因為是互聯網時代之前的文章,出處一時不可查究(因此嚴格說來,這類手稿的身份待考);還有一種是陳映真寫的雜記篇什,處於可發與不發之間,於是編輯會加上一條「疑似未完成」的說明,因此說它是草稿也行。但還有一種手稿呢,則是陳映真寫了,理路文氣相對完整,內容豐富,甚至精彩,但卻被主人收置於抽屜裡,從沒拿出來發表過的。

在第17卷裡,我就發現了一篇屬於最後一類的手稿,題為《找回能夠自己思考的腦袋》(以下簡稱「找文」),寫作時間是1998年8月15日。編輯下了條註釋:「本篇應為作者對刊登於《聯合報·開卷週報》之文章《1968舉世眾聲喧嘩,台灣為何安安靜靜》(以下簡稱「安文」)所做的回應。」根據僅有的另一條註釋,這篇激起陳映真回應意念並秉筆為文的報紙副刊文章的作者是董成瑜。我寡聞,未知其人也。

「找文」約三千字,有頭有尾,文理暢然。那麼,為何留中不發?我的確未審其由。日昨再次細讀此文,又發現其所探討的問題頗為重要,而且無論對當代台灣的歷史理解或是思想狀況,都富有討論意義。於是更增加了我的無從排解的疑惑……由於這個疑惑是無法給出確解的,因此本文與其說是對疑惑的解答,還不如說是邀請讀者一起疑惑。

由於我在北京,暫時無法查到「安文」,因此在以下的討論裡,我無法評論陳映真對「安文」的評述是否正確;說實話,那也不是我(至少此時)的關注。我關心的是,陳映真透過他所閱讀過的一個文本,表達了他對於台灣1968年(或台灣1960年代,甚或台灣的當代史)的詮釋立場與某些實質看法。以下,逐條討論陳映真對「安文」的異議。

 

1. 1968年的台灣真的適合以「安安靜靜」來描述定位嗎?

 

陳映真不同意。事實上,廣義獨派的歷史敘事向來是建立在一種「聽覺」上:228之後島嶼就寂寂無聲,要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黨外」的興起,才打破寂靜。1970年代初的保釣與1977-8的鄉土文學論戰,在獨派的敘事中也常常是被降低音量甚或關靜音。還有更極端的自戀型表述,說島嶼要到1980年代才聽到「野火」劈裡啪啦的燃燒聲。陳映真的抗議,可以說是有這一針對性的。

但是,相對於1968年飆風席捲三大州的對既存體制的抗議,反叛,乃至革命的思想與行動的大潮,台灣1968能不算是「安安靜靜」嗎?陳映真指出,如果只看表面,那麼豈止是「安安靜靜」,根本就是「一泓死水」。但是,關鍵在於我們看歷史不能只看表面,還要看並聽那為表面所覆蓋壓制的那一暗部。用陳映真的話說:即便我們看到的是死水,也要傾聽它底下「被噤抑的嘯喊」。

一個人覺得他自己的小日子過得「歲月靜好」,那倒是任誰也不好說三道四的。但我們的確要避免浮泛輕易地說某個時代或某個時期如是靜好。因為這樣說也許是殘酷的無知,更也許是有意的殘酷。帶著點兒三十年後還得在這個善於遺忘的時代作歷史親證的無奈,陳映真舉出了發生於1968年的對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好幾場對青年嘯喊的噤抑事件。1968年聽起來是靜謐,但那是因為大多數人自己捂上了嘴或少部分人被摀上了嘴的緣故。(陳映真不發此文,是因為「1968」對他而言畢竟還是太及身,情感還是太被觸動了嗎?)

但我總覺得有些人回顧1960年代的世界與台灣,之所以會覺得台灣格外「安安靜靜」,除了是因為反抗者的銜枚以及鎮壓者的低頻之外,應該還有一種可能性,那即是對於「1968」的世界的想像。「1968」這個空間跨度非常大的可說是全球性的文化與社會內爆,無論就它對冷戰時期以美國為首的帝國資本主義秩序的拒絕與否定,或是它在時代感覺與思潮上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影響,尤其是後者,在很多台灣的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的想像中,都是不存在的,結果,關於1968的敘事就好像是一塊大部被消磁的卡帶一般,斷碎不成章。那麼,留下來的關於「1968」的記憶圖像是啥呢?對不起,那就只剩下「眾聲喧嘩」(cacophony)而已了。而這完全可以楔進台灣的知識分子,社運人士,與「進步」文化人或學生,對西方(後)現代性的想像,其中的核心要素即是:性解放,女性主義、搖滾樂、嬉皮次文化、反叛、抗議、街頭民主、社會運動、反國家機器——以及兩個歐美「花都」:巴黎與舊金山。「安文」發表於1998年(1968三十週年)。我記得那時候台灣的人文社會知識分子、文化人、詩人小說家、文藝批評家……,幾乎是集體浸泡在後現代/後結構的詞彙狂歡中,而「眾聲喧嘩」正是其中之一。如此,「安文」有可能是對它所回顧的「台灣1968」懷著一種莫名的落後恥感。「安安靜靜」必然是一個負面評價,近於「死氣沉沉」。

那麼,如若「安文」果然聽到了那些包括陳映真在內的「青年嘯喊」的話,它會從而改變「安安靜靜」的評價嗎?

並不會。絕不會。我遺憾地覺得陳映真對他所評論的作者可能有點誤盼;他或許設想因各種原因對方聽不見或遺忘了那曾經包括他自身在內的「被噤抑的嘯喊」。我們做個假設好了。假設,1998年的「安文」在它對台灣1968的回顧中,竟然看到陳映真等青年蒼白瘦削的身影,竟然聽到他們「主張馬列主義,台灣解放和祖國最終的統一」的聲音,那麼「安文」作者更可能接著出現的反應是:起先驚疑不知所措,然後立馬取消這些「不方便的」雜音雜形,因為它們都體現了那舊秩序及其反抗的「大敘事」,是在歷史終結時代中時空錯置且不合時宜的現身,是與以「流變」與「多元」為前提的「眾聲喧嘩」的當令霸權文化是矛盾的,好比魯迅出現在哆啦A夢的樂園中一般。當然,我這樣猜測可能也犯了低估那「多元異質」吸納場的錯誤。格瓦拉的頭像為何就不能出現在哆啦A夢或是「太陽花」的場景之中呢?

 

2. 1968的台灣是「孤立島國」嗎?

 

陳映真不同意,因為「不是事實」。「島國」且就不說了,只論「孤立」。他指出:「1968年的台灣思潮,受西方自由主義、邏輯實證論、文學上的現代主義,抽象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這些國民黨國家意識形態之外的主流和霸權的深入影響」。因此,問題在於「台灣在國共內戰和國際冷戰下,只接受西方反共保守的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自我濾過了西方在1968年激進的,批判的思潮罷了」。

我同意。但我想「請循其本」,回到一個初始的問題:何以一個書寫者竟會反歷史、反事實地指陳1968年的台灣是孤立於全世界?「安文」作者是不知道還是不承認1968年的台灣已在經濟上緊密編入全球生產與消費的體係與循環中,從而高度依賴以美日為主導的投資策略與市場配額嗎?會不知道台灣在地緣政治上對美(日)的高度依存嗎?我猶記得小時候(正好是1968)當美國大選結果出爐,尼克森打敗了韓福瑞,當選美國總統,消息傳來,眾人額手稱慶。這會是一個「孤立島國」所可能發生的事嗎?但我想,「安文」作者並無意於否定這些,而是要在1998年,當台獨已經成為一個最大的政治潮流時,表達他那符合當下指令的歷史觀罷了。他要說的,其實是再度重複一個流行觀點或感覺:台灣被世界遺忘,被「文明」落在後頭,無法「現代化」,甚至讓台灣在眾聲喧嘩的盛會中缺席……,而這一切都是因為國民黨的緣故——那可惡可鄙的封建專制保守冬烘。但完全歸罪於國民黨的另一面,不就是完全無視於國民黨背後的美國,以及整個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與東亞冷戰反共格局嗎?美國與國民黨的連體必須被掩蓋住,才不至於破壞台獨的親美反中的意識形態大佈局。而如若國民黨的罪惡與過錯不需要從一個更大更廣的歷史與全球格局一併探索的話,那就正好讓國民黨坐定了一個無法逃脫的本質主義的認識套路,於是,國民黨所體現的所有問題恰恰都是中國或中國人或中國文化的本然問題。

 

 

3. 「六零年代末台灣的統治思想是『法定儒家倫理』」?

 

跟隨龍應台的思路,「安文」作者提出一個「判斷」:「六零年代末台灣的統治思想是『法定儒家倫理』」。陳映真不同意。再度因為不是事實。陳映真說:「六零年代的支配性思潮,相應於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化,是美式自由主義,’法定”儒家倫理’只是看板。李敖的’反傳統論’風靡一時,殷海光幾成一代宗師,就是證明」。(根據我的也許刻意被推翻的印象,陳映真從來不提及李敖,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後來沒發此文嗎?)

獨派的反事實,與所有族群民族主義一般,都是帶著「高尚」的理由反事實:因為要台獨,所以就要把事實搞擰。因為要說明1968年的台灣是「孤立」,而且是一個由「中國人」或「中國文化」挾其落後腐朽之力所佔據並宰制的,且孤立於現代世界的「島國」,因此必須得指認它的主導思潮是黨國所規定的儒家倫理。但恰恰因為一個反事實的陳述必須要搭配上眾多反事實陳述(所謂為了要圓一個謊,你必須得撒更多的謊),於是這般的謊叢就必然它所保護所包圍的那個內核為之荒蕪。新世紀以降,台灣眾多民眾身心越來越顯出無法安頓、焦躁易怒的症狀,歸根究底,是因為那個政治議程的謊言成本過高。每個政權都需要一些遮蓋或扭曲或,乾脆,謊言吧,但我想總有個該文明所限定的承受量吧!

國民黨依附美國,它是魯迅話語裡的大奴才而已,然而,但為己故,這個事實一定要掩蓋,於是,就必須說他的惡是純然內生的。那國民黨不是也反共嗎?你能說國民黨不反共嗎?但是,一旦承認國民黨的反共,那麼,對台獨派而言,就會衍生出無數個麻煩,而其中最大的無外乎,你就必須承認你與國民黨之間的不可告人的承繼性。於是,你就無法將之完全他者化,將之一刀切地惡魔化。因此,只能選擇一種話語策略:反共必須與反中深度聯合起來;或者說,反共的試金石恰恰是在反中,因為,根據冷戰時期美國的意識形態思維:共產主義與中國都是東方專制主義的不同面貌而已。真反共必須在親美親日的立場上反中。

 

4. 1960年代台灣的存在主義與現代文學是反體制的進步文藝嗎?

 

那邊忘記傾盆美雨,宣稱台灣是「孤立」的「安文」,這邊又忘記「橫的移植」,論斷1960年代台灣的存在主義與現代文學是「對反共文藝不自覺的反擊」。陳映真不同意,因為「不全符合事實」。陳映真說「不全」,展現了一種對歷史複雜性的負責態度。首先,我們知道文藝界的鬥爭複雜,常常牽涉到對黨國拋下的名利的搶拾,以及美學宗派主義等等,因此搞存在主義與現代文學的人,對當時幾乎中飽各種資源於其私囊的反共文藝與懷鄉文學的既得勢力的「反擊」,是存在的。但除了這個「世俗」因素外,現代派文學對反共文藝的敵意,更重要的還是後頭的意識形態立場。但是,既然在1960年代台灣,我們根本不必懷疑黨國虎頷之下的現代主義「亞流」(陳映真常以此詞指認台灣現代主義文藝相對於歐洲原生種的退化狀態)與「左翼」有任何關聯的想像,那麼,現代主義者又為何以及如何會對反共文藝展開敵意之羽呢?這就牽涉到台灣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想像了。那不僅是政權更是文明的想像;現代派的自我想像是與美國現代化文明深度結合的,以美國的三觀為其三觀。因此,他們的「反共」是按照美國所提供的思想資源(市場經濟、自由主義,與美式現代主義)來進行的。準此,在他們眼裡,黨國的一切都是不入流的,而若又以他們的權錢具體感受位置而言,最不入流的自然是反共文藝了,土得掉渣還在那兒吃香喝辣。他們的自我任命是:若要對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但看今朝美式現代主義。因此陳映真說不全符合事實,意思應該是說「安文」只展現了銅板的一面(現代主義文藝是批評了反共文藝),但沒展現的是,它自己恰恰就是反共文藝,只不過是認為自己的靠山更為光輝文明,從而自己的反共本領更高,反起共來更有效罷了。這不過就是二奴才有了得勢的靠山,要造大奴才的反而已。無獨有偶,在「找文」裡,陳映真也指出了,1960年代台灣知識分子所講的自由主義其實只可說是一種冷戰時期裡的反共的右翼自由主義,「是為了更有效的反共而主張自由主義」。這裡順道一提,陳映真的思路對於消釋我的一個私人困惑也是頗有幫助的。這個困惑是:為何這些年來在台灣所接觸的自由派,很少自自然然地散髮出一種自由包容寬和的人格質地,反而多的是真理在握、傲慢教條,甚至戾氣充塞?

 

5. 結語:1968年的台灣是形還是影?

 

總結一下(透過陳映真的批評所反推的)「安文」,台灣之所以買不了人家1968嘉年華會的入場券(從而「安安靜靜」)是因為:台灣是「孤立」的;台灣有封建落後的「中國」國民黨及其「法定儒家倫理」;以及,由於台灣發展狀況的「貧窮落後」所導致的「文化上與西方產生落差」。這樣回憶過去的「安文」所投射的當然是對當時台灣的「進步」、台灣的「民主化」、台灣的「自由化」的自我慶賀。

對這樣的準憶苦思甜的敘事背後所預設的名為「台灣」的奮鬥主體,陳映真表示質疑。他指出,因為你的能夠提出不同視野的「左眼」在1950年代被全部剜掉了,從而並不存在對歷史進步性的評價問題或發展路徑的理論思考問題,從而並不存在你的政治議程,從而,你只能夠跟隨。因此,1950年代台灣窮的很,沒有什麼發達資本主義個體的空無、寂寞、異化、疏離、空洞……等問題吧,但不妨礙開始流行存在主義與「表現主義的現代主義」,但同時的美國或西方的反戰反帝反資本主義的思潮或藝術,你就可以省省了。因此,「1968」沒到台灣,你說是台灣沒有與它共振的基礎,那麼如何解釋現代主義與存在主義呢?作為一個新殖民地,台灣的社會物質基礎對於「上層」經常,如非總是,並不具有解釋力。在一個根本意義上,1968年(1998?2018?)的台灣的知識界基本上不存在自己的思潮與美感。美國若是形,你只能是影,行止皆有所待。陳映真說:

 

作為美國反共意識形態之組成部分的現代主義,遂超越了台灣的社會物質基礎,與美國冷戰意識形態一道,支配了台灣。而這就是台灣知識界的文化,思潮永遠和美國者形影相隨的機制所在。

 

這就是為何陳映真在此篇手稿的結尾處寫下:

 

問題不在「眾聲喧嘩」或是「安安靜靜」。問題倒是在找回能夠自己思考的腦袋。

 

當然,即便是在那樣的思想魍魎的年代,從那一灘「腐味的死水的底下」,我們也有責任傾聽那「被噤抑的嘯喊」。而那個嘯喊,在1960年代中後期,主要是來自文學。陳映真說:

 

六零年代中後,當台灣的自由主義智識精英對美國打越戰加以頌揚的時候,台灣的文學界卻有批判之聲。陳映真《六月裡的玫瑰花》,黃春明的《小寡婦》,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都是對美國侵越戰爭的嘲諷和批判,標誌著台灣自由主義的思想局限,也表現出台灣文學家在思想上的敏銳性和先進性。

 

這些文學上的異聲,那些因思想而被投獄的青年們的噤抑的嘯喊,以他們所共同形成的對主流現代性所提出的另類現代性挑戰,默默地撕裂了長期以來,為跨越國民黨與民進黨的體制知識分子與文人所共同編造的對台灣1960年代的定性描述——所謂「安安靜靜」。要是不聽到這些被消音的驚雷,我們以後要如何書寫這個島嶼的思想史呢?

但又何止1960年代?對1950年代、1940年代後半期,以及整個日據時期,我們不是都更當在無聲處聽驚雷?

說了以上這些,但我還是無法說明為何陳映真不發表這篇文章。但全集的發行使得這在成為一個問題的同時,也一定意義上取消了這個問題的意義。就讓它永遠是一個有趣的小懸念吧!此外,今年正好是1968年的五十週年,順便也讓這篇小文充作一個小紀念吧!

 

2018年3月16日於北京

 

發佈日期:201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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