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五月風暴」:革命的辭藻在空中飛揚,但革命到底在哪裡?

法國「五月風暴」:革命的辭藻在空中飛揚,但革命到底在哪裡?
◎羽佳

 

【編按】今年是法國五月風暴「五十週年」。齊澤克曾撰文指出,六八學運如何帶來了新自由主義,方川明則為文進一步批評齊的分析視野,提醒了理解新自由主義形成的政治經濟歷史的重要。相呼應地,本文透過疏理當時學運的狀態、左翼工會組織與左派團體如何看待當時的運動等歷史,反思了為何打破舊秩序的五月「風暴」很快地趨於平靜,帶來了更保守的新秩序,並特別指出當中階級視野的缺失。感謝2018-05-16土逗公社授權轉載。

我們是一群盡職演好這齣歷史大劇的演員,但是我們很清楚這不是真的革命。

 

 

1968年春天,法國巴黎看似歲月靜好。血腥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已經結束好幾年,越南戰爭事實上距離歐洲大陸很是遙遠,也不用法蘭西青年再為前殖民地流血。再次挽救了共和國的戴高樂總統雖然已經78歲了,身子骨還硬朗著,這通過他此後5月30日一口氣不喘一口水不喝做了兩小時的演講廣播就可以知道,當時他的支持率高達61%。

從1947年到1960年代末,法國經濟一直保持著快速發展,平均GDP增長率在5%以上,國民家庭平均擁有的汽車、電器數量成倍增長,公共住房項目也得以大量推廣,基本的社會福利保障體係也得以確立,度假旅遊對普通工薪階層也是日漸流行。與此同時,高等教育開始大面積普及,新興的大學蓬勃發展,從1958年到1968年高等學校學生數量從不到30萬人增加到近70萬人,現代化的中產階級和其後備軍已經逐步形成(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學生多還是來自中產階級或者中下專業人士家庭,而非傳統意義的工人階級家庭)。

當時,法國的工人收入增長在歐洲核心國家中排名不高,而且受教育的青年人也越來越難找工作,針對越戰等問題的極左鬧事分子則只是極少數,改造社會與革命看起來彷彿遙遙無期,普通民眾沉浸在各自小確幸之中。

但是,法國的政治與輿論體制仍然是二戰時期的權威模式,法國社會等級森嚴仍然未有打破,將軍、官僚與遴選的上層精英仍然保持著話語權,新興的中產專業階層還未形成「自己的身份」。同性戀仍然是犯罪,女人是要穿裙子的,已婚婦女如要單獨開銀行賬戶,需要經過丈夫的同意。

不過,隨著電視、廣播等通訊與傳媒手段的發展,一般民眾對於信息接受與認知更為直接與敏感,某種意義上也更加不那麼信服,雖然形式上他們仍然在服從。他們很快將第一次通過電視看見人類登上月球,也自然第一次通過媒體看到那些正發生在身邊或者遠在千里之外的抗議與鎮壓。

 

法國共產黨的叛將、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繆在《薛西弗斯的神話》曾經如此寫道,「一切偉大的行動與思想,總有一個微不足道的開始」。在加繆死後的第八年,據某些媒體說因為法國學生們反對禁止男生進入女生宿舍的禁令,導致了一場改變法國乃至相當程度上改變世界的「革命」(It began with a demand by students for the right to sleep with each other,「它始於學生們要求和彼此睡覺的權利」,2008年2月23日英國《獨立報》的一篇報導Egalité! Liberté! Sexualité!: Paris, May 1968的副標題)。事實上,引發這場運動的導火索顯然遠遠不是「誰和誰睡」的問題,但這個隱喻似乎一直貫穿著整場運動。

 

1968年5月的口號:「禁止『禁止』」(「It is forbidden to forbid.」)

 

1968年的3月22日,巴黎近郊的楠泰爾(Nanterre)大學的數百名學生召開大會呼籲法國政府釋放兩天前因參加反對美國發動越戰而遭拘押的六名學生活動分子。當晚,百多名學生佔領了楠泰爾大學校長的辦公室。5月3日,運動擴展至整個巴黎大學,校方違反自「中世紀教會傳下來的傳統禁忌」,直接邀請警察進入大學校園「恢復秩序」,這引起了學生們的極大憤怒。於是衝突進一步擴大。直至5月9日、10日,越來越多的學生捲入運動。

當運動開始之時,它不在國家給予社會設定的框架之內,既不容於建制右派也不容於建制左派,它就像倔強地從已經板結的地面上硬生生長出的野草一般,學生以自發與散亂的行動自我宣告——「我反抗,故我存在」。他們雖然都是薩特的盟友,但事實上他們是加繆的信徒。

青春而雄心勃勃的學生們本以為這個世界已經改變,但是剛打開面向社會的窗戶才發現,外面還是一堵牆,一切都是老樣子,於是他們要用熟悉的工具砸開這堵牆——反抗體制,而體制是資本主義賦予的,自然反抗資本主義也就順理成章了;但是他們到底是反抗體制,還是在反抗資本主義?恐怕昔日的運動並沒有給與我們一個明確的答案。

既然警察已經衝進了校園(我們的空間),那麼我們就該走向社會。學生們舉著黑旗與紅旗走向街頭,掘出地磚,將課桌椅搬到街頭,拉丁區開始築起街壘。在催淚彈的煙霧中、警棍與課桌腳抗衡,禁令與口號飛舞。社會騷動了,全法國通過現代社會的」鏡像「工具(電視直播、照片報導與廣播)又一次得以一窺國家與社會的真相,國家與社會的衝突。警察代表著資產階級國家的暴力機器,而憤怒又非組織化的學生代表著社會。問題又擺在了所有人的面前,這是誰的社會?你站在哪一邊?

 

「警察代表著資產階級國家的暴力機器,而憤怒又非組織化的學生代表著社會。問題又擺在了所有人的面前,這是誰的社會?你站在哪一邊?」

 

按照某種特別權威的解釋,荷爾蒙過剩的青年不安於現狀在任何時候都會出現,但是問題在於,為何這麼一場小規模的學生鬧事最後發展成為一場全國五分之一勞動力參與的總罷工,而社會各界眾多精英分子甚至也或主動或被迫的參與其中?

「起床,電車,四小時辦公室或工廠的工作,吃飯,電車,四小時的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樣的節奏周而復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為什麼』的問題浮現在意識中,一切就都從這略帶驚奇的厭倦中開始了。」(加繆,《薛弗西斯的神話》)

絕大多數人都在經歷加繆描述的生活,當你每天在似曾相識的地鐵中穿梭時,你可能都會追問自我,我如此存在的意義何在?秩序重複性控制(壓迫)必然帶來厭倦與無聊,而厭倦則帶來對自我存在的疑問,對自我存在的疑問則擴展至對整個社會的思考。最可怕的是當有千百萬人同時這麼思考時,麻煩來了……

於是「五月風暴」爆發了。這裡就是巴士底獄、這裡就是公社的高地。學生們成功地用自己的「演出」喚醒了沉睡在油燈中的革命的幽靈,不過幽靈仍然只是幽靈,它無形無質。「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但是1968年的他們不是1789年的他們或者1871年的他們。

5月13日,全法各工會號召總罷工,包括法共、社會黨領導人和知識精英在內的70萬人在巴黎走上街頭遊行。運動勢頭一度高漲,上千萬工人不顧工會禁令,自發參與罷工,數百家工廠被佔領。甚至當工會與資方秘密談判達成最低工資增加35%,平均工資增加10%的條款時(這在法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眾多工人仍然拒絕回去工作,一時間整個法國失去了秩序,統治集團內部已經失去信心。

5月29日當群眾運動再次包圍愛麗舍宮的時候,官員和富人們,有人開始焚燒文件,有人準備飛機逃離法國;戴高樂甚至不得不坐直升機秘密前往法軍在德國巴登巴登的軍事基地,獲取了軍方的忠誠,他將兒子兒媳和家族珠寶留在德國的法軍基地,以作避難的準備;隨後他秘密調動了軍隊和坦克包圍巴黎。密特郎領導的社會黨試圖從中獲利,要求戴高樂下台,重新進行總統選舉。似乎,革命就在眼前。

 

抗議者們唱著「再見,戴高樂」 (’Adieu, De Gaulle’)

 

5月30日戴高樂不顧蓬皮杜和內閣警告,發表公開電視講話表示絕不辭職,但將在6月組織大選,已經秘密組織許久的支持戴高樂遊行開始,近百萬民眾走上街頭。運動由此走向衰退,直到6月中旬警察將最後一批佔領校園的學生驅離。

一年後的四月關於政治體制的全民公決(事實上是對戴高樂的信任投票)中戴高樂失利被迫辭職,但其總理蓬皮杜在此後的選舉中成為法國總統。「沒有戴高樂的戴高樂主義仍然得以繼續」。

關於「五月風暴」運動的發展本身就在此不累述了,因為有太多的書籍、文章、照片與報導內容。1968年的「五月風暴」本身的起始與結束就像是一場夏天的雷雨一樣,驚訝中呼嘯而至,人已經被澆濕了,而當人們剛剛開始準備打傘遮雨、承受更大的風暴時,這場雨卻嘎然而止,地上已經半乾,讓已經被淋濕的你自己都開始懷疑:這雨是否曾經下過了?

 

歷史的詭異就在於,秩序曾經被打破,反抗開始了,但一切混亂都回趨於最終的平靜。每一次舊秩序的瓦解,不過是新秩序的先聲,而且可能更糟糕的是,新秩序往往未必比舊秩序好到哪裡去。它總能將向外的反抗力量吸納成為自己的一部分,而挑戰秩序的先鋒寵兒轉眼就變成了霸權統治的混蛋。

「上帝死了?」 當五月風暴來臨時,時任戴高樂政府的文化部長馬爾羅痛苦地說道。而正是這個安德烈·馬爾羅曾經撰寫了歌頌1927年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小說《人的價值》,並因此獲得了龔古爾文學獎;也是他曾經帶著新婚妻子在法屬印支半島「發掘」遺失的城市,被帶上法庭後還振振有詞地聲討法國帝國主義在殖民地的貪婪與無恥,此後他指揮志願飛行隊直接參與了反對弗朗哥的西班牙內戰,二戰時期領導了反對納粹佔領的法國南部地下抵抗組織。而二戰之後他成為了捍衛法蘭西傳統秩序、價值與文化的悍將,與戴高樂站在一起遏制那些「無事生非的鬧事」學生和他們的支持者。

當然,成為秩序的重要支柱的不僅僅是馬爾羅,以無產階級革命為最終目標的法國共產黨同樣在撲滅「五月風暴」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此處很值得引用一段法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道報》5月3日頭版文章《解密偽革命者》(Georges Marchais (1968) De faux révolutionnaires à démasquer. L’Humanité . 3 mai.):

「當工人階級與民主進步力量團結一致的時候,一些極左分子唯恐天下不亂。以楠泰爾大學為例,一些毛派分子(……)與一些托派分子(……)儘管充滿矛盾,但糾合著科恩-邦迪領導的無政府主義者學生,不顧大多數學生的利益挑事。……這些偽革命者必須得以揭露,因為他們客觀上服務於戴高樂主義者與壟斷大資本的利益。」

顯然是唯恐揭露不夠深刻,在社論中法共還加上了這麼一段,

「這些上層階層的兒子們(法共「政治錯誤地」沒有加上女兒們)嘲諷工人出身的學生,很快就會在後院熄滅革命之火,轉身繼承他們爹地的生意,以資本主義的最佳傳統剝削工人。……所以,尤其是年輕的工人千萬不要受到他們的蠱惑,……法國共產黨才是代表工人階級的最佳……」

1960年代法共控制著200萬工人黨員和當時法國最大的左翼工會,在總統與國會選舉中一直有約20%左右的支持率。他們遵循著嚴格的議會競選的建制道路,當時正與社會黨的密特朗積極合作,企圖」民主選舉「推翻戴高樂政府。

 

法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人道報》5月3日頭版文章《解密偽革命者》

 

所以當法共面對突如其來的社會運動時,迫於來自下層群眾與外界的壓力,極不情願地參與了總罷工與遊行;但是在整個運動中,法共自始自終的想法就是如何能盡快平息事端。推倒戴高樂的統治秩序,重建一個「民主進步的」新秩序?是的。但右派擔憂的革命遠不在其政治局的議事日程之中。

它看守著它所掌握著的數百萬工人;就像一個嫉妒的中年丈夫牢牢地看守著自己年輕貌美的妻子一樣,唯恐她被青年英俊的小伙子勾引走。這些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小資青年學生竟然妄圖插手自己「禁臠」——試圖影響工人階級、建立無產階級運動。一旦有機會趕快結束這場「該死的」運動。與戴高樂分子相比,這些學生更是麻煩製造者,因為他們要瓦解的是整個秩序。

當然社會黨與法共都為此付出了代價。試圖從「五月風暴」中獲利的密特朗的社會黨直到12年後的1981年,才得以選舉勝利;而法共作為社會黨的小伙伴支持率持續下降,自從1990年代之後法共就不再是議會中一支具有影響力量的黨團,進入21世紀後他們的支持率跌到5%左右,只能靠為社會黨出身的梅朗雄拉票來刷存在感。在奧朗德割著社會黨的殘軀餵大了馬克龍後,法國社會黨也在21世紀的苟延殘喘中走向崩潰,支持率跌至不足10%。

如果說法共對待「五月風暴」像是一個嫉妒的丈夫,而當時法國極左翼中的毛派與托派則彷彿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情人,事實上連姑娘的手還沒拉,卻已經給未來的孩子起好了名字。

 

「馬克思已經被請出來示眾,但真正的階級話語體系整體缺席」 圖為1968年5月教室牆壁上的口號

 

在拉丁區街壘戰爆發前夜(5月9日),重要的托洛茨基主義派知識分子厄內斯特·曼德爾對集會的學生說到,「學生既不能靠他們的人數,也不能靠他們今天在社會上所佔的地位來單獨地推翻西方資產階級社會。他們能夠起一種雷管的作用,也必須起這個作用。他們在工人階級之內起這個作用,尤其是通過年輕工人的媒介來起這作用,就能解放工人階級自己的巨大力量,向資本主義社會和資產階級國家挑戰。」

根據階級鬥爭的經典與大量歷史事例,他們深知學生運動本身局限性和不可持續性,也期盼著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能夠結合起來,但是事實上在整個五月風暴中工人與學生間並沒有真正結合起來。確實有一小批學生甚至走向了核心地帶,在工廠區散發傳單,遊說工人,但佔領工廠的工人比以中指,「傻冒,你是哪根蔥?」 就是久負盛名的薩特在工人區演講時,給予他的友善提醒也是,「簡短些、再簡短些……」

事實上少數的托派力量對「五月風暴」的運動方向和內在運行的影響其實實在有限,如果說有積極意義的話,倒是「五月風暴」幫助了托洛茨基主義在現實中的重新復甦,新的一代人被吸引進去,其作為一種行動的政治流派得以繼續發展。

毛派一開始並不積極地參與這場學生為主體的運動,對於這種小資化的運動,他們明顯保持著某種天生的警覺。當五月風暴如野火般擴展為總罷工時,他們決定加入與工人階級站在一起,不過他們的努力也並沒有任何實質影響。他們對中國「文革」理想化的想像,既有利於他們對運動的詮釋,也有害於他們對運動的認識。既然總罷工被修正主義分子破壞了,試圖學習「中國模式」的經驗,走工農結合的道路,他們試圖鼓動法國戴高樂主義的主要支持者農民起來反對體制,結果可想而知。而隨著1970年代中期對中國文革理想的幻滅,資本主義又在其核心地帶獲取了毋庸置疑的勝利,毛派作為一個政治流派卻已經冰消溶解,自此之後再難發揮任何積極的影響。

 

今天五十年後回頭看「五月風暴」,法共當年的批判(更確切的也許是詛咒)雖然可以感覺「嫉妒」之深,但是某種程度上何嘗不是「雖不中,亦不遠矣。」?

馬爾羅曾經祈禱的「上帝」(秩序之神)終於附身於「他者」,重塑金身。1968年站在街壘另一側的德籍學生領袖「紅毛丹尼」科恩-邦迪(Daniel Marc Cohn-Bendit)當時曾以性自由問題詰問法國教育部長,直斥對方是「法西斯官員對學生的答复」。右翼媒體為醜化「五月風暴」將他稱為那個「德國猶太佬」(科恩-邦迪父親身為猶太律師,在納粹掌權後被迫帶領全家到法國避難);於是在遊行的學生群體中引發了一個新的口號「我們都是德國猶太人」。

 

1968年在與警察對峙中高唱《國際歌》的科恩-邦迪

 

但40年後的2008年,作為歐盟綠黨聯盟主席的科恩-邦迪在訪問捷克時,曾手持歐盟旗幟告誡捷克總統,無論捷克是否贊同歐盟的《里斯本條約》,他別無選擇必須簽署。這個昔日的街頭反叛者(納粹政權的小受害者)的言辭被捷克一些媒體稱為「又一份來自德國的最後通牒」。(上一份最後通牒是指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就蘇台德地區割讓給與捷克的通牒。)

1990年代科恩-邦迪公開支持北約在前南地區的武裝干涉、2001年支持美軍出兵阿富汗、支持德國向以色列出售核潛艇。2005年法國對歐盟憲法進行公投,科恩-邦迪為支持公投前往法國遊說,與昔日戴高樂政府的財政部長後來的法國總統德斯坦握手言歡,前銀行家德斯坦讚譽「紅毛丹尼」是「一個真正具有遠見卓識的歐洲人」。2005年,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直言,昔日左翼同志們的不識時務,沒有人敢於告訴他們(左翼)我們生活在一個由市場力量決定的世界裡。所以不要詫異於科恩-邦迪後來與楠泰爾大學的校友馬克龍談笑風生,對,就是那個一邊說著五十年後要反思「五月風暴」,一面鎮壓工人罷工與學生佔領校園的馬克龍。

科恩-邦迪與馬克龍的相擁其實並不比此前希臘總理激進左翼聯盟領袖齊普拉斯(前希臘共產黨青年團領導人)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之間的惺惺相惜更令我們詫異。而同樣是1968年學運的風雲人物法國醫生、記者庫什納(Bernard Kouchner )曾經也是無國界醫生的創始人,在屢任社會黨政府的衛生部長後,甚至不惜被開除出黨而成為薩科齊政府的外交部長。這樣的人物我們列出一長串名單。

 

2017年為校友馬克龍的總統競選助選的科恩-邦迪,正與馬克龍相擁

 

坦率地說,這從一開始就不是幾個學生領袖的偶然的「叛賣」行為,而是社會運動的某種內在規律。在中國曾經有一陣子流行一個說法「革命吃了自己的兒女」,但至少在「五月風暴」問題(或者更多的事件上),明明是革命的兒女把革命給吃了,而且吃的一干二淨,敲骨吸髓。科恩-邦迪在運動中就說過,「搞暴力並不是運動負責人決定的,而是大學生自發地選擇了抵抗……我們沒有任何責任……儘管一切有些過分,但畢竟還是恪守在民主的範疇內」。

據有關統計,1968年5-6月間,全巴黎有2000多人受傷,其中200人受重傷,此外,還有5人死亡,但並非警察開槍所致;而且慘重的傷亡並非發生在學生與街壘密集的拉丁區,而是在工廠周圍。這可能就是所謂的」恪守在民主的範疇之內「。

 

在運動中,學生激進而創意的口號天天都有,具有震撼力的畫面不難找到,「革命」的辭藻在空中飛揚,但是革命到底在哪裡?

走向街頭的學生與其說是反對資本主義,不如說反對的是資本主義產出的這種形態,反對這種形態下的自己。他們看似激進無比的口號背後隱藏的是對憤怒的宣洩與中產階級對現實世界的無力;運動本身雖然改變了不少觀念與行為方式,但並沒有過多意願與嘗試改變現實世界。

總罷工發生了,工廠佔領了,但是傳統社會民主主義下的工人鬥爭方式仍然壟斷著社會運動的發展方向,而站起來的工人並沒有組織起來,自治委員會等並沒有發展出一種新的社會運作形態,很快走在前面的工人不得不停下來等待其他工人,等待著被組織起來,這也是為何後來法國共產黨與總工會等能收服最初已經桀驁不馴而不滿足於那些改良訴求的工人。社會重新走回其本來的「軌道」。

馬克思已經被請出來示眾,但真正的階級話語體系整體缺席,警棍與催淚彈確實令人頭疼(是真的頭疼),但革命與反革命的暴力卻遲遲未來;無論鎮壓的一方還是反抗的一方看起來都心照不宣地守著某種默契,我們是一群盡職演好這齣歷史大劇的演員,但是我們很清楚這不是真的革命。

而在未來的數十年內,這些昔日反抗者中的精英就將成為那種」更民主、更寬容、更環保、更宣揚個人自由「的資本主義的締造者,並使他們的話語體系成為某種霸權;精彩的」體制化抗議演出「從此成為資本主義再生產體系運作中某種必不可少的休整期,充滿儀式感、娛樂感與觀賞性,但是唯獨缺少真實性與沈重性。

當真正的階級問題被忽視,而導致憤怒與矛盾的根基反而發散了,而只停留在某些特定的立見的少數的議題上,那麼言辭的反抗本身就把物質的革命消解了;而且每一次的反抗彷彿成為了中世紀的「放血治療」,好像是為了救治病人,不過多數時候不過是手足無措時的自我麻痺,然後看著病人死去或者自愈。

居伊·德波借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的批判(「大量的堆積」),但用」景觀「(spectate )、空間和日常生活取代生產力、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的傳統描述,人們不在著迷於商品,而是著迷於景觀。在《景觀社會》(序言)一書中宣稱,「情境主義國際此時作為激進主義組織竭力在現代社會中推行革命主張。人們很快發現,他們已經在批判理論的領域中奪取了勝利,並巧妙地配合著現實領域的鬥爭,很快,他們的活動就達到了歷史的頂點。」

 

「人們不在著迷於商品,而是著迷於景觀。」圖為居伊·德波《景觀社會》

 

馬克思當然不希望以他名字冠名的理論成為一種純粹的書齋中的批判理論,成為只有在大學校園中只有用國際語言才能交流的話題,成為一群裝逼犯在周末的沙龍與講座中茶餘飯後之間侃侃而談的串場詞。但是,今天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批判本身卻被塑造成為一種遠離現實社會的景觀。當今天來自基層的民粹主義力量採用種種激烈乃至污衊的言辭攻擊」白左「之時,憤怒並不是全無來由的。你們批判了一切,卻無所作為,你們批判了一切,卻從不解決真正的問題,整個社會的不治之症仍在那裡。

所以,不僅是在五月風暴的一個月中,自始自終學生與工人相互結合而實現解放的目標從未實現過;工人與學生未能「睡到一起」,也就意味著物質與意識的內在分離、改造與批判的相互缺位。意識領域的批判異常發達意味著在現實改造領域的無能。批評領域的所謂勝利並沒有結合到現實領域的鬥爭中,而是因為失去對於構成現實社會的物質批判,而將現實領域的鬥爭本身景觀化。

因為批評不再是改造的手段,而成了批判本身的目標,成為了修補與偽裝整體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景觀補丁。資本主義已經學會,給你的不僅是消費主義的景觀,同時也是反消費主義的景觀,給你的不僅是是資本主義的景觀,但是也給你反資本主義的景觀。而景觀仍然需要深深地紮根於資本主義物質社會本身運作的邏輯之中。

抗議的形式勝利了,但資本主義得救了,而革命的辭藻還未變成鮮血之前已經打印成冊塑封起來。放在連鎖書店最顯著的位置隆重推出,記得出示學生證,可以打八折。

所以,當反抗本身已經被結構化之後,反抗成為了改造的路障;那麼我們今天只有忘記「五月風暴」留下的那些東西,才可能尋找到新的道路。

 

發佈日期:201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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