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
作為學生的馬克思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王立秋 譯
【編者按】恩斯特‧布洛赫是德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其《作為學生的馬克思》一文，展現了「作為學生」的青年馬克思形象：一個「成長的」、「不安分的」，充滿了「行動」的熱情與活力的形象，飽含著徹底思考的勇氣和決心，對建立新知識躍躍欲試，是一個活著的「浮士德」。他渴望在實踐中去改變世界，希冀通過「行動」在舊世界裡建立一個「新雅典」，這是一種「真正的成長」。原文譯自Ernst Bloch, 「Marx as a student」, 原載Ernst Bloch, On Karl Marx, An Azimuth Book, Herder and Herder, 1971, pp. 9-15。本文翻譯由王立秋老師翻譯，轉載自2018/05/07保馬微信公眾號。
真正的成長永遠是開放的和青年的，而青年就意味著成長。青年，和成長一樣，是不安分的；成長，和青年一樣，會在當下中把未來打開。冷漠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在為不曾有過、現在正在成形的事物而進行的鬥爭中，它們是盟友。現在是它的日子；而它的日子，和那些顯示它、忠於它的人一樣年輕，一樣充滿活力。
如果我們回顧我們時代的黎明，我們看到的，是青年馬克思，是他的智識發酵才剛剛開始的那幾年裡的馬克思。我們可以從這個當然是所有學生中最激情而警醒的人身上學到的東西，對於我們，成熟時期的他的後繼者來說，既是鼓勵，又是一種挑戰。我們還保留著1837年11月，十九歲大的卡爾寫給他父親的一封信。當時卡爾的父親和他兒子未來的妻子，珍妮‧馮‧威斯特法倫（燕妮‧馬克思）生活在同一個城市。但這封寫給「最親愛的父親」的信，不僅闡明了海因里希‧馬克思博士和他著名的兒子的關係：它新鮮而富有創造性的精神，也使它成為一份一切青年學生都應該來讀一讀的，活的檔案。當然，這是一種偉大作家青年時期（我們會想到萊比錫和斯特拉斯堡的歌德，想到拜倫，想到格奧爾格‧畢希納）的書信特有的活潑。在這裡，你可以感受到這位未來的思想家的熱情。哪怕燕妮使馬克思在信中加上了一則更加抒情的筆記，這封信也依然同樣是一位年輕哲學家狂暴而深遠的心智的記錄。
德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
在信中，青年人的一切經驗都得到了強調：「我看到的岩石並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強、更驕傲……藝術也不如燕妮那樣美」[1]。他看到的一切都富有意義，但這一切，也做好了改變，和讓位給風中傳來的新東西的準備。「每一變化」，這個學生——他的成熟，對世界的未來來說的意義是如此地深遠——寫道，「既是絕筆，又是新的偉大詩篇——它力圖使輝煌的、仍然融合在一起的色彩具有持久的形式——的序曲」。馬克思回應的是一個處在發展過程中的世界：他回應的是一種召喚和一段旋律；他回應的是正在形成，然後又必然逝去的東西。然而，他還是檢查了一切模糊地夢想未來的傾向：對一個他即將成為的馬克思的一切期望，使他參與到與各種學者：與法學和哲學的永不饜足（儘管費力）的爭鬥中去。這就是作為青年浮士德的馬克思——它不是歌德的浮士德，而是時代專有的，有血有肉的浮士德。這時，距他提交博士論文，還有三年半的時間，而寫這封信的馬克思，既不是他詩歌裡表現出來的那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也不是懷疑論者。他的進路，已經在本質上是邏輯的和科學的了，而且，與聽從梅菲斯特「蔑視理性和知識」的建議相反，他對這些進入世界的門充滿了激情。未來的形狀，它現實性，正在當下的發酵中形成：具體的現實，那真正重要的東西的臉，必然出自於主觀性和抽象。唯一的障礙，是虛假的意識和抽象的思想的迷霧，這兩樣東西，馬克思是拒絕的——和黑格爾一樣，但他同時也反對黑格爾：「在生動的思想世界的具體表現方面，例如，在法、國家、自然界、全部哲學方面，情況就完全不同：在這裡，我們必須從對象的發展上細心研究對象本身，決不應任意分割它們；事物本身的理性在這裡應當作為一種自身矛盾的東西展開，並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統一。」心智依然是能動者，但在對事物ratio的顛倒——「自立」——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晚年馬克思的看法了。
顯然，這封信的作者不是只顧自己。儘管他的求知，並非一律的、無憂無慮的過程，而是一個進過死胡同、遭遇過晦暗時刻的過程，但馬克思依然一再投入，一往直前。馬克思描述了他的寫作的數量：詩歌，一部法哲學大綱，一篇對話，摘錄，筆記，記錄；以痛苦或自責而告終的草稿；他貪婪的閱讀，和穿越、跨越整體學術（globus intellectualis，智識星球）的探險之旅；而這一切，都與這位探索者開拓處女地的渴望相關。這種樂觀主義，與後黑格爾時代伯林主流的，純粹是摹仿式的智識精神——一種黃昏時的沒落感，就好像，在已經把世界完全圖式化了的黑格爾之後，不會再出現什麼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東西那樣；就好像，在黑格爾的學說中，「世界精神」，從哲學上說到來，而留給青年哲學家的任務，不過是把它從一開始的柏林，移植到「自我意識」的左邊，或者說，主體的和「批判的」那邊而已——構成了鮮明的對照。人們不是在這個環境中感覺1848年的革命的，那場革命，也不是左翼黑格爾主義者以錯誤的嚴格和清晰提出的樂觀主義生產出來的。加劇1848年的三月革命之前的那個時期的，與之相反的不幸的，是一種在唯心主義的基礎上沒法反駁的冷漠——一種智識上的頹廢，這個頹廢一直影響著出馬克思主義以外十九世紀所有規範性的哲學。
青年馬克思最明顯最獨特的特徵，便是他在後黑格爾時代的衰敗環境中表現出來的那種客觀的、青年的活力。從根本上說，這位青年哲學家關心的，既不是它自己，也不是關於他周圍的枯燥乏味的平地；相反，他思考的，是一個尚未來臨的，卻已經在他的地平線上嶄露的世界的光。1837年的這封信，和1841年的博士論文，是完全沒有唯心主義的那種無精打采的；而且，對費爾巴哈的熟知，也使它們的作者，把那個時代看作一個轉折點——一個唯物的轉折點，而馬克思則是這個新東西的發現者——而不是成熟後的衰落。因此也就有了青年馬克思的公共的自我意識：一種關心作為現實性之未來的，未來的現實性。他的天才，與時代的革命任務是一致的；塑造未來的主觀的、和客觀的勸說聯合起來了。羅森克蘭茨，一位同時代的黑格爾主義者，在他的《心理學》（1843）中提出了這樣一個表述，這個表述，在馬克思那裡，找到了活生生的說明：「天才特有的品質，不像天賦那樣，在於精通各種形式（儘管它也可能多才多藝），而在於實現：實現在特定環境中，作為其個體命運的，客觀地必要的東西。相應地，天才之人也只有在歷史的發展中，才能真正地施展開自己的天才，因為他必須直接超越純粹給定的一切本身，獲得從物質的客觀過程來看，真正及時的東西，把它當作個人的滿足。他以神魔之力完成這個任務；而除此之外，他是無力的，就算他在獲取知識上的毫無疑問的多才多藝，也不能得出什麼新東西。」當然，「個人的滿足」並不適用於青年馬克思；就受客觀的樂觀主義——這是一種相互的啟蒙，其中，你是無法區分個體及其任務的——而言，他超越了這個布爾喬亞的術語。學生時期的書信，和他的博士論文提供了對未來的瞥見，讓我們可以預先看到，不久之後——在1983年——馬克思即將寫下的文字：「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是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地，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2]。現在，馬克思不再受他的導師的管束了，他取走了黑格爾哲學中還鮮活著的東西，在以無產階級繼承世界的權利為主要關注的同時，成為了黑格爾真正的繼承人。
青年馬克思也是這樣聲明他青年的精神，並肯定其真正的價值的。他不是那許許多多的，歌頌向自我、向珍貴的內心火焰的孤獨守衛者的厭世情緒退卻的著名青年中的一員。他也不曾踐行斯多噶派的，漠然對待世事的生活方式，他把這種態度斥為「如在大家共有的太陽落山後……就去尋找人們各自為自己點亮的燈光」[3]的夜間的飛蛾的行徑。他尤其不是一個缺乏歷史（這個歷史被構想為中介和過渡）感的學徒辯證學家。因為他在信的開頭（記住，他當時才十九歲）就做了一番回顧性的探究，這個回顧同時也是對新的東西、對尚屬未知的行動和成就的預期：「生活中往往會有這樣的時機，它好像是表示過去一段時期結束的界標，但同時又明確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在這樣的轉變時機，我們感到必須用思想的銳利目光去觀察今昔，以便認清自己的實際狀況。而世界歷史本身也喜歡把視線投向過去，並回顧自己，這往往使它顯得是在倒退和停滯；其實它只是好像坐在安樂椅上深思，想了解自己，從精神上了解自己的活動——精神活動。」 這裡的問題是行動：從根本上說，歷史感傾向於行動，並且不會淹沒行動，反而會滋養行動；不會把成就之舟拉進歷史的汪洋大海，反而會用歷史之水載它前進。
Ernst Bloch, On Karl Marx, An Azimuth Book, Herder and Herder, 1971
無論何時，只要他躺在扶手椅（但也是船長的椅子，面對海圖桌的椅子）裡，以有益健康的休息姿勢回顧過去，馬克思總會用六分儀，來估測他的年代和他，他和他的年代的共同航行，共同的社會航程的經度和緯度。在為博士論文做準備的作品中，他用一個取自希臘史的，精妙恰當的說明，來強調了該做什麼的重要性：在盤點之後，在唯心主義之後將面臨的任務。所要的，並不是在不超越唯心主義哲學的情況下，對這種哲學的摹仿式的修補或實現。相反，馬克思說：「在這樣的時代，半心半意的精神就像英勇的將軍的反面；他們認為，他們可以通過削弱自己的力量，通過疏散，通過按如今，看起來是由必然性強加給他們的要求停戰，來彌補損失。而狄密斯托克利，在雅典人遭到毀滅威脅的時候做的事情，卻是說服雅典公民離開雅典，出海去一個新的地方建立一個新的雅典。」對馬克思來說，這個新雅典不再是單純的，對德國的不幸的冷漠環境，和那種崇高（你越是把作為一個整體的哲學放到它頭上，甚至放到它旁邊，世界也就看起來越發無望地撕裂）之間的矛盾的陳述。相反，新雅典將以實踐的形式出現：作為指導自己想要什麼的理論行動；作為想要它指導的東西的革命行動。
正如馬克思在論文中說的那樣：「在自身中變得自由的理論精神成為實踐力量，作為意志走出阿門塞斯冥國，面向那存在於理論精神之外的塵世的現實，—— 這是一條心理學規律……正是批判根據本質來衡量個別的存在，根據觀念來衡量特殊的現實。但是，哲學的這種直接的實現，按其內在本質來說是充滿矛盾的，而且它的這種本質在現像中取得具體形式，並且給現像打上自己的烙印。」
不就知道，馬克思就有了擔任《萊茵報》編輯的政治經驗，並且他也開始發現，社會現實就是經濟現實，這一切，使馬克思看到，「矛盾」首先存在於資本主義的現實之中，其次，才作為後果，存在於哲學之中。「因此，批評家」，就像馬克思在1843年9月寫給阿爾諾德‧盧格的信中所說的那樣，「可以把任何一種形式的理論意識和實踐意識作為出發點，並且從現存的現實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為它的應有和它的最終目的的真正現實。」[4]最終，成熟的馬克思將揭示「真正現實」——即，特定的生產力和生產條件的現實；和作為社會趨勢的「應有」。但學生馬克思已經放棄了舊雅典，或者說，自我沉思的思想的唯心主義哲學。而新雅典，不過就是現實的雅典人罷了，他們保留著古典哲學的遺產，到「另一個地方」建立他們的新雅典。隨後，這個新雅典將成為未來的真正的自由的領域，它的權力和榮耀不會取決於奴隸制經濟：只有這樣，它才會成為有真正的人的學識的雅典。
真正的成長永遠是開放的和青年的。再一次，那即將形成的，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青年。這個新元素不再處在概念的舞台上，而是已經存在於建構的過程之中，哪怕轉瞬即逝的世界是那麼的惰性、愚蠢，它的面目是多麼地血腥。最終，那些青年男女——真正的青年——不僅會在青年馬克思，也會在成熟的馬克思那裡找到一種親切的感覺：他們是馬列主義之樹上的新枝，若不同時綻放和結果，他們就會枯萎。成熟的馬克思，那個偉大的勞動者，是青年馬克思的真理，因為他把他的計劃投入行動，並把他的知識變成了工作守則。「很少有人」，青年歌德在站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面前的時候叫喊道，「能夠真的以精確和宏偉的尺寸，來描繪內在精神的，盤旋上升的概念。」但所有人都能夠傳播這個觀念——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結構（human structure）——把它變成大地上的現實；所有人都可以使它更高地聳入那個不被異化的、更加真正地屬於人的領域。而蒙此主要目的召喚的，確切來說，正是青年：在渴望完成、並為成人的意志而感到精神振奮的地方，實現人的人化，使人真正地成為人。
註解：
[1] 譯文自馬恩全集第四十卷中文版，後不贅述。
[2] 譯文自馬恩全集第一卷中文版。
[3] 譯文自馬恩全集第四十卷中文版。
[4] 譯文出自2009年版馬恩文集第十卷。
發佈日期：2018/0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