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啓蒙與現代中國革命的再理解（下）
◎賀照田
【編按】賀照田教授將於本月22日（日）於阿嬤家以此主題進行演講與討論。本文指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中國革命，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更重要地，馬克思主義使其信仰者不同於當時知識分子的優越感，體認到無產階級的革命意義，並進而從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心理現實等，從對工人階級的關注擴大到進入與調動工人階級之外的社會階級的革命性，以「人民」呼應當時中國的情感、心理狀態，這是為何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能在眾多新文化運動走到最後、發揮這麼大的影響力並革命成功的關鍵，也是從「階級」出發，「又超越『階級』的『人民』的勝利」，或「『階級–人民』的勝利」。同時本文也藉此反省與批判了八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對政治與經濟現代化的追求焦慮與自上而下的啟蒙姿態，未能辯證地把握社會的狀態與反思中國革命的經驗。本文對於現代中國革命的理解與反思中國八十年代（文革後）的知識啟蒙問題，提醒了辯證地調查社會與依此推動運動方向的重要，也提供了當代左翼運動的重要參考。本文為該文下半部，感謝作者提供。
二
而所以從自我感、社會感的角度對中國現代啓蒙做一個劃分，是因為如此才方便展開對如下這些問題的理解：
就是，以啓蒙責任自認的多數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由於不認為其時中國社會蘊有相當可在中國現代歷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品質與能量，導致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現實中國社會不能跟他們理解的現代配合絕對化，從而把現實中國社會單純當成他們批判、灌輸、改造的對象，而這一感覺、看法，又反過來影響他們對自己的社會意義位置作過度評估，對自己所擁有的現代認識理解對中國所具有的意義作過度評估。相比新文化運動主流啓蒙觀的這一自我感、社會感構造，也是從新文化運動脫胎出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則因為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解，和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運用於中國社會，得以充分突破新文化運動主流啓蒙觀的這一自我感和社會感構造。就是在看到自己在中國共產革命運動中確有不可替代的意義位置、責任位置的同時，由於認為這一社會中的眾多部分現成蘊有把中國帶向他們所希望現代的革命潛能、革命品質，就中在主流啓蒙觀中最被認定需要啓蒙改造的工農反最有推動歷史往理想方向邁進的力量，並且他們身上的諸多經驗、品質，對把階級出身非工農的知識分子鍛造成一個理想的共產主義者反最有參照、學習意義。
而正是現代中國啓蒙知識分子主流和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兩者間的這一自我感、社會感差異，極關鍵地決定著兩者實踐感、實踐指向努力的不同。就是雖然這兩類現代知識分子都有很強的中國責任感，但在一種什麼樣的方式才能最有效落實責任感的理解上則距離甚遠。在前者，當然是盡可能的用自己所具有的現代知識、現代觀念啓蒙社會、結構社會，以盡可能地把更多中國人改造成自己所認為是的現代人；在後者，則非常不同，就是雖然也積極運用自己所擁有的現代知識、革命思想影響社會，但其影響關注重點則不完全在自上而下模塑社會，而在把（革命知識分子）認為社會中本來存在的革命潛能召喚出來，組織起來，同時通過專注從這些社會階級、階層（特別是其中的工農）發現優點（哪怕只是在其中極小部分人身上表現出的），以不斷自我反觀、自我批評、自我改善、自我重構。
相比前者，後者這種在現代知識分子和中國社會間不是單向輸出，而是積極尋求兩者間良性辯證互動的意識與努力之所以非常重要，不僅僅在中國共產革命根據這一意識所開展出的努力，得以成功發展出一個有效互動-召喚機制，從而真的把革命對社會各階級的革命認定很大程度上變成了這些階級的表現現實，最後使這些被認定的階級變成了它建國的實在參與者，還在這一歷史努力過程所連帶出的諸多意識經驗、實踐經驗本身也都極具意味。
比如，為了把這社會中被認為有革命性的階級、階層的革命性召喚出來，常常需要革命知識分子不僅要把握住不同階級、階層通常都會分享的那些社會經驗、情感經驗、心理意識、價值感，還需深入去掌握只在一階級、階層內在才有有效共通性的社會經驗、情感經驗、心理意識、價值感，並每每要深入到一階級、階層內部不同人群，乃至其中很多具體個體的社會經驗、情感經驗、心理際遇中去認識理解他們。而正是這樣的努力，才最能讓知識分子有效突破知識分子經常犯有的對社會的觀念式理解、直觀印象式理解毛病，真的深入社會內在去理解社會，並對社會諸階級、階層的多方面際遇感同身受。而一旦至此，在對象身上所發現的當然也不只是革命可能，而還一定會遭遇、認識中國社會、中國人身上多樣豐富而又生動、切實、向上的品質與能力部分，並更深入準確瞭解他們身上所存在的問題、所際遇的困境與他們實際處身的歷史脈絡、時代情境狀況的關係。而也只有通過這些對現實、對現實中活生生人的深入瞭解與多方面的情感共通、感受共鳴，才能使真誠投入歷史-現實的知識分子在構想自己的介入實踐、革命組織時，能真的充分根據在地資源來行動作為，並同時更多消化、吸納、解決多方面在地問題，同時又更充分暢發本有的在地生機與活力。而且也正由於能切實知曉這些介入和在地者情緒感受、價值感抑揚、問題際遇的切實關係，這些知識分子也才更能在介入行動中，在情感、心理上有更結實的意義感、身心充實感，當然也更容易使自己的情感和心智受到切實淘洗。
也就是，通過堅信中國社會當中原本存在對當下和此後中國歷史、對自己的理想成長都有決定性意義的能量與品質，所導致的現代共產革命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這社會諸多階層、這諸多階層中眾多個體現實生命經驗的認知與情感投入，使這些現代知識分子中相當部分人首先獲致的，便是通過對這些具體而實在經驗的進入和掌握，得以不斷調校、擴展、充實自己的中國、中國社會、中國人的認識與理解；並以這些認識、理解進展為前提，得以不斷調校、修正、充實自己的現實感、實踐感、政治感；並因和這些調校、修正、充實相伴隨的實踐探索開展，而更容易和自己所關懷的對象建立起真實、有效的身心感通、情意感通，從而使得這些實踐中知識分子也更容易克服因浮在社會真實之上而常不免的虛無感、孤獨感，而在介入實踐中收穫身心的結實、飽滿。
而也只有從這樣一些既實在、具體，又結構性支撐革命的角度出發，我們才能真切懂得這個最早作為新文化運動一支的中國共產革命，為什麼在它最富活力、靈感時，對自己大量認識經驗、實踐經驗的為數不多的強調，便包括理論聯繫實際、群眾路線、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和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經驗主義，等等。因為，所有這些實際都根本相關：起點在思想觀念信仰的中國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要通過一種什麼樣的認識意識、認識努力、實踐意識、實踐努力，才能在——和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解認為的，共產主義革命要順利發生、發展所需要的比較理想社會條件相去甚遠的——中國社會，對這一社會相當數量的人們進行成功召喚、動員；並在有效召喚、動員的同時，把他們成功結構組織到中國共產革命中去；且能敏銳地跟隨時代現實各種顯性、隱性變化，靈活有力地調整自己的現實感、政治感。與此密切相關，這一革命對自己經驗、努力中最核心強調的另外幾點，包括黨的建設、武裝鬥爭、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如果我們把它們也放在——如何把起點在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們，起點在不同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理想無產階級理解的中國社會各階級，有效鍛造成能把中國共產革命真正承擔起來的骨幹力量——這一理解視野中，也才更能對這些核心強調有真切落實、經驗展開的把握與理解。
當然，中國共產革命中這一知識分子和社會的深刻互動，所有力改變的不僅是此中的知識分子，而還包括革命對其內含能量與品質有充分信心的中國社會。因為正是通過革命知識分子對它所堅信的中國社會的情感與認知投入，和與這些投入緊密相伴的認知進展，與根據這些認知進展而不斷調整的實踐進展，這一社會才在更多時候真的煥發出了過去社會自己恐怕也沒有自信的能量與品質。而沒有對社會這些品質和能量的煥發與組織，我們很難想象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在華北敵後的長久堅持，和在短短的三年內竟然得以打敗戰爭開始時各方面實力均遠遠在它之上的國民黨。（不要說別的，沒有群眾的積極參與，僅戰爭中的運輸問題就足以致共產黨死命。）
在相當的意義上，作為現代中國共產革命努力奮鬥結果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參與其成立的四大階級，正好和20年代中後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對新文化運動主流社會感、社會理解的突破所擴及到的範圍——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正相吻合不是偶然的，並且這時這四個階級中都有太多人對其時的「人民」一詞有強烈認同（這表明這四個階級內里都有相當超越本階級社會經濟地位規定的能量），也不是偶然的。就是，這些固得益於中國共產革命一系列有關認識與實踐創造，也得益於這一社會本身便蘊有的可能性與能量。也就是，新文化運動主流啓蒙觀所痛心疾首的中國社會，所看到的只是在特定的歷史-現實條件下這個社會的表現，並不應就此判定這個社會的本質便如此，而只有依賴現代知識分子從上面去啓蒙和改造一條路。如此說，是現代中國共產革命的有關經驗已向我們清楚表明，現代中國社會相比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它的期待即使不夠理想，也並不意味著它就沒有一些重要的品質和能量可以組織到現代中國所需要的歷史進程中去；而這個社會是會更往現代知識分子期待的方向走，還是會表現為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呼籲、祈向無動於衷，其實和現代知識分子是否找到了與這一社會有效互動的方式根本相關。
三
而理解如上問題，則是為了回答如下中國現代史基本問題，就是：
為什麼最早作為新文化運動一支的中國共產革命在中國現代史會發揮這麼大的作用？成為根本改變現代史面貌的力量？是僅得益於「救亡」情勢的存在嗎？其它力量，特別是相比共產黨一直佔據力量上風的國民黨，不也同樣在自覺大力借助「救亡」情勢在自我合法化、自我壯大嗎？何況，正如早有學者清楚指出的，新文化運動（包括五四運動）的活躍分子加入中共的數量，遠遠不如加入國民黨的數量（呂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那為什麼這些沒那麼悖離中國新文化運動主流啓蒙觀的知識分子卻沒在中國現代史上發揮出足夠大的政治能量？反是背離著此啓蒙觀的共產革命知識分子卻發揮出了改變中國現代史基本面貌的政治能量？僅僅是國民黨這個平台不理想嗎？還是也和這些加入國民黨的現代知識分子未能真正脫離新文化運動主流啓蒙觀的束縛相關？這一啓蒙觀的束縛使他們不會去積極致力發現其時中國社會表象之下的複雜現實？並在深入認識社會的基礎上認真重構自己的現實感、政治感、實踐感，以積極地掌握這複雜現實，以充分有效地把社會組織進自己期望的歷史進程？
而只有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才能突入如下這些在中國共產革命的認識、理解中本有著既基礎又核心地位的問題——中國共產黨到底憑借了一套什麼樣的意識、方法、實踐，成功做到了有效動員中國社會，並在成功動員的同時，把它們有效地組織結構為中國共產革命的有機部分等。才會認識到中國新文化運動主流的那種啓蒙，即把有一定現代觀念、現代理解、現代知識的啓蒙者的優位絕對化，把所要啓蒙社會的不理想絕對化的啓蒙，本身便應該被深切質疑、反省。因為這樣一種啓蒙狀態，不僅影響啓蒙者對其所欲啓蒙社會的認識深化，還決定性的影響著它對這個社會的介入改造能力，並且這種看待自我、看待社會的方式，還常常違背啓蒙者初衷的無建設性代償的傷害社會，傷害啓蒙者自己，卻不被啓蒙者自知。就是，這種中國現代的主流啓蒙觀，由於它在自我感、社會感上的結構性缺陷，一方面使社會本該得到支持、轉化的很多能量與品質，卻因這種啓蒙觀的意識、理解狀態，而被這些有真誠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無視，乃至敵視，從而使得現代中國社會很多該寶貴的能量、生機內蘊，既得不到這些有真誠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的充分正視，更談不上被他們積極思考——如何把這些生機、能量有效結構、轉化進他們期望的中國現代，如何在有效結構、轉化這些生機與能量時，進一步暢發這些生機、能量，反常常因這啓蒙觀對這社會先入為主的隔膜、否定，使這些該寶貴的生機、活力被這些有真誠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所營構出的觀念氛圍與實踐設計傷害；另一方面，這啓蒙觀結構性內含卻不被此啓蒙觀正面意識的矛盾——真誠為了中國，但實際又與中國現實非常隔膜，不能不導致使擁有這一啓蒙觀的現代中國啓蒙者常常陷入如下困境：真誠、努力行動，但社會現實介入結果卻和自己期待非常落差。而這樣的經驗、遭遇久而久之又不能不使這些啓蒙者相當程度上被虛無感所侵襲。是以這種中國現代主流啓蒙觀，便不僅會影響擁有這種啓蒙觀的啓蒙者的中國現實認識深度，影響他們建立恰當的自我意識，影響他們實踐方案、實踐介入的現實效力，還會傷及他們的精神安頓，影響他們的身心發舒。
四
當然，檢討、思考這一切，也為了檢討中國八十年代。這是因為蔚為大觀的中國大陸八十年代新啓蒙思潮，同樣落入與中國新文化運動主流啓蒙觀相似的自我感和社會感認識狀態。雖然八十年代新啓蒙思潮陷入和當年新文化運動主流相似的陷阱，有文革後中國特有的原因。
就是，八十年代新啓蒙思潮歷史感-現實感的核心成型，和文革後如下時代狀況緊密相關。在文革後最初幾年的文革檢討思潮中，一個越來越佔據壓倒性地位的看法是把文革看作是一場反現代的運動，而這一判定又引出下面這一問題：為什麼會在自認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的中國大陸，卻發生了這麼一場主導了中國大陸十年歷史的反現代運動？正是對這一設問的時代回答，關鍵性地確立著——在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大陸知識界佔據著壓倒性主潮地位的——新啓蒙思潮的歷史感、現實感、社會感。
文革後對這一問題的核心解答是：中國大陸雖然看起來在1956年就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但由於封建主義在中國的長期存在，由於可有力改造此封建社會體質的現代社會生產、現代經濟在中國不發達，在在都使得中國的封建主義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解決。表現在社會實質狀態上，就是其時的中國社會主體，無論是農民、工人還是幹部、解放軍，看起來各異，但多數都因受現代蕩滌不夠，骨子裡實質還是前現代的小生產者。而這種革命其表、小生產者體質其里的社會狀況，又有著看似衝突、實際共構的兩面性，平時是封閉的、保守的、目光短淺的、缺乏民主意識的，狂熱起來則會趨向以平均主義為核心特徵的反現代「農業社會主義」烏托邦。[1]
正是通過這樣一些理解和認定，新啓蒙思潮的推動者們就為——為什麼看起來已經邁進社會主義階段的中國大陸，卻發生了一場在他們看起來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反現代，但卻長達十年的全國性運動——這一深為困擾他們的問題，提供了歷史-社會-文化-心理的解釋。就是，一方面中國是這樣一種歷史-社會-文化-心理體質，另一方面其時的國家主導者卻過度去關注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問題而不注意封建主義問題，從而給——骨子裡是前現代的「農業社會主義」烏托邦，但表現上是打著更激進反資本主義、更激進社會主義旗號的——反現代文革思潮以可乘之機。
而當然，這樣一些有關文革發生的理解與認定，一定影響著這些理解和認定者——關於什麼是接下來時代最核心且迫切任務的理解與認定。就是既然中國封建主義的問題沒有真正解決，中國現實仍然存在著封建主義發生強烈危害的危險，那時代最核心且迫切的問題就應該是反封建，不應該是毛時代的批判資本主義。
而為了有效地反封建，在他們看來，在經濟上當然就應該大大增強——他們認為可最有效破壞小生產者所賴以存在的社會經濟樣態的——商品經濟（後來是市場經濟）的地位與作用；在思想文化上則不僅要大批封建主義，更重要的是要接續當年新文化運動未完成的啓蒙，對中國社會進行一場徹底、全面的現代啓蒙；相比經濟、思想文化方面態度和看法上的更為清朗，政治方面新啓蒙思潮對民主的強調則強烈中又有某種曖昧。如此是因為新啓蒙思潮當然強調民主，但這強調由於它對中國社會主要由小生產者構成而產生的對廣大中國社會階層的深刻不信任，使得它對什麼人適合民主實際上有很強的設定。就是在八十年代新啓蒙思潮的推動者和領受者意識深處，只有那些受過啓蒙深刻洗禮而成為了「現代人」的民主，才是真正理想的、可信任的民主。
而正是這樣一些理解和認定，才會使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知識界很多人對國家推動的任何——他們認為有助於破壞、改造產生小生產者社會經濟樣態的改革，特別是他們認為可最有效破壞、改造產生小生產者社會經濟樣態，最有助於把中國帶入現代社會經濟樣態的加強商品經濟（後來是市場經濟）的地位與作用的改革，常常沒作認真具體分析便加以熱烈擁護。因為在他們的感覺里，這些經濟改革所關係的不僅僅是經濟，還正面關係他們認為和中國現實-未來命運核心相關方面的根本改善。
而也正是這樣一些理解和認定，才會推動中國大陸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文學藝術界不僅致力於批判封建主義，而且越來越瀰漫著唯恐自己不能充分擺脫封建影響，不能真正跨入「現代」、成為「現代」貨真價實一員的焦慮。特別是其中的年輕激進者，越來越強烈認為：只有使自己徹底擺脫封建的影響，成為真正的「現代」人，自己對封建主義的批判，自己對社會的啓蒙，對社會的國民性改造，才可能是充分正確和徹底的；且只有一大批人於此決絕行動，才可能使中國徹底祛除封建主義體質，徹底擺脫封建主義夢魘，徹底現代。
當然，也正是這樣一些理解和認定，才使八十年代那些認為自己已率先「現代」的知識分子，即使完全沒有從政的經驗，也極其自信自己知道什麼是當時中國應有的政治感、應該走的政治方向。而正是這種自信，在平時會讓他們按照自己的理解，熱烈投入地呼喚改革、宣傳改革、支持改革，並在他們認為中國改革受阻或偏離了他們認定的航道時，自認自己有責任起來，以讓中國航船重回他們選定的航道。
當然，在這樣一些感覺、理解中，中國社會便由於其主要構成者被認定為骨子裡是小生產者，而被視為實際是使封建主義在中國存活不滅的社會載體；這些，加上認定小生產者無論是其理想性衝動，還是其日常性格，都是非現代，乃至反現代的，因此當然也不會被新啓蒙思潮的推動者、擁戴者認為有向其社會實踐，特別是向其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實踐尋求資源的可能[2]。這些合起來，自然使中國社會被那些自認已經有了現代眼光、現代意識的激進者們，當成了必需自上而下徹底接受啓蒙和改造的對象。就是當新啓蒙思潮於八十年代中後期成為中國大陸知識界決定性主潮時，在被此思潮籠罩的激進中青年知識分子那裡，有關中國社會的理解與感受已和社會事實的認真分析、把握無關，便被直接認定：只有當中國社會被充分納進「現代者」所規劃的社會經濟道路，被這種社會經濟道路所深刻改造；只有當中國社會充分被「現代者」所提供的「啓蒙」深刻洗禮，這個社會所附著的封建主義病毒才能被真正祛除，它也才不需要被照看和監管，它也才真正應該被尊重，被平等對待。
也就是，在很多人心中充滿著朝氣、衝力、理想主義、脫俗氣質的八十年代知識思想文化藝術界，其另一面卻由於其時代主導思潮-新啓蒙思潮事實上墮入了現代中國啓蒙運動主流曾墮入的——自認擁有現代觀念、現代知識的啓蒙者對自己的中國意義過度評估，把認做啓蒙對象的社會在特定狀況下的不好表現，過急判定為這社會具根本規定性的本質等——陷阱，事實上使得現代中國主流啓蒙運動曾出現過的那些特別問題，在八十年代一一重演：真誠但虛妄的自我意識；淺嘗輒止的現實-社會認識；對自己置身其中的正在發生的歷史進程中的太多部分不能有及時、準確的把握；有關時代現實介入的理解狹隘且概念；在和社會互動時，缺少必要的理解努力，更談不上向社會積極學習，並通過深入社會來自我反觀。
而所有這些一起，不能不導致：這麼多聰明、熱情、充滿責任感的投入，不僅不能把現實有效推至他們熱烈期待的方向、目標，還會因他們的熱烈介入，造出很多和他們主觀意願背馳的思想、文化、現實問題來。就是，他們所以未能如他們預期的改變中國、改變中國社會，固然和他們所處身時代的一些條件不夠理想有關，而還由於、常常更由於他們自身所存在的結構性缺失；並且這些結構性缺失所影響的不只是他們的歷史介入效力，還影響及他們知識思想工作品質與深度，影響及他們的精神、身心安頓。
今天回看八十年代這一切，不能不由衷嘆息：唉！
註解：
[1] 要瞭解這一普泛瀰漫於時代的思潮的核心邏輯構造，最省事的辦法就是同時閱讀黎澍《消滅封建殘餘影響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條件》（先刊於1978年12月4日《未定稿》試刊第一期，隨即又刊於《歷史研究》1979年1期）和王小強《農業社會主義批判》（先刊於1979年12月《未定稿》第49期，後刊於《農業經濟問題》1980年2期）這兩篇——極有歷史-理論企圖心，也極為雄辯，但今天已被很多人遺忘的——重要文本。
[2] 當然，那些經篩選被認為避免了封建主義毒害，特別是被認為保留了生命原初衝動和本能的文化表現、生活表現、藝術表現，才會被豁免，認為可從中汲取文化藝術靈感。
發佈日期：2018/0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