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參考文章】兩種啓蒙與現代中國革命的再理解(上)

兩種啓蒙與現代中國革命的再理解(上)
賀照田

 

【編按】賀照田教授將於本月22日(日)於阿嬤家以此主題進行演講與討論。本文指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中國革命,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更重要地,馬克思主義使其信仰者不同於當時知識分子的優越感,體認到無產階級的革命意義,並進而從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心理現實等,從對工人階級的關注擴大到進入與調動工人階級之外的社會階級的革命性,以「人民」呼應當時中國的情感、心理狀態,這是為何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能在眾多新文化運動走到最後、發揮這麼大的影響力並革命成功的關鍵,也是從「階級」出發,「又超越『階級』的『人民』的勝利」,或「『階級人民』的勝利」。同時本文也藉此反省與批判了八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對政治與經濟現代化的追求焦慮與自上而下的啟蒙姿態,未能辯證地把握社會的狀態與反思中國革命的經驗。本文對於現代中國革命的理解與反思中國八十年代(文革後)的知識啟蒙問題,提醒了辯證地調查社會與依此推動運動方向的重要,也提供了當代左翼運動的重要參考。本文為該文上半部,感謝作者提供。

 

 

確實,如果我們不是從提到馬克思和對他某些觀點有所介紹出發,而從實際導致中國共產革命發生的歷史過程看,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到: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從新文化運動這一歷史母體中脫胎出的,是眾聲喧嘩的新文化運動諸思想脈流中的一支,並分享著新文化運動諸思潮都分享的一些觀念與感覺。比如,對中國傳統政教理解棄如敝屣;認為中國要成功現代,必須在思想文化方面進行巨大變革;在這一變革的啓動和展開過程中,自認已經率先現代了的新知識分子的作用不僅重要,而且不能被替代,等等,便都是最初作為新文化運動一支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中其它思潮共享的感覺與理解。

不過,相比共同,非常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多數思潮的如下差別:

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由於其所依據的馬克思主義特別預設了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對整個世界史的關鍵性意義,認定他們身上負有確保這世界史藍圖一定能實現的革命堅定性與徹底性,使得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的知識分子們,在面對工人階級時,當然就不會有一般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在面對中國社會時的那種特別優位感。這種面對中國社會時的特別優位感,是新文化運動中以啓蒙者自命的多數知識分子們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的多數知識分子的共同點之一,便是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對中國所具有的建設性意義,和他們所要啓蒙的中國社會的不理想都進一步絕對化。「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雖是魯迅1907年寫《摩羅詩力說》時所創造的表達,卻很能傳達新文化運動多數知識分子的中國社會感。在這些新知識分子,特別是其中的激烈者們看來,其時中國社會、中國人深陷「不幸」,不僅深陷「不幸」,太多人且麻木到對這些不幸無感,或有感但懦弱到不敢去抗爭。是以在這些知識分子眼中,其時中國社會、中國人的問題不只是缺少現代眼光、現代知識的問題,而還在精神、心理、人格、行為習慣等方面也都極為不足、不堪。否則,沒有這樣一些感覺與理解為背景,我們很難想象本是魯迅為傳達拜倫對奴隸強烈情緒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為什麼卻可成為這一時期很多新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中國民眾的突出感受。

相比,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意義的明確認定,則使其時出自新文化運動卻又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信仰的知識分子,不能把自己的優勢位置絕對化,把中國社會的不理想絕對化,而必須直面如下張力-挑戰:一方面其時的中國工人階級確實有對自己階級的歷史意義、歷史責任從自發到自覺的問題要解決,而這保證著信仰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革命運動,特別是興起階段時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馬克思從無產階級階級位置、階級經驗出發的關於無產階級才具有最堅決、徹底革命性的明確認定,和無產階級這種堅決徹底革命性對世界史具有的關鍵意義的明確認定,使得中國真誠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又不得不細思——既然對共產主義運動至為關鍵的革命堅決性和徹底性主要由無產階級的階級位置階級經驗來保證,而並不由對馬克思主義思想上的信仰與掌握來保證,那麼,這些當時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們由於自己並不出身無產階級,因此自己要想真的擁有堅決徹底的革命性,成為一個理想的共產主義者,就必須在情感、經驗、心理上努力向工人階級看齊。而這也便意味著一個真誠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理想關係,一定不是一種單向的啓蒙關係,而應該是彼此雙向辯證的啓蒙關係。一方面,就幫助、教育工人階級掌握馬克思主義以獲得充分的階級自覺來說,知識分子可說是一個啓蒙者;另一方面,知識分子若想成為一個足夠理想的共產主義者,知識分子便需要認真對照工人階級的階級情感、階級經驗、階級心理來自我反省、自我改造,以把自己不僅在思想上,也在身心情感上鍛造為一個徹底的革命者。即知識分子在自覺作一個啓蒙者的同時,還要自覺地把自己作為一個被教育者、被啓蒙者。而如此也就意味著:在知識分子和社會相互關係的感覺與理解上,信仰馬克思主義並試圖身體力行的知識分子們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軔時,便和新文化運動的一般有關狀態,有著後果深遠的構造差異。

上述因馬克思主義經典革命理論帶動所帶來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軔時就與新文化運動主流的社會感不同,隨著192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對中國社會看法的進一步突破,差異愈發擴大。此前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除順承新文化運動,繼續關注對青年知識分子的爭取與影響外,主要著重對工人階級的召喚、組織,到這時對可成為革命骨幹力量或革命助益力量的社會範圍的認定則大為擴展,認為工人階級之外的中國大部分社會階級也都具有或強或弱的革命性,有結構進中國共產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革命有機部分、或至少成為革命助力的可能。(此中非常有代表性也最為此後所知的文本便是毛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該文發表於1926年2月。)不僅佔當時社會人口最大比重的農民的革命性被高度評價,認為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基本力量,而且各式各樣的小資產階級中的大多部分也被認定為有很強的革命動力,甚至斷言民族資產階級有時也會贊助革命,至少很多時候不會反對革命。

而這一相對現代中國一般啓蒙思潮的社會理解走得更遠的——關於工人階級之外的廣大階級也都具有革命潛能、革命動力的——理解和判斷,之所以對此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現代中國的歷史命運至為關鍵,是因為以這些判斷為起點,中國共產革命才會把自己的社會關注視野真切擴及工人階級和青年知識分子之外的廣大中國社會,並在面對這些社會階級時,不再只是一般性地宣傳、灌輸、啓蒙,而更著眼在他們身上挖掘革命動力,更著力尋找最能使他們被打動、調動的互動形式,以有針對、有實效地召喚這些階級的革命性,引導這些階級的革命性,組織這些階級的革命性,並在召喚、引導、組織這些階級革命性的同時,致力發現、發明更具有說服力、吸引力的制度形式、組織形式、社會生活形式,和可有效支撐、護持這些制度存在、組織生活、社會生活存在的文化形式,從而在更具實效地把這些社會階級的革命潛能或可為革命所用的行動潛能、心理潛能充分調動出來的過程中,同樣有效地把這些調動起來的能量充分穩固、有機地組織結構進中國共產革命。

而這些所以會對中國共產革命的現代歷史命運至為關鍵,是因為在現代中國,不僅被認為是共產革命理想社會基礎的現代工人階級在中國數量本就有限,而且從二十年代末開始革命便主要在沒有現代工業的農村地區進行,使這為數不多的現代工人也被和革命根據地分隔。在這種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將無所措手足,而世界性無產階級革命又沒有很快爆發可能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革命仍能存活下來,併發展壯大,所依賴的正是——1920年代中期對中國社會的這些新認定,和以這些認定為前提所開展出的豐富思想探索與實踐創造,所得以綜合實現的——如何把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解對此革命需要不現成的社會現實,不斷轉變成此革命有機力量的創造:努力從中鍛造出革命的堅定認同者、積極投入者,以不斷補充進領導這革命的核心力量中國共產黨;努力從中大量陶鑄出此革命可有效依賴的基本隊伍,以構成這一革命所關鍵依託的武裝力量和群眾運動骨幹;對那些不能成為革命核心與基本力量的社會部分,也努力尋找方法使其成為革命的助力,不能成為革命的直接助力也至少樂觀其成,確實在觀念、價值上不贊成革命的也至少不去積極地反革命。

而現代中國共產革命所以比較好地實現了這些目標,前提固然在它對所脫胎的現代中國啓蒙運動的主導社會感、社會理解的大尺度突破,但更重要的則在突破之後,逐漸學會認清這些社會階級在時代現實中所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問題與困擾;逐漸學會捕捉、領會、把握在特定困境中、面對具體課題時這些社會階級的心理情感狀態與價值感受狀態;逐漸學會在動員和組織中準確訴諸這些社會階級具體、真切的問題困擾、經驗感受、價值感受、心理感受。

也就是,在按照經典馬克思主義缺少必要階級條件,共產革命又沒有成為世界與中國主導潮流,中國共產革命自身可支配資源、力量又極其有限的情況下,準確的社會感,和基於這準確社會感之上的靈活準確的政治感,便不得不成為中國共產革命若想在現代中國取得勝利必須加以解決的課題。也就是,二十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革命的中國社會感突破,雖極為關鍵,仍只是一個起點,僅有這一起點是遠遠不足以撐起此後中國共產革命強韌存活並不斷走向壯大的歷史的。

這麼說,是因為二十年代中葉中國共產革命的中國社會理解突破,認識上過於依憑從直觀的社會經濟理解角度出發的階級分析,和由這一直觀的社會經濟理解出發對人們社會心理的過於直接的推定。而只憑這過於直觀、過於邏輯推想的社會理解與認識,並不足以讓中共建立起能充分有效扎根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感、實踐感。也就是,從二十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革命的社會理解突破,到後來這一革命得以發展為根本改變現代中國史面貌的力量,還需要中國共產革命者的中國社會認識不斷深化、向前,從而學會不只從單一社會經濟,而還同時從動態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心理現實去準確認識、理解、把握這些中國社會階級。不只對被認為容易狂熱也容易動搖的諸小資產階級,對被認為政治上軟弱並經常存在反革命可能的民族資產階級,時時需要根據不同的歷史-社會條件不斷地對他們作出新的政治-社會-心理分析。就是對那些在這一新的社會感、社會理解中被認為有著極強革命動力,被認為是革命中堅社會基礎的貧農、下中農、雇農、工人,也必須清楚他們的革命動力同樣不僅僅被他們的社會經濟階級位置決定,而還和他們又流動又穩定的價值感受狀態、心理感受狀態緊密相關,和他們所遭遇的種種具體問題困境緊密相關。

是以要深入理解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國共產革命的發展,在看到二十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革命的社會感變化對它政治感、實踐感的關鍵影響後,離不開進一步對此後中國共產革命中豐富認識-實踐探索的切實把握、探究:包括革命對中國社會認識的變化,包括與革命的社會認識變化緊密相關的各種政治感探索,社會實踐感探索,及相應的政治能力、實踐能力的變化、成長,等等,並切實細緻地思考何以這些變化、探索對一時一地中國人、中國社會會有歷史所見的那些效果。通過這些方面的認真探究我們便會切實懂得,中國共產革命在其漸入佳境、富於靈感時,雖然階級分析、階級鬥爭看起來仍是這時政治感和相應實踐行動設計的基本構成骨架,特別仍然是革命者正式標準言論表述的邏輯、觀念構成骨架,但這時的階級認識、階級鬥爭認識實已大大超出單純的社會經濟視野,而相當融進從具體的歷史、社會、政治、心理、文化多維角度來感覺、把握階級問題、階級鬥爭問題。也即,中國共產革命最富思想、實踐靈感時的階級認識、階級鬥爭實踐,在充分慮及各社會階級的社會經濟狀況的同時,還大量慮及歷史、社會、政治、心理、文化、組織諸方面問題,從而把本來主要著眼社會經濟不公問題的階級鬥爭實踐,同時變為對時代歷史、社會、政治、心理、文化、組織情勢的積極回應。現代中國共產革命三十年代後期開始的——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等口號下凝結的一系列實踐與意識調整,所以對此革命的歷史命運極為關鍵,一個根本原因便在這些調整,所核心解決的正是——如何把此前過從直觀社會經濟理解出發的階級認識、階級鬥爭實踐,發展為同時是對歷史、社會、政治、心理、文化、組織等多方面問題的有機認識,同時是對歷史、社會、政治、心理、文化、組織等多方面責任與挑戰的有效承擔。而此後相當一段時期,中國共產革命所以能對自己的政治感、行動策略不斷作出既核心原則連貫又靈活有效的調整與安排,實根本得益於這些認識凝結、實踐感凝結的成功運用。

從主要著眼社會經濟地位的階級分析社會認識、階級鬥爭社會實踐起步,但不停留於此起步,而把自己的認識、實踐理解富於成效地擴展至歷史、社會、政治、心理、文化諸方面,從而進至多角度綜合、立體地認識把握階級問題、階級鬥爭問題,進至把這些認識進展有效落實為具體實踐能力等,對中國共產革命現代史命運的特別重要性,可以從此革命抗日戰爭時期的經驗看得更加清楚。如此說,是指抗戰時期的統一戰線格局,使此革命在實踐上不方便再直接運用它此前已相當熟門熟路的諸多階級鬥爭手段,在論述上也不方便再直截運用尖銳的階級分析、階級鬥爭論述。這些它過去相當就手的武器既受限,抗戰時它的實力又非常有限,加上它又不想過於犧牲自己的階級立場,那它要如何行為,才能使它既有效落實配合自己階級關懷的減租減息等實踐努力,而又不引發統一戰線危機,反在它主控的地區建立起越來越穩固,並具相當社會廣泛性的社會支持基礎來呢?

做到這些當然和民族危亡的時代局面所喚起的民族意識、民族共同感,和共產革命此時更為開放、自覺的統一戰線意識、策略等都高度相關,但不能就此忽視的是,做到這一切還和它這時有能力——對階級不只從經濟財產地位,還從具體的歷史-社會-文化-價值-心理狀態等去把握、理解的認識自覺、認識積累,及有能力積極去獲致、運用有關認識密切相關。而抗日統一戰線對此共產革命——已經相當程度變成路徑依賴的先前習用的階級鬥爭動員、組織方式,和習慣用來為自己的正義性、合理性提供解釋支持的階級鬥爭理論——在公開運用上的限制,恰給這些意識觀念指向、實踐經驗積累,以更多、更正面發揮作用的空間。很大意義上,正是對這些意識、經驗的更為倚重,運用時的更為自覺,加速著現代中國共產革命的政治成熟。而這一政治成熟,對它實踐方面既一以貫之又左右逢源,對它抗戰結束後短短時間內便決定性地躍升為當時中國舞台的根本要角等,當然都至為關鍵。

比如,為了使減租減息等得到有效落實,卻又不引起統一戰線危機,且最好反有助於統一戰線鞏固,這時的中國共產革命除要在民族責任、民族一體的氛圍下強調「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還努力讓那些在社會經濟、文化教育上更具優勢位置的階層,對那些在社會經濟、文化教育方面處於劣勢位置階層的苦難、困境,有更多更強烈更感同身受的瞭解;對那些在社會經濟、文化教育方面處於劣勢位置階層令人敬重的道德精神品質、認識能力品質、行為責任品質,有更多更清楚的瞭解。以一方面更充分調動這些更具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優位位置人們的惻隱心、同情心,和基於惻隱心、同情心之上的良心發動、正義感發動,另一方面也同時調動人們對這些社會經濟、教育上居劣勢階層的敬重、理解之心,和對他們被積極組織進中國的歷史進程的接受之心、期待之心。與此相對,這時期對那些就共產革命立場最同情的在社會經濟、文化教育方面處於劣勢位置的階層,中國共產革命也由於抗日戰爭時期統一戰線要求,和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政治感過於聚焦——從社會經濟地位理解出發的階級鬥爭所帶來的經驗教訓的檢討,這時雖仍注意他們階級意識的培養,但亦注意讓他們相當瞭解——抗戰若想長期堅持,並在堅持的前提下社會各方面狀況盡量有所改善,在當時的那樣一種歷史-社會-經濟條件下——所需要的社會相互理解、所需要的社會分工與合作是什麼等等。從而使他們在獲得階級意識的同時,亦對民族、社會、時代有相當開闊的感受與理解,對底層階級之外的廣泛社會存在中積極的部分,亦能比較積極地去理解、接受。(開明士紳、民主人士等用語這時期在根據地的廣泛使用,其背後實質便是這本來著眼階級鬥爭的革命,對時代廣闊、豐富現實認識上的更為打開,實踐上對這廣闊、豐富現實更積極去適應、容受。)

因為這樣一些努力,抗戰時代所要求的——中國共產革命此前已相當駕輕就熟的行動與言論方式的退隱,就不僅沒成為對這革命消極的束縛與羈絆,反成為使此革命更深更廣泛扎根中國社會,社會感更準確、飽滿,政治感更有效、成熟的催化劑。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這既明確內含原階級視角所特別重視的社會經濟不公、社會經濟苦難問題,又充分面對其時中國社會、中國人同情心、理解力、價值感蘊藏的努力,還成功推動出其時中國社會一種新的情感-意識-心理-價值感覺狀態的生成。而這一新的情感-意識-心理-價值感覺狀態的生成,既和中國社會下層階級開始蘇醒、正視自己的階級經驗、階級情感、階級價值感受相關,又和包括下層階級在內的社會眾多階級實際又在超越自己原本經驗理解視野、情感價值軌道,形成著新的情感意識、價值感受意識狀態有關。也就是,這一新的情感-意識-心理-價值感覺狀態的生成,既為革命尖銳直面社會苦難與不義的關懷提供著更展開、穩定的社會情感-意識基礎,又因其形成實際和時代中國社會、中國人多方面的積極情感、價值感蘊藏的喚醒、昂揚高度相關,從而在有助於革命更廣泛有效扎根其時中國社會、中國人情感心理意識的同時,還很有助於當時中國社會情感、價值感脈絡的發舒、暢達。這些加上這一新的情感-意識-心理-價值狀態誕生於民族危難、民族渴望新生(「抗戰建國」)的時代現實,更使得這一新生成的情感-意識-心理-價值狀態,更能承重,更有含納、消化當時時代課題的能量,當然也更能為民族、國家的更生提供精神、心理的支持。

對照一下當時才過去不久和緊接著要到來的歷史,我們便能更切實體會、瞭解——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革命的這些進展對中國共產革命的現代史命運的重要了。二十年代中葉的大革命,階級鬥爭問題是導致大革命決定性分裂的重要原因。相比,抗日戰爭結束後的幾年則比當年大革命中的階級鬥爭規模大得多也深入得多,要知道這時被鬥爭的,僅僅以土改中地主富農兩大群體論,他們本身的人數已經相當可觀,牽涉到的人群更為廣大。而由於此前的歷史,特別是抗戰的歷史,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解放軍中有一定位置的人,出身地主、富農,或和地主、富農有親緣關係的人相當多,況且這時的大規模階級鬥爭同樣難免過度、過激暴力,乃至不少錯鬥、錯殺。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同樣這些問題,使國民黨、北伐軍中許多本來觀念上同情工農,至少不反對工農者,轉向了同意清共、同意鎮壓當時的工農運動。而解放戰爭時期更大規模、更徹底,常常也更殘酷的階級鬥爭發生,卻沒有引發革命陣營、包括同情革命陣營的較大動蕩,僅僅解釋為這時革命陣營力量更加強大,革命陣營已更充分接受了革命思想,而被殺被鬥的也早已被革命更充分污名等,無疑是不夠的,而還必須認識到——這和抗戰時期新的情感-意識-心理-價值感狀態生成提供的心理支援,及與這一新的情感-意識-心理-價值感狀態生成緊密相關的,指向未來又具體可感的新政治、文化、組織生活本身所具有的說服力、吸引力所提供的感受支援——都緊密相關。

當然,導致這一新且重要的情感-意識-心理-價值感覺狀態生成的探索、實踐,所帶給此革命、帶給現代中國的最重要也最讓人珍視的成就,集中表徵於抗戰後相當一段時期內人們使用「人民」一詞時的語用感覺。就是被中國共產革命這些探索、努力所碰觸、召喚到的很多社會階層,即使沒有直接投身革命,大多也不再是原來的狀態,不再是過去意義上自己所在階級、所在軌道上的一份子,而還是彼此同中有異,但異中又有相當強認同與連帶感的「人民」一員。「人民」一詞之前就有,但讓「它」被頻繁使用,並在使用中被賦予著如此飽滿的歷史-心情-感覺承載,則必需特別歸功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革命與新的情感-意識-心理-價值感覺狀態生成有關的那些認識與實踐進展。大量的例子表明,1949年前後,乃至五十年代大部分時段,不是「階級」(哪怕是當時被認為最高的「工人階級」),而是「人民」,更能表達人們的時代積極感受,也更能喚起一種與踏實感、溫暖感、認同感、責任感和國家民族自豪感相伴隨的,對現實工作、生活的承擔熱情,和對未來中國的樂觀信任、積極憧憬。

在很大意義上,作為現代中國共產革命標誌性成果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其政權首先被界定為「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當中的四個階級正和二十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革命認為中國社會哪些階級具有或強或弱革命性的社會理解相一致,絕不是偶然的。當然,僅僅注意到這一點還不夠,而還必需同時注意:這個實質是現代中國共產革命結果的國家叫作「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絕不是偶然的;並且還要知道——這句表述中看似邊緣的「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為何不能用「階級分析」給出的階級來命名,但卻要在四大階級之外,在此給予它實際和四個階級並列的位置——這一現象背後的歷史,不僅對深入認識現代中國革命史非常重要,而且對理解當時為什麼是「人民共和」(而不是「工農民主」等)佔據這個國家之名的核心位置,也非常重要。也就是,在看到階級意識、階級鬥爭對中國共產革命的中國現代史命運非常重要後,還必需進一步看到這個革命後來勝利得這麼快速、這麼徹底,它所召喚起社會的精神、心情那麼廣泛、那麼深切,實又恰恰和這革命後來所催生出的「人民」很大程度相對化了「階級」有關。

是以,現代中國共產革命1949年建國時正面參與的四大階級,和毛澤東等二十年代中葉所認為具有或強或弱革命性的階級斷定範圍相合,固然印證著毛等當年突出的社會洞察力、判斷力,但僅僅認識至此是非常不夠的。因為一方面如之前所強調,這一革命所以能在二十餘年時間內發展至1949年主導建國,實和中國共產革命成功找到切實有效的方式來召喚、調動這些階級,結構、組織這些階級核心相關;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革命在召喚調動、結構組織這些階級最為成功時,它所召喚調動出的並不只是這些階級作為自己所屬階級的階級性,而還包括召喚調動讓這些階級超越本階級,認同「人民」。就是,不是階級,而是從階級扎實走出但又超越階級的「人民」,讓1949年前後中國人精神、身心感覺更為篤定、發舒,生活、工作感覺更為昂揚、充實,同時對自身之外的更廣大中國和世界有著更為自然、深切的連帶感與責任心。就是,中國共產革命的建國勝利固然源於從階級、階級鬥爭認定出發的革命認識與革命實踐,又源於對階級、階級鬥爭的某種超越。在這一意義上,革命的勝利當然不應該過被視作「階級分析」「階級鬥爭」的勝利,而應被視作既「階級」又超越「階級」的「人民」的勝利,或「階級-人民」的勝利。

(下半部待續……)

 

發佈日期:2018/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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