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賓：權力的陌生人
◎蕭伶伃
【編按】本文為8月份「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Corbynism：左翼政治的重生？」與談者蕭伶伃的發言稿。她從留學英國的第一手經驗，觀察到英國的貧富差距與青年、種族問題，並指出柯賓（Jeremy Corbyn）的崛起意味著「一個從1970年代權力的陌生人帶領另一群在世代分層底下年輕的權力的陌生人如何靠近權力、如何逼近權力，然後如何去進行屬於自己的一段，不論是世代的，或者是政治路線主張的權力上的鬥爭。」但是她也提到柯賓與工黨、目前保守政治之間的張力，這正是他需要面對的困境。標題為新國際所加，再次感謝蕭伶伃提供發言稿。蕭伶伃現為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關注臺灣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論述的困境跟契機。
大家好，我是蕭伶伃，我在劍橋大學研讀社會學，不過我的研究主題無涉於英國政治分析。我的博士研究主題是臺灣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論述的困境跟契機。很高興今天有幸被邀請來跟大家分享我對英國政治這幾年的看法，但其實今天很不好意思，因為我本身對Jeremy Corbyn的從政歷程有極大的興趣，所以在分享上有可能會對他有所偏頗。
我是在2011年的秋天抵達英國，直到2012年才進劍橋大學就讀。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2011年夏天的英國倫敦發生暴動，英國第二大城Birmingham也連帶發生衝突事件，甚至進入了緊急宵禁狀態。因為當時倫敦的城郊地區發生了嚴重的青少年族群間的衝突，最後甚至在Birmingham導致了死亡死賤。Birmingham在英國中西部，是倫敦之外的第二大城。我當時到英國是先去Warwick大學，剛好在Birmingham附近，車程大概15分鐘。儘管附近的城鎮並非相當保守，但我仍舊感受到英國是一個階級分化相對顯著的社會。同時，或許是因為事件剛稍稍平息不久，加上該年的青年失業率很高，族群間的氣氛相對不友善。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在11年的聖誕假期，英國的聖誕假期在12月26日當天是Boxing Day。Boxing Day的意思是說你在耶誕假期之後可能會需要針對新年有購買禮品的需求。因此當日是英國一年一度以冬季折扣來說下殺到最低點一天。依照以往，英國的各大城鎮當日的shopping area都會充斥著消費人口。就在11年Boxing Day那日，我與朋友在倫敦漫走。當日中午，與朋友在Oxford Street附近的小餐館用餐。Oxford Street是中產消費到中上層消費的主要地區，那時候是12/26的12點多，我們吃完的時候是1點，出來之後發現整個街區全被封街，所有的車子都停下來，人都塞在馬路與人行道上。我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詢問身旁的路人，才得知，有人被刺殺了。我非常驚訝。因為個子嬌小，所以我從人縫中看到，有一名男子躺在路邊。附近地面留有血跡。當時倫敦警方以恐攻的規格在處理，我們馬上被分配到各個商店裡面鎖起來，在裡面被關了1-2小時接受身份盤查。最終，英國政府確認該事件其實跟恐攻無關。
那是一個小到不能再小的故事，卻明確彰顯了英國倫敦從2008、09金融危機之後所遭遇到的困境。當日的死者是一個很年輕的孩子，我沒有記錯的話他才18歲，他是住在東南倫敦一個移民區的孩子，他有黑人血統，當時他跟他的朋友約好，同一個社區長大的朋友，他們都是比較低階層的孩子，受到當地的黑幫吸收。Boxing Day當日因為消費人潮眾多，極為適合偷竊。據了解在偷竊的過程中，這名孩子與夥伴產生了衝突，最後這個孩子在逃跑的過程中被他的同伴刺傷，傷口深至心臟而失血死亡。這個故事其實非常小，然而同日的曼城（Manchester）也發生另一件憾事。有一個印度的留學生走在街上就被一個20歲的白人年輕人從後面用槍轟頭，死亡。其實英國對我這樣一個留學生來說，是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整體一直都在秩序裡面。儘管我剛到英國的時候，社會動盪較為明顯，然而由於隨後整個政治上的變動也不是太大。但在這些日常裡，我們仍然看得到社會的破口：關於底層，移民，械鬥，青少年問題，失業等等。
假使通過這個基礎認識Jeremy Corbyn的崛起，一切便並不讓人意外。彷彿一切都準備好了，等待Corbyn這樣一種聲音的到來。如果嘗試定義Jeremy Corbyn的崛起到底意味著什麼。我想應該Corbyn的存在與被看見意味著：一個從1970年代權力的陌生人帶領另一群在世代分層底下年輕的權力的陌生人如何靠近權力、如何逼近權力，然後如何去進行屬於自己的一段，不論是世代的，或者是政治路線主張的權力上的鬥爭。
我同意柏謙說的，Jeremy Corbyn是一個絕對的改良主義者，他不走極端革命路線。許多媒體都喜歡說他是社會主義份子。但我卻持不一樣的看法。事實上，他Corbyn並非全然反對資本主義。說得更直接一點，工黨從1945年戰後從來沒有否定資本主義。Jeremy Corbyn的特色是在於，一直以來他並沒未握有實質的權力。在工黨最好的時刻，比如布萊爾年代，他是局外人，是工黨的陌生人。Corbyn看起來是一個相對坦率、誠實的人，所以他總是顯得沒有彈性。
什麼叫沒有彈性？脫歐的那一場公投就完全彰顯出這個人缺乏政治上的彈性。
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脫歐公投的近因是在2016年的2月19號，當時的首相 David Cameron跑去布魯賽爾跟那群歐盟的大老開開會之後，帶著一盤牛肉回到倫敦唐寧街。Cameron立刻召開記者會告訴英國人民，他決定要舉辦留歐與否的公投。時間訂在4個月後的2016年的6月23號。「在公投期間，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選擇：續留歐盟。這裡面是有條件的，而這條件絕對是為了英國好。比如說，英國不用去負擔難民的照護責任。」在那個時間點，我們知道，法國加萊海岸一帶的滯留難民急切地希望可以移居英國卻無法成行。在英吉利海峽上，有一個無形的長城築在英國跟法國之間。
同時，Cameron保證：「在承認歐盟法庭超國家的權威之下，我們始終會盡力的去保全歐洲在法理上的自主性跟獨立性。」除此之外，Cameron亦承諾是財政保護與移民緊縮。在種種承諾之下，續留歐盟顯得有點尷尬。尷尬的點是在於，看完David Cameron的牛肉之後，保守黨的支持者不免萌生一個疑問：既然如此，為何不乾脆直接離開歐盟？留在裡面到底是為了什麼？
David Cameron的說法直接地反映出其政府的政治經濟立場：英國沒有辦法承擔離開歐盟這個單一市場的風險，所以只有盡可能極大化英國在這個所謂超國家的歐盟組織下的自主性，還有主權，才有可能為右翼或所謂保守勢力爭取一線契機。記者會之後，Cameron旋即進入政治遊說階段。期間，我們都記得許多保守黨成員出面抨擊David Cameron的作法。最可愛的是裡面有一個是David Cameron的內政大臣，也就是現任首相Theresa May。
Theresa May是英國十九世紀以來，在位最久的內政大臣。在May的內政大臣任內，始終對英國的國境管制採取極保守立場。不難想像，May針對David Cameron的遊說內容中最不能同意的部分便落在與歐盟的法律位階。
在法律上，因為歐盟人權法的保障，特別是人權法庭ECHR導致英國沒有辦法有效地去杜絕所謂的恐怖分子，以及沒有辦法有效地將可疑的、宣稱對國家安全有威脅的人進行遣送。而May對歐盟法庭在這點上凌駕於英國的狀態予以批判的用意，無疑是為了凸顯出她的政治遊說主題：英國人必須奪回自己在法律上的主導權。我們可以從此案例窺探，Theresa May在去年2月到6月的歐盟公投遊說期間，表面上作為一個堅持remain（續留歐盟）的內政大臣，事實上是扯保守黨，至少是Cameron內閣後腿的最佳助選員。
那同一時間Jeremy Corbyn又處境如何呢？誠如我前面說的，Jeremy Corbyn一貫維持自己「坦率」的形象。於是，在這場不得不與保守黨結盟的「公投選戰」中，Corbyn難免公開場合露出尷尬的神色。在理解Corbyn的為難處境之前，必須有所意識的是，Jeremy Corbyn從1970年代就是一個非常反對歐盟的人，他是反對歐洲共同體乃至歐盟最堅定的英國政治人物。至於為什麼他如此反對歐盟？我們必須理解，歐盟（或說其前身，歐洲共同體）成立的契機是在冷戰對峙底下發生的。也就是說，這是為了鞏固以美國以及西方勢力為首的一個跨國際結盟，此一超國家組織當時企圖去形成一個極大的陣營。而此陣營是藉由去對抗無論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或者是泛指的非資本主義非自由世界而形成的聯盟。在此前提之下，Jeremy Corbyn並不相信歐洲共同體或其後的歐盟可以為「人民」，所謂的「people of Europe」帶來政治上的公平或團結。於此，他從70年代便展開他多年的抗爭：反對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
我們可以看到，在David Cameron於去年2月搬出這塊牛肉之後，Jeremy Corbyn立刻被綁架。他立刻說：「好吧，那我們就開始要選擇續留歐盟。」但事實上他直到四月中才開始真的跑行程，通過一路以來的媒體報導，選民不難看出Corby的團隊非常痛苦。在此之前，當Corbyn於2015年9月拿到了黨魁之後，如果大家有注意到，他的黨內領導位置岌岌可危。換句話說，Corbyn作為黨魁的政治生涯危機絕對不是自公投才開始，而是在公投前半年便已浮現。不過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說。
那在整個公投的政治遊說歷程中，我們看到Jeremy Corbyn不得不被David Cameron的陣營以及所謂的政治論述所綁架。Corbyn對David Cameron的牛肉並不買單。事實上，他本人是完全背離Cameron的立場。Corbyn擁抱難民，不願與歐洲人權法庭分手，反對保護財閥，並堅信以「人民」為本。換句話說，Cameron與Corbyn各自腦海裡浮現的「人民」的臉孔截然不同。而在兩造的結盟過程中，比如說泛左翼的，靠近本恩派路線的左翼政治分子，其實都非常支持Jeremy Corbyn，甚至引用義大利左翼小黨的slogan”Another Europe is possible”就是說另一種歐洲是可能的：「如果我們續留歐盟，我們就有能力，有政治空間可以撐出一些機會去翻轉所謂的西歐大國宰制的局勢，特別是回應到當時希臘的歐債問題。」
可是這樣的論述在當時David Cameron主導的續留歐盟派論述中下完全沒有被言說的空間，導致這樣的政治想像終究淪為一場泡沫。續留歐盟派的遊說主導權始終掌握在保守黨手上。雪上加霜的是，當時的Jeremy Corbyn在黨內也沒有足夠的政治基礎。結果，一場Corbyn本就無法大顯身手的選戰，在左翼的心中，淪為一段又一段的囈語。左派只能停留在想像階段。對於政治的實踐，尚距離遙遠。
至於為什麼公投會輸得這麼難看的其餘理由。一部分是因為，2016年那場公投發生時，年輕人並沒有出來投票。數據顯示有五成的18-24歲的年輕人並沒有出來投公投，即使我們都知道6/23公投之後最崩潰的正是這一群人，但是他們恰恰沒有出面投票。因為他們身為權力的陌生人，他們一直都沒有足夠具體的政治路線可以依靠、依附。面對Jeremy Corbyn在沒有權力的基礎上，沒有足夠的黨內聲望上，年輕人們也很難對政治產生興趣、產生誘因。6月23日的公投可以說是推倒他們心中最後一根稻草，徹底引燃他們心中的焦慮；政治上的快速變化逼使他們必須面對人生的現實始終與政治綁在一起。
更驚人的是，在整個80年代之後，甚至在2007年Tony Blair年代結束之後的這幾年間，工黨不斷地往右轉導致一個後果：工黨不再是屬於工人的黨。所以工人階級的選票大量流入了保守黨內。我們可以看到，在工人階級裡面，即使是2017這個剛選完的大選，55歲到65歲的藍領階級，只有1/3投給工黨，然後所謂的退休人員裡面，每6個就有1個投給保守黨，也就是投給Theresa May。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看到的是，「階級」確實是一個問題，特別是97年的時候，剛剛柏謙也有提到，工黨選得蠻漂亮的，但事實上在當時，65歲以上罕見有人願意投給工黨。那在剛剛我所舉的2017的數據也可以看到，年齡亦成為重要變項。從2015年開始，到17年的大選（snap election），包含去年的公投，我們看到的是，以越底層的白人為核心的這些選區，他們脫歐傾向越是強烈。部分政治分析認為，因為這群選民較為年長，他們沒有在經濟上缺乏更多的可能，以至於投票傾向於保守。特別是過去10、20年來移民的增加，導致他們的工作機會被限縮。那移民有增加嗎？事實上是有的。可是自從2014年之後，英國的外來移民數據是逐年下滑，且下滑得非常顯著。英國接收移民的情形並沒有像保守黨所宣稱的那麼熱烈。
於是，如果說Jeremy Corbyn在脫歐的情況底下他會選輸這場2017年的snap election，後設來看並不讓人太意外。畢竟，在脫歐的過程中我們確實看到一場屬於工人階級的革命。只是這場工人階級的革命並不是朝向Jeremy Corbyn，甚至不是朝向David Cameron，而是朝向Theresa May。
所以大家這兩個禮拜如果有注意新聞的話，因為現在英國正在跟歐盟談判，是已經確定要脫歐的時期了，那Theresa May也提出了新的想法，也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也不算是新，但已經決定要做了，他現在就是要這麼做，他說英國決定要離開這個歐盟法庭，Theresa May的脫歐大臣叫做David Davis，Davis用一個很幼稚的方式去跟媒體、民眾解釋這個idea。他說，所謂離開法庭的意思就是要離開超國家組織的對英國的法律上的主導權，那你就想像一個情況，英國的曼聯跟西班牙的皇馬在踢足球的時候，不會是皇馬有權力選擇裁判，這個權力會回到我們曼聯的手上。
Divis用這麼通俗的政治語言向人民解釋，無非是要強調Theresa May在2016年的年度大會—英國的政黨都會有年度大會，保守黨的大會通常在9月到10月初—有一個主題標語叫做”A country that works for everyone”。誰是everyone？其實Theresa May從來沒有說清楚。有趣的事情是，脫歐之後最焦慮的人就是保守黨最資深的選民，也就是以都會資產階級、企業為主的這些不論是小頭家或是所謂的企業主，因為這些人最仰賴的就是歐盟單一市場以及海外市場，他們無法僅仰賴英國的內需而活。所以，2017年Theresa May會選輸，在經濟上可以看到的是，她缺乏一個很明確的經濟上的對象的訴求。因為她話語中的的選民，也就是所謂的「everyone，」她原本訴諸的主體消失了。
此外，當May說”A country that works for everyone”的時候，她其實後面還講了一句非常經典的話，最近不斷地被引用，叫做”If you believe you’re a citizen of world, you’re a citizen of nowhere.”其實這完全展現出Theresa May從頭到尾都沒有相信過，英國需要一個軟脫歐。因為自從2017年選後，包含英國女王的演講，大家不斷感受到Theresa May在釋出善意，因為她面臨很嚴重的危機，好像要去說明我們不會硬脫歐、我們會軟脫歐，但事實上看起來，他由始至終都要硬脫歐，這個脈絡因而在公投後引爆的青年信心危機之外，成為另一導致Corbyn崛起的原因。基於Jeremy Corbyn從頭到尾對歐盟的不信任，現在的Corbyn終於有一個空間可以去說出自己要說的話，包含不相信原本的歐盟體制、不相信Theresa May或David Cameron的政治鬥爭。
而我不會說這是一場階級的鬥爭，因為很顯然階級在這裡面並不是那麼顯著，我會說這是一個價值的鬥爭，或是文化上的戰爭。這一年內的兩場選舉，一場是公投，一場是大選，完全展現出這是一場關於「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英國」以及「英國要如何與周邊國家連結，乃至各大強權連結」的價值論辯。
我想這也可以回應到美國的現象。事實上Theresa May是一個再典型不過的保守主義的捍衛者，而Jeremy Corbyn是一個再典型不過的，我們可以說是改良主義或權力之外的最佳代言人。他一生沒有靠近過權力，幾乎沒有，沒有靠近過執政的權力，一直都是工黨的陌生人、邊緣人，所以這也是他現在最大的困境，包含他最近把Momentum把我們剛剛講密量運動的人往黨中央部署，黨的職位開始融入Momentum的人，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也意味著Jeremy Corbyn其實非常清楚，在這個價值鬥爭的現場裡，工黨如果現在是他的，並不是因為大家都相信他的政治路線，或想像他的政治價值，而是這裡面他必須擁有足夠的權力基礎去壓制這些聲音，包含Tony Blair。
（補充：該座談發佈之後，最新進展是，基於與歐盟的談判並不順遂，且國內政治聲望持續低落，Theresa May暫時擱下原本提出脫離歐盟人權法庭的政策。）
聽打：鍾恬安，並經蕭伶伃整理。
延伸閱讀：
發佈日期：2017/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