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研報:探索中國發展新週期——如何理解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

獨家研報:探索中國發展新週期——如何理解十九大提出的「新時代」?
◎修遠基金會

 

【編按】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並從過去「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所代表的新時代問題與中國未來的挑戰,文化縱橫雜誌於20171020日重新編輯並於其微信公眾號刊登的《探索中國發展的新週期》研究報告,從全球化形勢、社會結構、治理邏輯等三個層面提供了一個參考的方向。本文轉載自該報告,該報告於2016年修遠基金會邀集學者所撰寫,原刊登於《文化縱橫》20168月刊。

來源:人民網

 

引言

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推動的政治、經濟改革戰略,開啓了中國特有的政經週期,伴隨反腐整風、吏治刷新、經濟結構調整、軍隊改革等一系列大手筆舉措,意識形態領域及社會輿論呈現出劇烈分化的態勢。人們對未來充滿期待,但對新的政經週期背後的歷史邏輯卻聚訟紛紜。有人懷疑這是否還是「100年不動搖」思想路線的繼續?繼經濟改革、社會改革之後應有普世主義的政治改革的歷史邏輯能否得到遵循?有人則由於30年發展帶來的社會分化、倫理失序、環境惡化,而乾脆主張重返共和國第一個30年。

實際上,上述種種爭論可能都已經脫離了當下的實際:一方面,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30年改革開放所依循的搭歐美世界經濟便車的模式已經難以延續,作為後發國家效仿對象的代議制民主及其政黨憲政制度也大面積失靈,曾經的「政經改革模板」都不同程度地失效;另一方面,經過30多年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的社會結構也發生劇烈變動,以農民工、城市白領、企業家為主體的新階級正不斷生成,傳統的工農社會正不斷重組,政府治理的對象已從農耕時代的靜態社會,加速轉變為高度流動的動態社會,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已從傳統的集體主義轉向權利意識突出的個人主義,因此,重返前30年的老路也已經不具可能性。

以上種種明顯的經濟、政治、社會變動趨勢,均提示人們,在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前方,隱約呈現出一些新的基礎性的規律,彷彿出現了新的週期——如果說毛澤東時代是共和國的第一個週期,鄧小平時代是共和國的第二個週期,那麼十八大以來的中國,是否正在步向一個新的週期?

我們對中國未來發展的期待和想象,必須建立在這些基礎性條件之上,必須建立在對可能存在的新週期的深刻理解之上。否則,一切的呼籲都只是政治幻想。

本報告的目的,即在於討論自十八大以來新的政經週期背後的歷史邏輯,揭示內在於當下中國種種爭議不斷的政治經濟改革的深層規律,從而使人們的認識和行動更加自覺,更加能動地導向未來。

 

一、新的內外關係格局

1. 全球化變局與中國發展路線的調整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開始遭遇較大困難,經濟增速不斷下滑,結構性矛盾凸顯,中國開始告別已經延續了30餘年的高速發展期,步入「新常態」。為了更好地理解「新常態」、理解當下的困境,我們有必要追溯過去一輪經濟增長的歷史條件,並在此基礎上,分析經濟環境發生深刻變遷的原因。

中國過去30餘年的高速增長,開始於1970年代末。中國在1970年代末進行的改革開放,將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市場,既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大發展,也將西方帶出了1970年代中期的「滯脹危機」,帶動了全球經濟走向新一輪的繁榮。

從表面上看,「滯脹」問題源於1973年的石油危機,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在已有的空間格局之下,資本的流動性已經到達頂點,沒有了價值窪地,生產鏈條中不同區域內生產資料價格趨於一致,持續盈利不再可能。為了走出1970年代滯脹危機,西方各國也進行了一些主動調整,通過市場化改革、通過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如里根和撒切爾改革)重新理順了資源配置體系,再度激發了經濟活力。

但是,這種改革只是存量的調整,真正的增量來源於資本活動空間的升級與擴大——在物理空間的廣度上和虛擬空間的深度上都能得到擴張。正像馬克思為我們揭示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區別於農業文明時代的核心特徵,是可以進行擴大再生產。擴大再生產,要求資源和市場可以不斷開拓,由此資本才能無限增值。開拓資源和市場,就是開拓新空間,地理大發現、技術革命,都是在不同層面開闢新空間。

從1970年代末開始,一方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成為新的空間和價值窪地,融入全球市場體系之中,而接下來的80、90年代,蘇東社會主義體系瓦解並被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另一方面,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技術變遷,帶來了對原有空間的深化利用,開闢了虛擬領域擴充資本的活動空間。

這也正如馬克斯• 韋伯(Max Weber)、費爾南• 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喬萬尼• 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到大衛• 哈維(David Harvey)等資本主義的追蹤者與研究者向我們揭示的:隨著資本量的增大,資本所需的空間也需不斷擴大,需要從一個競爭加劇的舊空間,跳躍至一個可以進行新一輪物質擴張的更大規模、更大範圍的新空間。

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加入,在更大的範圍和更深的層次上推進了生產環節的全球分布,意味著全球生產體系的「升級擴張」。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利用其最具競爭力的優勢——勞動力的高素質與低成本,降低了全球生產鏈條的生產成本,進而使自身成為世界工廠,使中國的產品走向世界,獲得了巨額的貿易收益,而發達國家也享受了中國低成本商品的紅利,中國與西方相互需要,各取所需。

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這一輪全球經濟增長的長週期結束了。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產生的持續性不利影響,已經超出多數人的預期,經濟復蘇面臨重重困難,全球性的貿易與生產規模處於持續性的下降軌道。

例如,衡量經濟發展的關鍵指標之一——勞動生產率持續性下降: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從1999年到2006年,全球勞動生產率年平均增速為2.6%,2014年這一數值下降至2.1%。美國作為發達經濟體的代表,其勞動生產率也持續下降:2008年至2015年,美國年度勞動生產率平均增幅約為1.5%,不到上一次經濟繁榮期(1995〜2003)年均增幅(3.5%)的一半。而中國的勞動生產率的增幅,也從2010年前後10%左右的年均增幅持續下降至2015年的7%左右。

除了這些具體經濟數據的下滑,金融危機的持續性影響,還進一步表現為世界經濟與政治治理體系出現嚴重困難。全球化秩序的三個支點——以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秩序、以美元信用為中心的世界金融體系、以WTO為基礎的自由貿易體制——都受到衝擊和挑戰。

對於美國、歐洲而言,一方面,因自由貿易對其不再有利,它們不斷推出貿易保護政策;另一方面,它們也逐漸以TTP、TTIP等區域性經濟政治設置,從全球化逐漸退後到區域整合,以此隔絕風險、整合區域市場,為將來更嚴酷的競爭積蓄力量。WTO體系因此受到挑戰。

與此同時,全球金融動蕩使得國際政治經濟的薄弱環節更易發生混亂。中東、非洲、拉美這些地區當前出現的社會危機和區域戰爭導致的難民等問題,又會向歐美地區擴散。聯合國等傳統國際政治協調機制,在這樣的場景面前顯然已無力應付。而為了應對危機,美國採取的量化寬松政策及其退出,導致國際資本的頻繁流動,不斷孕育新的金融風險,暴露了國際金融秩序的失序危機。

這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在更深層次上,意味著過去30餘年全球經濟持續高歌猛進式的增長,已經走到盡頭;持續30餘年的狂飆突進的資本全球化歷程,也已進入深度調整期,區域一體化、區域整合,這個原本就潛在於全球化進程中的線索,將逐步走向前台,成為今後一段時間內的主題——在空間的廣度無法增長的情況下,需要轉向對已有空間縱深化的利用與整合。

從全球化向區域化的轉向,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無論是外部需求不足帶來的國際貿易動力不足,還是國際格局的整體變化,都可能導致中國長期發展道路面臨深刻挑戰。如果說,過去30餘年改革開放的大背景是融入全球市場,而在全球化步入深度調整期的當下,我們已經無法簡單延續過去以大規模廉價商品輸出帶動經濟增長的粗放經濟模式。在世界市場相對衰退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根據歷史趨勢變化重新定位行動的基本邏輯,需要更多地從內部尋找經濟發展的動力。

2. 中國經濟的內生需求: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

進入2012年以後,在經濟增速下滑的同時,中國經濟的一些新跡象也開始湧現:

在商業環境領域,以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為依託,商業模式創新在中國不斷出現,電商和快遞行業高速發展,出現了類似於淘寶網銷售額過萬億這樣具有象徵意義的事件,出現了以智能手機應用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空間,也出現了類似於小米、滴滴出行、大疆無人機這樣的新興明星企業;

在工業技術領域,以裝備製造為中心,中國企業的技術突破大規模出現,高鐵成為中國製造的新名片,大型客機製造業走向正軌,超級計算機不斷推陳出新,還出現了華為這樣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世界級高科技企業;

在消費市場領域,中國社會財富積累已經到了一定的規模,對自身生活品質有著更高要求的新一代市民、新生代農民規模超過數億,消費能力驚人。伴隨著新一代消費主體對商品和服務質量要求的升級換代,中國出現了汽車銷售規模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這樣的象徵性事件,也出現了電商行業對傳統農村市場的進軍與開發。

與此同時,政府和企業的投資能力也在不斷增長,跨國收購成為趨勢,如美的收購庫卡機器人,中國種業收購瑞士先正達集團等。

所有的這些新跡象,表明瞭中國經濟雖然遭遇到暫時性困難,但我們內部的一些創新性要素和能力,正在快速成長之中。

在過去30餘年全球化擴張的大週期中,中國積累了龐大的經濟規模和巨量的社會資本,進一步完善了改革開放前30年已經初步建立起來的工業化體系,也進一步開闊了內部的經濟空間。在推行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國湧現了多元性的經濟主體,並進一步激活了市場要素,使得市場體系出現了向更高階段演化的趨勢。正是這些活躍的多元經濟主體以及其他活躍的經濟要素,讓中國經濟至今仍然具備突出的活躍度,並由此形成了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的基礎,構築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內部驅動力和經濟自主性。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並不是簡單地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或以新的產業代替舊的產業,產業升級的實質含義是產業向較高生產率和較高附加值的經濟活動轉移,其背後是工業系統的演化發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轉型升級與創新發展必須建立在已有的相對完善的工業基礎之上。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國,具有完整的工業體系。當下,中國的工業系統非常完備,既有以勞動力密集型為代表的製造行業,也有資本和資源密集型為基礎的重工業,還具有一定程度的技術密集型先進裝備製造業。完整的產業鏈既是維持經濟發展和保證人民就業的基礎,也是我們推動「轉型升級」與「創新發展」的前提。在全球化條件下,雖然出現了歐美的中低端行業外移的現象,但依託於大型跨國集團的強大生產組織能力和金融、軍事、技術霸權,歐美的高端行業依然可以實現對中低端行業間接但有效的控制。

對於中國而言,我們顯然還不具備此種去地域化的產業控制能力,如果盲目追求高端行業而忽視中端、低端的基礎產業,無異於緣木求魚。而且,在激烈的市場競爭條件下,高端行業的先在者——歐美跨國企業,顯然不會樂見出現具有威脅的後來者,自然會以強大而完善的技術壁壘、知識產權壁壘來限制自身技術的外洩,因此,中國的高端突破,更多地必須建立在提升低端和中端的基礎上,自主性地實現。如果說過去30年,我們依靠的是大規模、廉價的製造商品靠量取勝來獲得市場空間,今天,在國際市場空間的廣度相對下降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探索對國內生產、市場空間深度的挖掘,告別舊有的粗放式「量」的擴張模式,探索從量變向質變的轉移。

當前,為了順利地推進「轉型升級」、「創新發展」,為了更好地實現工業體系的擴展與演化,為了給各類企業發展提供更大的空間,我們需要比當下更大的市場空間和行動舞台。正是在這樣一種內生力量的推動下,2013年以來,中央決策層大力倡導「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戰略,推動中國自身的區域化佈局:將中國與周邊作為一個整體進行規劃,進行經濟空間的深度整合和開發,實現經濟網絡在更大範圍內的生長。

目前,中國處於世界經濟結構的節點之上,掌握著生產領域的結構性權力——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和大規模的資本持有量,不僅連接作為資源提供者的發展中國家,也連接作為主要消費者的發達國家。如果中國能從與周邊國家的交往合作中找到既促進他國發展也有利於我們發展的分工結構,就意味著可以打造出區域共同利益,形成區域共同體。中國也將借由推進區域一體化的契機,來學習和參與全球治理。

 

二、新社會結構

1. 當前中國社會結構的階層分析

與國內經濟主體性不斷展現的趨勢相對應,中國的社會結構、以及社會結構中的不同群體的身份地位也正在經歷著深刻而複雜的變化。

改革開放30餘年的市場經濟建設,深刻改變了前一個30年形成的基本社會結構——城市單位制與農村公社制。1970年代末推行的農村經濟改革,逐步使得原本緊密的公社體系鬆散化,在解放家庭生產力的同時,也為農村剩餘勞動力自由流動創造了條件,為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群體的出現埋下伏筆;1980年代中晚期,城鄉商業領域逐步放開市場化,個體工商戶、私營業主和私營企業雇傭人員湧現;1992年以後,生產領域市場化也逐步擴展,外資大規模進入,合資企業層出不窮;1990年代末「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將數千萬工人從穩固的「國家單位」體系推向市場化競爭環境。

值得慶幸的是,由於加入WTO等外部條件的支持,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得以提速,沿海外向型加工企業消化了大量從城市單位制和農村公社制中轉化出來的勞動力人口,在短時間內集中發生的劇烈社會變化,儘管也引發了層出不窮的社會衝突,但所幸並沒有發生系統性的社會動蕩。

過去,中國的社會結構中,各種類型的單位(體制)佔據中心位置,負責分配資源,也可以為個體提供庇護。到了今天,在市場化浪潮的衝擊下,單位(體制)不斷收縮,中國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雙軌社會結構——(單位)體制與市場同時存在。過去,中國社會結構中的上下地位,主要由不同人群與單位、與公權力(體制)關係的遠近來界定,因為公共權力壟斷著社會資源的分配。在體制內有位置,就有身份、有地位、有利益,例如幹部成為所有人羨慕的對象。而經過三十多年市場化的改革,市場體系已經重塑了社會結構,市場在社會中扮演著分配資源、區分上下的角色。社會個體,因為其與市場要素(如資本、土地、技術等)的結合程度不同,而被區分出收入水平和社會地位。因此,幹部、工人、農民、軍人等等,這些誕生於上個時代的階級屬性已經被市場重塑,這些群體內部已經發生了巨大的分化。

以農民為例,現在的農民已經分化成如下幾類:第一類,是因參與土地增值分配而市民化、食利階層化的人群,如城中村改造、或者城市擴張過程中得到巨額補償的農戶;第二類,是雖然有土地,但由於土地無法貨幣化而收入低下,需要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群體;第三類,是借助土地流轉而進行較大規模農業經營的大戶;第四類,是既無法外出務工,也無法依靠土地獲得較好收益的傳統意義上的農民。

而在2011年,中國城市人口佔比首次超過農村,這是數千年未有的變化。同樣,在城市人群之中,不同主體因其自身與資本、人際關係、專業技能、文化形象等可以貨幣化的資源的結合能力,也可以被區分出新的階級身份。在社會結構的上層,是掌握資本的企業家群體和掌握權力的高級官員群體;中層上部,是掌握可以市場化的專業技術能力或者具有一定文化形象的人群,如資深律師、暢銷書作家、職業經理人、知名學者、金融業者等等;中層下部,是廣大的具備一定教育水準但不具備特殊能力的普通白領,如新一代大學生群體中的大多數普通人,多數普通公務員、教師、警察等等;下層,則是因病、因缺乏技術、教育而無法上升的城市底層,以及沒有了土地保障,也缺乏相應的技藝、能力和資本而無法融入城市的農民工。

當下中國的社會情勢,已經被市場化、工業化進程重新定義。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同時存在兩條主線和兩個標準——(體制)內與外,(市場層次)上與下。這也造成了中國的社會階層問題高度複雜。

一方面,單位體系(體制內)依然存在,而且還可以為不少工作人員提供基本保障,使得他們免於參與激烈的市場競爭,擁有一定的穩定性。而得到穩定的代價,則是失去較高收入的預期。在單位體系中的普通工作人員,其收入、福利水準相對於市場中的中高級人群來說是處於下降過程中的,因而其社會地位也在相對下降。

另一方面,中國的勞動結構,從集體化雇傭(工廠、單位、公社、集體)向市場化、個體化的雇傭形式轉移。因此,絕大多數人群勢必需要依靠市場體系來謀生和發展,無法進入組織化良好的單位(政府機關、國企),而是進入到各種市場性組織之中,他們的生存和發展,高度依賴於快速變動中的市場體系。這些不同群體在市場結構中處於不同位置,他們彼此之間存在著非常複雜的利益衝突——由於區域發展、城鄉發展、行業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同群體利益訴求又非常多元,這些分散的利益訴求不斷相互衝撞。而能否化解這樣複雜的矛盾,除了依靠法治來規範權力行使這樣的治標措施之外,更根本的挑戰在於,我們能否完成產業的轉型升級,以規模和系統更為龐大和複雜的分工網絡來支撐起中國人整體上不斷上升的社會期望。

2. 內與外、上與下交錯中的社會階層

過去30餘年快速的發展,在讓我們對未來有更高預期的同時,也往往不滿足於自身的處境。這種不滿,又被轉型期社會結構的複雜性和利益訴求的多樣性放大,導致一種普遍性的社會焦躁情緒。

由於存在體制(單位)和市場的雙重利益分配標準,中國社會結構和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非常複雜。

社會上層的少數金字塔頂端人員可以同時橫跨政商兩界,既享受體制的權勢又享受市場的紅利,但這一群體遭遇的社會負面評價越來越大。對於數量相對更多的企業家和高級官員來說,由於法治進程的推進和社會輿論的壓力,資本和權力之間大致形成了一定的隔離狀態:企業家可以擁有較高的收入和令人羨慕的財富積累,但與高級官員相比,他們沒有政治權力,或者說僅有形式上的政治參與權;高級官員因為公共職位而擁有權勢和地位,但與企業家可以名正言順地積累財富相比,這些職位能為他們提供的正式收入相對十分有限。權力與資本的相對隔離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權錢交易的成本,這也是權力運行和市場經營規範化、避免公共利益被私人利益綁架的客觀需要。

但如果缺乏其他社會力量的制約與平衡,缺乏強大的中層社會力量的監督,它也極易被各種變相手法突破。上層群體既想佔體制的優勢又想佔市場的好處的做法,會形成對中層的削弱——中層群體參與市場競爭所依靠的主要是專業技術能力、知識、個人形象等,如果沒有穩定的產業需求來支持和促進這些技藝和知識的不斷再生產,面對大資本和權力的壓力,碎片化、個體化的「專業人士」和「白領」,很容易被「利益收割」,或淪為附庸。與此同時,由於融入城市生活中的成本上升——如房價、就醫、就學等問題的折磨,又缺乏體制來協助和保護,導致在目前中國社會結構中,怨氣最大、壓力最大的是社會中層。這一部分人群人數較多,高達數億。

要克服這種「中產怨氣」,要使得民眾有獲得感,我們就必須保持社會流動性。過去30年,中國經濟、社會的一項主要活力來源,就是流動性——不僅有物質和資源的流動性,也有人的流動性。現在,面對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正逐步減少的趨勢,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而要保持和促進社會流動性,不能僅僅依靠短期提高社會福利,更為關鍵的是必須提高經濟的活躍度,依靠產業系統升級的強大物質支持。只有產業持續升級,才能釋放出規模更大、技術要求更高的崗位,才能真正塑造出強有力的社會中層,並促使個體的技術、知識有更廣泛的市場和社會需求。

例如,「阿拉伯之春」系列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就是該地區的國家和政府無法為不斷增長的城市化人群、新一代青年提供糧食和就業。與之相似的還有拉美地區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由於拉美地區以資源出口為主的產業體系,無法為生活在城市中的大量人口提供有一定技術水準的長期就業,只能依靠大規模出口資源換取社會福利的模式來維持社會穩定。一旦遭遇國際市場動蕩,就會出現普遍的社會返貧現象。而在歐美,由於製造、加工、設計、服務等有一定技術要求的中間性生產環節的大量外移,相關行業就業持續下降,進而使得傳統中產階級普遍受到削弱,社會結構呈現出兩極化的趨勢。

與中東、拉美、歐美等地相比,雖然同樣面對社會結構的極化問題,但相對而言中國更有解決的希望。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還較為強勁,社會結構也沒有完全成型,具有改善的可能性。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社會流動性的保持,與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相關。沒有工業化持續發展作為支撐的社會福利政策,只是暫時緩解社會問題的一種麻醉劑,只能夠消弭短期不滿,無法長期堅持。

只有經濟結構的變革升級,帶來新的知識和生產方法、經驗,新一代的人群才能依靠教育和培訓等方式融入新的就業環節或就業領域,從而獲得新的發展空間,這些新的社會群體,才能成為國家和社會中的重要力量。而沒有工業體系的演進和發展,社會資本就會從產業領域轉向投機行業,導致更為嚴重的資本集中和階級固化。因而,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以「轉型升級」為前進的方向,以深厚的工業基礎為依託,依靠產業升級來發展出更多具有發展前景的職業崗位,重塑中國社會的流動性。

 

三、新政治形勢

過去30餘年,與「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相適應,政府的工作重心,集中在經濟領域,主要是「招商引資」和「放開搞活」。這是因為資本和技術在當時的中國極度稀缺。改革開放以後,一方面,通過引入外資、技術,中國工業發展有了新的條件;另一方面,通過「放開搞活」,原有的工業積累得以貨幣化、市場化,進而激發了社會流動性,中國的溫飽問題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基本得到解決。到了今天,中國國內的資本積累已經有了較為龐大的規模,與此同時,在引進國外技術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先進技術往往是無法靠直接購買可以獲得的,我們必須堅持獨立自主,實現技術突破。

目前,中國的發展在經濟上的主要任務已經從「招商引資」和「放開搞活」轉向推動工業體系「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此種基本任務的轉向,對中國的政治體系、官僚體制而言,無異於提出了一項全新的命題。

首先,在經濟上,「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對政府和官僚體系提出了極其複雜的要求。與過去簡單明瞭的「招商引資」任務不同,工業系統的轉型升級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調動以企業為主的多元主體的協調互助。因此,政府和官僚系統需要重新定義自身行動的邊界和原則,需要探索社會化地參與工業化進程的方法和技藝,既不能揠苗助長,也不能無所作為;政府和官僚系統需要在更複雜的背景下探索與市場機制配合的方式。這對政府和官僚機構的領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世界正在發生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產業革命,代表了管理技術、生產分配模式的深度變革,這些複雜的信息處理技術、管理體系、運營結構本身也在改造著社會組織形態,對政府和官僚機器原本的資源汲取和整合能力提出了挑戰。例如,歐美的互聯網產業的服務外包趨勢,使得政府對社會資源分配的監控能力下降,導致國家對自身產業的空心化缺乏應對手段。與此同時,金融力量也正在重塑著產業結構和生產體系,面對以金融資本為中心的生產組織模式,政府和官僚機構需要深刻理解金融資本的運行邏輯,探索和建立引領金融資本的領導能力。

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還沒有出現過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規模的國家從工業化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的先例,沒有出現過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計劃經濟相對平穩地過渡到市場經濟並能持續發展的先例,沒有出現過一個國家依靠政治領導組織引領、調動社會經濟力量進行創新、實現轉型升級的先例。對於政府和官僚機構而言,接下來所要面臨的挑戰,既沒有現成的西方經驗、西方理論可以進行援引和參照,也無法僅僅依靠中國過去的經驗進行推理和類比。

其次,在社會領域,中國政府和官僚機構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社會利益高度分化,人們的權利訴求日益高漲,這是一個全新的社會治理課題。對於一個具有數千年農耕文化歷史的古老文明的中國而言,我們的官僚體系被烙下農業文明、農業社會的深刻烙印,習慣以管制的思路對待民眾,習慣於日常性的維持工作,缺乏應對高速變動社會的治理經驗。與此同時,由於政府和官僚機構的工作重心長期傾向於經濟發展領域,對社會問題多以維穩和放手等方式加以處理,而今天則進入到必須靠主動引導和紓解矛盾的治理階段,它要求整個官僚體系在行動邏輯、工作思路、人才儲備、知識儲備方面,都要作出深刻調整,而這無疑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實際上是一個綜合性的時代新命題。它不僅是技術創新問題,同時也是生產組織模式、企業組織形態、社會運行模式、政府行動邏輯的變革歷程,它不能僅僅期待市場的自動自發,而是要創生主動性的引導能力和規劃能力,其核心就是組織生產和治理社會的能力建設。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最終能否形成自己的技術優勢,能否形成良性經濟的發展模式,能否塑造出社會、政治運行的較為理想的形態,考驗著當代中國的執政黨。

 

結語:在新時代探索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目前的中國,在內外經濟政治環境、社會結構等方面,都出現了新局面,面臨新挑戰,所有這些新挑戰,都需要國家的組織核心在獲得相應的社會支持的條件下來加以解決。因此,新週期問題的根本挑戰,是我們能否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順利實現工業化、社會治理、國家治理等各個方面的轉型升級。從這個角度來說,當下的時代命題,雖然是建立在前兩個30年發展的基礎之上,但與二者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也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將進入新的階段:

前30年,我們在與世界相對隔離的狀態下建立起基本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奠定了工業化基礎,使得自身有了不被世界政經結構中的強力主體支配的獨立空間;

後30年,我們則是依靠改革開放,進一步激活和發展自身內部積累的工業基礎和人力資源,使得中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得到了壯大;

未來30年,面對著中國人民、中國社會和中國各類經濟主體對更美好生活、更高目標、更大市場等的不斷升級的期待,我們必須發展出更為強大的主體性,也必須發展出更具包容性的發展方式。在爭取社會分化相對可控的同時,使得社會生產力進入中高端水平。這樣一個轉型升級的過程,將意味著對社會主義的重新書寫。

從這個意義上說,「轉型升級」意味著兩個層次的艱巨挑戰。

首先,這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自我革新能力提出挑戰。作為中國的各項事業的組織核心,在主動引導中國發展的問題上,中國共產黨無可取代。「與時俱進」是黨的行動特徵,過去,黨實現了從革命黨到改革黨的轉換,今天的命題則是,其能否從改革黨轉化為創新黨?在創新驅動的格局下,中國共產黨能否和生產力發展當中最活躍的因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能否引導中國的社會經濟力量,形成自己的技術優勢,形成自己的制度優勢?能否形成全球化條件下組織效率更高的大生產的優勢?所有的這些問題,關係到黨的先進性——對先進生產力的引導能力建設問題。

其次,這也意味著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傳承與發展提出挑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公平公正條件下的社會生產力大發展。沒有生產力大發展的公平,與沒有公平的生產力發展,都無法持續,都使得社會主義無法體現其優越性。在新的國內外政經格局、新的技術和新的社會背景下,我們能否探索出一套可行的治理方法,在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同時保證公正公平的原則得以體現?這些問題,關係到人類走向更高發展階段的另一種可能性——不同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新方案。

 

發佈日期: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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