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賓與工黨專題】
柯賓面對的挑戰（The challenges facing Corbyn）
◎Tom Haines-Doran 鄭亘良 譯
原文來源：rs21, August 9, 2017
【原文編按】工黨與柯賓在大選的表現讓許多主流觀察家跌破眼鏡。至少過去20年來，這些政治評論者都認為左翼的思維不受到歡迎。但是梅伊遭受相當慘的挫敗，使得她的力量減弱，讓工黨真的有機會能夠贏得下次的選舉，而且或許還不用等到五年就會發生。柯賓當選首相的可能性真是令人興奮，但是柯賓也將會面對許多挑戰，無論是來自工黨內部、國家機器、或其他地方。雖然這篇文章寫於大選結果揭曉前，但作者Tom Haines-Doran已經提出了可能的挑戰。
國會工黨（Parliamentary Labour Party）
柯賓與其支持者想要推行現代社會民主的政策，首先會面對的困難就是國會工黨。而且這難題大概只會當政後加強。柯賓競選工黨黨魁時就受到大多數的工黨國會議員使得各種花招與背叛。直到宣布進行大選前，這些手段才稍稍降溫下來，因為這些國會議員開始擔心他們一直無情地胡說八道下去，可能會影響他們在國會的席次。大體來說國會工黨一直以來對工黨有相當大的權力，甚至認為他們可以直接忽略工黨會議的內容，因為根據憲法，後者只是「建議」性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工黨將重心放在選舉。也因此，政黨政治的重心就是贏得下議院的席次或至少維持原有的勢力。工黨的國會議員透過兩種不同的方式當選：一旦他們選擇成為普選的候選人，他們能否當選就看一般選舉或補選的投票數。柯賓的國會工黨對手藉此表示，他們不只是要滿足工黨的會員，還要回應更廣大的選民。這使得工黨左派非常難改變國會工黨的特性，如果工黨左派想要在一定時間內展開更大的政治變革的話。柯賓仍需要堅持不向國會工黨妥協，但是這絕對會是相當艱困的鬥爭。
工會官僚
雖然我們譴責那些個別國會議員很懦弱，指出他們缺乏集體的政治方向與組織，旦我們也必須了解，工黨內部右翼的力量某個程度上呈現了一些問題，是我們想要推動更為激進政治的人需要注意的地方。工黨左翼組織者的策略，一直是向那些比較跟現狀靠攏的勢力尋求結盟與建立共同訴求。有部分的原因是英國的選舉制度：最高票者當選的規則使得政黨偏好進行不同階級派系與政治意識形態的算計結盟。
更重要地是，之所以需要建立結盟，是源於政黨與工會的關係。工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00年的勞工代表委員會（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的建立。這是一群工會與社會主義政治組織，為了增加國會中的勞工代表席次因而聯合起來。工會除了提供政黨大量的資金以外，工會透過工會的「集體投票」制（block voting），對於黨內決定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有時這意味著有利勞工的政策是由勞工政府執行的。但是更關鍵的是，這些集體票是操之在工會的領袖，並非工會成員本身。所以當工黨在制定政策的時候，這就成為問題了。工會領袖——也就是所謂工會官僚——其實在社會中佔了一個矛盾的位置。他們既不是老闆，也不是工人，但是他們的工作就是在工人的需求與他們的雇主之間進行中介與協調。這代表了他們除了領導工人的鬥爭，他們也是安全閥，當勞工的力量開始挑戰資本主義處理的能力時，他們幫忙紓解老闆們的壓力。就政治上來說，一旦出現機會時，這樣的工作角色會透過工黨來促成改革，但是如果鬥爭危及了政黨對於經濟問題的管理時，這樣的工作就會抑制鬥爭。
這個分析似乎與過去幾年來的經驗相左。Ed Miliband擔任黨魁時，在黨魁選舉上引進了「一會員一票」的制度，其實不經意地就替柯賓成功選上黨魁鋪了路。上一次工黨內的左派如此靠近黨魁的位置還是1981年的副黨魁選舉，因為工會集體投票的影響，Tony Benn只輸給了中間派Denis Healey。所以，我們必須明白，Miliband之所以引進「一會員一票」的制度，部分是為了完成前任黨魁希望邊緣化工會在黨內位置的工作。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大多數附屬的工會會在黨魁選舉撐柯賓，鼓勵他們的工會會員把票投給他。然而，只要你有留意英國最大工會Unite的秘書長Len McCluskey的聲明，就會發現這幾個月他對柯賓的支持態度其實相當反覆——部分反應了Unite與很多主要產業的雇主們維持了合作夥伴的關係。所以，一些本該是柯賓最親密的盟友，仍舊相當地保守，未來他們將會持續阻礙柯賓推行更為激進的政策。
國家
如果柯賓真得選上首相，前述提到的挑戰其實就是小菜一碟。下議院其實是整個英國國家制度的縮影。建制派提出的辦法總是被認為是妙計，所以超出這個範圍外的政策都難以執行。這就是為什麼柴契爾與她那一小群新自由主義支持者，在她當選首相之後的首要任務，就是馬上將那些支持公共服務，以及尤其是支持既有財政政策的人踢出團隊之外，因為這些人深信凱恩斯大政府的意識形態。直到公共服務政策經過一段時間的重塑，柴契爾才有信心推行私有化的政策。除了公共服務之外，工黨左翼政權也需要對抗國家其他火力也相當大的攻擊：司法系統、非經過選舉的半官方團體（例如預算責任辦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英國上議院等。
柯賓提及的和平政策也會動搖軍隊與安全政策。柯賓當選工黨黨魁後，一位匿名的資深英國陸軍將軍馬上威脅要「叛變」，我們應該認真以待這件事。認真以待的原因，不是因為真的會發生叛變，而是因為當柯賓計畫以較為進步的政策規劃限制國家壓制性的力量時，軍隊決定要將這些規劃踢出政治議程之外。柯賓大半輩子都在反對北約與核武，但是他被迫作出相當大的讓步，這赤裸裸地凸顯出一個代表未來的左翼工黨政權將會面對的束縛。工黨一旦當選首相，就馬上需要擔負起保衛英國安全與完整的責任。多年以來，這意味著就算是進步的工黨政權，一直都在保衛國家的利益、支持英國帝國、反對蘇格蘭獨立、對移民採取「強悍」的態度。
最後，還有國家與地方政治的問題。為什麼選前預估認為工黨不會贏得國會選舉，原因之一在於工黨在2017年5月的地方選舉表現不好。雖然不像是許多人預測得那麼糟，但是結果顯示了工黨正在失去地方選票的趨勢。原因很多，包括緊縮政策刪除了地方政府的經費，而且保守黨與聯合政府鎖定了由工黨佔多數席次的地方議會來執行。不過，的確也是工黨自己接受了管理資本主義的需要，並將自己限制在英國法律許可的規範之內。這迫使了這些工黨所掌握的地方議會，只遵守預算的限制，而不管對地方服務的後果為何。這造成了勞工非常不信任地方工黨，這需要花很多年的時間修補。
在一些都會區，像是曼徹斯特，工黨的力量並未遭受其他政治力量的挑戰，即便對議會的領袖們有相當大的冷漠與怨恨。蘇格蘭的政治形勢也一樣。當地的工人傳統上會投票給工黨，但是卻改投給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原因在於蘇格蘭民族黨向左靠來收攏反對緊縮政策的選票。即便柯賓與他的盟友承諾要增加地方議會的經費，但是他們一定會面對一場硬戰，在都會區要消除已經建制的工黨勢力的遺毒，更要在蘇格蘭工黨的外殼內燃起一些激進的火花。
資本家
任何激進左翼政權的計畫，都需要獲得大多數資產階級派系的接受，或至少默許。尤其對最激進的工黨政權來說，這甚至是事實。Clement Atlee於1945年當選，其管治是工黨最激進的時候，他創造了我們所知的福利國家，國有化國家有重要意義與價值的產業。這個改革英國資本主義的獨特機會，是來自於二戰後漸增的左傾聲勢。但關鍵地是，此時工業的布爾喬亞階級也相對地弱，需要國家的拯救與帶領，也因此比平常更能向社會妥協。
目前現代英國經濟最重要的一環就是「服務」業，尤其金融服務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倫敦市長期以來就是國際金融體系中重要的節點，這是因為它是英國帝國主義的核心，從金融交易獲利一直是英帝國重要的方式，不少於直接從掠奪與侵佔所獲得的利益。在新自由主義的年代，金融業甚至更為重要，柴契爾1983年進行的「大爆炸」金融去規管是分水嶺。金融服務與支持金融業或其利益循環的工業，大量地取代了製造業與資源開發業，後者曾是英國許多地方提供就業的重要骨幹。這迫使了左翼政權需要再次確保與支持倫敦市金融產業與相關經濟活動的發展。
在逐漸金融化的經濟中，投資者的風險評估與信用評價機構變得更重要。「政治風險」成為為了維持這些評估機制的代價，這意思是國家行為者可能就變成政治裁判，需要提供制度與法律的架構，確保投資者投資的穩定與確定性。我們看到工黨因應脫歐的提案有這樣的元素存在。雖然工黨強調維護工人權利與環保的需要，但是工黨也試圖保護英國公司的權利，使其能夠繼續提供歐洲其他地方金融服務。但是工黨打算再度國有化公用事業與大眾交通的計畫，其實很容易嚇到國際的投資者，因為這些投資者的利益，越來越依賴有國家撐腰的金融壓榨：從私人金融計畫（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s）獲取利潤、向基礎服務的使用者收費、從房屋業私人借貸與土地銀行取得收入。工黨的計畫將使那些再度國有化的事業與國際金融體系對立起來，畢竟國際金融體系可是非常依賴私有化與社會不穩定帶來的賞金獲利。
就算先將金融問題擺在一邊，但是對於任何立意良好的左翼政權來說，一旦通過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改革後，就要面對經濟需要自動增長的困難挑戰。在資本主義之下，這兩個目標往往是相牴觸。持續增長依賴持續勞力的剝削，不是惡化勞動的條件，就是投資能節省勞力的技術，增加每位工人的生產力。戰後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是調漲薪資（以及政府支付社會服務等這種「社會福利工資」），但是相對地，這些社會福利支出所佔的比例，卻在這塊不斷增長的大餅中逐漸縮小。在這樣的經濟體系中，增加生產力有助於調和這兩個幾乎不可能相容的目標。
但是到了1966年以Harold Wilson為首的工黨政權時，這個方式碰壁了。Harold Wilson之所以能夠當選，是因為他提出激進的宣言，可是同時當時通貨膨脹劇烈且投資環境蕭條。結果是他執行了一項不受歡迎的「收入政策」，試圖以壓制薪資來恢復經濟增長。1997年到2010年的工黨政權則採取了不同的方式。與其向獲利加稅，此時的作法是進一步地鬆綁金融管制，一方面維持個人與家庭借貸的持續的增長與支出，另一方面國家透過像是私人金融計畫等類似方式，向私人部門借款來支付社會服務。當然，這種以新自由主義的方式來解決增長與生活水平問題的辦法，到了2007年金融危機開始後就跟著崩解。工黨最新的宣言，非常明顯地是重回凱恩斯主義的方式，希望進行公共投資與財富重分配。然而，現今全球經濟停滯，深陷生產力與投資的危機，如果沒有一大筆財富支持，回歸凱恩斯的方式似乎不太可能成功。
左翼的工人主義（Labourism）：註定失敗？
目前還真令人沮喪——尤其是當柯賓與那些受他訴求動員而來的支持者所集結起來的力量，真是令人驚豔。上一期的rs21雜誌中，Pat Stack指出，對於工人階級來說，比起像是罷工，選舉政治是個必然受限的形式。這樣的看法原則上絕對正確的——由於他們正面迎戰資本時，其潛在的力道相當強，而且需要跨越性、種族、性別界線進行工人組織，所以像是罷工等社會運動，反而能對參與者帶來更深刻與長遠的改變。鬥爭中的工人使出了洪荒之力運用各種能力與權力，這是作為投票者的工人所沒有的。Stack也很小心地補充到，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參與只會增強柯賓的計畫，能夠增加其力量改變選舉之外的條件。
我稍稍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根據我曾替工黨的競選團隊在北英格蘭針對比較邊緣的群體拉選票的經驗。在這個競選團隊中，我遇到許多人是第一次遇到拉票，當中很多人完全是第一次接觸政治活動。如果工黨能在這次大選有所斬獲，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英國所有工人階級的分隊都上了街頭與社群媒體，宣傳希望與真正的社會改變的訊息。同時，近幾年來我們看到一些比較大規模的團隊，在捲入工黨與選舉活動之後，似乎造成了自己的損傷。考量到英國激進左翼與勞工運動普遍糟糕的狀態，我們可以理解這樣的情形。現在，對於我們這些在工黨之外的人來說，挑戰就是我們如何打鐵趁熱，趁著選舉的能量尚未隨競選活動降溫前，能開始將選舉團隊出現的歡騰與熱情，轉變為社會運動的動力，帶入工作場所與社區的問題。為了此，我們必須大膽——認可我們現在所處的政治氛圍已改變，且不要對嘗試新事物感到害怕。
所有本文所描述的反動力量與結構，遲早將對工黨新左翼的進攻展開打擊。因此我們迫切需要建立大眾的社會運動，組織工作場所的工人、民主化我們的組織，並且拒絕種族主義、反移民與國族主義的觀點。我們必須要思考我們首要的訴求是什麼，而且是工人主義能夠盡全力支持、但自身無法完成的訴求。工黨左翼正在進攻，現在正是廣大的勞工階級把握與扛起這個鬥爭、突破限制的時候。
本文原發表於rs21（revolutionary soci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雜誌2017年6月號
【重新思考社會主義論壇】預告：
發佈日期：2017/0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