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選中的異見者──劉曉波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 

被選中的異見者──劉曉波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 
Barry Sautman、嚴海蓉

 

【編按】中國異議者劉曉波於2017713日病逝於北京,港、台一片哀悼之聲。蔡英文也特別在臉書上「向劉曉波致上最高敬意」,並發文表示,「如果中國夢是民主,台灣會在中國大陸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提供必要的協助。我相信這是劉曉波先生在天之靈所樂見。」

究竟劉曉波要的是什麼樣的民主?《零八憲章》所主張的政治改革方向是否真正進步?是否符合中國的需求?早在2010年,挪威議會諾貝爾委員會挑選中國異議者劉曉波做為和平獎得獎人,消息一出,海內外即爭議紛紜,劉曉波發表過的言論和主張尤其是爭端之所在。然則,儘管網路上歧見不斷,卻未見嚴謹、深刻的分析。紙版的《新國際》曾經登載過Barry Sautman和嚴海蓉合作的一篇長文,揭示劉曉波獲獎事件比較完整的面貌。本文原是英文,標題為The “Right Dissident”: Liu Xiaobo and the Nobel Peace Prize,作者親自譯成中文交由《新國際》發表。 原載於201222 台灣立報 《新國際》專刊。

本文作者Barry Sautman是政治學博士和律師,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的民族政治,尤其是民族政策和西藏、新疆問題;其次是中國和非洲關係,包括中非連結的政治經濟、中非之間的雙向人員流動等。 嚴海蓉則是人類學博士,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挪威奧斯陸的諾貝爾和平中心舉辦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展覽,圖攝於2010年12月9日。(圖文/路透)

 

「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審員們逐漸認識到他們必須『處理中國這個問題』……我們為此考量了好幾年:誰是合適的異見者呢?……劉曉波是人權的普世象徵。」 ── 戈爾.倫德斯塔德(Geir Lundestad),挪威諾獎委員會秘書長 

「國際社會已經有了一些改變;因為這個頒獎,他們開始願意做更多的事……這個獎也鼓勵了異見者們集中力量;在此之前,群龍無首,也沒有策略和目標,但是現在我們有零八憲章和劉曉波。」 ── 楊建利,旅美異見者

在關於異見人士劉曉波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問題的爭論中,人們只聽到兩種主張。中國政府辯稱劉曉波是中國法律的階下囚,因此不配獲獎。劉的支持者則認為他主張人權和民主,因此理應獲得諾獎;無論他之前說過什麼或做過什麼都無關緊要,而正是他反抗中國威權政府的英勇立場導致他入獄,為他贏得了足夠的政治聲望。國際媒體幾乎全部持這一立場。據估計,在短短的3周之內,僅僅在香港就有超過5百篇關於劉曉波的文章發表,而只有大概10篇左右對劉或和平獎進行了批評。[1]

 

新殖民主義和對戰爭的支持 

很多中國人並不同意這樣二元對立看法中的任何一元。這就需考慮第三種立場:即中國政府不該囚禁劉曉波,但他也不配獲得諾貝爾桂冠。中國政府沒有理由囚禁他,它所需要做的就是讓人們盡可能瞭解他的政治觀點。大多數的人將會得出結論,即他根本不值得稱頌。

我們認為劉曉波不應該獲得一個本應授予和平人士的獎項,因為他對和平沒有貢獻,非但如此,他熱烈地支持戰爭,而他所支持的戰爭存在著對人權的大規模侵犯。此外劉還主張中國經濟的私有化,而這將會急劇減少中國人(他對中國人抱有極大蔑視)的經濟和社會權利。他甚至可能並不是一些人想像的選舉民主的堅定支持者。

劉曉波一直以來支持美國主導的戰爭和鼓吹中國全盤西化。在2010年西方對「強硬的中國」(assertive China)的擔憂達到高峰語境中,劉曉波的這些立場使得西方政治與傳媒菁英最終選擇他為中國自由派的推動者。在劉曉波被囚禁之後,諾貝爾和平獎的評判們將他樹立為「人權的普世代表」,而也將他和他自己的政治歷史脫鉤。[2]於是英國《經濟學人》週刊說道「劉先生則作為一個漢族人獻身於中國本土的政治」,這個完全由挪威人組成、並且支援北約的和平獎委員會因此將劉樹立為中國的英雄,因為他可能會扮演蘇東劇變前的獲獎者亞歷山大.索忍尼辛、安德列.薩拉羅夫和列赫.瓦文薩的角色。對劉的美化和對中國妖魔化,即試圖將中國和納粹德國相聯繫,是同步進行的,並且主流國際媒體幾乎完全沒有對劉的政治觀點進行分析考察。

1988年,一個香港記者問時年33歲的劉曉波,在什麼情況下中國可以實現真正的歷史性變革。劉回答說:「3百年殖民地。香港1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3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3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他悲觀地說:「但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3]

在劉的眼中,殖民主義並不是去發展化,反而是西方化和現代化的正面先兆。在2006年,他積極評價了日本侵華留下的遺產,尤其是大型工業企業和鐵路網。談及日本對中國東北長春的佔領時,他說「『小日本』真把咱長春當自己家建了」。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堅持認為戰後日本民主是中國的模範,並且斥責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日本首相停止參拜靖國神社(日本悼念包括戰爭罪犯在內的戰死者的紀念館)作為恢復中日元首會面的前提「極端不可理喻」。[4]

▲劉曉波1988年接受香港記者採訪,被問及什麼情況下中國可以實現真正的歷史性變革,劉曉波回答:「3百年殖民地。香港1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3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3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圖為2007年香港放煙火慶祝回歸中國10週年。(圖文/路透)

 

在這次採訪中,劉堅持認為「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真理對於他來說就是「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即西方政治菁英為全世界開出的藥方,儘管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還在繼續支持與其友好的威權政權。劉還說「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並說如果英語好些他會選擇和中國根本沒有關係。他宣稱,最悲哀的事情就是語言的局限性使他不得不和一個「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東西對話,即中國的文化知識界。[5]

在20世紀80年代文化主義的熱潮中,劉對中國文化下了他的判決書。1989年劉曉波批判了1919年五四運動的文化遺產,認為其沒有足夠地宣揚個人主義,「沒有明確私有財產對個性解放的重要意義」,卻宣揚了公有財產。而沒有私有財產的法律保障這都是毫無意義的。[6]

 

中國應被殖民3百年! 

劉曉波不僅僅支持美國式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他還將中國的問題和中國人種品質聯繫起來。同樣在1988年的採訪中,論及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強烈批判態度的電視紀錄片《河殤》,劉曉波批判其沒有足夠強烈地提倡西化。他說「如果我拍的話,我會拍出中國人如何的萎縮,軟弱和『操蛋』」。[7] 哈佛學者林同奇指出,劉曉波在1990年代初的一本書中就表現出「對中國人民族性的尖刻批判」。[8]在另一本書中,劉讚頌了西方哲學成就之後,總結到「中國人有什麼?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9]

劉曉波的同情者辯解說他的「殖民3百年」說法只是即興的表達。然而其實不是。在2006年,他告訴同一份雜誌他不會收回1988年的言論,因為他仍然相信這一點。因此諾貝爾獎委員會的秘書長戈爾.倫德斯塔德所說的劉「對此言論後悔」並不準確。劉還說中國的進步取決於西化,越西化則越進步。[10] 他的殖民願望大概可以在日本右翼分子那裡找到共鳴,他們為日本的殖民史辯護並且表示要求釋放劉曉波。[11]

劉的新殖民主義願望與他對美國領導的戰爭的支持是一致的。儘管被授予的是和平獎,但劉曉波於2000年代中期發文讚揚了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入侵和佔領,並回顧性地讚揚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他認為,「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幾乎與一切踐踏人權的政權對抗……美國所捲入的主要戰爭,在道義上都有可以辯護的理由。」[12]

▲嚴海蓉與Barry Sautman認為,和平獎不應頒發給支持戰爭的劉曉波。劉曉波曾說:「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幾乎與一切踐踏人權的政權對抗……美國所捲入的主要戰爭,在道義上都有可以辯護的理由。」圖為美軍第101空降師野戰砲兵團第三小隊在阿富汗阿甘達卜山谷的前哨基地總部外插的美國國旗,攝於2010年7月22日。(圖文/路透)

 

關於冷戰中的美國角色,劉曉波認為:

……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美國把在國際上推廣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及其制度安排,當作自己最重要的國家利益的一部分。為此,美國一方面積極經濟參與戰後的歐洲和亞洲的重建,幫助德國和日本走上了自由民主之路,取得令人欽佩的道義資源;另一方面又全力遏制共產極權在世界的擴張,先後捲入朝鮮戰爭、台灣海峽的對峙和越戰。」[13]

在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劉曉波高度讚揚了喬治.布希在對伊戰爭中的作為,譴責了民主黨候選人約翰.凱瑞對美國戰爭的支持不足。他說:

「凱瑞抓住伊拉克的現在困境大做文章,但布希在反恐上的卓越作為,絕非凱瑞的詆毀所能抹殺……無論倒達姆.海珊的行動要冒的多大風險,不行動的風險將更為巨大,二戰和9.11就是明證!……無論如何,倒薩之戰是正義的!布希總統的決定是正確的!」[14]

在同一年,劉曉波向人們宣告:

「無論恐怖主義者是多麼倡狂,無論伊拉克的形勢是多麼不穩定,更無論愛國憤青對我這樣的美國支持者多厭惡,我對對薩達姆的戰爭的支持不會動搖。正如我在戰爭開始時相信戰爭的勝利,我對於自由聯盟的最終勝利和伊拉克民主的未來仍然抱有信心。即使美英聯軍遇到更困難的挫折,這種信念不會改變。」[15]

根據林達.傑文(Linda Jaivin)的說法,劉曉波至少到2006年還一直支持伊拉克戰爭,而當時世界上包括美國英國在內的大部分民眾已經轉為反對伊戰。劉所支持的美國戰爭沒有支持民主,卻與此相反:美國的戰爭支持了不受歡迎的、腐敗的和反民主的政權,就如同當年在韓國和越南,或今天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這些政權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草率處決和酷刑——這遠比劉曉波在中國威權體制下受到的待遇差得多。

 

零八憲章:選舉民主與自由化 

劉曉波的主戰觀點甚至與美國一般民眾的觀點相抵觸。儘管美國是戰爭的主要發動者,在那裡主戰的宣傳盡可能地肯定戰爭,但是2005年的民意調查顯示,無論針對哪個國家,73%到76%的美國人認為美國不應該使用武力威脅來「推廣民主」。2007年的調查顯示,58%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是其他國家的領袖是危險的錯誤觀念;我們不應該嘗試用我們的價值來改變別國」。2010年8月的民意調查顯示,59%的美國人不認為美國在伊拉克發動戰爭是正確的,而37%的人認為這是正確的。2010年11月的調查發現,5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不應該進駐阿富汗,而44%的人持肯定的態度。

劉曉波還一邊倒地讚揚了以色列在中東問題上的立場。他將巴以衝突都歸咎到了巴勒斯坦方面。例如,劉曉波說,「回顧以色列剛剛建國時的中東戰爭,以色列是在和整個阿拉伯世界作戰,戰火是由阿拉伯人挑起」以及「在巴以衝突中,決不會出現一方激進而另一方克制的局面。所以,要想破壞和談,只有一方率先做出激進攻擊就足夠了。而巴勒斯坦人就常常是率先挑釁的一方」。[16]

簡而言之,劉曉波是典型的美國式的新保守主義者。他的政治觀點應該被絕大多數中國人和許多西方自由主義者所憎惡。

在劉曉波起草的零八憲章中,他呼籲中國採取西方政治體制,並且提出要將現存的國有企業和農地私有化。這些想法都會損害而不是鞏固中國人的人權,而這種人權是不能和採取西方制度劃等號的。

西方媒體普遍而明確地將劉曉波作為選舉民主的提倡者:一份著名的報紙頭條封他為「民主的殉道者」。[17]這可能同樣是不準確的。選舉民主是與普選權相關聯的,零八憲章上也呼籲「一人一票」。但劉曉波本人的傾向似乎並非如此。根據他的老朋友和支持者澳洲作家林達.傑文所述,劉曉波並不支持全民普選:

「劉曉波要求民主,但是他告訴過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同時也是我們共同的好友,簡.麥卡特尼(Jane Macartney),他不認為中國已經具備條件實行「一人一票」的全民普選,在這一點上,他和中國政府觀點非常相近。 」

由於劉曉波尋求中國向選舉民主的劇變,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給予了他數十萬美元資金(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承認其對《民主中國》和獨立中文筆會的資金支持。劉曉波曾擔任前者的編輯和後者的會長)。劉和他的支持者們認為如果中國立即採取選舉民主,中國人民的境遇將有很大的改善。但是,這個前景預測是很可疑的。研究顯示,在那些向選舉民主轉型的低收入水準的國家,法治並不一定隨之出現,反而出現低度發展和高度不穩定。選舉民主既不能帶來善治,在這種條件下甚至不能自我維持。

選舉民主在一個發展中國家生存下來——印度。但是在經濟和社會狀況方面它遠遠落後於中國。與中國的威權體制並非有天壤之別的是,印度的自由民主不僅保護菁英的財富和權力,並且滋生嚴重的腐敗。此外,它境內的軍事行動導致了喀什米爾地區和東北部數萬少數民族和教派民眾的死亡。在尋求社會進步和新的發展道路的時候,我們應該超越威權資本主義或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非此即彼的二元視野。因為威權體制國際上已經普遍地遭到譴責,那麼就有必要警惕劉曉波把自由民主當作萬靈藥。

 

劉曉波和私有化 

儘管劉曉波顯然反對他所聲稱尋求的選舉民主的必要條件,並且如上面所講,他也反對和平和人權的至關重要的方面,他仍被授予了和平獎。他與世界上其他明確堅持這些理想而值得獲得此獎的無數政治囚犯不同。然而西式民主的支持者鼓吹侵略戰爭、佔領和謀殺鎮壓而仍然被推崇倒也並非不平常。

鄒容和汪精衛都是近代中國這樣的例子。一個多世紀以前,他們都是支援民主熱情的年輕知識份子。鄒容「要求即刻廢除滿清帝制建立美式民主」。1903年他被上海租界法庭關押進一所英國人控制的監獄,兩年後在監獄去世。他的暢銷作品受到了他所推崇的美國政治制度的啟發。在書中,他呼籲比照美國憲法創制中國憲法,同時他也要求實現種族屠殺:鄒容聲稱如果中國人能夠「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他也被奉為英雄,而中國民眾很少有人知曉他的政治全貌。

汪精衛是支持民主的同盟會的主要成員,冒了生命危險推翻清朝,也曾被清朝所囚禁,但他同樣反滿。在20世紀20年代,他是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主要國民黨領袖,但1939年時他又成為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代理人。因此有很多聲稱是人權信徒的人,而持有與人權不相協調的觀點,鼓吹戰爭、合理化佔領。而劉曉波就是他們中的一個。

劉曉波和其他零八憲章的作者對於私有化的支持是他們受到西方政治菁英歡迎的另一個原因。劉和其同伴宣稱他們希望有「公平的」私有化,然而不論是在後共產主義和改革中的共產主義國家,還是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幾乎從來沒有「公平的」私有化。劉和同伴所宣揚的是偽平民主義的市場烏托邦,即在生產資料「公平」私有化以後,允許市場「發揮其魔力」。這種觀點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已經失去了信譽,私有化的結果逐漸被大多數遭遇它的人們所鄙視。

俄羅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私有化導致了公共財產被政治寡頭大量盜取,變得極其不受歡迎。在2001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中,3分之2的俄國受訪者選擇了「在私有化中失去的比得到的多」,而只有5%的人選擇了相反的答案。調查顯示超過一半的俄國人希望全部或是部分修正上世紀90年代進行的私有化。一項在28個後共產主義國家進行的調查發現每個國家中的大多數受訪者和全部2萬8千受訪者中的80%支持對私有化的某種修正,這包括對私有化財產所有者增加稅收及對這些財產的全部沒收和重新國有化等。

在印度,2006年一項關於自由化和自由化政策的調查發現:

「印度公眾大多數(62%)相信1991年後的政策「只使富人受益」。窮人中這個比例更高達68%。民眾大多認為公營服務應該保持公有。67%~71%的人希望政府營運電力、供水和醫院……

瞭解經濟政策的人群中反對私有化和自由化的人數是不瞭解政策而持反對意見的人的兩倍。私有化在拉丁美洲同樣不受歡迎。2007年,Latinobarometer的一項調查發現只有35%的拉丁美洲人認為過去20年裡公有公司的私有化有益於他們的國家。一般來說,人們認為拉美的私有化是腐敗的盛宴,國家的壟斷在有些情形下被私有的壟斷替代,沒有給老百姓帶來實惠。[18]

私有化和自由化的不平等導向──例如,在發展中國家導致了收入不平等的擴大──還只是故事的一半。研究表明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對經濟增長、國家實力和對產權的保護都會有負面的影響。私有化在中國就使一些官員富了起來、而往往導致了工人勞動條件和待遇的下降。一項關於中國企業私有化的研究認為:「中國的私有化是在不透明的情況下進行的,極少考慮公平與正義原則。」分析人士承認中國主要經濟部門的私有化是不受歡迎的。

 

諾貝爾的政治 

許多其他國家的研究表明,私有化對發展有負面的影響,尤其是對貧窮農民的社會狀況。中國的農業土地為村集體所有,農戶擁有15到30年的土地使用權。當人口發生變化時,使用權在村莊內部進行調整才能保證土地使用的公平。值得一提的是,土地集體所有是婦女享有平等土地權利的必要條件。在中國農村廣泛實行婚後從夫居,因此保證嫁入村莊的婦女擁有與其他村民一樣的土地使用權利就變得十分重要。[19]至少到21世紀早期,農村土地分配還是保證一定的公平。這種公平性為流動到城市的農民提供了後路,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大量無地農民的產生。這個土地制度本身在農民中還是基本上受歡迎的。

許多近郊農村在近年的城市化熱潮中經歷了徵地。土地經常通過強制和低估價值的過程被徵走。65%的農村集體抗爭是由土地糾紛引起的。在這場保衛自身權益的鬥爭中,農民利用了現有法律並組織集體上訪活動,而這些活動有時甚至是由村幹部帶頭的。[20]

▲劉曉波贊成中國農地私有化,但農地私有化很可能會造成土地集中與大量無地農民的出現,對中國農民恐有不利影響。中國河南省一處農村,賣完菜的農夫挑著扁擔與兒子一同回家,圖攝於2009年2月18日。(圖文/路透)

 

與其說農民要求的是土地私人所有制,毋寧說他們要求的是更多的土地補償款。實際上,土地的集體所有使得他們能夠進行集體抗爭,也是村幹部介入的必要條件。

根據他們的市場烏托邦思想,劉曉波等人假想私人所有制會幫助農民對抗徵地或者幫助他們獲得更好的土地補償。但是印度實行的土地私人所有制卻沒有從這些方面幫助農民。亞洲開發銀行的一項研究顯示:

……自獨立以來,大規模的發展專案使21百萬到5千萬印度人遷徙。不幸的是,印度的發展使這種長達50年的強迫遷徙歷史一直與不成功的安置和復原工作導致不斷增長的貧困如影隨行。協商、賠償和復原安置往往是不充分以及非常不充分的……[21]

即便在美國這個私有產權的世界堡壘,長期以來,私人財產也可以因為公共目的而被徵用。2005年,美國最高法院甚至裁定,如果有利於發展,例如擴大城市稅收基礎或製造就業機會,私人財產也能夠因為公共利益而被徵用。

土地私有化能夠迅速導致土地集中和大量無地農民的出現。因為進一步的私有化極有可能加大已經嚴重的不平等現象,研究顯示絕大多數中國人反對這種不平等。[22]著名的農村社會研究者,如溫鐵軍、李昌平、賀雪峰,都未發現農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的情況。[23]

英國雜誌《經濟學家》的一個相關博客指出了「諾貝爾委員會和它附和者在對劉的瞭解上不夠用功」,因為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似乎並不瞭解——或是有意忽視了——劉曉波本人的政治觀點。這其中包括劉對於那些嚴重違反人權的戰爭的支持,以及他所鼓吹的一些政策「藥方」,而這些政策恰恰可能會導致中國的經濟、以及那些基於「普遍人權宣言」的社會權利的嚴重衰退,甚至可能將進一步損害中國民眾的政治權利。

然而,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並不像大多數人所設想的那樣。它並不包括和平及人權研究的專家,而僅僅是由來自挪威國會中5個主要政黨的代表們所組成。假裝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與挪威政府沒有關係是愚蠢的,因為它與組成現任政府及有可能組成下任政府的各政黨有聯繫。和平獎委員會各成員所代表的這些政黨本身就曾贊成過伊拉克戰爭或阿富汗戰爭,而委員會負責人托爾比約恩.亞格蘭(Thorbjorn Jagland)曾敦促挪威增加派往阿富汗的分遣隊。

 

挪威的小布希

日本時代週報的前任編輯島津洋一(Shimatsu Yoichi)曾寫過關於亞格蘭的文章,這位挪威的前首相、外交部長和國會發言人,現已是歐洲委員會的主席。他「支持與華盛頓的強力聯合,以保證西方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地位」,「他的政治生涯可以用他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親密關係來定義」。

亞格蘭曾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聯合國可用於阻止暴政的工具,就像我們在巴爾幹所做的那樣」。他是指1999年由美國領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塞爾維亞進行的空襲;然而美國空軍的研究顯示,在這場戰爭中,對於阿爾巴尼亞人的種族清洗並未減少,而是增加了。據島津洋一說,亞格蘭在挪威的對手曾評價他為「挪威的小布希」。

▲挪威奧斯陸市政廳舉辦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旁邊空下來的座位,是保留給被中國政府拘禁而無法出席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劉曉波,圖攝於2010年12月10日。(圖文/路透)

 

挪威政府長期以來給自己打造一種進步的形象,而挪威也常常被認為是愛好和平與支持人權的典範。正是這一成見確保了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合法性,忽略了它很大程度上與諾獎捐助者——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意圖相背離。然而,挪威政府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均派遣了軍隊。當美國侵略伊拉克時,挪威國防部長聲明,挪威不會保持中立並將與美國大量交換情報。

自2003年到2006年,挪威向伊拉克派遣了150名士兵,據稱是「維持穩定的力量」一部分,與英軍合作在巴士拉附近清除地雷及做一些工程工作,而不是美國領導的合作部隊的一部分。挪威向阿富汗派遣了7百名士兵,大部分在戰場上。這使得挪威成為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28個成員國中人均派遣士兵最多的一個國家,儘管2010年8月的民意測驗顯示49%的挪威人希望政府能撤回軍隊。

值得注意的是挪威政府無視很多挪威人的反對,主要以軍售的方式促進了戰爭。維基解密2010年發佈的關於伊拉克戰爭的檔案顯示,挪威製造並售予美軍的武器,史瑞克車載保護遠端武器系統(Stryker vehicle-mounted Protector Remote Weapons System)以及地獄之火直升機載空對地導彈(helicopter-born Hellfire air-to-surface missile),導致超過201名伊拉克平民死亡及498人受傷。在一次使用挪威武器的致命襲擊中,兩名路透社的記者身亡。

挪威政府損害發展中國家的侵權行為並不僅限於它對非法戰爭中的貢獻。它曾被指控為了獲得海底鑽探和捕魚權,乘索馬利亞政府不濟之時,取消了索馬利亞維護該國大陸架及專屬經濟區的海洋法。挪威有很多民眾高度認識到和平與人權的重要性,但是挪威大部分政治家不在此列,而恰恰是這些人組成了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

如果說劉曉波不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同樣也可以認為,這個委員會並沒有資格去授予它,因為組成委員會的5名白人政客來自於一個小國,其政治體系對和平的貢獻顯然被高估了。畢竟,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早前曾將該獎授予傑出的戰爭製造者,比如亨利.季辛吉、巴拉克.歐巴馬,後者上台後使阿富汗戰爭升級,並可能使美軍以顧問的名義在伊拉克駐留5萬人。

 

發佈日期:2017/07/19

 


[1] 見劉乃強,〈劉曉波問題的多元思考〉,《信報》,香港,2010年11月2日。

[2] 達賴喇嘛在1989年已經被授予了和平獎,據報導,奧斯陸接近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的人說選擇達賴喇嘛,涉及到「影響中國局勢的企圖」。Sheila Rule, “How and Why the Dalai Lama won the Peace Prize,” New York Times, Oct. 13, 1989.

[3] 見金鐘,〈文壇「黑馬」劉曉波:劉曉波答記者問〉,《解放月報》,香港,1988年12月。

[4] 見〈櫻花的中國劫難〉,《民族中國》,2006年4月11日。

[5] 見金鐘,文壇「黑馬」。

[6] 見劉曉波,〈啟蒙的悲劇:「五四運動」批判〉,《文化研究》第二期,1989,第80-83頁,亦見《明報月報》(香港),第281期,1989年5月刊,第37-45頁。

[7] 見金鐘,文壇「黑馬」。

[8] 見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2。

[9] 見金鐘,文壇「黑馬」。

[10] 見劉曉波,2006,〈我與《開放》結緣十九年〉,《開放雜誌》,香港,前《解放月報》,12月19日。根據與中國政府相關的環球輿情調查中心2010年10月在7個大城市的一項調查,「大約70%受訪者反對劉曉波提倡的「全盤西化」,而15.5%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建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

[11] Aaron Beck, “China Spat on APEC Agenda: for Protestors,” Wall Street Journal, Nov. 15, 2010.

[12] 劉曉波,〈911反思錄:論貧弱、富強與正邪〉,2001年

[13] 劉曉波,〈冷戰的教訓——獄中讀《越戰回顧》〉,1997年。

[14] 劉曉波,〈伊戰與美國總統大選〉,2004年。

[15] 劉曉波,〈美英自由聯盟必勝〉,獨立中文筆會,2004年4月12日。

[16] 劉曉波,〈譴責美國的世界最需要美國:巴以之間的美國〉,2002年。

[17] Geoff Dyer and Jamil Anderlini, “Liu Xiaobo, a Martyr for Democracy,” Financial Times, Oct. 8, 2010.

[18] Kevin Casas-Zamora, “Why the Discomfort over Free Trade,” Brookings, Sept. 12, 2008.

[19] 性別政策的實際執行並不平等。可參見《中國農村婦女土地權利調查報告》,2006年。比如中國西北地方的農村,農地使用權的分配每5年要經歷一次調整,並且婦女擁有平等的土地權利,但在那些靠近城市的村莊,由於土地市場更發達並且村莊中的父權制更強,這些村莊中的婦女土地權利經常更難得到保障。

[20]《新京報》,2010年11月5日,「學者稱土地問題已占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

[21]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xpropriation Laws and Practices: India,” in Capacity Building for Resettlement Risk Management: Final Report (Manila: ADB, 2007): 43.

[22] 今年10月在7個中國大城市進行的一項有關政治改革的調查表明,大多數人希望政治改革能夠縮小貧富差距、增加社會公正以及消除官員腐敗。參見〈中國民眾如何看政治體制改革〉,2010年11月1日。

[23] 溫鐵軍,〈我國為什麼不能實行農村土地私有化〉,《理論導報》,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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