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發展的世界體系——訪沙米爾‧阿敏談南北問題
訪談：佛特里諾（Eric Fottorino）/ 翻譯：林深靖
譯者前言
沙米爾‧阿敏（Samir Amin），著名政治經濟學家，1931年生於開羅，父親是埃及人，母親法國人。阿敏在埃及法國學校取得高中文憑，1947年赴巴黎就學，先後取得政治學、統計學和經濟學學位。在他1990年出版的自傳《知識旅程》中，他自承由於過度投入社會運動，花在準備大學學科考試的時間其實相當有限。
埃及總統納瑟1957年施行「大計劃」政策時，曾延攬他為顧問；1960年代，非洲各國獨立運動風起雲湧，他是背後重要的獻策者。阿敏畢生始終站在論述與實踐的最前線，重要著作有：《不平等的發展》（1973）、《歷史上的階級與國家暨當代危機》（1979）、《在世界體系中的省思》（1988）、《混沌帝國》（1991）、《全球化的挑戰》（1996）、《資本主義的幽靈》（1999）、《自由化的病毒》（2004）、《為多極世界進言》（2005）……等。
沙米爾‧阿敏以「中心」、「邊陲」的概念來解釋世界經濟體系，「中心」攫取「邊陲」國家的資源作為發展的根基。南方國家的發展不足，在他認為，並不是由於貧窮所造成的遲滯或來自於傳統的重負，而是由於「中心」與「邊陲」之間一成不變的交易方式。南方國家要掙脫這種宿命的結構，唯有採取「斷離」（déconnexion）的策略，也就是進行「自我中心化」的發展，以擺脫北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牽制。阿敏在批判帝國資本主義剝削的同時，也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國家「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歷史有相當深刻的研究，尤其是非洲和中國，始終是他深情關注、考察的對象。法國經濟學家阿弗烈‧索維（Alfred Sauvy）對他的評語是：「洞見世局的人物，我們在歷史上時常發現，但很少像這一位這麼令人驚心。」
阿敏晚年積極投入從「反全球化」到「另類全球化」的國際串聯。從Anti 到Alter，他偕同國際上無數的非政府組織、工會、左翼知識份子，共同探尋「另一個可能的世界」。自2001年世界社會論壇（WSF）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開辦以來，他幾乎每年與會，並發表重要的演說或文字。
2008年8月，沙米爾‧阿敏將應「浩然基金會」之邀請，前來台灣進行訪問，除了分別於台北和台南發表演說，並安排有與台灣學界和NGO工作者對話的工作坊。
【訪談】
財富的累聚是權力的來源
佛特里諾：美洲的發現距有五百年，所帶來的變動有哪些影響最為深遠？
沙米爾‧阿敏：一四九二年十月十四日標誌著現代世界的誕生。在此之前，是權力在分配財富；隨著新世界的發現，財富的累聚變成權力的來源。兩個重要現象同時發生：
資本主義從它「前歷史」階段的重商主義脫胎出來，轉而對理性有清楚而強烈的要求。這種意識型態和文化的斷裂，歐洲人稱之為「文藝復興」。當時，那是拒斥封建、尊崇復古的模式。
其次是對世界的征服從此肇始。歐洲人首次意識到他們可以確立自己對世界的控制。我要明確地指出：他們科技的優勢是征服世界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一直要等到工業革命，西方人才算掌握了決定性的物質優勢。
五個世紀以來，惟一直線發展的現象是「兩極化」。組成現代世界的社會，其間的溝塹不斷擴大，遠超過舊日所存在的任何間距。19世紀時，德國為了要趕上或超越英國和法國需要30年的時間；如今巴西要幾年才能趕得上美國呢？尤其它外在條件的限制比起一個世紀以前不曉得又加重多少！
- 您怎麼解釋資本主義社會這種使社會不平等持續惡化的傾向呢？
- 兩極化原因很簡單：資本主義做為世界體系，並沒有在真正世界性勞動市場的根基上運轉。勞工的移動（勞動市場依然相當殖民化）與資本和商品急速的流動根本不成比例。在這一點上，自由主義者的自由放任市場論域其實是去頭截尾的片面說辭。馬克思認為自由主義者為徹底達到目的，終會在勞力、資本和商品這三方面打開疆界。我認為只有對勞動力開放，人類之間才會有平等的社會競爭。看看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自由貿易區協定吧：資本和商品暢行無阻，而在美國卻有很多人想在美、墨之間築起一道高牆以抑止人口的流動……
商品異化和大自然的破壞
- 像馬克思一樣，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不留餘地？
- 不！資本主義者有兩個正面的功能：首先，它促成生產力在短期內的快速發展（這也同時是他的弊端，生態主義者已發現了附隨在成長指標上的毀滅性性格。）其次，它有助於社會的非宗教化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出現。第二點可做進一步的說明：資本主義建立在商品異化的基礎上。它要灌輸的意識型態是以生產力的發展來取代過去上帝所扮演的角色。舊日的社會是由神權所管轄或者受制於如古希臘哲學或儒家思想的形上架構。資本主義打破了這個框架。神的永恆法則已不足以維繫進步發展，有必要創造出其他的組織模式。資產階級民主即是其果實。
- 這並不壞阿！如果我們拿來跟東歐那些「人民民主」國家的崩潰和蘇聯的瓦解做比較的話……
- 要談這點，必須回顧歷史。1917年的俄國革命之後，就一個落後國家而言它面臨了兩個相互矛盾的任務：
一是追趕（在工業和軍事力量上要趕上先進的國家）。
二是做「不同的事」，也就是建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
自1930年以來，「追趕」成為首要的目標，「做不同的事」的野心變成是
裝飾性的、空洞的、欺妄的。蘇聯的制度和社會主義根本毫不相干。1991年崩解的那個體制其實是資本主義的體制。蘇聯的體制製造出它自己的資產階
級，而和其他所有的資產階級一樣，都以生產工具的佔有作為致富的手段。
社會主義早在1930年就已死亡……毛澤東在1963年對中共幹部講過這樣的話：「就像在蘇聯一樣，你們搞出來一個資產階級。別忘了，資產階級並不要社會主義，它要的是資本主義。」如今，我們在東歐看到的是一片亂象，其民主是難以想像的脆弱。當今俄羅斯政權的模式是皮諾契的智利或早期南韓的模式，其政體很可能只是獨裁和專制之間的轉移。
- 在這些急劇的轉變中，您還是不斷援引馬克思主義。要瞭解當代世界的轉變，從馬克思那兒可獲得什麼樣的啟示？
- 馬克思思想所打開來的境界我們已無法再將其封閉。他對資本主義的觀點也許不是恆久不變，但確已涵蓋了實質的特徵。他寫到：資本的累積會腐蝕人類兩項最基本的資源：勞力，被化約成商品；大自然，因被視為是取之不竭而遭受無情的摧毀。1968年5月的學運和後來的生態主義者都重返馬克思而不自知。馬克思早已指出現代世界的本質是：商品異化和大自然的破壞。
美國霸權與「歐亞陣營」
- 在您看來，冷戰的結束，歐洲是不是獲利者？
- 沒有像美國獲利那麼多。美國的軍事霸權地位已在冷戰後確立。長久以來，我們一再聽說冷戰中蘊含著軍事衝突的重大危機。在我看來，那是一種假象的危機，是兩大超強操控下長期勒索。真相是軍事力量向兩頭集中，武器部門是蘇聯唯一真正「追趕」上來的領域，他們的努力全部集中在這裡。如果我們回顧1944年的情勢，當美國壟斷原子彈時，它的確在戰場上使用了……如今，在兩頭超強的軍事平衡瓦解之後，以核子武器來解決大小爭端的危機反而增大。五角大廈的內部文件透露美國動武的意願越來越強。冷戰的結束，正是另一場戰爭的開始。波斯灣戰爭的爆發絕不是偶然的。美國很清楚地想保有暢通的管道以通往全球各地的資源。1992年的「地球高峰會議」，這一點已是討論的核心。此外，別忘了大眾傳播的力量是怎麼樣被強化的。史達林只能以「真理報」為他傳遞訊息。在伊拉克，布希有CNN。在這個地球村的世界，大眾傳播媒體足以塑造世界性的輿論，它成為可怕的反民主工具。
- 面對美國這樣的「霸權」，歐洲可能與它抗衡嗎？
- 我不認為。在歐洲，有一個人是我所尊敬的，即使他帶有右派的偏見。這個人就是戴高樂。他是戰後唯一獨具慧眼的國家領導人。早在1945年他就知道，英國選擇向美國無條件的靠攏，已犯了一個歷史性的、可能是無法彌補的錯誤。他也是唯一預見美國將造成的惡夢。他當時已提到了一個「從大西洋到烏拉山」的歐洲，將俄羅斯涵蓋進來，以重新平衡法、德的關係。要是戴高樂眼中的這個「歐亞陣營」成形的話，美國的霸權計劃也就失去其意義。「鐵幕」為美國帶來莫大的好處。史達林將整個國力投入軍事上的「追趕」，他的閉鎖使美國不致面對「歐亞陣營」的威脅。
- 二次大戰後的國際局勢以東西關係為主軸。而在您有關「中心」與「邊陲」的理論中，您是從南北關係探討南方國家貧窮化的成因。它們的貧窮似乎是一種宿命……
- 資本主義那種兩極化的系統當然會產生被遺棄的一端。某些「邊陲」的國家即使工業化了，他們的一切決定還是受到「中心」的遙控，透過技術，資本市場和資訊工具的遙控……
採取「斷離」的策略
- 但是這對追求發展有幫助吧？
- 首先我們得同意「發展」是一個帶有價值觀的概念，必須照顧到未來社會計劃的取向。發展不能化約為資本主義躍進的自發性結果！可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歷史事實是那根本是資本主義的擴張。第三世界依然是風暴、發展與不對等交易的地帶。1955年在印尼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南方國家同樣標舉了「追趕」的野心，卻未有尋求一個新社會的努力。那種相互依賴的追趕，一切都不是在經濟世界化的架構下進行。它們並不想和居於宰制地位的北方國家發生撞擊。一旦在政治上獲得獨立，它們就以為國家內在的條件可促使它們加快追趕的腳步。萬隆會議的時代產生兩種型態的國家。一種是極左的，採取激進的國家主義，不民主、粗暴，建立在國有財產的基礎上，像是阿爾及利亞、伊拉克或埃及。另一種是極右的，帶有新殖民地的色彩，經濟的起飛依恃於向世界性資本主義做更大的開放，像是象牙海岸或肯亞。可是不管是哪一種，都已跟原先設定的目標悖離。歷史繼續，運動停息。雖然第三世界因此有初步的工業化，卻也隨之出現許多惡果：成長的緩滯，社會不平等的加劇，未經控制的都市化，鄉野地帶的衰退，而最後是不斷升漲的巨額外債。萬隆會議的目標——在相互依賴中追趕——並未能實現。南方想要超脫困境，惟有採取「斷離」的策略。
- 回復到自給自足嗎？
- 不全然是。對南方窮國而言，一種可以回應社會各階層物質需求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架構下顯然是不可能的。「斷離」不是處方，而是原則上的選擇，選擇與主宰世界體系者的內在經濟理性準則脫離。不結盟國家在1975年據此提出一套國際性經濟新秩序，包括修正相互依賴的遊戲規則，創造自制的空間以允許萬隆會議的精神得以延續。北方國家一概回絕。它們寧願透過主控的「世界銀行」在南方執行結構整治方案。
- 許多南方國家都有人口巨幅成長的現象。這對發展而言，豈不是一種禍害？
- 我不喜歡用「禍害」這個歐洲人用來形容亞洲人口成長的用語。西方現在對第三世界的人口心存疑懼，可是歐洲人卻早已完成他們的「人口革命」。在1700到1900之間，它們所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從20％躍升到40％。他們因此得以向美洲、澳洲等大陸做全面性的「殖民」。第三世界沒有這樣的機運。即使自從1950年代以來南方窮國的人口有突破性的成長，卻仍不及他們在18世紀時所占世界人口的比率。
- 您拒絕「第三世界主義者」的標籤，是不是因為這一學派的思想在這幾年來漸失光彩？
- 第三世界主義的論述幾乎已從媒體的辯談中消失。這並不意謂它已經死亡。反而是西方人有關發展的論述已是日見空竭，窮途末路。至於我，我不是第三世界主義者，若是一定要給個標籤的話，就說是世界主義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