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體系的力量與替代方案的追尋

反體系的力量與替代方案的追尋
── 弗弘索鄔達神父談「世界社會論壇」的組織架構   
訪談/布佳林(Aleksandr Buzgalin)
翻譯/張郁琳

 

 

170607 François Houtart

François Houtart(左)於突尼西亞參與世界社會論壇 

 

 

【編按:我們敬重的老朋友弗弘索鄔達(François Houtart)201766日於厄瓜多首府基多過世,享年92歲,諸多朋友深沉哀悼。

弗弘索鄔達1925年生於布魯塞爾貴族家庭,他的祖父是比利時基督教民主政黨的開創者,曾經擔任比利時總理。鄔達本人很早就接受哲學和神學的教育,24歲時被授予神父聖職,33歲起任教於魯汶天主教大學。他是國際知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也是「亞拉非三大陸研究中心」(CETRI)以及《另類南方》(Alternatives Sud)雜誌的創辦人。

19581962年期間,鄔達主持一項「社會宗教國際研究學會聯盟」的計畫,對拉丁美洲天主教體系的社會、文化內涵進行極為深入的調查研究,後來將成果彙整成43大冊,是當今探討解放神學最重要的資源。

「亞拉非三大陸研究中心」創立於1976年,總部設在比利時新魯汶。該中心是南北發展問題研究的重鎮,長期關注的面向有:南方國家的社會運動、另類全球化運動的發展、拉丁美洲的民主演變、南方國家政治、社會決策的另類抉擇、國際援助和經濟整治方案的邏輯與影響。

弗弘索鄔達在晚年積極投入「另類全球化運動」的組織和理論工作,有「另類全球化教皇」之美譽。他也是政治經濟學大師薩米爾阿敏(Samir Amin)的重要工作夥伴之一。】

 

 

布佳林:我們要討論的第一個主題是反全球化運動的架構和界線。科學方法講求定義,定義就是劃定界線。所以,我們如何給界線下定義:哪兒有反全球化運動?哪兒只不過是舊式反抗?反全球化運動與舊式反抗的邊界在哪?

其次,這個運動有一些不同於那些傳統組織的新原則,它始於為人們所熟知的參與式民主、共識民主、網狀結構、「中心」或「領導人」的缺席,等等。也許這是描述此運動的起始點之一。

接著,這個運動型塑出明確的、可被理解的矛盾,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所以,也許我們可以談論一下這一點。

最後有個問題:反全球化運動與你正在研究的所謂的複數「新社會運動」有何關連?它們是一個相同現象;同一現象的兩面,還是有其他更合適的形容?

我想這些問題對我們所有人都很重要。我首先提出一些問答以作為一個假設與開頭。不過,它只不過是個開頭。

 

 

世界社會論壇的三個共同綱領

鄔達:嗯,第一點是關於邊界、前沿的問題。當然,像是愉港(Porto Alegre)或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WSF)這類的事件,前沿角色並不明顯。但我認為我們要用更為辯證的方式來重新思考,不是建立灘頭堡──除非我們很清楚知道何為「反體系的」。

 

布佳林:是的,這是很重要的第一個觀點。

 

鄔達: 我認為這一點必須很清楚。但是對那些剛產生不久的運動,特別是近幾年內的來說,它並不清楚。越來越多的組織與運動形成,他(她)們還未能對於這些組織和運動有所分析。這是一段教育的過程。當然,為了吸引更多人,我們從反體系的觀點撤退出來是危險的。當我們採取三個世界社會論壇的共同綱領:

1.反對新自由主義;2.反對資本的世界支配;3.尋找與建立替代方案,

我會說反體系的觀點就在那兒,至少理論上是。所以,這就是反體系。許多運動組織和人們加入,他(她)們在此教育過程中還不具備完整的一套分析方式。我認為這段教育的過程正在進行中。

 

布佳林有可能,這段自我教育、自我發展、自我創設與不斷改變的過程,是形塑這個運動的基本特質之一。在結構上它並非穩定的組織。

 

鄔達:的確。我是這樣認為。但為此,我們必須確定知識份子的貢獻應該在哪一方面,特別是讓人們瞭解「反體系」所指為何?「反新自由主義」所指為何?「反對資本的世界支配」所指為何?以及替代方案尋求的是什麼。所以,如果我們在實踐和思考的過程中沒有加入眾人的參與作為考量,以對那些意義做出紮實的理解,那麼這些都成了鬆散的同意,這對系統不具多大危險。我認為以後幾個月或幾年我們應該在真正的反體系上更進一步。

 

布佳林:還有,我們也許可以加進一些原則,包括一些共識如自由、組織的網絡形式,還有社會運動的實際參與,以形成真正團結的基礎?並非正式的計畫,而是讓大家在一起工作和組織的開放性特質。你是否同意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這個新結構的主要原則?

 

鄔達:是的。這是基本的。以此而言,就是新的抵抗的文化。我認為它有正負兩面。負面是反抗形式化的運動和組織的威權結構。

 

布佳林:反抗先前佔主導的中央集權、官僚的金字塔型權力結構。

 

鄔達: 是的。有時我認為它走得太快,因為任何一種制度化都是社會進程;我們要一直戰鬥,這是社會進程。而我看到特定運動和人們如此畏懼任何形式的組織和決策等。那會走向無政府的方向。但我不認為那是目前主要的問題。

 

布佳林:也許這就是其中根本的矛盾之一。如果我們使用你所提到的辯證法,我們也許可以說需求之間的矛盾是一方面要開放、網絡結構等等,另一方面又需要對機構形式、工作的架構做要求,兩者相互矛盾。真的是辯證上的矛盾,它意味著運動不可能只擁有其中一面。

 

 

非政府組織的矛盾角色

鄔達:是的,的確。精確一點地說,正面是更多的參與;更多基本的參與,那確實是個正面的方式。但如你所說,矛盾之處在於「鬆散的結構」與工作效率之間。那是一段辯證的過程。

 

布佳林:我們的夥伴奈爾(Jonathan Neil)在社會論壇歐洲議會的會議上說(那甚至不是組織委員會):從組織面來看,歐洲社會論壇的預備工作是他所看過最醜惡與可怕的,但成果卻是他這一生中所見過最美好的。這相當有意思,它表現出這種矛盾,對嗎?

 

鄔達:我也認為我們必須看出它已經是個政治因素這項事實。因為另一種矛盾,或另一個問題,就是社會運動、非政府組織、類似的組織,與政治領域之間的關連。我認為我們在這觀念上有進展,因為這在去年是個相當敏感的問題,引起嚴重的敵意。

 

布佳林:是的,我記得所有的辯論幾乎都無法取得共識。

 

鄔達:是的,情況不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認為組織委員會在巴塞隆納、曼谷、佛羅倫斯等地的會議有了一些進展,兩種不同的功能獲得認可:社會運動與組織的功能以及政治團體的功能,各自都必須承認這些功能。社會組織與運動被政黨工具化是無法被接受的。但如果(特別是)非政府組織去掉人們的政治色彩,那麼政黨也無法接受。

 

布佳林:這很重要,是個嚴重的威脅。

 

鄔達:當然。所以,假使我們承認(我認為也許不是每一個,但它確實是個進展)問題在於如何建造橋樑、如何架設橋樑,把世界社會論壇的基本面之一考慮在內,它不是政黨的組織。我現在認為事實上一些橋樑已經在建造。例如,個別的政治家可以個人加入,你所邀的人可能馬上就有專題討論(政黨的代表、「政治人」)以瞭解他們在這樣與那樣的問題的立場。

 

布佳林:我們應該時常把非政府組織或運動背後有政治組織的這一點補充進來。政治激進份子做了一些實際的工作,但在那些非正式的運動和非政府組織裡,他們和政治人物所做的並不相同。

 

鄔達:是的,的確。我們有一整群和政黨有聯繫的非政府組織。昨天我在比利時跟社會黨內一個非政府組織進行了兩小時關於他們的角色的討論,因為他們清楚地瞭解到他們的角色乃是非政府組織和社會運動的一部份,但又與社會黨有聯繫,但他們接著說很難讓其他人瞭解他們在社會黨裡扮演的角色。所以,和一年前比較,有些機制大概可讓更好的互利共生關係成為可能。

 

布佳林:或許我們可以說,在某些方面非政府組織可以扮演,或者,將真的扮演如同殖民時期進入第三世界的傳教士的相似角色。這也會是個威脅,因為一方面它們不僅使人們去政治化,也促進全球玩家的和平共處。但也許在反全球化的連結中,非政府組織以另一種方式運作。

 

鄔達:是的,的確不一樣。

 

 

在自我組織的過程中自下而上成長

布佳林:問題是為什麼和它也許會如何演變?

 

鄔達:三、四年前我們在一個非政府組織的期刊「另類南方」(Alternatives Sud)裡刊登了其中一個議題,標題是「非政府組織:新自由主義的工具或是人民運動的團結力量」?

 

布佳林:是的。這非常重要,這真是個矛盾。

 

鄔達:的確。所以,現在新加入的非政府組織當然應該要對基本的共同綱領很清楚。假如他們對基本的共同綱領的三個主要論點很清楚,那我們誤認為非政府組織其實是體系內的一部份,這樣的危險就會降低。但是,舉個例,去年相當多的天主教組織加入這個運動。但他們通常與梵諦岡關係密切,或來自不太進步的主教聯盟。不過,他們與教堂的關係有一定獨立。而且他們是在草根層級工作的人,他們開始瞭解出席的重要性。這是很好的一步。因為這可能幫助那些採新的視野和分析的人們。

 

布佳林:有可能,你在那些新運動和反全球化運動裡規劃了一個基本原則。它在自我組織的過程中自下而上成長,如果組織是從上而下(coming from above),像一些較大型的非政府組織,他們必須遵從來自下層主要參與者的規則,否則會被孤立,也許甚至會發現他(她)們自己在運動之外。

 

鄔達:是的,的確。這也就是為何國際議會不該被一些大型非政府組織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布佳林:我認為國際議會目前被創造的模樣,並非是純粹的反全球化組織。

 

鄔達:是的,我認為那是下一步驟的主要問題。去年的步驟是與政治動者合作。下一個步驟是如何組織運動和議會。應該連結為大型組織嗎?應該是大型或更小型的組織?應該是大型或小型的社會論壇?諸如此類。這是我們下一步必須推進的。

一般說來,當我們比較2002年和2003年愉港的世界社會論壇,我認為2004年所發生的事情十分重要。不只是那些最清楚可見的,當然也就是指更為多數的人加入,這表示論壇有一股特別的吸引力,而是這些事情之中,舉辦一些洲際的論壇,以及許多地方性的論壇,還有主題式的論壇也展開了。那意味著這個計畫的影響力延伸開來,論壇的計畫使人們開始抵抗新自由主義,抵抗資本支配世界的力量,並尋找替代方案,這方面的意識正在成長,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許多的工作在做,不同的專討、工作坊,已經變成規則,非常嚴肅,做得很好,至少就我所見過的來說(因為你不可能於同一時間參加1700個工作坊),真的是一大進步。我告訴過一個小組:每個人都來到這裡的這件事實意味著你現在是運動裡的「有機知識份子」,因為你學到東西,你的意識已成長。所以,參與那些事件帶給人們很大的責任感…

 

 

從量變到質變

布佳林:我想強調,身為知識份子,我們也有很大的責任。在運動中我們犯的錯誤可能很糟糕,還會有很負面的影響。反之亦然,假如我們擁有天賦,可以對未來策略做出精確的科學預測,助益將很大。

 

鄔達:的確。當然,未來的問題真的很大,因為要解決許多事情。其中一件是確實是那些論壇的規模;在未來無法維持如此成功的光景就是一個危險。但我們不能欺騙人們,我們要維持下去。所以,這是個重要的挑戰,確實需要盡快解決。一方面我們必須維持在愉港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現,因為當我們面對菁英團體的達沃斯(譯按,Davos是瑞士滑雪勝地,也是「世界經濟論壇」所在地。每一年年初,國際上重要國家首腦、政治菁英和跨國公司負責人在此齊聚一堂,一邊豪華渡假,一邊商議國際經貿大計。)愉港的精神力量就在於它巨大的特質──它向每個人公開。同時,我們要解決組織的效率問題,在解決的同時又能關注到重大的面向。後來我們在議會中決定,在達沃斯會議的同一天,全世界會組織一場大型的示威運動,以確保高度的能見度。但世界論壇的準則也許必須朝小規模發展,當然,在何種基礎上去控制並縮小規模有一定的難度。

 

布佳林:所以,對我們而言,要瞭解使用舊的方式來進行從量到質的改變,是個很大的挑戰,而現在就有必要這麼做,因為到了下一次的論壇,我們無法想像如何去組織50萬人…

 

鄔達:也要避免論壇給人留下──也許這字眼太沈重──是運動裡的寄生蟲這樣的印象。有一大票人很有熱忱,但自己沒有做好基礎工作,而無法真正融入這個運動,雖然他們負擔得起參觀論壇的費用,但對未來也是有特定危險。

 

布佳林:加入論壇可能會成為一種潮流。

 

鄔達:是的。所以接下來的一至數年有很多的挑戰。無論如何,考慮到目前的發展,我認為是很正面的,因為它是政治事實(論壇不是政治運動,但它是政府、國際組織和經濟世界需考慮在內的政治現實。最好的證明就是,那些國際政治菁英們也不得不邀請南方國家的魯拉(Lula,巴西總統)參加達沃斯會議。不幸的是,魯拉做了他們所期待的論述,他現在正在協商如何在達沃斯和愉港之間搭建「橋樑」;我認為這全盤錯誤,因為我們尚未累積足夠的實力對抗達沃斯。

 

布佳林:無論如何,達沃斯的菁英們主動同與我們協商意味很多意義。至少,他們承認我們的論壇並非一無是處。在5年前,達沃斯的菁英們還不把我們當一回事,他們到處宣稱,所有反對勢力都被徹底消滅,毫無未來可言,人類歷史已經終結,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是唯一可能的道路……

所以,我們的工作將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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