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批判台灣外交部2025年資助以色列約旦河西岸醫院計畫的爭議。作者指出，此舉違反國際法與《奧斯陸公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效果，卻讓台灣在國際上得罪龐大的穆斯林人口。文中更揭示外交決策的價值真空：民進黨政府一方面標榜進步價值，卻在巴勒斯坦議題上採取保守立場，只是延續冷戰時代的地緣政治思維。作者同時檢視 IORG 報告如何以雙重標準操作「假新聞」與疑美論，暴露其意識形態宣傳本質。最終，他強調台灣社會必須重建感性的能力，才能透過行動回應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與人道災難，而不只是空喊「民主價值」。
2025/09/20
台灣外交部 2025 年七月份計畫資助約旦河西岸醫院計畫的曝光最早由香港媒體披露，接著在國際 pro-palestine 陣營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在英、法等西方國家政府逐漸開始正視以色列在加薩犯下的戰爭罪行的當頭，居然有外國政府公然違反國際法資助約旦河西岸以色列違法佔領區。消息一經披露，台灣駐以色列代表李雅萍與以色列地方議會代表甘茨（Yisrael Ganz）的工地開工合照立刻在社群媒體上廣傳，同時台灣民間公民團體「黨外在野大聯盟」、「台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等也立刻動員舉辦記者會、前往外交部示威抗議。直至九月份，台灣外交部的正式回應仍停留在蒼白的「國際法原則上禁止在屯墾區進行貿易、投資等商業行為，而外交部合作案只與人道救援、衛生醫療有關」（7月22日）、「台以合作案目前仍在研議階段，尚未承諾捐贈」；而駐以代表李雅萍七月份針對香港南華早報的報導，則是重申此舉是落實世界衛生組織的「健康無國界」原則，顯然對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的法理、現實情況一無所知，完全無視約旦河西岸屯墾區始終如一的違法種族隔離政策。
從現實政治的角度，台灣前駐以色列代表張良任分析，台灣援助約旦河西岸佔領區實際上已經違反《國際法》、1993 年的《奧斯陸公約》，就算暫時懸置起法律問題，以色列是一個人均所得將近台灣兩倍的國家，幾百萬的美元的援助並沒有多大的實質意義，只是在象徵層面上宣示了台灣的政治立場。但是國際情勢、聲勢雙雙跌落谷底的以色列其實已經無法在軍事、外交上對台灣提供助力。這裡的助力，張良任說明，指是能夠使台灣加入多極化的國際社會，爭取盡可能多的國際社會成員支持、受到盡可能多的國際社會條約保護。張總結，從這個角度來看，一條外交政策一舉得罪了佔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穆斯林人口，這個政策基本上就是一個錯誤。
七月三十一號台灣政治倡議團體黨外在野大聯盟（The Dangwai opposition Alliance）在立法院舉行「拒絕賴清德的浮士德外交」記者會，正式質疑台灣政府、外交部此舉的政治正當性、決策透明性。黨外聯盟重申台灣外交部援助約旦河西岸的政策明顯違背崇尚和平的台灣人民價值，並且援引民間團體慈濟在土耳其透過相關單位致力於提供加薩人民援助為例，批評台灣政府外交政策不只是搞不清楚國際風向，對內同樣罔顧民意。會中台灣 2023 反戰工作小組之一的傅大為教授指出，這個羞恥的「台灣全球首例」其實只是中華民國一連串的惡劣外交政治史的其中一環，這種不惜犧牲一切原則、價值的對宣傳台灣價值的拜物追求，源自於戰後台灣的扭曲地緣政治。這一點恰恰回應了許多進步台派心中的疑問：為什麼過去以自由民主、多元文化、同性婚姻合法化等進步價值政治作為外交、內政主導方向的民進黨政府，在面對巴勒斯坦問題時會毫不掩飾地採取右翼、保守派立場？答案正是因為進步價值本身並不總是作為價值標準，甚至偶爾在「扭曲地緣政治」的脈絡下成為在國際社會上做出區隔（秀異）的籌碼，而秀異的對象不消多說大家都明白。
若要嘗試理解這樣一條在務實、象徵、道德等層面上都漏洞百出的政策產生的脈絡，我們要進一步看看一個以巴問題在台灣落地的獨特方法。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 IORG 是台灣政府因應所謂中國「認知作戰」在 2019 年資助設立的「公民團體」（這個自相矛盾的說法並沒錯，因為其創辦人正是現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沈伯洋）。在該單位 2023 年 11 月 22 日發布的關於以巴衝突的調查報告中，其整理出了 10 月 7 日哈瑪斯大洪水行動發生後一個月內華語新聞的十二項可疑論述。
IORG 報告指出，中國趁以巴衝突爆發初期，透過媒體與社群平台散布包括「美國是以巴衝突元兇」、「美國是世界亂源」、「美國保不住以色列，在中東疲態百出」等疑美論述。譬如「美國否決 10 月 18 日聯合國安理會停火草案，為衝突火上澆油」這則新聞在調查分析中，其訊息可信度評量被標記為：「不當因果關係、訴諸情緒、疑美論」。其中不當因果關係指的是，美國表示之所以在安理會上以一票否決停火草案的原因是，草案未提及以色列的自衛權，因此並非為衝突火上加油。然而 19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安理會要傾聽廣大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呼聲，在停火止戰、保戶平民、避免更大人道災难方面切實履行責任、發揮作用」的發言，在同一份事實查核報告中，卻被視為旨在醞釀對美國之不信任的、塑造中國「和平使者」形象的敘事。換言之，IORG 在其專攻領域「消息／虛假消息（information/disinformation）」的界定上有明顯的雙重標準，它並不從查證一個論述是否言行一致來衡量訊息真假，而是以訊息來源是民主或極權政體來區分訊息是否為真。簡單來說，這個緊鄰前後的明顯邏輯謬誤意味著該機構連有限地合理化、中性化其意識形態的功夫都省下來了。
該報告進一步將中國媒體對於以巴問題的報導與分析拼貼上台灣政治場域以統獨對立劃分出的各方論點，從而歸納出「以巴衝突讓台灣感受到兵凶戰危」、「白宮軍援把台灣推向戰爭」、台灣 2024 年大選被簡化為「戰爭與和平的選擇」等主要論點，並且根據該論點對台美關係所造成的影響做出可信度分析。根據這個架構，在 10 月 7 日到 11 月 6 日期間中文媒體及公共輿論中，不論是對以巴問題歷史脈絡的探討、或是對於支持區域和平的論述都是「一方面將歐美國家形塑為亂源，另一方面則形塑中國站在和平一邊的形象，可能引起讀者對民主國家的負面觀感，同時提升對威權的好感。」最後 IORG 總結，這類資訊操作雖不一定能讓所有人信服，但可能造成公共討論混亂、信息極化，進一步削弱民主參與與社會信任。然而我們都知道必須先有真相才可能有民主，因為真相不能發聲之處，就不會有民主——所以民主不能用來作為真相的擔保。
因為資訊科技與國際社會多極化的發展，事實查核的緊迫需要在整個歷史上前所未見；「假新聞」的概念將真實與虛構之界限的理論命題，從形而上的層面擴散到常識性的大眾日常問題。資訊查核中心做為守護真實的最後防線，其調查新聞來源作為事實查核依據的方法論，其實是一種廣義來說的歷史學方法。在針對「美國造成以巴衝突，中國站在和平這邊」之論點的事實查核中，該報告分析「這項論述將以巴衝突歸咎於歐美國家，忽略了此次衝突第一時間的起因為哈瑪斯對以色列的恐怖攻擊，以及以巴兩國長期以來的互動，是一項不當因果關係的說法」。從一個理性的角度來說，對於一件事實是否為真的檢驗只能通過因果關係，也就是歷史來進行，而這也恰恰是這個分析所傳達的意思。然而在舉證的時候，該報告引用的卻是台灣媒體人黃智賢梳理以巴問題歷史的文章，該文章描述「戰後歐美國家將巴勒斯坦土地分給猶太人，支持以色列建國，卻未獲當地人民同意…以色列幾十年來，以種種駭人聽聞的方式，以比納粹當年對待猶太人更不人道的方式，屠殺、虐待巴勒斯坦平民」，文末總結這些事件的發生是「歐美的虛偽、雙標、歧視與貪婪所造成」。那麽這段歷史梳理是如何被歸類成假新聞的呢？答案不是其他文章未提及的歷史材料，而是這篇文章在發表隔天受到中國、香港媒體轉發、宣傳。這個方法論上的嚴重錯誤，就算不再次傷害了真實與虛構之間那道脆弱的界線，也完全重傷一個事實查核機構最重要的可信度，曝露出 IORG 是一個鱉腳的意識形態宣傳機器。
從這個極端的例子中，我們可以稍微理解台灣政府是站在一個什麼樣的基礎施行其外交政策——他們把世界發生的「現實」通通套上以台灣為中心的框架，彷彿中國支持巴勒斯坦是為了在台灣散佈疑美論、只是為了包裝自己為反殖民主義、與受壓迫人民站在一起。然而中國沒有辦法「為了統一台灣」而支持巴勒斯坦，這兩件事最多只對兩千多萬台灣人來說可能有關聯性，對世界來說，中國支持巴勒斯坦就是一項獨立事實，就是全世界所有關心巴勒斯坦議題的運動者所爭取的目標。
台灣在現代化、本土化、去中國化的潮流中必須揚棄幾千年來的中原漢人哲學，但也尚未完整吸收西方現代主義的科學方法論與民主主義。因此不分男女老幼一共數萬人喪生的種族滅絕、人造饑荒就在當下持續發生中的簡單事實未能激起這個政策所有參與人員的任何樸素憐憫之心；而聯合國、國際法庭判決、西歐國家態度轉變等的歷史性、國際性現實發展，也沒能讓民進黨政府回頭確認其國際定位或者是民主價值的具體內涵，僅剩空殼般的民主價值（實則是空洞的地緣政治學）作為其哲學。真正難堪的是他們的地緣政治課本還停留國民黨在上世紀留下來的冷戰版本，以為中華民國仍是左右世界政局的泱泱大國、以為 PRC 中國的崛起是為了統一台灣。正是這個錯誤將同一個地球上數萬人的死亡、百萬人的逐步滅絕，都看成中共為了終結其統治的陰謀算計，必須做出反制的行動。
正是這個價值真空的政治阻礙了人們通過最樸素的感受來展開行動，不論是個人或是集體。無知導致盲目專業崇拜，而急迫則很快就產生無能為力感，這些都是最終使人對現實麻木、冷感因而失去判斷的重要感性因素。八月份組織抗議外交部金援約旦河西岸屯墾區的台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在「從河到海」播客中談起這場在台灣目前為止能量最高的挺巴行動的時候，他們不斷提到透過不同方法重新喚起人們表達出樸素、粗糙感受的勇氣。在這場有大約四、五百人參與的示威運動後，他們做了一個大型的工作坊，隨參與者意願分成三組，分別以認識巴勒斯坦、如何擴大傳播範圍、如何讓行動升級為主題。這些小組共通的是建立一個沒有以知識或是各種形式的權力不對等為結構的對話空間，而建立這個空間的前提就是讓所有參與者都能坦然接納不論是旁人或自己的無知、失措狀態，然後才有感受／理解到表達／行動的可能，這也是真實／虛構之界限被擦去以後，人們還能夠確認什麼是真實的唯一辦法。而那塊內部已經被蛀空了的民主招牌如果還有剩什麼值得守護的的話，也就是這塊使每個個體得以重建感性能力的空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