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作者為差事劇團負責人鍾喬。文章描寫一位母親與她11歲女兒Malak在加薩戰火下的生命經歷。母親Amel堅定表示，死亡是加薩人的日常，而她只希望能與女兒共生共死。鍾喬引用韓國作家韓江的詩句「是死亡拯救了活著的人」並指出在加薩，餓死的人往往比轟炸而死者更痛苦，也更能喚醒世人反思政治暴力與人道危機。Malak自小歷經流離，卻展現出超齡的成熟與表達力，曾以流利中文為巴勒斯坦發聲。鍾喬與她和母親共同策劃戲劇課，並希望她能將加薩童年的創傷轉化為劇場敘事。 我在筆記本中寫著：母親抱著1歲的女兒，不放……。抬起頭來，繼續聆聽眼前的母親，如何在他女兒面前，和我講述他們在加薩的生命經驗，母親說，其實死亡對加薩人而言，是日常需面對的事情，我無論如何只想與孩子共生死。 我心頭揣著：無路可退，四個字；但，當我抬頭看著眼前的母親，卻又在他沉默的每一刻間，閱讀到她毅然的心思。於是，我想起韓國作家 韓江 在【永不告別】裡，為濟州島4.3殺戮記憶 寫下的詩行： 其實 是死亡拯救了活著的人 我認為這句話，有其深意；就向母親說了：在加薩，是亡者拯救了活著的人。母親的答覆很有啟發性，也很犀利。伊說：我們懷著這樣的信仰，當然可貴，但事實上，在我先生的家鄉—加薩，因飢餓而死去的人，遠比轟炸致死的人，飽受更多的折磨。他們逐漸死去的折騰能喚回活著的人，重新去思考這個透過政治霸權搬弄人間是非，並留下血腥罪責的殘酷世界嗎？ 穿透黑暗 如何見到光明 我問 這是戲劇工作坊的第一天；但我們沒有做戲劇練習。我們深入聊了很多問題，Malak 是咖啡桌上的女兒，11歲的她已有18歲的應對與機智，我想這和她的成長需在流離中見生存的真章，有密切的關聯。我們上回在聲援巴勒斯坦的【西門捷運站】口相見，她一口流利中文的演說，動人而銳利。下台後，我們相遇，她說：戲劇是她從小的最愛，於是她轉來描繪童年戲劇愛好的鉛筆畫，我和她與她美麗的媽媽一起規劃了戲劇的課程。 我邀了關切她們當下與未來的惠珍一起探討流離的議題；Leo是紀錄片工作者，他恰在拍攝相同的議題。我說：一起來吧！一起來關切集體創傷如何被記錄並表現的主軸。 於是，也有了紀錄工作可以佐證所思與所為；這都只是開始，眼前要有漫漫長路的反思，作為共學的作息！ 期待Malak可以在她母親關切的集體創傷軸線下，將她們母女在加薩的生與死，轉作劇本敘事，若有可能，則融合進殺戮記憶玉當下的表演敘事與現場中！ Malak 的母親 Amel 嫁給來台的加薩學者，她自己是心理學家，在阿爾及利亞獲致心理學博士；她的家鄉在北非，她說：民間一般人都認同加薩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也絲毫不排斥巴勒斯坦人；至於官方，在國際霸權的推波下，則難以自主…。 Amel 說話充滿自信，自然不缺女性與作為母親的細膩，我在和她交談中，偶而會想起法蘭茲 法農Franze Fanon這樣的第三世界抵抗心理學家，或許曾經帶給她深刻影響。因為，交談中，即便談的是孩子的教育經驗，她也經常從社會壓迫或者移民問題，切入集體創傷的問題。 她說：她很認同「Augusto Boal」的「Theatre Of The Oppressed」波瓦的被壓迫者劇場！我想一定是如此吧！我期待她們母女盡早完成加薩記轟炸下的記憶書寫，可以放進Malak 的劇場工作坊排練行程中。 我總是想：Malak 可以用身體訴說她的加薩童年；讓更多世人感知：她的成長如何在災難中轉為文化行動的動人表述。 她，是動人的…… Gaza

本文原刊於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摘要】佩里·安德森指出，所謂「國際法」乃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並常為帝國強權所用。認清這一事實後如何接著思考，以回應世界和中國當下的各種思想與問題顯得尤為重要。回顧歷史，中國第一批現代思想家如王韜、楊度、嚴復等在倡導向西方學習時，並未將西方視為文明最優代表，而是充滿困惑與矛盾。張君勱、梁啓超等則開始重新思考中西文化關係，思想焦點轉向 「是否有可能改變世界的野蠻規則」，魯迅、孫中山等則提出避免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變成 「獸性愛國者」 的方法。現在看來，現代早期中國思想的理想並未完全實現，當今世界仍然呈現 「野蠻化」 趨勢，但越是如此，越不能因他人 「野蠻」 而放棄追求 「文明」和全球正義。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教授演講的主要內容，令人信服地指出，目前通行的所謂「國際法」，從它誕生的時候起，就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因而並不具備體現國際正義的能力，反而常常成為各種類型的帝國主義強權的工具。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認清了這個事實之後，怎麼繼續往下想？這個問題，對於我們中國人尤其顯得尖銳。一百多年來，我們一直主要是通過向「西方」學習來謀求中國自身的現代化的，無論是學習歐美，還是學習蘇聯，都是學習「西方」。① 可是，在持續向西方學習的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逐漸清楚地意識到，在不少方面，「西方」其實是相當糟糕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思想會不會被搞亂，走到另一個極端？比方說，我們會不會覺得，向西方學習是搞錯了方向，今後應該返回「東方」，返回「中國」，我們自己的這一套才是最好的？②再比如，我們會不會覺得，什麼國際正義、世界和平，統統都是胡扯，叢林法則、弱肉強食，這才是世界從古到今的通則，我們完全應該理直氣壯地去爭當叢林霸主，即便因此對弱小的鄰居們呲出牙齒，大聲咆哮，又有什麼不可以？ 還有，我們上述這樣的思想反應，會不會從國際事務的領域，擴展到國內事務的領域：既然國際關係上都是叢林法則、弱肉強食，那我們社會生活中的等級森嚴，贏家通吃，也就沒什麼奇怪，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還是如此的，就如同太陽每天從東方升起——這有什麼值得憤怒和批判的？ 不要只是覺得這樣的思想反應太小器，它們其實表現了一種在今天仍然相當普遍的思想狀況：當我們選定一個社會理想的時候，總是本能地想為它找到一個現實的例證，如果找不到這樣的例證，我們就很難堅守那個理想。1930年代的蘇聯，1950—1970年代的中國，1980—2000年代的美國或「西方」，都曾經被世界上許多地方的人們看作這樣的例證，並因為它們最終都不同程度地被證偽了，而極大地打擊了這些人追求理想社會的信心。 幸運的是，至少在中國，並不是只有上面列出的這幾類反應。如果將中國的現代思想的起始時段，大致確定為19世紀晚期，那就可以很肯定地說，中國的第一批現代思想家③ ，在熱烈地稱讚歐美先進國家④ ，鼓吹中國全面向「西洋」學習的同時，卻並不認為，這幾個歐美國家所代表的現代「西洋」是體現了當時的人類文明的最優水準，他們更不認為，在這個「西洋」的推動下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是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洋」國家都應當誠心皈依的。相反，這些思想家多半是帶著深深的困惑，在多種矛盾交雜的心態中，展開對現代中國的構想和實踐，包括鼓吹向「西洋」全面學習的思想家。⑤ 第一個明顯表露出這種困惑和矛盾的是王韜（1828—1897）。作為中國現代思想的一個重要的開創者，在1880年代，他是最明確地鼓吹應該全面學習「西洋」的中國思想家，但他為自己這鼓吹列出的第一條理由，卻直指其時已經為中國的部分精英人士所知曉——甚至贊許——的「萬國公法」的野蠻性質：「彼之所謂萬國公法者，必先兵強國富，勢均力敵，而後可入乎此，否則束縛馳驟，亦為其所欲為而已。」⑥ 中國已經不可逃脫地被捲入了「西洋」主導的現代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只有勢均力敵者之間才有道理可講，因此，中國必須成為勢均力敵者中的一員，而要達到這一點，就必須全面學習「西洋」：在王韜的這一論述邏輯中，向「西洋」學習的必要性，是與一種「我們不得不適應野蠻規則」的無奈意識深度交織在一起的。 在更深廣的層次上重述了王韜的這一矛盾意識的，是十年之後的嚴復（1854—1921）。他與王韜一樣，也將學習「西洋」視為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首要途徑，他甚至比王韜更激進，主張全國的新式學校的大部分課程都應該用「西文」來教。在某種程度上，他可以說是為中國的「全盤西化」擬定基本方案的第一人。 但正是這麼一個嚴復，他也有那種「我們不得不適應野蠻規則」的無奈。⑦ 因此，他每每在鼓吹那些意在適應新世界的「西化」主張的同時，又大聲地慨嘆那個造就新世界的「天演」的不可理喻：「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⑧ ；「大抵宇宙究竟，與其元始，同於不可思議。不可思議雲者，謂不可以名理論證也」⑨ 。顯然，他是要用這類「不可知論」式的說法，來化解自己和許多同道共有的那份「如此適應新世界是否正當」的道德焦慮，但也唯其如此，他對於「西洋」的認識的內在張力，是表現得非常清楚了。 再下來應該介紹的，是楊度（1875—1931）寫於1907年的《金鐵主義說》 。這也是一本宣講作者對中國如何現代化的方案的書，這方案的基本內容，也都是比照著歐美「強國」的經驗來展開的。但是，在具體說方案之前，他先概述當時的世界形勢，明確地說，所謂現代世界，就是一個在西方「文明國家」的主導下形成的「野蠻之世界」，一個通行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的世界。⑩ 值得注意的是，他仍然用「文明」一詞來稱呼那些主導和造就「野蠻世界」的西方國家——其中主要是英國、法國和美國。他之所以稱它們為「文明國家」，是因為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上之組織」「教育上之周詳」「實業上之發達」，以及「舉國之人」的「和親康樂之風」，都已經達到了可被稱為「文明之國」的程度。⑩ 作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楊度當然是憎惡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行徑的，但他並沒有被這份憎惡衝昏頭腦，以至於看不見西方社會內的許多方面都遠遠「高於吾國」，值得中國人認真學習和仿效。 更重要的是，楊度進一步解釋了那些西方國家的內部「文明」與現代世界的整體「野蠻」之間的關係。在他看來，正是現代世界的「野蠻」——即各國不得不以國力競爭求勝，決定了這些國家（the states）必須團結自己的人民，以形成強大的國力，而團結人民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形成趨向於平等的法治，讓人民享有民權，因而認同自己所屬的國家（country）。也就是說，恰恰是整個現代世界的「野蠻」性質，倒逼這些國家形成了趨向於「文明」的內部形態。 站在今天來看，當然可以說楊度的這個解釋是過於簡單了，但在當時，它卻能將王韜、嚴復們對於現代「西洋」的兩種明顯矛盾的感受，相當有效地捏合到一起：覺得那些國家很先進、應該學習，當然對；覺得它們如此欺負我們、太霸道了，也對的。它們本來就是一體兩面，又文明又野蠻，而且這兩面還互相促進，形成了良性的循環…… 不僅如此。楊度這樣的解釋，更凸顯了一個「為什麼在野蠻世界裡必須文明」的政治理由：越是看清楚只能加入現代世界的野蠻競爭，就越要在社會內部反其道而行之，創造文明的制度和法則，如果中國的內部生活跟在國際上一樣，也是按照叢林法則組織起來的，它就不可能形成穩固的強大國力，在國際競爭中一定會失敗，甚至「亡國亡種」。 這無疑是給鼓吹「西化」的變革主張墊下了一塊穩固的基石，它現在能夠將中國人面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幾乎全部的屈辱感和憤慨心，都吸收為自己的一部分了。⑫

【編按】本文作者Emanuel Pastreich（貝一明）為東亞政治研究學者。文章為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盧倩儀翻譯，獲譯者授權轉載。文章主張川普政府的關稅戰並非失策，而是全球少數菁英蓄意摧毀全球貿易體系與經濟的計畫，目的是鞏固權力並奴役弱勢國家。作者批評主流媒體受資本控制，未提出真正解方——推動糧食與能源在地化、重視節約與永續、拒絕消費主義與科技迷思。文章認為，新冠疫情期間的大規模封鎖，其實是菁英刻意重創中小企業的手段，讓市場集中於如亞馬遜、沃爾瑪等巨頭。即使富比士500強公司倒閉，對這些掌控全球價值體系的超級富豪影響甚微。最終，作者呼籲人們不要被陰謀論轉移注意，而應組織有紀律的全球性反抗，奪回對經濟體系的控制權，否則將繼續處於不自覺的奴隸狀態。 川普政府的所作所為並不愚蠢，關稅戰也不是彼得·納瓦羅或史考特·貝森特計算錯誤的結果。 這些關稅將對世界各國經濟造成損害。最適當的解讀方式是，它是美國和全球少數菁英為摧毀整個全球貿易體系及全球經濟所做的努力。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相信極少數人能夠從中受益。 他們向越南等經濟規模較小、技術水準較低、政府官員容易受到賄賂和恐嚇的國家發動了這場戰爭。他們打算徹底摧毀這些國家，使它們變成事實上的奴隸國家。 沒有任何一家媒體願意討論唯一真正的解方，因為媒體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銀行家和私募股權的控制。 解方是各國開始種植自己所需的食物，進行在地化，利用當地的風電和水電提供能源，轉向一個重視節約和耐用性的社會，在地生產能使用一百年的貨品，拋棄時尚和消費文化，拒絕虛偽且信用破產的消費主義和經濟成長意識形態。 這意味著把偽科學經濟學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並重新創造一個拒絕相信科技是一切社會問題解決方案的新社會，甚至拒絕認同文明的進步需仰賴科技。 但在人們開始接受這樣的解方之前，眼前已需經歷巨大的痛苦，躲不掉了。 就算是在那些此刻將陷入貧困的國家，他們的精英也不准以任何方式暗示： 全球貿易並沒有必要、 食物應該在地生產、 生產製造業應該由在地合作社控制，而非交給跨國公司、 從AI到5G，許多科技都很危險，因為對傷害人類思維能力，且創造出一個被動、頹廢、愚蠢、無法獨立思考的人民。 如果你想了解關稅的真正意義，只要回想一下新冠疫情恐怖統治期間發生的事。由於社交隔離和封鎖措施，大國的航空公司、機場、飯店、餐廳和大部分經濟活動都關閉，且一關關好幾年。富比士500強即便在所有主要國家政府最高層都有說客和操盤手，依舊蒙受數千億美元的損失。這些擁有數億、甚至數十億資產的大人物，怎麼會被迫接受長期損失以及那麼多財富呢？ 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但我想我們知道大概情況。過去15年來，全球財富的急劇集中創造出了一種我們實際上處於奴隸社會的環境（當然很多人還不知道自己是奴隸）。在這樣的環境裡，極少數十億萬富翁（他們其實間接控制著數兆美元資產）掌控著整個局面。在這些人眼裡，富比士500 強的執行長只是些小蟑螂。這一小撮人發動了Covid恐怖統治以摧毀小人物，包括那些阻礙他們的討厭的「小」跨國公司。 對他們而言，只要每個人都乖乖去亞馬遜和沃爾瑪購物就是完美。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那些超級富豪很有錢不是因為「有錢」，而是實際擁有創造價值符號的整個全球體系。因此，損失錢財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什麼大問題。 這一次，就像在新冠疫情期間一樣，他們根本不在乎富比士500 強是否破產，甚至不在乎擁有數千萬美元資產的人是否被壓垮。這種新經濟就是我在文章「玻璃容器經濟」中所描述的。對這少數超級富豪家族來說，摧毀整個全球經濟是個好主意。 當然，他們可能是錯的。但只有當反對他們的人能夠組織一場勇敢而有紀律的系統性抵抗，才能使他們的盤算成為一種錯誤；而且對抗的目標不是他們派出的川普和馬斯克這種作為誘餌的傀儡。真正的抵抗必須是在全球範圍內奪回對經濟體系本身的控制權。 這些億萬富翁正向所有另類理論家和陰謀論者散發糖果，以確保沒人會真正開始組織動員有訓練有紀律的團體，也沒人真正了解真正的計劃為何。如今，另類媒體和陰謀論媒體已墮落成為一種巨大而愚蠢的注意力轉移工具。

【編按】近期川普關稅政策對台灣影響深遠，大部分媒體都在報導相關內容。本文是崔之元教授2025年3月29日在「安邦咨詢」智庫會議「川普2.0時代的深度前瞻」上關於如何判斷當前美國經濟政策的發言稿。原文刊於微信公眾號「實驗主義治理」，新國際獲作者同意轉載。文章聚焦於所謂「海湖莊園協議」及其核心推手Stephen Miran。Miran是川普第二任期內的重要經濟顧問，他在2024年撰寫的〈重構全球貿易體制：用戶指南〉被視為該協議的理論基礎。該文試圖解決兩大政策矛盾：一是美國製造業復興所需的弱勢美元；二是維持美元作為儲備貨幣所需的強勢美元。 Miran引用「特里芬悖論」指出，美國作為儲備貨幣發行國，必須持續出現經常帳戶赤字，以供應美元和國債給全球。這將長期導致雙赤字問題並威脅美元地位。他進一步主張，透過關稅措施（尤其對中國），可以對抗匯率與全球貿易失衡，且不一定導致通脹。 崔之元認為，儘管Miran的觀點具爭議性，但其理論體系值得深入研究，不能僅以傳統偏見看待川普經濟團隊的政策藍圖。 今年2月以來，西方主要媒體上關於可能的「海湖莊園協議」( Mar-a-Lago Accord )的報道頻繁，並認為這一協議的主要構想者是新任的特朗普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Stephen Miran。他今年41歲，2010年在哈佛大學經濟學系獲得博士學位，其導師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曾擔任里根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對於所謂的「海湖莊園協議」，西方媒體上大致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它的內在邏輯漏洞大，並且特朗普本人不會認識到其自身諸政策目標之間的矛盾，「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甚至說Miran是在「給豬塗口紅」（ putting lipstick on a policy pig ）；另一種看法以希臘前財長雅尼斯.瓦魯法斯基（Yanis Varoufakis）為代表，認為特朗普及其經濟政策團隊有一套內在邏輯一致的「大計」(Master Plan)。瓦魯法斯基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和特朗普相反,他和美國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一起成立了 「進步國際」，但他覺得從知己知彼的角度，需要嚴肅對待特朗普團隊的經濟政策構想。 我從謹慎立場出發，比較同意瓦魯法斯基的觀點。下面我就簡單向大家介紹一下被廣泛認為是「海湖莊園協議」基礎文本的Stephen Miran 在2024年11月的文章「重構全球貿易體制：一個使用者手冊」（ 全文可在此下載）的主要觀點，如果深入研究的話大家還需要閱讀全文。此文也有一個中譯版，但有一些涉及中國的段落沒有翻譯出來（中譯文鏈接：《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完整版）。 Miran的論文共41頁，分為6章。第1章是導論，說明文章的目的是解決特朗普競選承諾中兩個似乎矛盾的政策目標：（1）製造業在美國復興，這要求美元相對貶值；（2）保持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這要求「強美元」。第2章是全文的理論基礎，其核心觀點是現行的世界經濟秩序可以被稱為「特里芬世界」。 特里芬（Robert Triffin, 1911-1993）是比利時的著名經濟學家,他在1960年代曾在「黃金與美元危機」提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特里芬悖論」。我曾於1990年代在「國際經濟評論」的一篇論文中這樣介紹「特里芬悖論」： 但我當時並不確定在尼克松1971年使美元和黃金脫鈎後「特里芬悖論」是否仍然存在。 Miran此文顯然認為「特里芬悖論」今日還存在，其機制是「Because America provides reserve

本文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鍾秀梅。1969年《大學雜誌》舉辦的台灣農村經濟座談會，討論了五大議題：雙重經濟、農村勞動力外移、工農價格失衡、工業與農業用地問題，以及台灣農村未來發展。與會者多為留美農經專家，如李登輝、許文富等。座談會提出農業現代化、機械化、土地重劃等政策建議。與會者強調工業化不能損害農民利益，但當時白色恐怖下，社會主義合作化方案未受重視，導致「綠色革命」成為發展主流。

二十年後，政府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衝擊本土農業，引發農民抗議，顯示當年座談會的預測與建言，未能完全落實或改變農村困境。

本文作者李亞橋為國立成功大學全校不分系學士學位學程博士後研究員。文章提出《大學雜誌》創刊於1968年，經歷台灣歷史的變遷，見證知識分子如何在政治與社會運動中發揮影響力。雜誌繼承了1950年代《自由中國》和《文星》的自由主義傳統，並促進台灣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在初期，《大學雜誌》強調知識分子的責任，提出政治諍言，並在國內外政治變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在1970年代的保釣運動和民族主義潮流中，知識分子透過該刊表達愛國立場，並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大學雜誌》受到殷海光思想的影響，倡導現代化與科學方法，並繼承自由主義思想。其對於民主與自由的追求，不僅突破了戒嚴時期的政治限制，也為台灣的政治改革鋪路。雜誌的發展反映了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並促進了台灣的民主化，最終為1987年解嚴奠定了基礎。這些歷史過程顯示，《大學雜誌》在台灣及華人世界民主化進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