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際 New International – Page 2 – 思想的、戰鬥的、另類的，推動社會理論與實踐的辯證發展，解釋世界，改變世界。

「您所不知的228」系列活動

【系列-2】朱浤源專題講座：中共地下黨員與「二二八」時間：2026年2月28日(六)下午02:28-05:20 主持：林深靖 (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創辦人) 主講：朱浤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代表作有主編之《二二八研究的校勘學視角：黃彰健院士追思論文集》，也是《孫立人將軍紀念館史料及中、英文導覽內容研究報告》計劃案主持人。是台灣研究「二二八」美國因素的第一人，發表〈美國政府背叛臺灣：校讀George Kerr編撰Formosa Betrayed時的內心世界〉等論文；也是研究孫立人在台美關係的重要學者，在學術上有深厚的口述歷史和檔案研究的資歷，也曾研究過319槍擊案。這次講座將觸及歷史檔案裡中共地下黨員和二二八的關係。【系列-3】化身人民財神的228左翼烈士–《沒有過去的受難者》放映會時間：2026年3月1日(日) 1400-1700 紀錄片放映；1700-1800 映後討論主持人：郭行建 (平行政府媒體小組) 與談人：王可萱 (本片作者、南藝大音像紀錄研究所碩士)、吳永毅 (音像紀錄所退休教授、「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共同發起人) 活動說明：王可萱偶然得知全臺唯一228紀念廟—虎尾「三姓公廟」，正是自己的阿公捐地所蓋，從此開始了她尋找三姓公歷史的紀錄之旅，最後完成了她的尾虎三部曲的最後一部，也是她的畢業製作，長達180分鐘的紀錄片《沒有過去的受難者》。可萱追蹤了三姓公其中的一位——顧尚泰醫師——的足跡，顧尚泰家族與台共時期謝雪紅的淵源甚深，光復後他父親又加入謝雪紅籌組的「台灣人民協會」，顧尚泰則是留日後返台，在228事變後投入謝雪紅等人指揮的「中部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二七部隊」前身)，派去虎尾作戰時，被國民黨逮補後槍決，享年28歲。台灣大家樂賭風熾盛時，雲林地區盛傳三姓公廟出的明牌奇準無比，信徒自各地湧來，捐款在廟前演出歌仔戲、布袋戲和電子花車等，各種酬神戲戲檔幾乎當時不斷，盛況空前。是真正來自底層民間的轉型正義。可萱以極為有限的檔案為線索，追尋了顧尚泰生前的足跡，讓我們看到了不同於政治提款機的228記憶。主辦：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合辦：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海潮智庫兩場地點均為：平行空間-左翼書房（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18-1號）
盧荻│「歷史社會主義」省思

*本文原刊於香港明報筆陣，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 2026年1月社會主義的理念和理想，可說是與資本主義五六百年的歷史共生、共同演化，每到資本主義陷入危機年代，社會主義作為替代前景總有強大的感召力，今日世界或許也是來到這麽一個關口。社會主義的感召力不僅在於其理想或道德，更在於其物質性，有個說法是「價值能夠實現，必須先得有它得以實現的物質條件」，純粹從價值出發要求現實的是神學。這就意味著，社會主義的性質並非資本主義的否定，而是其超越。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社會主義，其自我認定和自我勉勵是要既革命又科學，就更加是這個性質。然而這就導致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巨大張力。 ◎ 共同演化的社會主義實踐和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其性質而言是歷史理論，而不像西方主流新古典經濟學那樣自詡是跨歷史時空普適的理論。這就是說，政治經濟學的構建是以對歷史的抽象為基礎，是先有歷史然後才有理論。《資本論》及其相關論著的寫作，是着眼於已經存在的發展成熟的資本主義體系，以那個年代的英國政治經濟為代表經驗，從中抽象出它的基本元素，再進而構建關於它的運作邏輯、規律的理論。這樣，關於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構建，就難免面對一個挑戰：社會主義迄今仍是處於實踐探索中，遠說不上形成了臻於成熟的體系形態，因此，理論構建必定是一種探索性的不斷的演化和修改補充的過程。換言之，歷史上的社會主義建設，並沒有成熟的理論作為其指引，有的是歷史與理論的共同演化。歷史明確不過，作為起點的社會主義導向的革命，迄今都是成功於落後地區而失敗於發達國家，從而，發展問題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的挑戰。社會主義導向的後進發展，於是成為整個實踐的主題。蘇聯歷史70多年，東歐歷史近40年，中國已經快要80年的實踐，都是圍繞着應對這個挑戰展開的。在它們的存續期間，蘇聯和東歐國家群體憑以應對發展問題的，主要是中央計劃加普遍化的國有企業體制，構成其獨特的經濟運作和發展模式。中國的實踐遠不止於此，而是充滿了多樣性、復雜性、探索性。在改革開放之前的30年期間，中國先是試圖仿效蘇聯模式，然後自1960年代起逐漸形成自有其特色的集中加分散計劃、以及國有加集體部門的模式。然後進入改革開放年代，中國經濟一方面是策略性地融入世界市場，另一方面是形成計劃加市場、國有企業加各種非國有企業的混合模式，其探索過程在蘇聯陣營終結之後30多年仍在持續，為理論構建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經驗。 ◎ 社會主義導向後進發展的性質和表現從後進發展的視角看，蘇聯和東歐經驗有成功也有失敗，總體上不容下最終結論，這是明確不過的。成功一面，是戰前蘇聯工業化的巨大成就，對發達資本主義的趕超；另外是戰後東歐國家群體在相當長一段期間的持續經濟增長，在1950-1975年期間的資本主義黃金年代其實也正是蘇聯東歐陣營的黃金年代。失敗一面，是在陣營解體之前近20年的發展表現，逐漸從停滯走向危機，最終是解體的災難。中國的表現就遠比蘇聯和東歐清晰了。前30年經濟增長猶如其他後進發展經濟體的平均表現，基本上與發達國家持平，改革開放以來的增長則遠超任何其他國家，尤其是遠超其他具有可比性的大國。貫穿共和國近80年的整個歷程，工業化推進是核心特性，這為中國參與面向未來的科技-產業革命奠定基礎，繼續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群體的趨勢已經是明顯不過。然而後進發展並不等於社會主義，毋寧說只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即，趕超成功既有可能導向發達資本主義，也有可能導向超越發達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前中國放棄仿效蘇聯模式，一方面是考慮到該模式在維持長期經濟發展上具有根本缺陷，另一方面則是政治考慮，認為蘇聯模式內在地會導向社會分化，這就違背了超越資本主義的理想。而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建樹，卻又是與社會分化相伴隨，始終還是回落到「價值能夠實現，必須先得有它得以實現的物質條件」的冷冰冰現實，至少是極不容易的權衡取捨。蘇聯東歐陣營在其存續期間也曾推動各種改革，包括通過復雜的數據收集和計算來提高中央計劃的效率、部分地利用市場制度和企業的利潤激勵來補充計劃體系的運作、以至於干脆放棄計劃並轉而依靠市場加工人民主自治企業等等。歷史上，這些改革就推動發展和趕超而言都沒有獲得成功，雖則難有定論，究竟是因為改革的內在缺陷還是環境因素。中國的改革遠為根本也遠為成功，但是，平心而論，迄今的建樹也是基本上停留在發展和趕超層面，與社會主義理想還是大有距離的。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心和探索如果說，前30年形成的是「中國模式1.0」，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是「中國模式2.0」，那麽，今日作為經驗總結和未來指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稱作「中國模式3.0」，是整個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和關鍵。在發展層面，今日中國的「新發展理念」是整體性的現代化哲理指引，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為核心元素，這不僅是超越歷史上的資本主義實際作為，而且也超越資本主義迄今所能宣揚的理想。然而也必須承認，新發展理念仍未實現，或者說，部分是已有的發展表現的概括，更主要部分還是有待未來的探索和努力。在制度層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是「有為政府，有效市場」的經濟運行制度組合，其基礎往往追溯至「以公有化為主體，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兩項原則的基本經濟制度。同樣必須承認，運行制度的「有為」和「有效」程度與貫徹新發展理念還是很有差距的，而基本制度要達至上述兩項原則更是任重道遠。社會主義的理想或初心，在最根本意義上，可以概括為將勞動從異化中逐步解放出來。這需要持續增加工人對勞動過程、以及更廣泛的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控制，從而又有賴於必要的物質條件，以允許勞動人民的能力持續改進，消除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分工。在整個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傳統中，以及在中國從革命到建設的整個歷程中，實現理想的關鍵一步，是隨着經濟發展逐步縮短異化勞動時間，這是無可置疑的原則，而直至今日的實際情況卻是始終呈現出波折和反復，確實任重道遠。如此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起點，就不是止於上述基本制度，而是必須追溯至更根本的社會關係——即，國家、勞動與資本的關係，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起點。
鍾喬│身影浮沉，民眾戲劇的歲月

2026第一個午後，喝了杯黑咖啡後，第一件差事便是從閱讀中發現問題；借鏡的是戲劇學者許仁豪書寫的「亞際」”Inter -Asia”民眾戲劇追述；因為，其中激發了［亞洲民眾戲劇］在思辯與實踐上的反思；這反思，像似一趟旅程，從曠野駛出抵臨月台，回首匆匆便是35個寒暑。除此之外，這午後是【差事劇團】(1996—2026)邁入30周年的第一個午後；在時間的長廊中，身影浮沉如我者，恰須簷角的亮光以自省，這篇追溯文章的提問，可堪比喻做旅途中的一盞提燈，讓我更深地回想起89年底在首爾郊區，相識的一群亞洲民眾戲劇夥伴；那是一段啟蒙開端的日子。從這個意義上講，鍾喬與Tua跨亞洲民眾劇團的聯繫加深了我對跨文化戲劇領域主要辯論的理解，尤其是那些基於後殖民主義對權力不對稱批判的辯論。它引發了我思考：歐洲中心主義跨文化表演模式中存在的結構性不平等，是否可以透過Tua基於「泰國落地掃」（likay）的教學法來重構？當分析框架轉向跨亞洲語境，特別是台灣與泰國之間的交流時，學生將如何重新思考支撐著許多跨文化戲劇論述的前現代/現代和西方/非西方二元對立？他們是否也能意識到跨亞洲民眾劇團所承載的迫切政治議程，特別是其在冷戰期間及之後對抗全球資本主義現代性所帶來的壓迫性現狀的努力？也不知為何，閱讀深刻的論述，腦海閃過的卻是和Tua相識於首爾【民族藝術總會】”Korean Nationalistic Artistic Federation”簡陋辦公室裏，多年以前菸霧瀰漫的冬寒午後…。 Tua，是我最初從事民眾戲劇時，相識的好友；時間匆匆，轉眼35個寒暑過去。那年，1989歲末，人在首爾；因為陳映真老師的引介，來到韓國參加民眾戲劇的訓練者工作坊，主辦單位是菲律賓的［亞洲民眾文化協會］”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這長達40天的工作坊，很有啟發性的地方在於：一場跨亞洲的連帶，將菲律賓主辦的民眾戲劇移師到韓國，由韓國主辦。我回憶起：剛到達「韓。民族藝術總會」〝Korean Nationalistic Art Federation〞辦公室時，一群剛寒暄不甚相識的劇場導演與工作人員，在開完行程會議一階段的空暇幾分鐘，擠在空氣中開始襲來些些寒意的樓梯間，邊吸著菸，邊張著這樣爭議的眼神，和那樣帶著些許憤懣與說不上來的納悶口吻，殷切地問著：「怎麼回事…天安門事件…怎麼會是這樣呢！」。坦白說，當下的我，還真尷尬地如木雞般，在角落站了很一陣子，突而變成喑啞了！就在這場合，我遇見來亞洲十個國家的民眾戲劇工作者，Tua也在其中。但，一開始，他只是沉默的睡在一旁的沙發上。「我先是在機場，差一點就原機遣返了！因為，身上沒有半點美金和韓幣…他們質疑我…後來，在機場待了很久…我感冒了！｣Tua說著…說著。我憶起，我抵達時，主辦的［韓、民族藝術總會］KNAF辦公室裡氣氛凝重，面容斯文的總監—文昊瑾是當時知名的變革派音樂人，主修西洋音樂卻熱衷提倡韓國傳統音樂。他憂心心忡忡，因為，有位民眾戲劇工作者從泰國出發，卻遲遲未到達。文總監是當年少數說英語的韓國文化運動者，向我表達了軍事戒嚴底下，亞洲民眾運動遇上的種種監視與困境。「或許，他遇上甚麼困難了…」他這麼用英文向我說後不久。緊接著，電話鈴聲響起，那鈴聲像似警鐘敲響整個憂忡的辦公室。文總監搶著去接電話…下一刻，我們便快步出門去，搭上一輛破舊的旅行車，朝機場前去。文總監一路不語，只是微笑；偶而謙虛地用英文說聲：抱歉，讓大家擔心。我連忙安慰他說：Donot Worry…。在機場等候一段時間，瘦瘦身子的一個俊秀青年，跟在文總監身後，他就是我們憂忡等待的泰國戲劇工作者—Tua.我們連忙問；怎麼了！他說了：已經走出關卡，準備被遣返回泰國了。突然被叫住，便停下步來…。多年以後，我們再見面，都會談起這件事。Tua總是面有難色地說，那時是軍政府，他是黑名單上的戲劇左派，戒嚴下的被監視者；現在泰國民主化了，民眾也仍然沒有平等生活的日子，不是嗎？書寫論文，總是一件需要埋深心，才得以發大用的志業。雖然，我一向讀書不求甚解，但讀到好文，總有學習中的感動。我這樣閱讀許仁豪寫的這篇，以我和和Tua作為討論對象的文論。讓我想起時間中難以忘懷的往事。最早，我記得，當我攜帶著深埋心底的布萊希特B.Brecht「敘事性劇場」，闖進民眾戲劇領域時，不可避免地與其他亞洲志同道合夥伴們，遭遇上相同的挑戰：其一，是相關表現主義如何與現實主義生產對話與行動關係的思索；其二，是如何從薩伊德E Said”論述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找尋到亞洲以民眾為出發的劇場行動與美學。這兩件事，從第一刻相遇至今，35年歲月，大命題仍然無從在落實於「地氣」後，找到問題的歸宿；我想，對於書寫亞洲「知性化」”Intellectural”民眾戲劇的學者而言，也具備相同的挑戰吧！然而，挑戰是帶來展望的契機。任何論述涉及戲劇性思想與創作性開展，其間的入徑與提問，總是在往返的辯證中，持續面臨困惑與質問吧！

陳志平│鐵窗裡的思想武裝

2025-11-01 洞見世界

【本文轉載自陳志平臉書，感謝作者授權】本文以個人家族記憶為起點，重構五○年代白色恐怖下「老同學」群體的精神譜系與歷史軌跡。透過電視劇《沈默的榮耀》所引發的集體追思，作者帶領讀者回到1950年代的台灣，描繪一段以信仰、思想與理想為名的血色青春。文章不僅追憶馮錦煇、陳行中、傅如芝等在馬場町殞命的菁英，也透過父母在獄中學習、出獄後暗中傳播思想的經歷，揭示白色恐怖倖存者如何以「自然辯證法」與地下知識傳承，延續理想的火種。這是一部家族史與思想史交織的生命敘事，見證了理想者在高壓體制下的知識抵抗與倫理堅守，亦折射出他們對中國與時代的深切信念——在漫長黑暗中，仍以思想與行動維護「時代的良心」。最近大陸電視劇「沈默的榮耀」熱播，但不論網民如何熱烈討論劇情，主角吳石、朱楓等6人的生命都會停格在 1950年6月10日。這個真實故事的落幕，其實只是台灣五０年代白色恐怖的開始，從1950年7月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起，台灣進入陷綿延數年的大肅殺，數以千計的兩岸菁英先後走上刑場。我的大舅馮錦煇也於這一年的10月2日被槍決，享年23歲，他人生最後一張照片所在的位置，就是位於台北市新店溪旁的馬場町，身後還有另一個正被押送去槍斃的身影，當時在這裡送命的兩岸菁英都很年輕。例如與李登輝參加同一組織的李蒼降，享年26歲；李登輝退出後參加組織的蔡瑞欽，享年33歲；在嘉義建台灣自治聯盟的張志忠，享年44歲、張志忠的妻子季澐，享年29歲；台大畢業的醫生郭琇琮，享年32歲；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享年35歲；尋找祖國三千里的吳思漢，享年26歲；和平日報記者蔡鐵城，享年30歲。這其中的台灣菁英，一生的報國路徑大約是這樣的：日據時代抗日，光復時歡慶回歸祖國，不滿接收政府的混亂挺身抗議，然後認同轉向加入地下黨，於白色恐怖被捕，最後在馬場町等刑場被槍決。倖存下來的人，如果也夠幸運得以活著出獄，也已在獄中耗費了數年到數十年的歲月，血染的青春就是他們堅持作為時代良心的代價。我這篇文章講的，就是這群留下來的人如何堅守信仰的故事。我的母親馮守娥和父親陳明忠當年被判10年活了下來。當時活下來的人在牢裡看到被槍決的人離開時，一一高呼「共產主義萬歲」都大為震撼。於是在國民黨的苦牢裡，出現了共產主義的學習潮，這是五０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出獄後互稱「老同學」的由來。當時在牢裡的學習是非常危險的事。尤其在美國麥卡錫主義最高峰的1953年前後，獄方對牢裡展開了至少六波的再肅清，因學習材料被抄獲而捏造成再暴動案的，台北軍人監獄有陳行中案，在綠島監獄有陳華案。其中陳行中案被槍斃了11人，另一人蕭坤裕在判決前就病殁，此案兩名臥底告密者馬時彥與杜楓也把自己賠進去一併被槍斃。陳華案被槍斃14人，其中唯一的女性傅如芝被民進黨移花接木，成為反共恐怖片「返校」的原型。他們被搜到抄錄的筆記內容，包括鬥爭的基本認識、馬克思主義批判、本質與現象、青年與修養、唯物辯證法，以及鋼鐵是怎樣練成的等等。 2022年我在爸爸留下的資料中，找到他當年隱密學習的痕跡。其中一本已被翻得破爛的日文《自然科學辭典》，發行於昭和25年（1950年），另一本生命的起源，發行於昭和31年（1956年），看似都是自然科學書，實際內藏玄機。原來有個台大學生帶了一本日本學者井尻正二的《古生物學概論》到牢裡，並通過了獄方的檢查，其實這本書是日本左派在戰後成立的「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出版，裡面解釋自然規律，用的是唯物論的辯証法。爸爸深受啟發，也向這個協會買書，當時買的《物理入門》、《化學入門》已不見。在這本《自然科學辭典》的執筆者目錄中，爸爸圈起了幾個名字。這幾位被圈起來的學者，之後都仍致力於以自然辯証法認識世界。其中物理學執筆者坂田昌一發表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於1962年被翻譯刊登在大陸的刊物上，對毛澤東的自然辯証法有所啟發，1964年毛澤東接見到北京參加科學討論會的坂田時，還特別肯定該文，相關過程現在大陸網上還可以查到。生物學執筆者八杉龍一曾著作《生命論與進化思想》，系統闡述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強調通過工人階級專政實現社會變革。自然科學概論執筆者武谷三男曾在1936年提出科學認識發展邏輯順序的現象、實體與本質的三階段論，該理論受黑格爾邏輯學啟發，三階段分別對應個別判斷、特殊判斷和普遍判斷的邏輯層級。技術執筆者星野芳郎於2004年出版了《追溯日本軍國主義的源流》，從經濟基礎、技術發展與社會結構等多角度切入，揭示了日本軍國主義形成的深層原因，展現了日本左翼學者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反思，這本書在大陸也有發行。至於地學執筆者井尻正二，任職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時，因麥克阿瑟要求日本展開紅色清洗運動，井尻正二被迫辭職，之後他再進修研究成為日本化石研究領域的領導人物，晚年曾著書《如何學習辯證法》、《辯證法起源分析》及《論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等。爸爸還就這幾位學者編寫的名詞條目，一一標註了在辭典中的對應頁碼以便詳細研讀，同時於辭典最末貼上另行整理的西洋歷史年代表。依循這樣的思路，爸爸之後被送到新店軍人監獄時，再買了一本蘇聯科學家歐巴林撰寫的日文版《生命的起源》，從中由生命如何進化，學到了辯證法。 1976年7月爸爸第二次被捕時，我家歷經大約4次搜查，這兩本書由於書名很有欺騙性並沒有被沒收，1979年4月30日，爸爸在寄自綠島的家書中請媽媽把《自然科學辭典》寄給他。由於綠島監獄1970年改建後才改稱「綠洲山莊」，這本辭典上的「綠洲」印章，顯示它再度通過獄方的書籍檢查。 1960年代老同學們陸續出獄，為了在仍高度戒嚴的台灣能活下去，大家都有一段很艱辛的過程。爸爸媽媽於1965年結婚，這時候大家的生活和經濟都比較上軌道，爸爸媽媽就重新開始投入做他們認為應該做的事。他們和老同學集資買了當時還不普及的影印機，並把左派書籍和主要來自日本媒體的資料，影印給希望了解大陸情況與國際情勢的人。當時爸爸媽媽剛借錢買了台北的房子，爸爸的弟弟和妹妹兩家人從南部上台北，一度25坪的房子住了三戶人，媽媽還要資助到台北讀書的弟弟，為了每天的伙食費夠用，媽媽壓力大到得了甲狀腺機能亢進和眩暈，後來終身都要吃藥。我記憶裡有一個畫面，一次因為用錢實在緊張，媽媽建議爸爸省下香煙錢，兩人因此有些爭執，爸爸站在門口說要去工廠睡，媽媽則在客廳裡覺得委屈，我記得當時心裡想，原來男生離家出走只需要帶兩雙襪子。其實那時爸爸以藥廠副廠長的職位做廠長的工作，薪水是很不錯的，只是爸爸媽媽把大部分的錢都投入買禁書和資料了，當時訂聯合報一個月75元，透過地下管道買《朝日新聞》一個月就要1000元，價格是台灣報紙的13倍多，估計買禁書應該更貴。我曾和爸爸一起到某人家裡去取過日本報紙，也見過那台影印機，這台價值不斐的影印機後來在爸爸預判快要再次被捕前，和老同學一起拆掉丟到淡水河裡。當時台灣已有許多反國民黨的黨外雜誌，但在美國暗挺台獨、且台獨擬以黨外雜誌作建黨前期組織下，黨外雜誌開始排除左派的聲音，1976年陳映真等人有意改版《夏潮》成左派自己的雜誌，爸爸承諾幫忙募集第一期60萬元經費，不過7月3日晚上才給了第一筆10萬元，7月4日凌晨6點爸爸就第二次被捕。爸爸第二次被捕時我9歲，訊問的警總人員引導我描述阿姨前一年返台時穿的高跟鞋，然後刑求一位老同學，讓他認了警總編造的案情，指爸爸把五本禁書藏在友人的高跟鞋跟裡夾帶入台灣，這五本書是《論新民主主義》、《論人民民主專政》、《論聯合政府》、《論持久戰》以及《矛盾論、實踐論》。在狹小的女鞋鞋跟裡藏五本書根本是天方夜譚，我之後在一齣諜報電影看到情報人員利用鞋跟傳遞消息的劇情，才理解炮製口供的出處。不過當時爸爸為了不再牽連更多人，認下了老同學的指控，並繳盡腦汁畫出了如何藏書的圖示。我在爸爸遺留的資料裡，找到了當年的第五本禁書《實踐論》加《矛盾論》的影印文稿，是A４尺寸大小共28頁。僅僅這本文稿就能說明當年的筆錄與口供如何荒謬，更突顯現在大家從解密的白色恐怖檔案裡爬梳歷史，存在極大的捏造黑洞。 1978年4月，爸爸重回綠島。此時綠島仍關押的「老同學」們剩下當年被判無期徒刑的人包括林書揚等，那時他們已坐牢26年。第一次放風時，林書揚告訴爸爸《中央日報》上刊登了一個奇怪的雜誌廣告叫作《夏潮》，原來是曾坐過7年牢的陳映真，知道牢裡只看得到《中央日報》與《青年戰士報》，因此特別在上面刊廣告讓大家知道這份左統派自己的雜誌已經出刊了。

陳韋勳｜價值真空與政治迷航：台灣外交部援助以色列約旦河西岸佔領區爭議

2025-09-28 洞見世界

【編者按】本文批判台灣外交部2025年資助以色列約旦河西岸醫院計畫的爭議。作者指出，此舉違反國際法與《奧斯陸公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效果，卻讓台灣在國際上得罪龐大的穆斯林人口。文中更揭示外交決策的價值真空：民進黨政府一方面標榜進步價值，卻在巴勒斯坦議題上採取保守立場，只是延續冷戰時代的地緣政治思維。作者同時檢視 IORG 報告如何以雙重標準操作「假新聞」與疑美論，暴露其意識形態宣傳本質。最終，他強調台灣社會必須重建感性的能力，才能透過行動回應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與人道災難，而不只是空喊「民主價值」。 2025/09/20 台灣外交部 2025 年七月份計畫資助約旦河西岸醫院計畫的曝光最早由香港媒體披露，接著在國際 pro-palestine 陣營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在英、法等西方國家政府逐漸開始正視以色列在加薩犯下的戰爭罪行的當頭，居然有外國政府公然違反國際法資助約旦河西岸以色列違法佔領區。消息一經披露，台灣駐以色列代表李雅萍與以色列地方議會代表甘茨（Yisrael Ganz）的工地開工合照立刻在社群媒體上廣傳，同時台灣民間公民團體「黨外在野大聯盟」、「台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等也立刻動員舉辦記者會、前往外交部示威抗議。直至九月份，台灣外交部的正式回應仍停留在蒼白的「國際法原則上禁止在屯墾區進行貿易、投資等商業行為，而外交部合作案只與人道救援、衛生醫療有關」（7月22日）、「台以合作案目前仍在研議階段，尚未承諾捐贈」；而駐以代表李雅萍七月份針對香港南華早報的報導，則是重申此舉是落實世界衛生組織的「健康無國界」原則，顯然對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的法理、現實情況一無所知，完全無視約旦河西岸屯墾區始終如一的違法種族隔離政策。從現實政治的角度，台灣前駐以色列代表張良任分析，台灣援助約旦河西岸佔領區實際上已經違反《國際法》、1993 年的《奧斯陸公約》，就算暫時懸置起法律問題，以色列是一個人均所得將近台灣兩倍的國家，幾百萬的美元的援助並沒有多大的實質意義，只是在象徵層面上宣示了台灣的政治立場。但是國際情勢、聲勢雙雙跌落谷底的以色列其實已經無法在軍事、外交上對台灣提供助力。這裡的助力，張良任說明，指是能夠使台灣加入多極化的國際社會，爭取盡可能多的國際社會成員支持、受到盡可能多的國際社會條約保護。張總結，從這個角度來看，一條外交政策一舉得罪了佔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穆斯林人口，這個政策基本上就是一個錯誤。七月三十一號台灣政治倡議團體黨外在野大聯盟（The Dangwai opposition Alliance）在立法院舉行「拒絕賴清德的浮士德外交」記者會，正式質疑台灣政府、外交部此舉的政治正當性、決策透明性。黨外聯盟重申台灣外交部援助約旦河西岸的政策明顯違背崇尚和平的台灣人民價值，並且援引民間團體慈濟在土耳其透過相關單位致力於提供加薩人民援助為例，批評台灣政府外交政策不只是搞不清楚國際風向，對內同樣罔顧民意。會中台灣 2023 反戰工作小組之一的傅大為教授指出，這個羞恥的「台灣全球首例」其實只是中華民國一連串的惡劣外交政治史的其中一環，這種不惜犧牲一切原則、價值的對宣傳台灣價值的拜物追求，源自於戰後台灣的扭曲地緣政治。這一點恰恰回應了許多進步台派心中的疑問：為什麼過去以自由民主、多元文化、同性婚姻合法化等進步價值政治作為外交、內政主導方向的民進黨政府，在面對巴勒斯坦問題時會毫不掩飾地採取右翼、保守派立場？答案正是因為進步價值本身並不總是作為價值標準，甚至偶爾在「扭曲地緣政治」的脈絡下成為在國際社會上做出區隔（秀異）的籌碼，而秀異的對象不消多說大家都明白。若要嘗試理解這樣一條在務實、象徵、道德等層面上都漏洞百出的政策產生的脈絡，我們要進一步看看一個以巴問題在台灣落地的獨特方法。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 IORG 是台灣政府因應所謂中國「認知作戰」在 2019 年資助設立的「公民團體」（這個自相矛盾的說法並沒錯，因為其創辦人正是現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沈伯洋）。在該單位 2023 年 11 月 22 日發布的關於以巴衝突的調查報告中，其整理出了 10 月 7 日哈瑪斯大洪水行動發生後一個月內華語新聞的十二項可疑論述。 IORG 報告指出，中國趁以巴衝突爆發初期，透過媒體與社群平台散布包括「美國是以巴衝突元兇」、「美國是世界亂源」、「美國保不住以色列，在中東疲態百出」等疑美論述。譬如「美國否決

Ben Norton｜英帝國40年屠殺1.65億印度人

2025-09-18 洞見世界

——殖民主義如何激發法西斯主義？【編者按】美國記者暨作家 Benjamin Norton 於2022年曾撰一篇文章，綜述多項學術研究，揭露英國在印度長達兩世紀的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巨大人道與經濟災難。研究指出，1880 至 1920 年間，英國政策導致印度約 1.65 億人過早死亡，死亡數字甚至超越兩次世界大戰總和。殖民時期，印度實質工資下降，貧困與飢荒加劇，平均壽命反而低於殖民前。其中經濟學家烏薩‧帕特奈克估計，英帝國自印度榨取了高達 45 兆美元的財富，透過出口盈餘與金融轉移資助工業革命與歐洲、美國的現代化。殖民政權的掠奪導致印度營養不足、糧食消費量大幅下降，醫療與社會條件惡化。文章同時揭露邱吉爾在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中扮演的角色，當時超過300萬人餓死，卻仍遭到糧食輸出與進口禁令。研究者認為，英國在印度的政策不僅是單純的剝削，而是一場規模龐大的結構性種族滅絕。Norton強調，現代全球資本主義的崛起，根源於殖民主義對印度與其他地區的血腥掠奪。文章由竇笨叟翻譯。前言一項學術研究發現，1880年至1920年間，英國殖民主義在印度造成約1億6500萬人死亡，並竊取了數兆美元的財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建立在歐洲帝國主義種族滅絕的基礎上，啟發了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正文一項學術研究表明，英國在印度大約40年的殖民主義至少造成1億人死亡。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算出，大英帝國近200年的殖民統治期間，從印度至少竊取了45兆美元的財富。歐洲帝國在國境外犯下的種族滅絕罪行，鼓舞了阿道夫‧希特勒和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導致法西斯政權崛起，並在自己的國境內實行類似的種族滅絕罪行。經濟人類學家傑森‧希克爾（Jason Hickel）和迪倫‧沙利文（Dylan Sullivan）在著名學術期刊《世界發展》（World Development）共同發表了一篇《資本主義與極端貧困：16世紀以來全球實際工資、身高和死亡率的分析》（Capitalism and extreme poverty: A global analysis of real wages, human height,

Chris Hedges｜查理·柯克的殉道

2025-09-18 洞見世界

【編按】本文譯自Chris Hedges Report（2025/9/13），譯者為盧倩儀。Chris Hedges指出烈士化如何成為暴力動員的燃料，並將Charlie Kirk塑造為殉道者，使得社會更加撕裂。作者提醒我們要防範社會變得更極端化、仇恨言論加深，以及體制的崩解。本文旨在提供分析視角，促進公共討論與反思，而非散播恐懼或仇恨。查理·柯克遇刺事件預示美國社會分裂進入了全新的致命階段。惡毒的言論和威脅如同手榴彈般跨越文化鴻溝，有時甚至演變成實際暴力事件，包括明尼蘇達州眾議院名譽議長霍特曼及其丈夫遇害，以及兩次針對川普的暗殺。然而柯克遇刺事件預示著社會將全面崩潰。柯克的遇害提供了他所代表的、根植於基督教民族主義的運動，成為了一位烈士。烈士是暴力運動的命脈。任何對暴力的畏縮，任何呼籲同情理解的言論，任何對調解或討論的努力，都將被指為是對烈士及其捍衛並為之獻身的事業的背叛。殉道者神化暴力。他們被用來顛覆道德秩序。墮落成為一種道德。暴行成為英雄主義。犯罪成為正義。仇恨成為美德。貪婪和裙帶關係成為公民美德。謀殺成為善。戰爭是終極美學。這就是即將發生的事情。保守派政治策略師史蒂夫·班農在他的節目《作戰室》中說：「我們必須有鋼鐵般的決心，查理·柯克是戰爭的犧牲品。我們國家正處於戰爭狀態。我們真的處於戰爭狀態。」伊隆·馬斯克在 X 上寫道：「如果他們不給我們安寧，那我們的選擇就是戰鬥，不然就是死。」評論員兼作家馬特·沃爾什在X網站上寫道：「整個右翼必須團結起來。別再胡鬧內鬥了。我們面對的是來自地獄深淵的惡魔力量，」「把個人恩怨放一邊。現在是團結的時候。這關乎我們的生存。一場為了我們自身生存，也為了我們國家生存的鬥爭。」共和黨眾議員克萊·希金斯寫道，他將「利用國會權力以及在大型科技平台的一切影響力，立即終身封鎖所有貶低查理·柯克遇刺事件的貼文或評論……我還將吊銷他們的營業執照和許可，那樣的企業將被列入黑名單，所有學校都應該開除那樣的人，他們的駕照也應該被吊銷。基本上我就是要以極端的偏見封鎖那些慶祝柯克被刺的邪惡、病態動物。帕蘭堤(Palantir)聯合創辦人朗斯代爾藉著柯克之死的機會，呼籲推翻「共產主義者和伊斯蘭主義者」組成的「紅綠聯盟」，他聲稱該聯盟旨在摧毀西方文明。他提議開發一個應用程序，讓公民上傳犯罪和無家可歸者的照片，上傳就能換取「房產稅退稅」。極右翼喜劇演員薩姆·海德在X平台上擁有近50萬粉絲，他在回應川普宣布柯克·柯克去世的消息時寫道：「是時候做好你(指川普)的本份—奪權了……除非你只想在未來的歷史書中當『美國崩潰』章節的一個註腳而已，否則現在就是行動的時候。」他在推文中標註了川普政府成員以及私人國防承包商。保守派演員詹姆斯伍茲警告：「親愛的左派人士：我們要嘛對話，要嘛內戰。你們再開一槍，你們就再也沒有機會了。」他的推文被近2萬人轉發，閱讀量490萬次，超過9.6萬個讚。這些只是數千萬美國人共同分享而且歡呼的一系列尖刻言論的幾個例子而已。去工業化導致美國3000萬工人階級失業，引發了憤怒、絕望、混亂、疏離感，並滋長了奇思妙想。它滋長了陰謀論、復仇慾望，並將暴力奉為回應社會和文化衰敗的良方，加以頌揚。像柯克和川普這樣的基督教法西斯分子，精明地利用了這種絕望情緒煽風點火。柯克之死將點燃這團火焰。異議人士、藝術家、同性戀者、知識分子、窮人、弱勢群體、有色人種、無證移民，以及那些沒有盲目複誦變態基督教民族主義言論的人，都將被譴責為人類污染物，應從政治體中被清除。如同所有病入膏肓的社會，當人們徒勞地試著實現道德復興，挽回失去的榮耀與繁榮時，這些人將淪為祭品。透過徒勞地重建神話般的美國，美國將更走向人吃人的社會，加速它的瓦解。暴力中毒——例如許多人對柯克之死的反應似乎是對即將到來的血腥屠殺感到興奮——將像火風暴一樣，自己提供自己滋長所需的養分。烈士的出現對這樣一場運動至關重要，美國將極力除掉川普口中所說的「激進左派」。人們透過各種儀式和紀念活動紀念烈士，目的是要提醒追隨者他們所參與的運動的正義性，以及那些被指責為得為烈士的死亡負責的人的背信忘義。川普正是這樣做：他在9月10日的視訊演講中稱柯克為「為真理和自由而犧牲的烈士」，授予柯克總統自由勳章，並下令降半旗直至週日。也因如此，柯克的靈柩將由空軍二號運回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柯克是興起中的基督教法西斯主義的典型代表人物。他鼓吹「大替代理論」，聲稱自由派或「全球主義菁英」允許有色人種移民進入美國是為了取代白人，並將移民趨勢扭曲為一種陰謀。他仇視伊斯蘭教，在推特上寫道：「伊斯蘭教是左派用來割斷美國喉嚨的利劍」，並且「與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當兒童節目 YouTuber 瑞雪(Rachel) 女士說「耶穌說要像愛自己一樣愛上帝並愛他人」時，柯克反駁道「撒旦本來就會引用大量經文」，並補充道「順便說一句，瑞雪女士，你最好打開你的聖經，在利未記 18 章中，有一段引用較少的經文：『你要與另一個男人同寢，並被石頭砸死』。」他要求我們廢除1964年的《民權法案》，並詆毀馬丁路德金恩等民權領袖。他貶低黑人：「如果我在客服部門遇到一個愚蠢的黑人女性…[當然會想]她是因為平權法案才在那工作的嗎？」他說「四處遊蕩的黑人」把白人當作「玩笑」。他指責「黑命亦命」運動「摧毀了我們的社會結構」。柯克堅稱2020年大選是川普獲勝但被竊取。他創立了「教授觀察名單」和「學校董事會觀察名單」，以清除那些奉行他所謂的「極左派」議程的教授和教師。他提倡死刑處決要電視直播，並堅稱這應成為兒童的必看節目。

殷之光｜梁啟超的亞非意識與現實主義民族國家觀

2025-08-31 探索中國

本文原刊於《開放時代》2023年第6期，新國際獲授權轉載。【編按】近年來，西方政客與媒體屢屢以「新殖民主義」污名化中國在非洲等地區的合作援建項目，妄稱中國借經濟合作之名行擴張之實。這種論調，既是對歷史的無知，也是對現實的扭曲。在今日推文中，殷之光老師通過對梁啟超在十九世紀末思想轉型的辯證性把握，為我們區分帝國主義「殖民」與第三世界「反殖民」的歷史邏輯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殷老師在文中細緻梳理了梁啟超在1899年的一系列文稿，輔以對《清議報》同期相關討論的分析，揭示了19世紀末非洲布爾戰爭對梁啟超「民族帝國主義」認識的深刻影響。同時引入「共同體」政治的分析框架，細緻探討了梁啟超如何區分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列強的民族帝國主義，並在亞非美歐的廣域空間秩序下重審「國競」問題。殷老師強調，梁啟超在1903年的「轉變」不僅是個人層面的轉變，更是19世紀末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形成過程中具有普遍性的一種思想現象。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在於霸權者統治的慾望與被壓迫者反抗的願望兩組基本動能間的張力與衝突，而此種張力與衝突，也是我們理解梁啟超對中國命運的思考及其思想局限性的前提所在。 1.引言一般認為，梁啓超在流亡日本期間，受到伯倫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等德國學派的國家學影響，開始出現「國家主義」傾向，並在1903年遊美之行結束後出現從「自由主義」向「國家主義」的關鍵思想轉型。[1]作為近代中國思想史重要事件之一，梁啓超的1903年轉型受到研究者極大關注。研究者細緻分析了梁氏國家思想轉變的淵源及其背後的「東學」背景。[2]研究者注意到赴美之前，伯倫知理國家理論便對梁啓超產生影響，[3]並且，也認識到梁啓超這種思想的轉變，是在對中國問題進行思考的基礎上，對諸如盧梭、伯倫知理等不同政治理論選擇的結果。[4]一些學者從實用主義的角度解釋梁氏思想的轉變，將之視為他在快速變遷的時勢下不斷探索救亡建國方案的結果。[5]另一些研究，則提出應當跳出梁啓超從「自由主義」倒向「國家主義」的教條模式，更具體地從其對「個人」與「國家」關係的思考入手，將他的轉變，視為理學思維與現代西方政治理論及時局變遷相互衝撞而表露的現象。[6] 本文認為，將梁啓超思想的「轉型」放在一個更長、更廣闊的19世紀全球性政治思想巨變背景下，並且跳出「個人」與「國家」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二元政治關係，更能幫助我們理解這一轉型的意義，並對其思想的獨特性與局限性提出更為語境化的理解。可以說，梁啓超和與他同時代亞非大陸上的許多知識分子們都共享著一個「舊邦新造」的問題意識。在梁啓超對國家命運的思考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種19世紀末流行於近代日本的國家主義、民族帝國主義影響。這類基於同時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一方面接納了歐洲思想政治空間中的文明等級論，將世界秩序想象為一種霸權驅動的等級秩序；另一方面，又不甘於自身處於等級秩序的低端，希望以歐美工業化國家為目標，進行全面現代化改造。對於19世紀末亞非知識分子而言，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怎樣建設，這類現實問題極具普遍性。它們成為中國，乃至整個亞非世界反思傳統、探索制度、認識社會等許多關鍵思考的錨點。這一錨點出現的基本背景，是歐美世界體系全球急速擴張，歐洲新舊工業化國家展開全球性競爭的歷史進程。相應的，歐美之外的政治空間則必須在原有的政治疆域、制度傳統、民族關係、文化價值基礎上，對自身應向何處去這一問題做出回答。也正是在這個基本條件下，「現代化」從一個由歐洲向外擴散的啓蒙過程開始，迅速變成一個眾聲喧嘩的全球性政治與思想實踐。實際上，在19世紀的這場巨大歷史變革中，無論是英國這樣的舊工業化大國，還是歐美新興的工業化國家，以及歐美之外的半工業化、未工業化的國家，都面臨著同一場面向20世紀現代化未來的重大轉型。在這一歷史背景下，不假思索地挪用諸如「民族」「民族國家」「帝國」等概念，顯然無助於我們真正理解這一歷史進程的複雜性。因此，本文更傾向於採用不同規模的「共同體」來理解這些多樣的政治組織形式。而共同體的構成，則是實踐性的，人與人之間「真正的社會聯繫」的結果；[7]國家，則是共同體最為實在的組織性根基。引入了「共同體」這一概念之後，我們便能嘗試處理19世紀的全球秩序巨變中出現的諸多矛盾。首先，對於英國、俄國、奧斯曼土耳其、中國等這類空間疆域廣大，人群組成複雜的「共同體」來說，「共同體」是廣域的、大規模的。正因為共同體是一種人與人之間實踐性的社會聯繫，其建構必須依賴物質性的聯繫，而非簡單的想象虛構。同時，由於工業化這一物質現代化進程在全球空間中的分布極度不均，在上述這些廣域共同體中間，除了英國之外，其他共同體均面臨著如何有效地實現工業化的問題。在這個現實問題下，構建強政府、強國家不約而同地成為這些共同體的選擇。其次，種族／民族認同，在19世紀英國全球擴張，歐洲國家建構過程中，被作為基礎政治範疇，一方面用來進行戰爭調動，另一方面也用來論述自身擴張的合法性。[8]另外，在歐洲向外擴張式競爭的進程中，以「民族」為單位，對佔領的廣域領土進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對其他廣域共同體進行「各個擊破」（divide and conquer）的歐洲帝國主義霸權政治實踐，也在客觀上導致諸多排他的、封閉的、分離性的，以本質主義民族認同為根基塑造的小型共同體的形成，並仍然影響著今天的全球政治格局。再次，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民族／種族作為一種共同體建構話語，也被各個廣域共同體結構內的不同群體所接納，並被容納進各自不同的政治實踐中，或成為抵抗霸權謀求平等的動力根基，或成為新的霸權擴張的起點。總之，建設怎樣的共同體，怎樣建設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止於何處，與其他共同體的關係是什麼等問題便是我們可以用來理解19世紀以來全球變局的起點。回到本文對梁啓超的討論，對「共同體」問題的追問就可以變成：為什麼在中國19世紀以來的政治實踐中，排他的共同體，以及霸權擴張的共同體建構，都最終未能在中國這一空間中得以生根發芽？具體來說，梁啓超那種對於國家主義曖昧的偏好，那種對於讓中國擁抱民族帝國主義的構想，為什麼並未能夠成為現實？實際上，在19世紀末全球性的巨大變革中，梁啓超對構建共同體問題的思考實際上包含了兩個相互交織的層面：其一是對國民與政府之間關係的思考。這集中表現為梁啓超對國家主義的興趣。前述諸多圍繞著梁啓超思想轉型的討論基本在這個層面上理解國家主義問題。其二，一些學者注意到，梁啓超對國家主義的興趣也結合了他對世界秩序的思考。他更樂意將視野落在建設近世國家之上，並將「行我民族主義」視為對抗西方列強瓜分的唯一途徑，這也就與著眼未來人類大同，主張廢除國家的康有為產生了分歧。[9]相比之前以國家為中心的討論，瑞貝卡·卡爾（Rebecca Karl）將關注點轉移到在更廣大的亞非世界舞台上，由反抗帝國主義而構成的現代性政治與文化空間。從這個視角出發，她對梁啓超的興趣便集中在對具有政治能動性的人的建構上。[10]相比中國研究者們，瑞貝卡更樂意在「亞洲」這個「去中心」「非國家沙文主義」的範疇下來闡釋革命。瑞貝卡構建的「亞洲」不僅為中國及越南、菲律賓、印度等國家的革命者提供政治避難、知識交流的空間，更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形成一個無須依託國家，具有「政治潛力」的獨立文化空間，「提醒」著梁啓超等中國激進知識分子們，應當超脫「狹隘的民族主義」，在全球空間中思考中國的現代性意義。[11] 在瑞貝卡的分析中，19世紀末中國民族主義話語對亞洲的發現，是要將民族從「國家定義的空間裡」剝離出去。[12]對瑞貝卡而言，民族主義的解放話語與國家主義並不是同構的。她敏銳地通過對蓋爾納（Ernest Gellner）和巴里巴（Etienne Balibar）有關民族主義理論的討論發現，國家對民族主義的宰制是一種「更霸道、更獨裁」的形式。透過國家主義敘述的民族遭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壓迫，更像是一種「國家引導下的敘述專治」。[13]在這裡，瑞貝卡部分贊同了杜贊奇對民族國家目的論話語霸佔的歷史敘述的批判。她認為民族-國家的敘述並非唯一的普遍敘事。[14]然而，與杜贊奇提出的通過恢復地方史的方式來「拯救歷史」的路徑不同，瑞貝卡將眼光轉向了世界，試圖將民族主義的興起描述為一種超越國家的，跨區域知識與政治經驗的「堆積」。[15] 瑞貝卡的研究讓我們注意到中國國家／民族主義論述的世界面向。在她看來，國家為現代性的歷史蒙上了一層尷尬的烏雲。因此，在對梁啓超等知識分子的論述中，她希望越過國家，塑造一個個人與世界的共時性想象。她強調，「中國獨特的民族主義必須被視為嵌入全球普遍歷史問題的一個部分」，[16]否則，便可能犯中國例外論的毛病，消解國家／民族主義背後反帝的政治動力，並將其替換成一個純粹、排他，且具有擴張主義可能的民族中心主義霸權意識，或者也可能落入西方中心主義的陷阱，將中國國家／民族主義的生成歷史，理解為一個對既定西方民族主義的簡單複製。瑞貝卡的擔憂當然並非空穴來風。20世紀民族主義內涵的種族主義、文明論色彩，將全球許多地方的民族建國運動都最終推向擴張霸權的道路。20世紀初期，梁啓超等在日本的中國進步知識分子便目睹了興亞論向擴張主義的轉變。而在20世紀中期，以民族主義、去殖民化、反帝為政治動力開啓獨立建國運動的諸多亞非國家，也都在獨立之後不久，出現不同程度的種族暴力、排外主義，以及區域性的軍事政治擴張。擴張主義、霸權主義彷彿是現代性的詛咒，困擾著幾乎所有的國家。就本文將涉及的內容而言，瑞貝卡提供的世界視角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在一個更加動態、豐富的情境下，解讀梁啓超對國家主義以及相關的民族主義、民族帝國主義概念的認識。但是，其論述背後的無政府主義目的論色彩多少阻礙了其研究試圖展現的民族主義「全球普遍歷史」的野心。實際上，如果我們引入共同體政治思考的框架，就能看到作為反抗帝國主義的現代政治思想行動，國家／民族主義並不必然導向擴張主義、霸權競爭與排他的秩序觀念。國家也可以成為通往更大的共同體秩序的必要途徑。在這個問題上，阿吉茲·阿罕默德（Aijaz Ahmad）提供了一個更具說服力的准則。他強調，社會主義為衡量民族主義立場提供了一個關鍵的准則。與英語世界的許多討論不同，阿吉茲明確將「進步的、革命的民族主義」單列出來，強調這種民族主義及其國家建設才是反抗帝國主義最有可能的載體。[17]這個極具列寧主義色彩的論述帶出了國家／民族主義討論背後重要的歷史唯物主義問題。瑞貝卡著力體現的全球「共時性」，其基本事實是全球社會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帝國主義的基本表現恰是工業資本主義國家，在這種不平衡格局下，進行全球擴張，並加固這種不平等格局的政治行動。幻想通過自覺，但無組織個人的思想聯合，打破帝國主義的限制，無疑是那些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內核的「英美學院派文學理論家」們，發出的一種「時髦的……信口開河」。[18]這種現象本身，就是帝國主義在20世紀末期取得「全球性勝利」的文化結果。[19] 阿吉茲指出，無論是在19世紀還是在20世紀末期，「第三世界」面臨的壓力基本未變。發達資本主義不但擁有絕對的生產力霸權，也擁有「絕對權力」。寄生於強國家的資本主義一方面在延續著19世紀資本主義全球急速擴張時代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壓迫，另一方面，也在「發達國家內部」通過後結構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消解馬克思主義以及「一切相信勞工階級歷史使命的觀念」的合法性。[20]同時，20世紀80年代之後，在第三世界內部那些由民族解放戰爭建立的國家中，革命的潛能逐漸被消解，那些被「民族資產階級牢牢控制的國家」開始被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結構加速同化。[21]這也進一步取消了第三世界民族／國家獨立運動的進步性政治潛力。實際上，那種令瑞貝卡感到憂心忡忡的民族／國家主義，正是這種剔除了社會主義的，由民族資產階級壟斷的政治意識。在此基礎上建構的國家本質上與帝國主義的霸權是同構的。因此，阿吉茲強調，第三世界民族主義並不必然是帝國主義的對立面，但這也並不意味著對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歷史的徹底否定。因為，在20世紀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反帝國家建設的現代化歷史進程中，在亞非拉三個大陸上都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對建設社會主義強國家的追求。在阿吉茲看來，這是第三世界民族主義運動內部蘊含的革命潛能。[22]毫無疑問，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社會主義需要同帝國主義以及資產階級民族運動，乃至本民族內更為傳統的社會力量進行多線鬥爭，這也是第三世界現代化的共同經驗。那麼，為什麼在全球性的反殖民、反帝國主義鬥爭中，社會主義在中國得以生根發芽，並將中國的國家／民族主義認識，導向了一個既能包含建設強國家、社會整合任務，也能包含謀求主權平等、世界團結理想的新方向？本文認為，梁啓超作為一個過渡性人物，為我們理解這個問題提供了有價值的視角。梁啓超對國家問題的思考，及其對伯倫知理國家主義的認識，都建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政治地理空間巨大震蕩的時代背景之下。這種政治地理空間震蕩所帶來的影響是全球性的。我們可以將這種震蕩視為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形成進程中的思想現象。認識這種震蕩的著眼點，則是霸權者統治的願望和被壓迫者反抗的願望這兩個基本動能。這組動能之間產生的張力與衝突，為我們理解梁啓超思考中國的命運提供了基本前提。統治與反抗這組關係的產生及其運動，與各自依託的政治主體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密不可分；同時，統治與反抗的行動本身，又會反過來對其依託的政治主體產生形塑作用。在這個動態過程中，政治主體可以擴大，也可能崩解；既會產生退化，也可能走向昇華。因此，有必要將地緣政治的維度納入理解梁啓超國家思想，以及對「1903年轉型」的分析裡。我們可以看到，梁啓超在1899年—1903年期間對國家的思考，結合了他與《清議報》對更大政治空間中，不同共同體在面臨民族帝國主義全球擴張時表現出的張力的關心。在這一時期，來自非洲的布爾戰爭與來自亞洲的美菲戰爭均進入梁啓超的視野。這種包含了不同政治共同體相互之間張力的「二十世紀」秩序觀，同康有為等晚清知識分子表現出的中國中心主義、種族等級觀念具有一定差異，並與之後早期共產黨人的民族獨立、亞非團結認識產生了思想上的共鳴。 2.權力勢能差異與廣域空間中的合作亞非世界對廣域空間共同體建設的認識，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謀求民族獨立與全球新秩序的理想密不可分。1970年6月19日，在會見索馬里政府代表團時，毛澤東首次在全球政治空間的概念上，明確將中國認定為亞非拉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中國與亞非拉廣域空間的關聯，既為中國現代的國家自我認知提供了坐標系，也為中國想象全球秩序奠定了基礎。毛澤東提到，「我們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現在報紙上經常吹美國、蘇聯、中國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認。他們去搞他們的大三角、大四角、大兩角好了。我們另外一個三角，叫做亞、非、拉。」毛澤東將亞非拉「三角」與「報紙上經常吹」的那種，以大國為核心的地緣政治平衡秩序觀區別開來；認為前者是「想控制人家的國家」，在以他們為中心的秩序體系下推動的，有限的，大國權力平衡意義上的「平等」「自由」；而後者在亞非拉聯合基礎上形成的大空間秩序，則是在前者構成霸權的全球秩序中，被壓迫者謀求平等、自由，並達成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徑。[23] 這種以大陸，而非僅以大國為單位，構想全球地緣平衡，並在此基礎上謀求主權平等與國際關係民主化的視角極具想象力，且與在西方歷史傳統中形成的霸權中心主義秩序觀截然不同。它並不否認大國在既有國際體系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時強調廣域空間合作對制約大國霸權，保障小國主權平等，促進全球和平發展的關鍵意義。以亞非、亞非拉團結為重心，結合傳統的國家間雙邊外交，共同構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外交實踐的重心。時至今日，這種建立在亞非拉大陸廣域空間合作基礎上的地緣平衡思想仍舊佔據重要位置。在2023年中國政府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中，這種廣域空間合作觀念便充分體現在強調大國多邊協調，建設跨合作機制、衝突調解機制，積極支持國際組織與非洲聯盟等次區域組織等諸多方面，強調了跨域合作機制建設、大國協調、國際組織與衝突調解機制、非洲聯盟等次區域組織，表現為維護各國「主權平等」，促進國際社會實現「真正的多邊主義」，實現「集體安全、永久和平」，推動「各國權利平等、規則平等、機會平等」時的重要作用。[24]在全球安全倡議提出後不久，伊朗、沙特阿拉伯在北京舉行對話，並達成協議，宣佈恢復外交關係，並展開各領域合作。從談判現場傳出的新聞照片中，可以看到三方會談的桌子被整齊地擺成了一個等邊三角形，三方代表各執一邊。這一頗具象徵意義的場景從視覺上便與傳統大國主導下的雙邊會談區別開來，頗能讓人聯想到毛澤東在廣域空間合作角度上對新型「三角」多邊關係的構想。對廣域空間的討論很容易將我們帶回19世紀歐洲國家融合、民族對抗以及殖民地衝突的歷史中。對歐洲而言，19世紀的「全球」意義在於，在歐洲政治歷史中誕生的國家秩序，以及對於國家利益的競爭，開始加速超越歐洲的地理邊界。也正是在這一時刻，越來越多的歐洲學者開始將地理空間與人類政治活動連接起來思考。隨著1897年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政治地理學》（Politische Geographie）的出版，國家的地理擴張被置於一個全球性的生命普遍規律之中。國家作為一種由人構成的「有機體」，需要擁有足夠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才能實現生存與發展的基本要求。在此之前，諸如英國的帝國辯護人們，僅僅依託宗教性的道德敘述來解釋帝國擴張、統治、延續的理由，或將擴張的必然性歸結到諸如特定人種、文明、民族、國家優越性等一些充滿特殊性的元素上。[25]相比之下，德國以及之後的歐洲擴張主義理論家們，則將國家的霸權擴張，以及由此引起的競爭，合理化為一種普遍的生存准則。[26] 「政治地理學」為我們理解國家行為提供了一個新鮮的視角。在政治地理學框架下，國家「有機體」與其「生存空間」之間不再是簡單的靜態關係，而是兩者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地相互塑造。因此，我們一方面可以將19世紀歐洲工業化強國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看作國家在各類空間中的權力投射，同時也可以將這個進程理解為西方列強在由擴張營造出的全球空間中，自身國家政治、社會、思想、文化不斷被形塑的過程。在拉采爾的論述中，這種空間對「有機體」的塑造作用，被表述為生存條件的變化對生命本身有機發展產生的刺激性、引導性與結構性的作用。[27]引入了權力的空間就不再是簡單的自然地理空間，而變成包含了社會生產組織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權力分配不均等的政治空間。為了體現這種不平等狀態，我們不妨想象在政治地理空間中，存在著權力的勢能差異。權力勢能差異的大小，直接影響了在競爭過程中，不同國家、社群、團體，甚至個人的策略選擇。在國際關係中，對於身處低勢能地位的地區、國家、群體而言，廣域的合作與團結，恰是阻攔強勢能傾瀉，完成自保的唯一可能方式。這也就意味著，在討論「有機體」在「生存空間」中的競爭策略時，單一的國家可能並不是唯一可能的競爭單位。我們也有必要將「有機體」的合作、共生、互助現象，作為「有機體」能動的生存策略納入討論。在引入權力勢能和「有機體」能動反映的維度之後，我們還可理解為什麼空間對人類演化的形塑作用不能被簡單地解讀為地理決定論。因為，這種機械邏輯無法真正解釋拉采爾所關心的核心問題，即歐洲面向全球空間的「權力投射」。拉采爾將國家視為人類演化的重要工具之一。它在人類自然的交通、競爭過程中，由群體、聚落、村邦逐漸演化而來。在這一過程中，分散聚落、小民族的聚合構成國家。國家不但能在其內部平衡民族差異，達成政治的統一，而且能透過其擴張，最終導向人類人種的統一。[28]這種擴張既通過緩慢的貿易交通，也通過高效的戰爭完成。拉采爾構想的人類統一便是在這個擴張過程中人口的混合、消亡與凝聚的有機過程。同時，人的意志在這一過程中並不缺位。他強調，在擴張帶來的不可避免的融合過程中，成熟民族在內部凝聚力尚未足夠強大的情形下，吸納異族進入國家「有機體」內部存在著相當的危險。因此，作為德意志人的拉采爾強調，必須不斷增強德意志的國家機構，以及德意志民族的能力，才能保障在這個擴張進程中，作為有色人種的「異族」與作為尚未具有「純粹德意志特徵」的斯拉夫人、丹麥人、法蘭西人能夠更穩定地融入德意志民族。[29] 在拉采爾等20世紀歐美地緣政治學者的論述中，經濟佔據著主導地位。然而，這並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機械的經濟決定論。經濟空間的擴張被視為民族「生存空間」的重要保障，而隨著經濟空間的擴張，民族國家也在這個進程中完成整合。「國旗跟隨貿易」形象地描述了這種相互塑造的關係。[30]同樣，除了拉采爾之外，諸如英國的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瑞典的契倫（Rudolf

王美欽｜美學即倫理：中國當代藝術鄉建的政治實踐

2025-08-30 洞見世界

*本文原刊於微信公眾號「陝西實驗藝術」，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編按】《社會參與藝術與倫理：權力、政治與參與》（Socially Engaged Art and Ethics: Power, Politics and Participation），由安東尼·施拉格（Anthony Schrag）編輯，泰勒-弗朗西斯集團旗下的勞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於2025年出版。書中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策展人、活動家、學者和教育工作者的17篇論文，共同探討社會參與藝術中的倫理道義責任。在社會參與藝術這一不斷發展的實踐中，什麼是「好的」或「正確的」活動？邀請讀者思考社會參與藝術的語境性質，包括其政治、基礎設施和價值觀。書中記錄並總結了英國、美國、中國、古巴、南非和挪威等地的案例研究，並討論了與教育、文化政策和行動主義相關的話題。書中包含引言、序言以及以下四個主要章節：一、局內人與局外人（Insiders and Outsiders）。藝術家在小型社區中的角色以及從業者如何理解參與等問題。二、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s）。討論藝術世界的替代性流程、社會參與藝術中的管理責任以及藏品管理中的道德意識等話題。三、角色與責任（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探討在交流關係中的「複製品」、未來的重任以及美國社區參與的視角。四、謹慎倫理（Careful Ethics）。涉及批判性原則與關懷教育學、社區藝術組織中圍繞關懷的倫理張力等主題。*本文為該書第二章中王美欽教授的文章。譯者為王美欽、劉曦遙。作者介紹：王美欽（https://www.csun.edu/~mwang/）美國紐約州立賓漢頓大學藝術史博士，現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藝術系教授，講授亞洲藝術通史以及中國、日本和韓國各國藝術通史，主要研究方向：中國當代藝術及其在全球化、商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發展形態，社會參與式藝術以及藝術介入公共空間、社區生活、鄉村建設和環境生態保護等。出版專著Urbanizatio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2016），Socially Engaged Art in Contemporary China: Voices from Below（2019），編著Visual Arts, Representations and Interventions

盧荻｜「他們要在黎明前死去」，自取的

2025-08-28 洞見世界

【編按】本文由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政治經濟學教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教授盧荻撰寫，原刊於2025年7月4日《明報》，經作者授權由「新國際」轉載。文章回顧近年國際左翼思想界圍繞中國與世界格局的爭論，以Losurdo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為切入點，揭示其長期以來的知識盲點：對蘇聯、中國及全球南方反帝實踐的漠視甚至敵視，沉溺於「純粹主義」理論框架，卻忽略資本主義本質上的世界性。作者並結合個人經驗，指出西方左翼在論述中國時，往往陷於國別視角與西方中心主義，甚至在政治立場上與右翼殊途同歸。盧荻強調，在美國霸權衰退、民粹與新法西斯抬頭之際，中國與全球南方的角色尤為重要。文章提醒讀者，若要理解並參與新世界的可能誕生，必須超越西方內部視角，直面殖民主義的延續與全球權力的重組。「舊世界已經瀕死，新世界尚在難產，於此明暗交錯之際，怪物湧現。」這是上世紀意大利革命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名言。然後近百年過去了，輪廻再現，來到特朗普2.0年代，民粹主義、新法西斯主義浪潮洶湧澎湃。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焦慮不安，即使不敢奢望改變世界，至少也得理解世界。而理解世界的關鍵之一在於理解中國，是否堪以寄望作為創造新世界的重要力量；由此進而要求自我審視，檢討他們長期以來藉以理解西方本身的知識，以及他們應對西方與世界的實踐。來到新舊交替加速階段，爭論升級筆者此前在本欄介紹了圍繞Giovanni Arrighi著作《亞當.斯密在北京》的爭論，那已經是十多年前的爭論了，而隨後世界果然是照着書中的預言演變：美國霸權衰落加速，中國在世界崛起加速。於是爭論兩端的分歧更嚴重，對立更尖銳，表現為對另一部新近著作的熱議：意大利學者Domenico Losurdo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誕生、死亡、重生》（意大利文版2017年，英文版2024年，中文版2022年，作者於2018年去世）。本書的主要篇幅用於哲學批判，但是核心信息是政治批判，後者透過英文版兩位編輯和譯者的導論更加凸顯出來。哲學批判，指的是書中第3-5部分，對近百年來歐美一系列多多少少屬於左翼陣營的思想家的批判。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回應Perry Anderson——英國《新左派評論》雜誌創辦主編和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歷史系教授——近50年前的名著《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後者以不無認同的態度討論這些思想家的思想演化，着重強調，西方馬克思主義從物質批判轉向精神批判，即是從政治經濟學轉向哲學、美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等領域，歸根究底是因為「歷史與階級意識」問題：自1920年代革命浪潮被鎮壓之後，西方的革命不再，縱使是在危機時代也就是革命的客觀條件成熟時候也是如此。政治批判，主要是書中第1-2和結尾也即第6部分，正是要揭示Anderson及其所討論的思想家群體的共同知識盲點，即，對蘇聯、中國、全球南方的輕視、漠視、敵視。在知識上，這一方面是源自以先驗信條對照和要求現實，所謂「純粹主義拜物教」，另一方面，更根本是無視歷史存在的資本主義必然是一個世界性體系，勞動與資本的鬥爭必然是表現於世界範圍，而西方社會之外的社會主義導向的反帝反殖運動，正是勞動反抗資本的體現。Anderson以冷淡的態度，說俄國革命波瀾壯闊而中國革命更是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絕後的社會動員，但是皆受制於客觀環境也即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有限，因此世界意義有限，這正反映了上述的「無視」。而今日回應Losurdo的反批判者，倒是從精神批判回歸到物質批判，然而同時是從無視走向敵視。其特性猶如筆者在評介圍繞Arrighi著作的爭論的上一篇文章（以及之前好些評論各路「自封左派」的文章）所述，在知識上以國別模式理解資本主義，在政治上以左翼話語包裝着對中國的滿滿的敵意，總之是宣稱中國政治經濟的惡劣程度堪比甚至遠超美國霸權，總之是西方中心主義甚至種族主義地罔顧霸權的存在。錯位「看待中國」：一點個人體驗行文至此，或者可以借題發揮，談談筆者與西方左翼的一度邂逅和一點感悟。新世紀初，筆者突然心血來潮，寫了一篇文章投寄《新左派評論》，就是那篇令很多人感到新奇的發表在《讀書》雜誌的以「中國模式」為標題的文章的英文版。然後Anderson直接上門來亞非學院在辦公室詳談，很表贊賞，並將我介紹給Robert Brenner（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歷史系教授），邀請我去洛杉磯做個講座。然後那篇文章命運多舛。Brenner作為評審極力推薦，同時提出諸多修改和補充要求；我尊重這些要求，將文章從5000字左右擴展至15000字以上，回應質疑、強化論斷。然後等着等着過了兩三年始終不見刊，評審繼續推薦，是作為執行主編的Susan Watkins死活不同意。期間跟她多番面談和郵件交流。她強調，文章沒有突出階級鬥爭和危機趨向，這在政治上和知識上都不對。我引經據典解釋說現階段中國政治經濟現實的主要矛盾不是這樣，理解中國與資本主義的關係必須有世界範圍的系統觀，不能限於國別模式觀之內。然而知識的論辯始終不敵政治的成見，最終他們放棄了，我也放棄了。在隨後的年頭，出現在《新左派評論》的中國論述，經濟上是孔誥烽那類調調，政治上是區龍宇甚至黃之鋒的專訪，完全出乎我的想象。卻原來，西方左翼與右翼，在面對西方之外的世界時是同一種認識、同一種立場、同一種行動。在洛杉磯的大學講堂會議室、餐廳酒吧、Anderson家裡，一群來自世界各地但是用英語交流的左翼知識分子高談闊論，其樂融融也自以為睿智看透世界。後來覺得是虛幻，當時卻覺得好像是憧憬的實現。大概是2008年左右，Watkins在汪暉座談會上主持致辭，就熱情洋溢地歡迎中國同志、祝賀世界各地左翼共聚一堂，那個時候我也感動了。然而真實世界終歸是另一回事。黎明前，「他們本來應該是中鋒」言歸正傳，2024年年底，Anderson在北京大學演講談世界資本主義前景迷茫，替代的前景更是迷茫，其基調正是「舊世界已經瀕死，新世界尚在難產」。這個基調主要是來自視野的限制，就是只着眼於西方內部：危機重重下，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統治不下去，另一方面是被統治階級不是朝向創造新世界，而是朝向野蠻的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終歸還是百年來西方左翼苦苦掙扎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問題。至於會場上一眾中國學者的提問，提醒是否需要重視來自中國、來自全球南方的國際主義進步力量，得到的回應依然是漠視。然而漠視總比敵視好。Losurdo著作的英文版編譯者在其導論和其他相關推介文章中，特別強調，西方左翼之所以被西方中心主義俘虜了，其實是有其物質基礎的，這就是「工人貴族」問題：西方對全球南方的盤剝所得，部分用於收買工人階級的上層集團，各式各樣社會民主黨、工黨、民主黨以及相關聯的群眾團體和意識形態建制就是其代表，誘導工人階級支持這種盤剝。今日西方左翼及其影響下的群眾對中國的敵視正是來源於此。筆者在小時候見識過阿根廷文藝作品《中鋒在黎明前死去》，年代久遠，忘記是電影、連環圖、抑或是初中課文，總之不是原初形態的話劇，這些形態都出現於中國，影響了整整兩代人。作品以拉丁美洲文學的魔幻現實主義刻畫邊陲地區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性，作為中鋒足球員的主角在經受壓迫中覺醒，挺身反抗而最終犧牲。這里就借用作品的意象，說：現階段是新舊世界交替的黎明前，左翼本來應該是猶如中鋒，但是西方左翼卻要自取毀滅，奈何。◎

蘇哲安｜納粹遺緒、殖民主義與國際左翼的盲點

2025-08-28 洞見世界

【編按】本文由蘇哲安所撰，作者從首爾博物館對拉脫維亞志願軍的展示談起，揭露韓戰中舊納粹軍人再度以「反共」名義投入戰場的歷史隱面。蘇哲安指出：東亞對納粹的理解往往被美國冷戰式的敘事框架侷限，將二戰簡化為「民主對集權」，卻遮掩了其殖民主義本質。文章進一步批判西方左翼對中國的評價仍多循此框架，將「社會主義真假」作為判斷核心，卻無法跳脫西方中心的進步神話。蘇哲安認為，中國雖非真正社會主義國家，但其崛起已動搖西方霸權，為非西方勞工開啟了新的契機。他提醒讀者，今日國際格局中，殖民主義的延續與納粹遺緒並非歐洲孤例，而是理解當下世界矛盾不可或缺的關鍵。我算是很後來才獲知韓戰期間曾經有來自世界各地許多舊納粹去幫美國、南韓打北朝鮮與中國解放軍。等一下在樓下回應中我就會貼上另一則連結，介紹荷蘭舊殖民地印尼當過納粹黨衛軍軍人赴韓參戰的足跡。類似的案例應該不勝枚舉吧。這讓我想起東德導演以前拍的越戰紀錄片—《穿著睡衣的飛行員》（強力推薦！）中，有導演到西貢採訪一位以顧問身份參戰的舊納粹德國軍人的一幕。根據該名舊納粹軍人的說法，越戰的意義在於針對「共產問題」採取「最終解決方案」的方式進行。眾所周知，「最終解決方案」一語乃為納粹大屠殺的政策理念。在東亞的脈絡中，納粹的歷史經驗常常被想成一個事不關己、只關德國（或頂多歐洲）的問題。然而，事實相反。至於為何如此，我認為主因就是因為戰後東亞的解殖運動被美國阻擋、中斷。這樣一來，東亞對歐洲的理解停留在美國意識形態敘述的層次，將二戰定義為「民主vs集權」的大對決。那樣的敘述主軸完全遮掩了二戰本質為殖民主義戰爭的面向。而那種敘述的影響，對於當代國際左翼的影響還是非常深遠。例如，最近聽了一個簡短的網路podcast，介紹一位當代南韓知識分子的新書內容。該著作旨在「提醒」國際左翼，中國決不是什麼社會主義的救星，而是一個沒有任何道德立場可言的邪惡資本主義帝國。雖然書籍本身我還沒讀過，可是根據podcast的介紹判斷，其立場與展論可謂了無新意，感覺用不著浪費時間去拜讀。畢竟那是一個二戰後西方國際左翼反覆提出的觀點與主張。對我而言，最大的問題在於，這些國際知識分子到底憑什麼確定他們掌握了「社會主義未來方向」的判斷真理？仔細觀察不難發現，那樣訴諸馬克思理論去否定現實社會主義的作法，終究往往變成了一種對於「維持現狀」的潛在肯定。而那個「現狀」的具體含意，其實不是別的而是「西方幻覺」在知識上的自負信條而已。從這種觀點的角度看待歷史與看待未來的方式，均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將「西方」視為人類史一切「進步」突破的來源。至於當前中國算不算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我個人膚淺的理解是，中國比較像是19世紀由國家主導的經典自由主義國家，跟當時的美國十分相似我覺得。但我認為整個問題本來是個錯誤的提法。舉個反例來說明，國際左翼並沒有一直追究「西方民主國家」是否算是「真正的」民主國家？拙作《魅影轉型》一書中主要是從「社會轉型」與「未來的意義與承諾」這兩個面向切入，進而釐清「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制度」跟「共產主義」之間的本質差別，恕不贅述。中國固然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其標榜社會主義制度，以社會主義為承諾，跟「民主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截然不同。未來的發展從來沒有什麼保障，更沒有什麼機械性的決定性因素。但今天的事實是這樣：假設沒有中國的崛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全球霸權絕不可能如同現在那樣進入崩解的暴力過程。對於非西方勞工而言，那是不可忽視的重大契機。根據那位南韓知識分子新書的立場，中國之所以不算是什麼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因，歸根究底就是因為中國勞工一樣被資本所剝削。從這個理論高度出發，現實的中國社會根本還是一個階級社會，是個以階級利益為主導國家（state）走向的政體。西方左翼最弱的地方在於「勞工利益」的模型往往以個體為分析單位。即使論及工人階級整體，也僅是眾多個體累積下來的「集體個體」而已。正因此，西方／國際左翼面對地緣政治的時候，完全無法豎立有別於中產學問的不同方法與觀點，導致對國際事務的看法往往複製了美國戰後全球帝國的架構。那就是所謂「北約左翼」的來源吧。可惜很多人對於殖民主義的歷史及其當代延續的理解還是受到「民主vs集權」的意識形態干擾，導致看不清楚當下儼然成形的格局，從烏克蘭到以色列、台灣等，都是殖民主義戰爭的重演。而所謂「納粹」其實僅是白人殖民主義的相對「激進」版本而已，並非什麼與西方民主毫無關連的異類。故此才有當前起死回生的態勢。延伸閱讀 1.舊荷蘭黨衛軍成員曾經赴韓參戰的介紹（荷蘭文） 2.拉脫維亞極右民族主義者協助納粹消滅本地猶太族群的歷史討論

鍾喬｜此行，將回返記憶的原點——

2025-08-02 敘事鬥爭

【編按】作者鍾喬為詩人、作家、劇場工作者，80年代中期投身報導寫作，參與社會運動。原文刊於風傳媒，新國際獲授權轉載。鍾喬以詩人與劇場創作者的敏銳筆觸，踏上一場跨島田野的追尋之旅，從綠島到濟州島，從獨白到集體記憶，映照出東亞冷戰地景中的歷史創傷與被遺忘的受難者。本文不僅為一部劇作的創作札記，更是一段深沈的時空探問：記憶如何在影像與詩行中重現？誰擁有書寫歷史的權力？在對兩座島嶼的凝視之中，死亡與重生交織，攝影與行走化為證言，劇場則成為讓記憶再度燃燒的場域。這不只是紀錄，而是一場回返記憶原點、叩問遺忘與再生的靈魂之旅。差事劇團 × 空間劇場《噤。濤聲》跨島計畫9.11（四）—9.12(五) 19:30 | 獨腳戲 | 華山1914 拱廳8.30（六）－10.5（日） | 裝置攝影展 |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轉角2號展間去年歲末，以有別於寫實敘事書寫的閱讀，將韓國女作家韓江的小說—【永不告別】闔上時；腦海中仍徘徊著：最後一頁裡，描述的那根折斷又被拾起，擦出一線火光的火柴；我似乎可以了解一線火光，對於被刻意徹底淹埋的殺戮記憶，倒底意味著什麼？書中描寫：火花湧現，像跳動的心臟一樣，也像世界最小的鳥鼓動翅膀一樣。我在腦海中閃過一個稍縱即逝的畫面：完全的黑暗中，一根柴火的火花，照亮著一張母親的臉孔，在黑暗洞穴中死去，無聲中窒息往生。她已死去，洞穴陷入全然黑暗，就在火花黯滅之際，母親側躺在沙地上，仍奶著她的嬰兒；一瞬間，畫面徹響嬰兒的嚎啕如浪，淹沒整片黑暗。那嚎啕，恐慌驚悚交纏的尾聲，也有嬰兒費力的喘息聲；像是在黑暗中，朝著未知的一線光哭著：我活下來了！我是這樣感知著小說的文學性與生命感；從而腦海閃過：「是死去的人，拯救了活著的人…」這一席話。我忘了這是我自己內心浮沉的詩行，或者韓江曾經在小說中這樣說過。總之，這一席話，驅動我寫下幾些和島嶼殺戮記憶相關的詩行。在寫作詩行的過程中，幾些影像片片段段在我胸臆間徘徊，都是和島嶼、沙灘、礁岩有關，其間有一道血流穿梭過風起的枯木間，沿著裸露著鋼筋的一面高牆，攀爬而上；此時，浪濤激湧，血流停下它的流動，似乎在屏息聆聽高牆內傳來的歌聲！血流聆聽高牆內激昂的歌聲；這是一種想像，在想像中，我們循著島嶼的記憶脈絡，追尋而去，便在逆著海風前行的路上，將詩行轉化為劇本中的幾些場景，特別是往返時間長廊中的腳色。這是我開始寫下這部劇本的開始。這裡面，有許多想像的成分，驅動我去將場景的現實情境落實下來！首先，有兩座島嶼，在筆記本裡，被以粗線條的鉛筆勾勒下來；似遠而近，都在時間的浪濤中浮沉。靠近地圖右上方的島嶼，很明顯有一道血流，深深烙在礁岩遍佈的路面上；靠近地圖左下的另一座小得很多的島嶼，則有高牆裸露著在風化中斑駁的反共標語，朝向大海。踏上島對島的田野之路前，我與阿榮說好此行他的相機，將回返到遙遠記憶的原點；從那圓點開始，我們將啟動時間的旅程；讓兩座島嶼在「噤」聲駭浪中，激起跨越島鏈的舞姿。我們需要黑白照片，回到暗房年代的影像質感，我這麼說時，它停下腳步，回過頭來看我。我想起，上一回和他走過荒山上那片林地時，他說著：「整個村庄都被埋沉下去…沒人生還」。那是小林村記憶：2009年8月9日凌晨6時09分，莫拉克風災後，一陣陣豪雨後侵襲，一整個山林走山；瞬時間，小林村淹沒地底。就連靈魂的吶喊，也在頃盆大雨中，轉作無語問蒼天的噤默！阿榮說著時，一貫地不帶情緒的冷然；或許，他將死難者在墜落的每一瞬間，都轉入他腦海中的靜像中，只不過他沒去按下快門。我沒去問，拍下很多照片與否；因為，他望向看不見的村庄時，眼神也一貫沉著，像似內心積累著說不盡的疼痛…與甚麼…。其實，他只是選擇了救災，如此而已。不會有時間去按下時間中的快門。現在回想，那也是悲劇，天災造成的悲劇。但現在面對的是：時間彼岸，被權力極致化所殺戮及囚禁的生命。當然，已有很多以《轉型正義》命名，形構創作的劇作或詩行，我與劇團也不例外；然而，沉潛地再走一次，與受難者同行，影像將從暗中浮現，將展現記憶的外在與內在化以後的記憶！如是，我想。於是，我們同行，搭乘南迴鐵路赴台東，再轉船到綠島；這之前，我們和敘事者白髮紅帽的政治受人——俊宏，以及受難家屬貴美姊，先在《景美人權園區》的洗衣廠房與14號押房，有了現場回返的行動。白髮敘事者有兩件記憶的現場，成為攝影隔著半世紀以上的時空追索，拍下決定性瞬間的核心命題。那時，文字紀錄—詩人葉子鳥與我，在刻意關閉起來的押房門外等待。最該追問的不是相機按下快門後，記憶如何從身後回返：而是記憶如何透過靜像，讓身前以當下的身體與行為現身。如是，我也想。那一個黃昏，因為在訪談中，敘事者述說了1972年夏日，如何從景美被集體押上軍車，送往基隆碼頭，等待天光亮時，搭軍艦送往綠島八卦樓監獄，卻因風浪巨大而延擱在一個軍港，等候天晴浪靜，在將軍艦駛向綠島；這記憶，驅動一行人前往八斗子海邊追溯昔日場景，並留下靜照。抵達時，浪濤拍岸，激起千層浪花；白髮紅帽在海風中逆向時間飛揚，阿榮拍攝時，似乎也留下讓我拍攝他在拍攝時的身姿。無疑地，這是一種見證者不是見證局外人的想法；我始終這樣關注在時間中受難的靈魂。因為，攝影者也是參與進鏡頭焦距的人！在八斗子浪濤激湧的岩岸，我問阿榮，攝影者參與演出有何必要？他一貫冷漠，只是神秘的微笑，抽動片刻嘴角，像似感到好奇，我為什麼問？而後，便答說：我要怎麼演？我說：不必演，做你自己拍攝的事情就好！他說，「是噢！」語氣短短似也惑問著。我又說了：做出你內心的想做的，話語就是你在筆記留下的詩行，這樣想…就對了！聽完我的不知所云，阿榮半信半疑地拖著他腳下那雙靴子，朝著岩岸下的沙灘走去，留下噤默浪濤在外海無聲咆哮的畫面。隔不久，一行人抵臨綠島碼頭時，我開始設想要如何書寫劇本；這之前，我腦海中閃過的是：零星的詩行與鏡頭下的身影。然而，劇本與情境環環相扣，既要有情節，人物的典型也不可或缺！我想到一個愛跳舞的女孩，他曾在少女觀護所的高牆內，渡過囚禁的逆風青春：伊有一段悲傷的戀情，是女友從高樓一躍而下，因為服用過度的蝴蝶片、K他命與搖頭丸…。女孩來到一座島嶼，在越過「生死關」那道白色沙灘時，紅帽子的記憶，從時間的長廊彼端，如何闖進完全不相甘於伊的生命中呢？燃燒！記憶的燃燒！從身體裡照亮黑暗中的光！劇本這麼環繞著情境；而後，闖入的是眼前揹著相機的男子，他是X。說要來記錄高牆內的「紅帽子」，如何涉渡囚禁歲月，卻丟下一紙沒註明來由的邀請函，像似大海在記憶邊境傳來的召喚。這以後，X選擇在春寒料峭的日子，前往濟州島4.3事件的現場，一心在地表上，看不出任何殺戮痕跡的觀光島嶼，追尋一座殺戮之島的血流記憶，這並非難以置信。至少，東亞冷戰防線的前沿，就存在繼一直到現今；例如沖繩、金門、馬祖與濟州島…都以這樣的面貌，在二戰後的冷戰對峙中藉由旅遊登場。很記得，那一個寒冷春日的晨間，我們從臨海岸的民宿出發，搭乘釜山導演田相培租來的車，啟動環島田調的旅途。當我們在一處安靜的路口停佇下來，尋找下一目標的方向指示，整排盛放的山茶花，以鮮艷而充滿生機的麗紅導引我們前行，旅程朝著海岸的方向奔去，在幾處轉彎地方，無路可進，只好轉向回頭；再朝芒草翻飛的山徑，奔向環島筆直的公路，終於抵臨一處雜木交纏的樹林。火山岩地形，在雜木叢中通常隱藏有大大小小的洞穴；關於時間彼岸，洞穴裡藏有甚多赤色獵殺事件的記憶，細數著逃難或在此抵抗的濟州島民。踏查總是由淺入深，我們先是在靠近路旁的第一座山洞，留下影像與筆記；隨後，跟著田相培導演的腳蹤，深入另一片茂密的樹林，腳下是火山岩堆砌的石塊，彷彿依稀響過過往村民逃難至此的雜沓步履。

布洛薩｜把以色列忘了吧

2025-07-20 洞見世界

【編按】本文作者為玉山學者、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名譽教授布洛薩（Alain Brossat）。文章題為〈把以色列忘了吧〉，布洛薩認為在當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施加殖民與種族滅絕暴政的背景下，傳統「兩國方案」已破產，僅是西方列強偽現實主義下的掩飾。他提出應以烏托邦式視野，構想一個去猶太復國主義的單一國家，建立在「無差別公民平等」的原則上，而非族群或社群劃分。

另外文章強調未來的巴勒斯坦不應只是國家主權的問題，更是人類共存形式的重建。只有「忘記以色列」——即拒絕其殖民霸權與身份本位政治，才能為真正自由、平等的政治共同體創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