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由定居台灣的巴勒斯坦學者安海正（Dr. Hazem Almassry）撰寫，新國際獲作者授權轉載。作者深刻批判以色列建國的神話與宗教殖民本質，指出1948年的「大災難」（Nakba）並非過往歷史，而是一場從代爾亞辛村大屠殺延續至今日加薩的長期種族清洗。在西方霸權與雙重標準的掩護下，以色列企圖透過殺戮、掠奪與驅離來徹底抹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對此，作者堅定宣告：「抵抗，是為了存在。」 面對持續的滅絕危機，巴勒斯坦人沒有妥協的餘地，無論是武力自衛、文字書寫還是記憶傳承，都是生存的必要義務。抵抗不單是為了拒絕不義的現狀，更是向世界證明巴勒斯坦民族拒絕安靜消失。安海正呼籲，世代傳播這份記憶與憤怒是巴勒斯坦人最後的防線；一旦選擇遺忘或與罪行和解，掠奪將被徹底合法化。只要堅守真相、拒絕屈服，巴勒斯坦的生命與權利就永遠不會死去。 就在這樣的日子裡，一群恐怖分子在被偷來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個流氓國家！ 每年五月，以色列人都會慶祝他們所謂的「獨立」。他們在我們村莊的廢墟上空施放煙火。他們在那些曾經擁有阿拉伯名字、後來被抹去的街道上跳舞。 他們向孩子講述「一片沒有人民的土地，給一個沒有土地的民族」這類神話，彷彿我的祖父、你的祖父從未存在過；彷彿從雅法延伸到拉姆拉的柑橘園從未存在過；彷彿巴勒斯坦的城市只是一些等待被人居住的幽靈。 這個謊言巨大到侮辱人的理智，但它正是整個國家建立其上的謊言。 這個想法，在核心上就是犯罪。想像一下，一群人大多來自東歐，卻決定用一本宗教經典來證明他們有權偷走另一個民族的家園。他們的祖先是否從未踏上這片土地，並不重要。巴勒斯坦人是否已經在這裡連續生活了數百年，耕種土地、建立城市、在耶路撒冷、海法與納布盧斯那些至今仍然矗立的石屋裡養育孩子，也不重要。《聖經》告訴他們，這片土地屬於他們。 於是，殺戮、驅逐與掠奪就成了宗教工程。拖拉機被轉化成土地所有權證書，而錫安主義者則把信仰改造成一種殖民意識形態，用來替每一項罪行辯護。 他們所依據的歷史解讀，也沒有少一點扭曲。他們談論大衛與所羅門王國，彷彿那能給予他們今天驅逐此地居民的權利。即使我們暫且假設這些敘述是真實的，而這本身在歷史學界就有很大爭議，這套邏輯仍然從根本上站不住腳。 巴勒斯坦人自己就是這片土地原始居民的後代：迦南人、非利士人，以及那些在幾個世紀裡逐漸轉為基督徒、後來又轉為穆斯林的古代猶太人。DNA 不會說謊。我們才是留在這裡的人，是從未離開的人。 至於構成今日以色列多數人口的阿什肯納茲人，他們的祖先來自可薩人與歐洲改宗群體，並沒有真正把他們與這片土地連在一起的血緣關係。 即使兩千年前曾經存在一個猶太王國，這也不會給一個波蘭或烏克蘭猶太人權利，去驅逐一個在此地從未中斷生活的民族。 否則，我們也應該允許美洲原住民驅逐今日美國境內的所有人；應該把澳洲交還給原住民；應該把白人逐出南非。更諷刺的是，按照同樣邏輯，我們更應該把錫安主義者自己逐出巴勒斯坦，把這片土地歸還給它真正居民的後代，也就是我們。 錫安主義的邏輯經不起任何嚴肅檢驗。可是，以色列正是建立在這套邏輯之上，並且至今仍用坦克與戰機來保衛它。 1948年發生的事情，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戰爭。那是一場經過精密規劃與組織的種族清洗行動。 錫安主義武裝組織—哈加納、伊爾貢與史登幫—並不是在與正規軍作戰。他們襲擊的是毫無防備的巴勒斯坦村莊，屠殺婦女與兒童，以製造恐懼，迫使居民逃離。 Deir Yassin massacre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1948年4月9日，錫安主義武裝進入這座村莊，殺害超過一百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大多是婦女、兒童與老人。孕婦被剖腹，嬰兒在母親面前遭到殺害，房屋連同裡面的居民一起被焚燒。 這並不是孤立事件。Tantura、Lydda、Ramla以及數十座村莊與城市，都發生過類似的大屠殺。 目的非常清楚：讓巴勒斯坦人恐懼到不得不拋下一切逃命。 而我們確實逃了。超過七十五萬名巴勒斯坦人被趕出自己的家園。村莊被推土機夷為平地，以防居民返回。土地被新成立的國家透過法律沒收，用法律讓掠奪看起來合法。
鍾喬│2.28遠了，2.28 也近了！2.28近了，2.28 也遠了！
若拉大苦難記憶的時空面向，應有兩部電影前來相遇。一部是時空這邊的《悲情城市》；另外，是時空那側的《悲傷草原》。當長鏡頭底下的殺戮記憶，活在當下的眼前，凝視的已經不再是：撕裂帶來的仇懟，仇懟帶來的悲情；而是在詩意的美學告白面前，讓膠捲滾動著時間的傷痕，以及傷痕帶來的「共時性」反思！ 多年以後，再次觀賞《悲情城市》，終於可以理解，詩意的現實如何展現在一部歷史長河的電影裡；這長河，曾經波瀾也歷經無數的枯竭，像是穿越深崖峭壁與寧經村莊的濁水溪，在被稱做「母親之河」前，從未稍稍將順流而下視作理所當然！ 這樣的觀影經驗，很可以類比於《悲傷草原》；第一次在電影院看時，就怎麼也覺得似曾相識；很久以後一段日子，在電腦屏幕前觀賞，才更明白昔日的似曾相識，其來有自；除了相似的二戰後冷戰/戒嚴體制的歷史軌跡之外，最常被提及的當然還是：長鏡頭的電影美學。 這兩點類似性，無庸置疑；然而，有一件事如何追索，當下似乎更具挑戰性：亦即，電影情節中潛藏的詩意，意味著什麼？以及如何因潛藏詩意，卻又被發掘出來呢？當然，回覆這個問題前，需再次確認影片如何表現詩意？這和在劇場裡思索這問題，大體類似！其實這問題，已經超越我回覆的能力。我只能勉為其難地表示：當外在的現實愈加衝撞與即刻時；內在的詩意，恰好在衝突面前，表現出一種噤聲的悲切與抑制，這恰是詩意的緣由！ 很值得去思考的恰是這兩部電影，都有這樣的特質；當安哲羅普洛斯意有所指地說：「詩，不是偶然；而是一種奇蹟」時，究其源，說的應該是：如何以詩的情境，訴說一部在沉埋與遮蔽的時間裡，穿越迷霧追索共同記憶的電影或劇作。我們有幸，得以在不同入徑，卻風格皆獨樹一幟的詩意電影中，與兩位導演的作品相遇並相識！見識了安哲電影中，多次湧現在巴爾幹半島酷烈槍聲中的迷霧；也見識侯孝賢在九份山區流亡路上，隱約吹過的霧氣與山嵐。似乎，都潛伏著隱喻的電影語言與聲息！ 當然，在悲情城市十三問中，侯孝賢只是很日常地說了：他最初想拍的就是：將台語歌裡的江湖氣，豔情，浪漫，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滿血氣方剛的味道拍出來。朱天文聞後帶著親切地調侃：真讓人頻頻皺眉頭，何況那些期待他甚高的前進影評人。後來，侯導這才說：如果他能拍出天意，那就大過癮了。這段對話，作為最後一問的結局，真有點追根卻不全為了究底的況味！ 創作抵達某種稱作「天意」的境界；雖說，總難免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但，握在手心的水珠子，也會在不知何時的剎那間，就留下一片濕潤的空白；與其信不信之，倒不如體悟之。體悟，既有身體的張力，也有感知的從容。這樣子看，或許能去稍稍聆聽於日常俗勁所潛藏的內裡情境。這是看《悲情城市》的兩小時又四十分鐘，音樂通常響徹空曠的山野與天際，像在烘托一個時代的氛圍；腳底下的凌亂雜沓聲碰碰作響，卻是各種日常吃喝與幹架或逃命的生活干預。 這不就是在鋪陳：寫實中如何與詩意相遇的情境嗎？話說回頭，老生常談，一旦是侯孝賢的電影，提的都不離開長鏡頭，固定擺一個絲毫不讓步的位置，將特寫與全域滑動，從視線中蒸發；在我臆測，為的就是讓空間在天地間還原，這毫無疑問。除此以外，如何書寫歷史災難下的小人物，在風聲鶴唳環境中的「自為」狀態，可能是更大的企圖與關照。 藉由這個角度與層面，就會涉及導演對真相的追究，如何與美學思索發生聯繫。因為，安哲羅普洛斯在面對壓殺的歷史時，雖然也讓鏡頭中的人、事、物，顯得那般內在的「自為」：母親凝視的，永遠是離家的兒子，在大草澤中逐漸消失而去的身影；戀人相互交換的神色，永遠是海邊突而響起的槍聲，帶來離別的警訊。這一切，都盡在不言中；某一個切面恰與《悲情城市》中點亮燈泡，響起天皇投降詔書的畫外音，有一種敘事性的雷同；然而，表現手法的傾向，就是和侯孝賢生產出來的電影美學，有著截然不同的回響；至少，《悲傷草原》的凝視性長鏡頭，與侯導的抒情性長鏡頭，帶來的恰是「不忍逼視」與「天地無情」的差異？兩者引發觀眾的內在撞擊，全然有別！ 藉由這個角度與層面，就會涉及導演對真相的追究，如何與美學思索發生聯繫。因為，安哲羅普洛斯在面對壓殺的歷史時，雖然也讓鏡頭中的人、事、物，顯得那般內在的「自為」：母親凝視的，永遠是離家的兒子，在大草澤中逐漸消失而去的身影；戀人相互交換的神色，永遠是海邊突而響起的槍聲，帶來離別的警訊。這一切，都盡在不言中；某一個切面恰與《悲情城市》中點亮燈泡，響起天皇投降詔書的畫外音，有一種敘事性的雷同；然而，表現手法的傾向，就是和侯孝賢生產出來的電影美學，有著截然不同的回響；至少，《悲傷草原》的凝視性長鏡頭，與侯導的抒情性長鏡頭，帶來的恰是「不忍逼視」與「天地無情」的差異？兩者引發觀眾的內在撞擊，全然有別！ 時間彼岸的種種血腥與殺戮，當然有國際冷戰與內戰和戒嚴體制的背景；戲劇不能只是這樣演，電影無法只是這樣拍。侯導說：我不是在拍歷史，是在拍歷史中的人；更具像地說，是被殺戮與屈辱的平常百姓。這樣便有了家庭與兄弟在「2.28」 期間的遭遇。其實，安哲羅也是一樣；但，對於事件背後的心靈穿透，有所不同。 兩部電影，幾乎都以國際冷戰格局下，左翼肅清與清剿作為題材，也都在展現史詩式的壯闊與悲情。然則，《悲情城市》沒有悲劇式的戲劇性衝突，卻化戲劇性的悲劇為天地無情，讓我們幾乎沒有特定線索，去追究到底誰與哪一樁事件，製造如此血腥的殺戮？更多的是：發生在戲劇背後的尋常家族，如何食衣住行以及相當關鍵的出生與死亡！至於《悲傷草原》：活著，當然是殺戮成為共同記憶後，必然面對且無法迴避的問題；然而，浪跡草原與航行沼澤時，家族的面容畫一與沉默不語，在遼闊與哀傷的交響樂中，卻似乎暗示著某種未知的悲劇，即將在歷史轉折的某一特定時空下，終將到來！悲劇與悲憫，倏忽形成中西文化中，兩種生死的態度，並轉入電影美學的流動中！ 兩者的表現方式，儘管帶來不同的迴盪；然而，感官的內向性幾乎與生命的抑鬱，都在巨大歷史的創傷前，化作鏡頭中的沉默。當經久的沉默，轉化為巨大的噤聲時，歷史已經在共同的內在，無聲地吶喊！影片中，寬美的哥哥投入山區的地下黨運動，藉由組織農民展開革命行動；卻也如官方「諭示」般地被軍警圍捕，消失蹤影。收到秘密信件的文清，下樓去匆匆取信；上樓來時，一片沉寂，只有妻子寬美餵食學步兒子的低聲；一切彷彿日常，一切彷彿在靜止的某一個時空中，異常平靜與日常。然而，拘捕與受難就在這一張皺的信紙上，沒有嚎啕，沒有失聲，就更不用說聲聲啜泣了！ 這就是潛伏在尋常民眾內心深處的「2.28」！這就是詩意的政治電影；以詩來安頓政治，不是政治作為批判性控訴。《悲傷草原》裡，也一樣：兄弟都無聲地死在內戰的戰場；那一刻，無邊的沼澤與草原，只有母親一人在遼闊的長鏡頭哩，失魂落魄的奔跑；世界顯得那般冷酷，就剩一個哀傷的女人，以母親絕望如臨深淵的靈魂，與蒼茫共流亡。這就是安哲羅式的悲劇情境，顯得那麼壓抑與內斂，永遠在時間之外，凝視這時間之內的無聲死亡，在戰事顯得很遙遠的當下發生：鏡頭中，僅剩母親浦島的腰身，仰天長嘯殘酷的歷史。 所以，時間中的聲音似乎在問：一場內戰的告別，如何在詩的鏡頭下表現，接近永恆。孤寂與殘酷，如霧，不斷在心裡包圍過來…。「孩子，你在嗎？」「是，我在。」「我想向你告別。」是母親向孩子不捨的道別？是父親向孩子不忍的話別？都已經變得不很在意；更像似苦難記憶向當代的召喚或告別吧!這恰是安哲羅賦予當代殺戮記憶，希臘悲劇性的詩意告白。 我們從而發現：記憶，儘管以「人權事件」被被歸入國家檔案中；畢竟，仍是時間彼岸的血痕。因此，劇場與電影創作手法，若不在此當下的此岸，展現一種探索的歷程，終將只是答案在權力運作下，對於現實的撕裂。很不幸地，現實的撕裂，不會是結局本身。因為，結局會在日常的共同記憶中，表現出活在昔日當下的浮沉與忐忑；當蒙塵的冊頁被重新翻閱，創作者的內在，於是懸掛著時間堆疊下，歷史斷崖上一顆沉重的巨石，沿著山坡路不斷滾動下來；卻又被創作者心底的「薛西佛斯」，神話般地推上山頂。 當這樣的情境持續輪迴，在幾乎轉為夢境的下一刻，才得以讓時間彼岸的殺戮，再次以徘徊於黑暗與光明之間的影像或劇場，前來相遇！這是詩意美學對殺戮歷史的告白！所以，韓國作家金石範對濟州島「4.3事件」，寫下這樣的警語：是我們遺忘歷史；或者歷史遺棄了我們？誠然發人深省：一如陳映真的犀利題示：既是鞭子，也是提燈！ 挪威畫家孟克的舉世名作：《吶喊》，幾乎人人知曉。這畫裡有一種特殊的視角，是一張臉頰消瘦的面龐，回過頭來與我們直接面對面。每當看這幅畫，都會有一種緊張感，就是畫中的這個陌生人，像似恰無聲地向另一個時空下的我們，求救式地「吶喊」；因為，他的前方是他身後那片彤紅的天際，他要過橋前往河的另一岸，但顯然已來不及。因為，彤紅的是爆發的火山，炙熱燃燒中的熔漿，或許將在下一刻，吞滅準備過橋的他！ 這裡的時間中，災難就在他前面；當他轉身，我們的時間中，他的未知變成了記憶。因為原本眼前的災難，現在變得發生在身後；這引發我們更深的時間共感。也恰是在張開驚嚇大口的那瞬間，我們被捲進他內在的恐慌中！藝術，必須於「存在」面前創造時間感，特別是災難的面前；電影與劇場也一樣，特別在苦難記憶的面前，如何將過去的時空，轉化到眼下來，幾乎決定了歷史在當下的能量！ 孟克畫的是存在的焦慮，從時間的彼岸，倏忽來到當下面前；擴大一些來解釋，這焦慮也可以是集體殺戮的記憶，如何與當下產生共振的一種效應。這就是《悲情城市》與《悲傷草原》兩部地球兩端的電影，如何在當下生產文化撞擊的背後原因。然則，經久地，人們在搶奪解釋權時，誤以為在被沉埋的歷史背後，取得「正義」的招牌；往往恰好成為血流枯乾後，遮蔽真相的另一權勢的操作。這是歷史上不斷重複發生的現象，當現象的重複形成一種解釋的霸權，歷史的血漬也乾凅成失落源頭的記憶之河。 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安哲羅普洛斯的《悲傷草原》，又或譯作「悲泣的草原」。我總覺得，「悲泣」有一種傷痛欲絕的貼近。只是，這貼近，令人感到無比殘酷、無比無言與深深呼吸中的靜默。 緩緩推進的劇情中，來回影射著內戰，何其殘酷；卻從未有大場面的戰爭發生，只有在雙聲的兒子相互對峙戰死後，母親，緩緩仰起的身姿，問著蒼天⋯⋯。他似乎始終在吶喊著：水，如何成為詩意的譬喻？卻是幾近在無聲中追問自己。河的倒影裡，浮現了一張母親的臉孔。伊泣聲呼喊，無力地趴伏著的上半身，跟著她絕望的側影，費盡氣力地往上緩慢仰起，但已無法，因為幾乎的氣絕。躺在她身旁的是：她一對雙胞胎兒子其中的一位，因為參與內戰中的左翼游擊隊，被政府軍射殺在一片浮舟般的廢棄房板上。兒子，死了。死亡，在母親噤默的探問中；終而，轉作天地間剎那的崩裂。 這是影片的最後一個畫面。說穿了，殺戮後枯乾的血流記憶，更像一面鏡子，甚至是蒙上時間塵埃的鏡面；創作性過程中，如何賦予鏡面蒙塵擦拭的歷程，恰是刻不容緩的當下美學課題！因為，《悲情城市》裡山上的芒花白了；《悲傷草原》裡海邊響起槍聲遠了；沾血的歷史，在記憶的彼岸淌流，涉水逆流而上的，恰是兩個家族中的兄弟、母親、父親與新生的嬰兒！這是有扣人心弦的音樂聲，在歷史與當下響起的原因：一切都在訴說一種詩意的記憶美學，從未遠離捲入歷史苦難中的日常生活，以及逆風中仍遠望的每一張臉容！ 距離上一回見到侯孝賢導演，匆匆已有5年時間；那個寒冷冬日夜晚，海風很大。在大潭海邊，一行人跟隨潘忠政老師的頭燈，踩在茫茫夜暗的海灘上；終於在鄰近沙洲分岔處，遠遠見到閃閃滅滅燈照下，天然氣儲存桶在施工船的器械運轉中，將棧橋的鋼釘牢牢釘在七千年的藻礁上！後來，在回程前，大夥圍著歌手沈懷一高唱《藻礁 SORRY 別哭泣》的最後一句歌詞：「讓藻礁 永遠在台灣美麗 下去」時，侯導在海灘上欲罷不能，跳著、舞著被寒風吹襲的身體；像似孩子在時間的海灘上奔跑，朝向另一處探險的沙丘，涉渡起伏的灘岸，迎接晨光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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