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千肉身及其實踐
■丘延亮
（2009.6.19《新國際》）
【編按】本文作者丘延亮，朋友們暱稱他為「阿肥」，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1968年5月，全球進入狂飆年代，丘延亮卻在當年7月進入牢獄，罪名是「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同案者有作家陳映真、畫家吳耀忠等人，是台灣白色恐怖時期典型的思想犯案件。後來，阿肥到芝加哥大學就學期間又擔任反南非種族分離政策組織的主席團成員。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期間，介入女工守廠抗爭，協助台灣農民子弟楊儒門的海外聲援活動。回到台灣之後，很快又積極投入樂生療養院和溪洲部落等抗爭事件，樂意在街頭，在最邊緣的角落與青年為伍。1989年，他在北京宣布戒嚴之後，直奔天安門廣場，見證了歷史，留下了紀錄……
1989年5月20日傍晚，北京戒嚴的首夜，「香港專上教研人員北京學運支援團」的十幾個同仁首次來到了天安門。此際，身後彩霞漸漸褪色，眼前華燈猶待燃起；蒼莽洶湧的人潮，昏靄無垠的廣場上，游魂般的紅暈尚在天際徘徊，偷天的鐵青卻已緊抓住人們的腳跟，一寸寸爬上他們的胸口，固執的把成百萬人扯進漫起的夜幕。
然而，恰在這依稀瀰留之間，人聲體味相激互蕩的時刻，種種異樣的綿亙，凝結了時空，為人心注入了醺人的防腐劑。酣暢在冰凝的希望之焰的閃映前，盪漾間，人們不覺地沐浴在永恆的希冀之中。
香港、台灣、海外的問候與聲明
猛然，一陣狂風平地而來；似要攫走我們手中嫩竹支起的橫幡幢；待站穩腳步、抹去額前的驚汗，手中的細竹枝，攔腰折了一半。
當強風再回目南池子的圓拱、颳向長安大街時，天已大黑；護幡的旗手們也知道了嚴陣以備，攏在一塊，偃幟相對。這時，負責連繫的北京同學給久待的我們帶來了「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特別通行証。
入黑後的廣場，指揮部的護衛保安尤其加強了。隨著來人，我們通過了五道同學們身連身、手牽手圍起的安全線。每一線，除了引導出示通行函件外，每個人都得核對香港身分証件。過了五關，換了四個引導，我們被帶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最高（第三）層，交到一個副總指揮身邊。
在人蹤疾閃的燈影中，懸在碑上巨型喇叭震耳欲聾的廣播聲下，我們朝北一列橫隊，面對碑前成千上萬同學，高舉標示我們隊伍的橫幡，等著在被介紹後，宣讀來自香港、台灣、海外友人托轉的問候與聲明。
這時，指揮部的廣播都是簡短、緊急的告示、安排與調遣：聲聲激迫、連綿不斷；和廣場上每支燈柱中北京市委官方廣播系統不時傳出懶散的說教和冰冷的警告，強烈對比。
指揮部廣播站連發放部署通知都來不及，更甭提介紹支援團體了。接待我們的副總指揮找來了一個手提擴音喇叭。在學生逼切的動員呼號及官方偽詐的誆辭衝擊之下，香港代表宣讀了聲明，我也轉達了台灣青年的關懷與支援。滑稽的是，知道我們這隊是幹甚麼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恐怕只有紀念碑二層、上百的各國記者；正是他們，李鵬在白天剛剛指名叫罵，指他們觸犯了戒嚴法！
不久，我們被請下了紀念碑，讓地方給火熱進行中的部署工作。
經過一再的要求和交涉，指揮部答應了讓香港的來人在廣場保安圈內遊行一週。
我們舉起幡幢，跨下台階，步進廣場。一時間，坐著、躺著在幃幕帳下，站著、談著在遠近角落的同學，一見到我們橫幡上香港代表團的大字，兀的，群起直奔過來。他們前來問詢外間的世界，問它們對萬千中國青年和平抗爭的反應，對一個有正義與尊嚴的未來中國之寄望與嚮往。更多的，來到跟前，只為的一個擁抱、一個握手；一個在他們頭巾、襯衣、褲、裙、帽子、手帕、或赤膊的背上、掌間，匆匆的簽上未識的姓名。千百個深深的擁抱、重重的握手，千百個潦草飛揚的簽名、火烈的交換和情切的道別；相對於這些慌亂的、身體與身體的接觸、體溫與體溫的傳送，言語顯得異樣的笨拙、多餘與累贅。連番的珍重聲中，是直截了當的誓言：我們不退，我們不走，我們必勝！大軍當前，手無寸鐵的和平抗爭者何須多言，等待最終的對決者，惟咬牙面之而已！
一個初夏夜之夢的場景
不知多少擁抱，不知多少握手，不知多少簽名；也不知道在廣場繞了幾圈。當我再次虔慎地刻畫我的姓氏，在沾血底白袍的一個角落，一雙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雙臂：「我是醫學生，放心好了，我們會照顧同學，請你也叫大家放心，我們不走的，直到最後一個……」抬起頭，見到一雙耀著火焰的雙眸，我沉默無言。
總該是10點過後了，指揮部的糾察負責人，總算把香港的來人集攏，強力的把我們逐出了學生保安圈。抗拒中，他們堅定的強調：香港的同學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將真象傳出去、留下來，比起做屠城的犧牲者，你們應更好的成為血洗的目擊者。這番話，點出了不同的處境，也很好的指出了不同的定位與職份。
離開了保安圈，我們匯入了外圍的萬千市民；留連中只見不斷的救傷車，嗚警疾駛、出入於保安圈內外，它們可是接運24小時前停止7日絕食的學生入院急診？更多的市民卻告訴我說，它們大多是把稍一恢復的同學送回到廣場上，因為每個絕食的同學都堅持：他們的命運是在廣場上，和萬眾與共；不是在診病室內，獨自不知所之。
子夜一步步的近了，情勢一刻緊似一刻；騎摩托車的飛虎隊擔任義務的機動探子，來往傳遞軍情，所經之處，人人掌迎。這時，長安大街上早已人頭洶湧；各個主要的交叉路口、入城的重要孔道，都聚積了成千上萬的市民。他們上街阻擋軍車，說服官兵，有驚人的成績。他們聚向廣場，用肉身組起層層圍欄，保衛圈內的學生。他們來到這兒是為了目擊，是為了抗爭，也是為了對屠夫們示警。
夜的腳步在不覺中深了，燈柱裡傳出無力的官方讕言已經重覆得如自我催眠的咒語；大街上，路口邊的老少，十百成圈地熱烈談論著，交換最新的情況，分析可能的動向，宣講形形色色的傳奇軼聞。
早夏的微風中，盞盞華燈的光映下，三兩成群的家人散步著。一對對愛侶，手牽著手，走走站站，咬耳朵、說情話。祖父祖母逗著孫兒孫女，行道上小販兜售冷飲和零食；草坪上、柏樹間，躺著、坐看，朋友成群，說說唱唱。這兒那兒乘涼的乘涼、談笑的談笑；嫻逸、輕鬆、祥和……奇特的混同了同樣數量的未知、刻刻可期突現的詫異或驚喜。好一個初夏夜之夢的場景，懸浮在真幻之間。
突然間，有如一記悶雷襲來，打得我周身寒顫。這一切似曾相識的不類，其強烈對照的種種，提醒了我的，竟是四百多年前法國羅曼斯鎮發生的嘉年華節大屠殺。我立刻極力排去這個不祥不快的意念；它卻刻刻回身齧噬，不肯離去。
創造自主常新的自我認同
接著而來的幾個夜晚，類似的情況在天安門廣場及其週邊重覆，節慶的氛圍有增無已；看在眼裡，我已不能再不相信自己的親眼所見，它們竟與縈思中的情節愈走愈近！在戒嚴當局加意的脅迫重壓下，持續的神經戰底煎熬當中，廣場裏、大街上、艷陽下、子夜時，學生當中與廣大市民工人之間，不斷的湧現了澎湃的創意，時而散漫寬弛，時而緊迫滑稽；嘲諷與幽默，戲弄與愚劇，層出不窮。
紀念碑前音樂演唱、舞蹈即興之外，死亡威逼前對生底頌讚中，有一對對青年男女的信誓，毅然地攜手於婚姻之壇。這樣的景象，誰說不是拉布雷（Rabelais）筆下──嘉年華節當中──「一種新型式的人與人相對待方式」的乍現？
這一切，使我不由為之興奮，不由為之驚慌！
這個生命中的論詰（discourse in life），萬千的肉身及其實踐，在頑劣的史境中，竟兀自成就了天安門抗爭底詩讖的篇章，嗚呼哀哉！
要理解一個人民的抗爭，數百萬人的運動，我們必須面對不斷為權力所壓迫排擠的百姓大眾，睜大眼去凝視他們在在為史家與學者醜化與淹沒的言語與行事。這個認知的歷程也就是學習去體會的途程：受壓迫者如何奮力建構其主體性，將自身改造為自己歷史的行事者與當事人。在這個意義上，天安門抗爭有示於我的，恰恰是一個集合性「大我」的型構，其一步步轉化為自覺的歷史主人，及其日益明朗的與黨／國家機器的對立與對抗。
從廣場的第一夜，到其後一連串的聯席會議上，來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不約而同他戮力開拓一種新的空間，確立一種新的過程。他們著眼於創造一個自主常新的、有別於一向被強加在身上的自我認同。他們策略的第一步是去「否定」，直截了當的和黨／國機器的複合體劃清界限，排拒它所號稱和囊括的一切：從意識形態、大小建制到各級官僚。這個意理，在日常行事上，具體的表現在二分法的指稱上面——「我們」相對著「他們」。
然而，在戰略及踐行的層面，既拒絕被權力所在範疇化，又得反抗被它的矮化醜化，抗爭的縱深是大的，戰線是長的。抗爭主體的核心包括了學生——自識到是人民的前卒，不是他們的代表——和其他既存和潛在的聯盟：工人（他們稱學生為小弟，自稱大哥）、市民和農民。
至於相對於後期加入的「知識界」的成員，某種形式的抗拒卻始終存在於兩造之間。此外，「我們」還包括了一些其他社會因素：包含了那些一向為權力集團宰制、外化和分割，是以不可免腐化著的、卻藉此自我解放的人們。經過了「運動」的洗禮和潔化，他們圈中的某些個人遂重獲了重新為人的契機，回到了人民的一邊。這些人包括了軍隊（指戰員和士兵）、公務員、新聞記者、黨工的部分成員，特別是他們當中已經退了休的一批。
天安門抗爭是「愛國」事件
換言之，這個「主體性建立」的戰爭，涉及了一個「非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雙向過程。在不斷的對一己位向的建立、重建；定位、再定位的掙扎中——一己相對於他人，全體相對於「他們」——持續的戰爭始終進行，在「社會身分」及其成員，和「社會範疇」及其意義的戰場上。
例如，天安門上的抗爭運動對其主體言是件「愛國」的事件。要理解其邏輯，必須針對這些主體就「我們」和「我們的國家」所自覺的新關係和新的連繫，進行全新的認識。換言之，示威的主體挑戰的，恰恰是幾十年來黨／國一體論者對一個人愛他的國家所進行的壟斷與閹割。他們的陳腐公式「朕即國家」已經徹底破產。取而代之的是抗爭大眾的新型構「我們，人民的、國家」。國家一旦成為人民的──而不是甚麼黨或統治階層的──作為國家主人的人民才第一次有愛它的可能與必要。偏偏因為愛國的不可假手他人、必自主抗爭始克自求多福。愛國，就必須撤換篡奪人民之國的敗壞政權，就必須反對反人民、非人民的信用破產的黨／國複合體。
近子夜時分，在廣場北端的巴士站東邊，我和十幾個北京美術學院的同學進行了一場有趣的對話。討論的話題不知怎的轉上了誰養活誰、誰是共和國之主人的問題。
「你們學生到現在還每月領津貼；包括絕食和示威這段時間，你們不覺得欠『他們』一些甚麼嗎？不說別的，政府一直在供你們上學，生活費，其他……」我用激將法故意激他們。
「才不呢，他們過去老教我們這麼想，現在可沒人再理他們這一套了！」
「拿黨當娘，感激它養育之恩？門兒都沒有！」
「我們總算明白了過來，他們從來沒養活過任何人；恰恰相反，是人家養活他們，養得過頭了……」
「養他們的是誰？是咱們的老子、老娘、哥哥，姊姊。他們工人、農民和市民，拉拔大我們，還得養他們。」
「先想想，我們沒有他們，活得了，活得還要好；他們呀，他們沒有了咱們，他們吃甚麼？沒人養活成嗎？黨幹部、當官的，他們甚麼時候為生活操勞過呀？誰見過他們幹活兒？」
「我們拿他們的津貼？可有這麼回事兒？才怪哩！他們拿了人民的錢，說是教育我們，見鬼！他們中間抽頭，佔了便宜還賣乖……」
「還想當咱們的空頭主子，叫我們給他們效忠，算了吧，我們這回兒可明白過來了，再不信那碼子事兒了……」
新社會政治集體的誕生
這些話，一致戮穿了黨國壟斷的煙幕和騙局，也點出了人民視野的、政治經濟學的針對觀點。可以說，一個反宰制的政經理解及其型構，在廣場及其運動的實踐中找到了主體和歷史的負責人。
毋可諱言的，這個人民陣線的各社會成份都急切的要建立他們自主的集體；學生成立了自治聯盟，工人建立了自主工聯，市民也有了自己的自治會。對一個新斯大林主義、欲借屍還魂的政權，他們最受不起的，恰恰是黨／國叢體掌握之外的、新的社會政治集體的誕生。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歇斯底里的哀號，誓死摧毀「反革命」的狂嘶，都是壟斷有心宰制無力的弦外之音。捷克的劇作家總統哈維爾在他著名的〈無權勢者的威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一文中，很好的總結道：
「任何教人民干擾『這個系統』既定權位的事物，『這個系統』都視之為是對它的攻擊；職是之故，一點不錯：每一個這類觸犯的事例，都是對『這個系統』的真正否定。」
恰恰好，這偏偏正是天安門人民抗爭的實踐者們刻刻在做的事和時時遵循的策略；這也是他們結構性、最終必勝的根本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