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專題】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
——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視角[1]
◎呂新雨
今天，討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關係，最核心的問題其實是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是通過列寧主義抵達中國的。因此，如何重新評價列寧主義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淵源是來源於列寧主義，沒有十月革命就沒有共產黨，但是這一點今天卻討論得很少。反而是自由主義右翼更明白這一點，他們通過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寧，做了大量工作。否定了列寧主義之後，他們要的是什麼，其實已經不言而喻。
講馬克思主義跟中國道路的關係，如何不講列寧不講蘇聯革命，不講共產國際的歷史，不重新梳理這些歷史過程，是沒有辦法完成這個敘述的。所以如何重新討論共產國際？這就涉及到兩個關鍵問題，一是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的決裂，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道路和歐洲社會沙文主義的決裂。這個問題今天重新回潮，中國的社會主義的路徑要從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被表述為封建專制主義，或亞細亞專制主義）切斷，直接剪輯到歐洲福利社會主義道路上，為修正主義重新翻案，中國和蘇聯既有的道路都不是社會主義，只有歐洲的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所以就要回到晚年恩格斯，把恩格斯抬出來壓馬克思，為修正主義張目。用恩格斯打壓馬克思，用斯大林打壓列寧，是其基本策略。但是，這個主張從來不正面回答的問題是，為什麼第二國際在一戰爆發之後全面背叛工人階級，背叛社會主義，滾到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的那一面？這個政治路線的脈絡從來被他們沒有清理過。正是在此背景下，1917年至1918年，在列寧的建議下，經過黨內討論，社會民主工黨（布）改名為共產黨，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與歐洲社會沙文主義的第二國際的決裂與路線鬥爭，也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前提。今天自由主義右翼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旗號來搶奪左翼的旗幟，要把毛澤東思想拉回到新民主主義，用裁剪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閹割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這些新的理論動向都必須與列寧主義與中國的重新理解聯繫起來，才能獲得歷史的洞察，以及批判的源泉。
中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和中國共產黨的實踐體現了中國革命的特殊性，也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原因。但是，這一特殊性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普遍性基礎上完成的，特別是在與蘇俄革命聯動的基礎上進行的。今天，我們需要重新清理這個歷久彌新的歷史課題。
（一）列寧為什麼關注辛亥革命？
1905年俄國革命爆發之際，也正是同盟會成立的一年。當1911年10月10日以武昌起義為標示的辛亥革命推翻王權，共和國終於在艱難中誕生之際，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已經為之進行了大大小小的起義或革命十餘次之多。此時俄國正處於從1905年革命到1917年革命的關鍵期間，流亡歐洲的列寧忙於與孟什維克的鬥爭，鑒於黨內圍繞著《火星報》展開的路線鬥爭分歧嚴重,已經無法調和，列寧決定把布爾什維克派變成布爾什維克黨, 重建國外布爾什維克黨組織委員會，這也是因為在俄國工作的全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委員都被捕了，需要重建黨的最高機關。
1912年1月5日，列寧在布拉格主持召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會議通過了一些關於國際問題的重要決議，其中就包括列寧起草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決議[2]：
鑒於政府的報紙和自由派的報紙《言語報》為了俄國資本家的利益，掀起一場宣傳運動，叫囂要趁中國發生革命運動之機佔領與俄國接壤的中國的幾個地區，代表大會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具有世界意義，因為它將給亞洲帶來解放並將破壞歐洲資產階級的統治，代表大會祝賀中國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國無產階級懷著極大的熱忱和深切的同情注視著中國革命人民獲得的成就，並斥責俄國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掠奪政策的行為。[3]
布拉格會議是辛亥革命得到的最早的國際聲援，並第一次顯示了布爾什維克作為社會主義政黨所具有的國際主義精神，是列寧最早敏銳地指出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意義」，它為之後的蘇俄對中國革命的物質支持開闢了道路。而此時的俄國正在策動外蒙「獨立」，布爾什維克旗幟鮮明地反對之，這並不是在「十月革命」之後才開始的「機會主義」——這正是今天翻案史學的主要立論。
孫中山最早被俄國革命黨人開始瞭解，是1897年俄國民粹主義色彩的雜誌《俄國財富》對孫的英文版《倫敦蒙難記》的翻譯、採訪，以及對孫的兩篇文章翻譯，最早在倫敦與孫接觸和訪談的俄國人即為一名民粹黨人。[4]自此，中國革命就始終被俄國的社會民主革命黨高度關注。
1912年3月31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一職，4月1日《在南京中國同盟會會員餞別會的演講》中闡述了他的民生主義和社會革命的思想。其演講的上半部分迅速被翻譯為法文，刊載在1912年7月11日比利時布魯塞爾社會黨機關報《人民報》上，7月15日便轉譯為俄文，題為《論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刊登於俄國布爾什維克機關報《涅瓦明星報》第17期上。該報正是響應列寧向布爾什維克提出的重要任務：恢復合法的馬克思主義刊物，而於1910年12月在彼得堡創刊。流亡海外的列寧自己在該報上刊登了大量的重要文章，使其成為一個具有戰鬥性、影響力的黨在俄國的合法機關報。該報從1911年起系統報道中國情況，刊登學潮消息，還翻譯了同盟會的傳單，辛亥革命後則辟出「中國革命」專欄。[5]在刊登孫中山演講的同一期，列寧便刊登了《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重要文章[6]，這是列寧第一篇論述中國革命的文稿，首先涉及民粹主義。中、俄兩國革命最重要的領導人的兩篇關於中國革命的文章，同時刊登在一期報紙上，從辦報理念上是凸顯議題重要性的方法。也可見列寧的政治判斷力非同尋常，中俄之間在革命上的密切同步與互動關係，在以往的研究中並沒有被重視。
列寧第一個發現並敏銳地指出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具有重要的共同性，孫中山作為偉大的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家在完全不瞭解俄國的情況下，「提出了一些純粹俄國的問題。這位先進的中國民主主義者簡直像一個俄國人那樣發表議論。他同俄國民粹主義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許多說法都完全相同。」這就「迫使我們，同時也給了我們一個方便的機會再一次根據新的世界事態來研究亞洲現代資產階級革命中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相互關係問題。這是俄國在從1905年開始的俄國革命時期所面臨的最重大的問題之一。從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綱領中，特別是把這個綱領同俄國、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的革命事態的發展對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僅俄國面臨這個問題，整個亞洲也面臨這個問題。」
列寧的分析邏輯是，中國的革命表明中國已經走上了「西方的道路」，在西方資產階級已經腐朽的情況下，「在亞洲卻還有能夠代表真誠的、戰鬥的、徹底的民主派的資產階級，他們不愧為法國18世紀末葉的偉大宣傳家和偉大活動家的同志」，孫中山代表的民主主義革命被看成是歐洲啓蒙主義的繼承人，具有馬克思所說的歐洲資產階級上升時期代表整個社會的歷史進步性和公共性。但是不可忽視的不同之處在於，「這個還能從事歷史上進步事業的亞洲資產階級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會支柱是農民，農民旁邊還有一個自由派資產階級，它的活動家如袁世凱之流最善於變節」。這就形成了這樣的特點：
沒有真誠的民主主義的高漲，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擺脫歷來的奴隸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這種高漲才能激發勞動群眾，使他們創造奇跡。在孫中山的綱領的每一句話中都可以看出這種高漲。
但是在這位中國民粹主義者那裡，這種戰鬥的民主主義思想首先是同社會主義空想、同使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願望結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傳和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的計劃結合在一起的。後面這兩種思想政治傾向正是構成具有獨特含義的（即不同於民主主義的、超出民主主義的）民粹主義的因素。
……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正在發揮農民群眾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度主動性、堅定性和果斷精神，從中正確地尋找「振興」中國的道路。[7]
農民問題和民粹主義的問題，正是中、俄革命中所共同面對的歷史關鍵，決定了二十世紀中、俄革命與十八、十九世紀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8]，它也直接決定了二十世紀不同於歐洲的東方「社會主義」的出現。在這個以鐵與火為社會主義的偉大實驗開闢道路的歷史過程中，中、俄（蘇）之間既有匯合，也有分流，這正是今天特別值得重新檢討的歷史遺產，它不應該被柏林牆倒塌所激發的歷史灰霾所遮蔽，如此，則歷史的奧秘就會永遠塌陷為歷史的黑洞，——它並非不存在，卻是以無意識的力量控制和吸納歷史的能量，一如宇宙的黑洞。
作為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學生，曾經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員，盛岳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回憶錄《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指出，第一個對辛亥革命的國際意義做出精確分析的「應歸於列寧，而不幸這一事實卻為大部分歷史學家所忽略。在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取得權力後，他對辛亥革命的闡述，極大地影響了布爾什維克黨對中國和其他殖民地國家的政策」。[9] 因此，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表述之外，還應該看到列寧對辛亥革命以來中國革命的判斷對於建立新的世界格局所具有的坐標意義，這是列寧主義開始把視野從歐洲轉向東方的歷史依據，並由此改變了世界。從此，俄國革命就與中國革命匯集於一個大歷史的視野之中，一個共同的歷史大舞台，並且彼此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實,不僅僅是1919年之後的共產國際和蘇聯影響了中國，中國同樣也影響和改變了共產國際與蘇聯，這是一個彼此共同探索和改變的過程。這正是為什麼1912年前後的列寧要連續發表文章評價中國革命的意義所在，中國革命的意義對於俄國革命意義攸關，歷史也證明瞭這一點。
（二）列寧為什麼關注中國革命與「民粹主義」的關係 ？
1912年11月列寧在《真理報》發表時事評論《新生的中國》，首先熱烈地歡呼和指出「先進文明的歐洲對中國的新生不感興趣。4億落後的亞洲人爭得了自由，開始積極參加政治生活了。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說已經從沈睡中醒來，走向光明，投身運動，奮起鬥爭了。」落後的歐洲與進步的亞洲，這一革命的敘述被建立起來的同時，中國革命也置於與俄國革命比較的視野中加以階級分析。在區分三種不同性質的政黨時，列寧的參照系是俄國革命的格局，他特別對「國民黨」寄以希望：「這個黨很可能在中國第一屆國會中佔多數。它的領袖就是著名的孫中山博士。現在他正忙於制訂大規模的鐵路網計劃（請俄國民粹派注意：孫中山這樣做是為了使中國「越過」資本主義！）。」在文章的結束時，列寧預言道：
「國民黨」的主要支柱是廣大的農民群眾。它的一些領袖是曾在國外留學的知識分子。
農民民主派與自由派資產階級的聯盟使中國爭得了自由。沒有得到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農民究竟能否堅持民主主義立場對付那些伺機向右轉的自由派，——這在不久的將來便會見分曉。[10]
在列寧這個分析的視野中，佔據重要位置的正是中國的農民問題，決定中國革命未來走向的也將是農民問題。列寧把「民粹主義」看成是「農民民主主義」的思想體系和觀念體系，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而不是民粹主義自稱的「社會主義」，那只是空想的社會主義。這一判斷是基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即無產階級（工人階級）領導（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後）推翻資本主義才有真正的社會主義。但是，對於「民粹主義」，列寧自己是有一個重要轉變的，這也是列寧從一個經典馬克思主義轉變為列寧主義的重要內涵。一直到1905年革命之前，民粹主義和民粹派都是列寧論辯的主要敵手，他做了大量的社會調查以發現和證明俄國城鄉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其主要觀點和材料集中體現在1895-1899年《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大工業國內市場形成的過程》的著名長文中，列寧描述的是一幅俄國資本主義的歷史畫卷，自始至終的論敵都是「民粹派」。既然俄國佔優勢的已經是地主經濟的資本主義，所以民粹主義的農民社會主義已經破產，沒有農民土地革命的可能，工人階級作為無產階級將走上歷史舞台。這時的列寧，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捍衛者。但是，1907年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中承認對俄國農業資本主義評估過高，是「革命揭露了這個錯誤」。「和平、土地、麵包」的革命要求，使得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深刻地認識到俄國革命必須作為農民土地革命才能夠獲得勝利，這是完全不同於歐洲革命的歷史涵義，也完全不同於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涵義。民粹主義所代表的俄國的現實存在，迫使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列寧及其工人政黨思考俄國革命的特殊性，即作為亞洲國家的特殊性，並以此特殊性作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這正是列寧主義的重要內涵，即只有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農民運動才能夠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一點至關重要。
1913年2月根據「臨時約法」，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國會選舉舉行，國民黨議席略佔多數，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遇刺。3月22日列寧在《真理報》發表《中華民國的巨大勝利》，譴責面對新生的中華民國，歐洲「文明國家而實際上執行最反動政策的六大強國，成立銀行團（協作性組織），一致停止向中國提供貸款！」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歐洲資產階級中間引起的不是對自由和民主事業的熱忱，而是掠奪中國、瓜分中國、攫取中國領土的野心，英、法、俄、德、日、美六個強國「銀行團」力圖使中國破產，以便削弱和破壞這個共和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是十分脆弱的，事實也是如此。不久之後，5月3日列寧再次在《真理報》發表《中國各黨派的鬥爭》，祝賀共和國第一屆國會召開，同時分析指出：「要是拿與俄國情況相當的用詞來說明這個黨的實質，應該把它叫作激進民粹主義共和黨，也就是民主派政黨」；孫中山的黨依靠的是工商業發達的、受歐洲影響最大的「先進的南方」，袁世凱的黨依靠的是「落後的北方」。袁世凱像俄國的立憲民主黨一樣，昨天是個保皇派，今天革命民主派勝利了，他就成了共和派，「明天他又打算當復辟後的君主制國家的首腦，也就是打算出賣共和制」，[11] 這裡，正是依據俄國革命的切身經驗，列寧以驚人的準確預言了1914-1915年袁世凱廢除內閣制、恢復君主立憲制及復辟帝制的後續故事，這絕非偶然。
正是由於歐洲反動資產階級與「反動的」袁世凱集團結盟，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以極苛刻的條件給予袁政府「善後大借款」使其能夠鎮壓南方革命，列寧預言對於孫中山的政黨來說，面對這個歐洲資產階級反動勢力與中國「中世紀」反動勢力的聯盟，鬥爭會非常艱巨。因為國民黨的弱點是不能充分吸引中國廣大人民群眾參加革命，「如果沒有群眾的這種支持，沒有一個有資助的、堅定的先進階級，共和國就不可能是鞏固的」，而出路就在於能否與農民聯合：
儘管中國革命民主派的領袖孫中山有很大缺點（由於缺少無產階級這個支柱而耽於幻想和優柔寡斷），中國革命民主派在喚醒人民、爭取自由和建立徹底的民主制度方面還是作出了許多貢獻。孫中山的這個黨只要能吸引愈來愈廣泛的中國農民群眾參加運動和參加政治鬥爭，它就能逐漸成為（與這種吸引程度相適應）亞洲進步和人類進步的偉大因素。[12]
農民因素被列寧明確地看成是國民黨這個中國「最先進」的政黨能夠成功的關鍵，這個判斷與列寧對俄國革命的判斷一脈相承，即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必須走與農民相結合的民主主義道路，才有可能成功，而這種成功將是人類進步的偉大因素。
幾天之後，緊接著這篇論中國政黨問題的論文，1913年5月7日《真理報》上列寧發表《亞洲的覺醒》：「世界資本主義和俄國1905年的運動終於喚醒了亞洲」，並宣稱「亞洲的覺醒和歐洲先進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鬥爭的開始，標誌著20世紀初所開創的全世界歷史的一個新階段」。在列寧的世界革命的視野里，已經建立起了歐洲的無產（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革命與亞洲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相結合的世界圖景。5月18日，列寧又相繼在《真理報》上發表《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進一步闡明瞭這一「辛辣的真理」，即「技術十分發達、文化豐富全面、實行立憲、文明又先進的歐洲，已經進入這樣一個歷史時期，這時當權的資產階級由於懼怕日益成長壯大的無產階級而支持一切落後的、垂死的、中世紀的東西」，為了金融經紀人和資本家的利益而支持亞洲的反動勢力，「它掠奪中國，幫助中國那些反對民主與自由的人」。其證據就是歐洲支持準備實行軍事獨裁的袁世凱，「為什麼它要支持袁世凱呢？因為這是一筆有利可圖的生意」，而且是一筆很大的「純」利，「要是中國人民不承認這筆借款呢？中國不是建立了共和制而國會中的多數又反對這筆借款嗎？」「啊，那時先進的歐洲就會大喊什麼『文明』、『秩序』、『文化』和『祖國』！那時它就會出動大炮，並與那個冒險家、賣國賊、反對勢力的朋友袁世凱勾結起來扼殺‘落後的’亞洲的共和制！」[13]從這個革命的視野出發，一戰之後的列寧把打破孤立的「一國社會主義」的希望轉向東方和亞洲，是有充分的歷史認識和前提的。列寧關心中國革命與「民粹主義」的問題，因為這同樣也是俄國革命必須面對的共同問題，是亞洲革命的問題。
（三）列寧對中俄農民革命性的辯護
1905年革命前後，列寧提出的是「無產階級的工人與農民民主專政」，意味著在農民問題上與民粹派社會民主黨聯合。1903年7月17-8月10日先在布魯塞爾後移往倫敦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其實是布爾什維克的建黨大會，把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列入黨綱，這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後是第一次。但是列寧起草的黨綱中關於土地問題的部分在大會上引發激烈爭論，後來列寧在1904年2-5月間在《進一步，退兩步》中「土地綱領」一節中對辯論做了精辟的總結。列寧竭力論證農民轉變為無產階級的可能，他批評崩得派李伯爾說：
不能像李伯爾同志那樣否認被剝削勞動者的（某個）階層有可能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你們回想一下，馬克思1852年在談到法國農民起義時曾經這樣寫道（在《霧月十八日》中）：農民有時是過去的代表，有時是未來的代表，可以向農民呼籲，這不僅鑒於他們的偏見，而且是鑒於他們的理智。你們再回想一下，馬克思晚些時候認為，公社戰士肯定公社的事業也就是農民的事業，是完全正確的。我再說一遍，不容懷疑，在一定的條件下某個勞動者階層轉到無產階級方面來決不是不可能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要確切地規定這些條件。我們所談到得條件，在「轉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這句話里已經表述得十分確切了。正是這句話吧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同一切冒牌的社會主義流派，尤其是同所謂社會革命黨人極其嚴格地劃清了界限。[14]
由此，針對有代表提出：土地問題綱領草案中關於將贖金和割地歸還農民的條文不是從無產階級政黨應該解決的任務中產生的，其目的似乎僅僅是「糾正歷史上的不公平現象」，是民粹主義式的冒險主義。[15]列寧則堅決認為把1861年改革後從農民手裡奪去的割地歸還給農民的要求具有重大政治意義，這是使農民從民主社會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必須經過的一道門」：
社會民主黨人在世界各地提出和實行這樣的任務：完成資產階級沒有做完的事情。我們所做的正是這件事情。為了做這件事情，就必須回復到過去，每個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人都在做這件事情，總是在回復到自己的1789年和自己的1848年去。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也同樣不能不回復到自己的1861年去，我國所謂的農民「改革」所實現的民主改革愈少，我們就愈是要更加努力和更加經常地回復到過去。[16]
社會民主黨人必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所不能完成的任務，才能進入到社會主義革命，故土地綱領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任務。因此，他批評主張取消關於割地條款內容的「李伯爾同志忘記了綱領的民主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的區別：他認為民主主義綱領中沒有社會主義的某些東西就是「貧乏」。他沒有看到，我們的土地綱領的社會主義部分是列在另外一處，即列在關於個人的部分，這部分也同農業有關。只有毫無原則的社會革命黨人才會混淆民主主義的要求和社會主義的要求，而無產階級的黨卻必須極其嚴格地把二者辨別和區別開來。」[17]這是「因為他們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現代俄國農民經濟結構這樣一種錯綜複雜的現象時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他們不瞭解農民運動的意義，不瞭解我們社會民主黨人在第一批有名的農民起義時期表現的弱點不是過高估計了這個運動的意義，而是過低估計了這個運動的意義（而且沒有力量來利用這個運動）。」[18]列寧批判道：
李伯爾說，我們關於消滅農奴制的要求與自由派的要求是相同的。但是自由派沒有說如何實現這個要求。我們則說，這種要求不應當由官僚來實現，而應當由被壓迫階級來實現，這已經是一條革命的道路了。這就是我們同那些用他們關於改革與改良的談論來「污染」人民意識的自由派之間的根本區別。[19]
在此次會議上，圍繞土地問題的激辯，正是圍繞著農民作為一個階級的性質展開的，列寧堅決捍衛的是農民作為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邏輯或歷史都教導我們：正是因為小資產者的地位有兩重性，所以小資產者的階級觀點可能比較狹隘，又比較進步。所以，我們決不能因為農民狹隘（「愚昧」）或者受「偏見」支配就灰心失望，恰恰相反，我們的任務是要始終不倦地開闊農民的眼界，促使他們用理智戰勝偏見。」[20]因此，在即將到來的俄國革命中，布爾什維克必須與農民聯合起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倒向民粹派，或者按照今天翻案史學的敘述，列寧作為投機革命的馬基雅維利式的權術者，盜取了民粹派的改革方案。[21]眾所周知，正是在此次大會上，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決裂，後來列寧為此不惜退出普列漢諾夫控制的《火星報》，另組《前進報》為黨的機關報。
（四）無產階級政黨與民粹派的本質區別
事實上是，作為無產階級的社會民主黨人與民粹派的區別，列寧1903年10-11月間在未完成的文章《民粹派化的資產階級和驚慌失措的民粹派》中曾做了辨析，當時的俄國的民粹派已經從社會革命的立場蛻變為改良主義的「自由主義」民粹派：
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早就指出，舊的俄國的古典的革命民粹派，從上一世紀80年代起就開始不斷蛻化了。他們對於建立特殊的農民經濟結構，對於以村社作為社會主義的萌芽和基礎，對於通過人民已經準備好立即舉行的社會革命可以繞過資本主義道路這些信念，已經愈來愈淡薄了。只有採取各種措施以鞏固農民經濟和整個「人民小生產」這個要求，還保持了政治意義。這實際上已經是資產階級的改良；民粹派已經和自由主義融為一體；形成了一個自由主義民粹派，他們不願意看到或者說不可能看到，他們擬定的措施（信貸、合作社、改良土壤、擴大地產等等）並沒有超出現存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範圍。瓦•沃•、尼古拉•—遜兩位先生以及他們的許多應聲蟲的民粹主義理論，不過是為這個不愉快的但又無庸置疑的事實披上了一件貌似科學的外衣。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撕去了這件外衣，民粹主義思想對俄國革命者的影響急劇削弱。這種思想實際上已經成為同它有血緣關係的人們——俄國自由派「社會」的獨有財產了。[22]
1905年1月，也就是俄國二月革命爆發的前夜，列寧在《從民粹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寫到：
覺悟的無產階級的全部任務就在於，決不拒絕支持資產階級勞動農民的進步的和革命的要求，同時又向農村無產者說明，明天必然要進行反對這種農民的鬥爭，向他們說明，真正的社會主義的目的不同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關於平均使用土地的幻想。與資產階級農民一起反對農奴制殘餘，反對專制制度、神父、地主；與城市無產階級一起反對整個資產階級，特別是資產階級農民——這就是農村無產者的唯一正確的口號，這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當前唯一正確的土地綱領。我們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正是這樣的土地綱領。與農民資產階級一起爭取民主主義，與城市無產者一起爭取社會主義。貧苦農民掌握這個口號將比掌握那些傾向民粹主義的社會革命黨人的華而不實的口號要牢固得多。[23]
以階級分析的方式分析和對待農村的階級分化，把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結合起來，這是無產階級與民粹主義的本質區別。二月革命之後，列寧在1905年3月10日(23日)《前進報》第11號發表《無產階級和農民》[24]一文，針對日俄戰爭失敗後的俄國局勢，明確要求把貧農作為城市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必須支持農民的革命民主主義運動：
農民起義風起雲湧。農民襲擊地主莊園和農民沒收地主的糧食、牲畜的消息從各省不斷傳來。在滿洲被日本人擊潰的沙皇軍隊正在向手無寸鐵的人民實行報復，正在討伐內部敵人——貧苦農民。城市的工人運動得到了新的同盟者即革命的農民。因此，無產階級的覺悟的先鋒隊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態度問題，就具有直接的實際意義，在我們黨的所有組織中，在宣傳員和鼓動員的一切發言中，都應當把這個問題提到最近的日程上來。
社會民主黨已經不止一次地指出，農民運動向它提出了一個雙重任務。我們應當無條件地支持和推進這個運動，因為它是革命民主主義的運動。同時我們還應當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把農村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就像組織城市無產階級一樣，並把它同後者一起組織成為獨立的階級政黨，向它說明它的利益和資產階級農民的利益是敵對的，號召它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向它指出，要想擺脫壓迫和貧困，把農民中的一些階層變為小資產者是無濟於事的，必須用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整個資產階級制度。
只有在階級分析的視野下，才能把農村的社會民主革命與城市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聯動起來，同時在農村中存在著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這其中的關鍵就是如何對待農村中的富農和中農：
實際和具體地講，只有下面這種見解才最接近於真實情況：所有在土地問題上反對社會民主黨的人都不考慮這樣一種事實，即在我們俄國的歐洲部分，有一個很大的富裕農民階層(在大約1000萬農戶總數中有150—200萬戶)。農民所擁有的全部生產工具和全部財產至少有一半掌握在這個階層的手裡。這個階層如果不雇用雇工和日工就不能生存。毫無疑問，這個階層是敵視農奴制度、地主和官吏的，它能夠成為民主主義者，但是，更沒有疑問的是，它是敵視農村無產階級的。任何想在土地綱領和策略中抹煞、回避這種階級敵對性的企圖，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拋棄社會主義觀點。
在農村無產階級和農民資產階級之間有一個中等農民階層，這個階層在地位上具有上述兩個對立階層各自的特徵。所有這些階層，即全體農民有地位上的共同特徵無疑也會使整個農民運動成為民主主義的，不管它們的不自覺性和反動性的某些表現有多麼嚴重。我們的任務是永遠也不離開階級觀點和組織城市無產階級與農村無產階級的最緊密的聯盟。我們的任務是向自己和人民闡明「土地和自由」這個普遍而模糊的要求後面所隱蔽的真正民主的和革命的內容。因此，我們的任務是最堅決地支持這種要求和推動這種要求，同時又在農村中培養社會主義鬥爭的因素。
3月16日，列寧在給第三次代表大會的《關於我們的土地綱領》[25]中再次重申可這個原則，並且在此原則上對土地國有化問題做了闡述，即土地國有化本身在資產階級國家和民主共和國的國傢具有不同的意義，要看它是否真正能夠實現農民階級的解放：
凡寫文章論述土地問題的社會民主黨人都不止一次地指明，如果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醉心於制定空洞的計劃，那是非常不恰當的，因為，最主要的土地改革措施——土地國有化，在一個警察國家中必然會被歪曲並且會被用來模糊運動的階級性質。而其他一切改造土地關係的措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都只是接近於國有化，都只是一些局部的措施，只是某些可能採取的措施，但社會民主黨絕不打算用它們來限制自己。目前，社會民主黨人正在反對國有化，甚至社會革命黨人受了我們的批判的影響，也開始更謹慎得多地對待這種國有化了（請把他們的綱領草案同他們以前的 「蠻勇」比較一下）。
……
而實際上這種提法為當前時機提出了一個徹底的階級的口號(而且這個口號非常具體)，同時也為那些在我們的革命順利發展時可能成為必要的或最好的「革命民主」措施留下了充分的餘地。在目前，以及在將來，直到農民起義徹底勝利，革命的口號必須考慮到農夫和地主的對抗；關於割地的條文已完全正確地強調指出了這種情況；然而各種各樣的「國有化」、「地租的轉讓」、「社會化」等等卻都忽視和模糊了這種突出的對抗（這正是它們的缺點）。
對抗發動世界戰爭的國際資產階級聯盟的力量，就是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國際聯盟，「這全要看俄國的工人階級以及它與千百萬城鄉貧民為民主而共同進行的決戰的成就了」。[26]這個「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原則也基本上奠定了之後共產國際關於農民問題政策的政治基礎，也是中國革命在中國鄉村發展的基本路線圖。正在在此基礎上，列寧堅決主張社會民主黨必須加入臨時革命政府，「不以俄國一切革命民主階級和各階級的革命民主分子所支持的臨時革命政府來代替專制政府，就不可能贏得共和國，就不可能把無產階級中落後的和不開展的階層，尤其是農民階層吸引到革命方面來」，但與此同時，必須保持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性：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認為，黨的全權代表可以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以便同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一起，向一切反革命嘗試進行無情鬥爭，以便捍衛無產階級獨立的階級利益，不過參加的條件是：黨必須對它的全權代表進行嚴格的監督，必須堅定不移地維護社會民主工黨的獨立性，因為社會民主工黨力求實現徹底的社會主義變革，在這方面它與一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政黨和階級都是勢不兩立的。[27]
這也正是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理論與歷史來源。
決議案談到包括剝奪地主土地在內的各種措施。有人說，這種表述修改了我們的土地綱領。我認為這個意見不對。當然，措辭可以改進：不是我們黨，而是農民要搞剝奪；我們黨是支持農民的，而且在農民要採取這種措施的時候也支持他們。應當用「沒收」這個比較狹窄的概念來代替剝奪一詞，因為我們堅決反對一切贖買。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會放棄沒收土地的措施。但是，如果撇開這些個別修改，我們就會看到，我們的決議案沒有改動土地綱領。社會民主黨的所有著作家們一向認為，關於割地一項決不是划定農民運動的界限，決不是縮小也決不是限制農民運動。普列漢諾夫和我都曾在報刊上指出，社會民主黨永遠不會去阻攔農民採取土地改革的革命措施，包括「土地平分」。因此，我們沒有改動我們的土地綱領。在徹底支持農民這個實際問題上，我們現在必須態度堅決，以便消除可能發生的任何誤解或曲解。現在農民運動已經提上日程，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正式聲明，它要全力支持這個運動，並且決不限制這個運動的規模。[28]
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支持農民的土地革命運動，雖然這個運動是自發的，政治上是不自覺地。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力求淨化農民運動的革命民主主義內容，去掉其中的反動雜質，提高農民的革命自覺性，把民主主義進行到底。[29]這也正是中國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基本觀點。
（五）國家與革命：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
1917年二月革命之後，列寧把俄國革命的性質從資產階級的「工農民主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最重要的原因是一戰之後席捲歐洲的革命局勢，促使列寧把俄國革命與歐洲社會主義革命聯繫在一起，是一戰之後的歐洲革命的態勢，才使得列寧確立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圖景。標誌列寧這一轉變的就是著名的1917年「四月提綱」，即《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因為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出現，列寧宣佈俄國革命已經從第一階段走向第二階段，即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階級手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主張，蘇維埃將成為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的國家形式。而此時的蘇維埃還是孟什維克和民粹派的社會民主黨佔主導，這一主張如水入油一般在不同派別的社會民主黨中引發激烈爭論。列寧強調革命已經超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布爾什維克應組建聯合政府，但不是社會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聯盟，這樣的聯盟是注定要破裂的（之後的現實應驗了這一點），而是社會主義者和追隨他們的民主派的聯合。
由於1917年二月革命之後，俄國民粹派社會民主黨部長佔多數的臨時政府並沒有使得1905年的革命要求：「和平」（停止加入一戰）、「土地」（農民的需求）和「麵包」（城市和工人的需求）問題取得任何進展。為此，1917年7月彼得格勒爆發大規模群眾示威，是為「七月事變」。示威群眾包圍了蘇維埃執委會辦公所在地並宣稱：如果溫和派社會黨人不結束與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示威的隊伍就不解散。群眾還逮捕了著名的民粹派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臨時政府農業部長切爾諾夫，並聲稱要把他處死。在此緊急關頭，托洛茨基衝進了暴怒的群眾中，用演講勸說並成功地解救了切爾諾夫。對此，孟什維克的領導人阿布拉莫維奇曾回憶道：「注定要倒霉的六月進攻之後，對使在群眾心目中已經死亡的戰爭死灰復燃的企圖的仇恨如此強烈，使我當時感到：如果列寧和他的朋友表示更大的決心，在七月事件中布爾什維克通過半政變就可以奪取政權。」[30]
然而，七月事變之後，一戰前線就傳來潰敗的消息，布爾什維克被指控要為此負責。臨時政府宣佈布爾什維克為非法組織，並下達了逮捕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命令。列寧更是被一份右翼通俗報紙發表偽造的文件，被指控為德奸，而指控人原是密探，為軍事反諜報機關服務，文件內容則是拙劣的虛構。[31]列寧被迫逃亡，托洛茨基因為此時還不是布爾什維克黨員，起初沒有被捕，但不久也入獄。列寧正是在這次被臨時政府迫害的流亡過程中，寫下了著名的《國家與革命》，作為其政治遺囑，以備不測。書中討論的是馬克思關於國家消亡的理論，以及巴黎公社的經驗，思考的是蘇維埃作為新的國家形式的可能性。
1920年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論述與西歐相比俄國革命的四個特殊條件時，其中一條就是：當時俄國農民中掀起了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無產階級政黨接過了農民政黨的革命要求，農民政黨即社會革命黨（他們多數黨員是激烈反對布爾什維克的），並且由於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而立即實現了這些要求。[32]這些認識也成為列寧起草並為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的基礎[33]，列寧強調在封建關係或宗法關係、宗法農民佔優勢的落後國家和民族，必須特別注意：
必須同那些企圖利用反歐美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來鞏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蘭主義和其他類似的思潮作鬥爭；
必須特別援助落後國家中反對地主、反對大土地佔有制、反對各種封建主義現象或封建主義殘餘的農民運動，竭力使農民運動具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歐共產主義無產階級與東方各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後國家的農民革命運動結成盡可能密切的聯盟。
但與此同時，也「必須堅決反對把落後國家內資產階級民主解放思潮塗上共產主義的色彩；共產國際援助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民族運動，只能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是各落後國家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不僅名義上是共產黨）的分子已在集結起來，並且通過教育認識到同本國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作鬥爭是自己的特殊任務；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融合，要絕對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即使這一運動還處於最初的萌芽狀態也應如此。」[34]
支持農民革命，並使之具有最大的革命性，同時與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結盟而不融合，從而保持無產階級革命的性質，這個共產國際的綱領已經預示了中國第一次大革命中國共合作中出現的全部可能，以及全部問題。其關鍵之處正在於民主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複雜關係。
在這個意義上，1941年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是在中國革命的語境下對1917年列寧「四月提綱」的回應，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分兩段走的理論與策略。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提出「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而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 「為什麼呢？因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因為中國革命已經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與列寧在「四月提綱」中把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看成是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的邏輯是一脈相承的。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
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建立並宣佈它願意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而鬥爭的時代，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一天一天從社會帝國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影響下面解放出來並宣佈他們贊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果發生了反對帝國主義，即反對國際資產階級、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屬於新的範疇了；它就不再是舊的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這種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經不能當作世界資本主義反革命戰線的同盟軍，而改變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戰線的同盟軍了。[35]
正是因為有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存在，才有毛澤東反復強調的新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已之開始，「這是自有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以來無可比擬的大變化」，沒有這個世界革命的大背景，就沒有所謂「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提出新民主主義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他引用並接續了斯大林對十月革命所具有的世界意義的評價，即首先把民族問題的範圍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鬥爭，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第二，這一解放大大地促進了西方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使其匯集到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巨流中去；第三，它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梁，建立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在二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之前，民族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還不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問題，民族自決權的基本要求不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但是之後，國際形勢已經根本改變，戰爭和俄國十月革命已把民族問題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變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這正是列寧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論述新民主主義政治的時候，毛澤東指出五四運動以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政治領導者，已經是屬於中國無產階級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和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綱領，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實行，則是中國共產黨單獨進行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們就不願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願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這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兩大基本任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都不能解決」，「大敵當前，他們要聯合工農反對敵人；工農覺悟，他們又聯合敵人反對工農。這是世界各國資產階級的一般規律，不過中國資產階級的這個特點更加突出罷了。」
與此相聯繫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則是：
這個共和國將採取某種必要的方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實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號，掃除農村中的封建關係，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產。農村的富農經濟，也是容許其存在的。這就是「平均地權」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正確的口號，就是「耕者有其田」。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於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
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社會主義的蘇聯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進一步尖銳化，中國不站在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這是必然的趨勢。難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嗎？這是夢想。全地球都要卷進這兩個戰線中去，在今後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騙人的名詞。何況中國是在同一個深入國土的帝國主義奮鬥，沒有蘇聯幫助，就休想最後勝利。如果捨聯俄而聯帝，那就必須將「革命」二字取消，變成反動的三民主義。歸根結底，沒有「中立」的三民主義，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不要農工政策，不真心實意地扶助農工，不實行《總理遺囑》上的「喚起民眾」，那就是準備革命失敗，也就是準備自己失敗。斯大林說：「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這就是說，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的抗日，實質上是農民的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抗日戰爭，實質上就是農民戰爭。現在是「上山主義」的時候，大家開會、辦事、上課、出報、著書、演劇，都在山頭上，實質上都是為的農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實質上都是農民所給。說「實質上」，就是說基本上，並非忽視其他部分，這是斯大林自己解釋過了的。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之外，中國人口中第二個部分就是工人。中國有產業工人數百萬，有手工業工人和農業工人數千萬。沒有各種工業工人，中國就不能生活，因為他們是工業經濟的生產者。沒有近代工業工人階級，革命就不能勝利，因為他們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最富於革命性。在這種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然是農工政策的三民主義。如果有什麼一種三民主義，它是沒有農工政策的，它是並不真心實意扶助農工，並不實行「喚起民眾」的，那就一定會滅亡。
毛澤東論述說：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因此，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關鍵在於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因此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也即是民主的文化。「科學」的提出，最主要指向的則是對歷史的理解，這一點值得重溫。
在上述意義上，整個新民主主義理論都是建立在如何使得中國從農民佔主導的國家與社會走向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這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條件，也是基礎。農民問題在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位置，既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創造，也是十月革命和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結果，捨其一端，都會喪失歷史的內涵。
對於理解毛澤東思想和中國革命歷史具有重要意義的還有《國家與革命》。這部著作毛澤東從1926年開始就反復閱讀，並在中共七大之後列入要求全黨幹部必須閱讀的經典文獻。在這些馬列經典文獻中，有關列寧主義的文獻佔據了主要位置[36]。《國家與革命》是對列寧在《論兩個政權》中第一句話所闡述的政治判斷的深化，即：「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一點，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
在初版序言中，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戰爭加劇了壟斷資本主義與國家的結合，而社會沙文主義流派正在世界上的社會黨內取得統治地位，「社會主義領袖」不僅對於「自己」民族的資產階級利益，而且正在對「自己」國家的利益，採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態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問題具有了政治實踐上的急迫性。因此，一方面必須在國家問題上劃清與帝國主義、社會沙文主義的界限：民主共和國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資本一旦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可以鞏固和確立自己的權力，無論人員、機構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在帝國主義階段，國家機器和官吏與軍事機構都空前強大和擴張。另一方面，也必須與無政府主義劃清界限，社會主義民主必須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作為前提，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這是因為社會主義階段，資產階級法權還會（特別在分配階段）不可避免的存在，這是國家無法消亡的物質基礎，因此，需要國家來保護生產資料的公有制，保護勞動的平等和分配的平等。列寧論證的是社會主義國傢具有的政治性質，即保護勞動者的民主參與從形式平等到實質平等的推進過程，——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區別與資產階級民主共和的意義。為了保護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即保障就必須堅持國家的政治性。列寧強調：國家的消失只能作為社會主義的結果。[37]
今天，毛澤東思想與列寧主義的有機聯繫是亟需關注、同時又被有意無意遮蔽的重要問題，它遮蔽的正是無產階級專政與國家性質這一共產國際運動中的重大歷史課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如何走，也將取決於我們如何更新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承接的理解，因為這一承接，不是別的，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刪節版發表在《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5年3期）
呂新雨為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康奈爾比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院長，特別感謝作者授權賜稿。
注釋
[1] 本文發表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5年3期。
[2] 參見（蘇）彼•尼•波斯別洛夫等：《列寧傳》（上），馬京、華國譯，第244-247頁，北京：三聯書店，1960年。（波）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國龍譯，第177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3] 《列寧全集》第21卷，第163-164頁。
[4] 李玉貞：《國民黨與共產國際：1919-1927》，第2-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5] 同上，第17頁。
[6] 黎明：《孫中山「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一文出處的初步考證》，《學術月刊》1957年5期，第45頁；《列寧全集》第21卷，注198，第558頁。
[7] 《列宁全集》第21卷，第428-432页
[8] 相關敘述，請參見拙文《農業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道路》，載《鄉村與國家》，第28-36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9]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7-8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汪暉在《亞洲想象的政治》一文中有明確的闡述，見《去政治化的政治 短二十世紀的終結與90年代》，第421-422頁，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
[10] 《列寧全集》，第22卷，第208-209頁。
[11] 《列寧全集》第23卷，第128頁。
[12] 同上，第129-130頁。
[13] 列寧：《亞洲的覺醒》，《列寧全集》第23卷，第165-166頁。
[14] 列寧：《關於黨綱問題的發言》，《列寧全集》第7卷，第251頁。
[15]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列寧全集》第8卷，第227頁。
[16] 列寧：《在討論土地綱領時的發言》，《列寧全集》第7卷，第261頁。
[17] 列寧：《在討論土地綱領時的發言》，《列寧全集》第7卷，第262頁。
[18]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列寧全集》第8卷，第228頁。
[19] 列寧：《在討論土地綱領時的發言》，《列寧全集》第7卷，第266頁。
[20] 列寧：《進一步，退兩步》，《列寧全集》第8卷，第230頁。
[21] 這一觀點在國內的代表人物為秦暉，參見拙作《鄉村與革命》之第二篇：《「東方封建專政主義」與中、俄（蘇）20世紀革命與道路之辯》，第132-152頁。
[22] 列寧：《民粹派化的資產階級和驚慌失措的民粹派》，《列寧全集》第8卷，第72-80頁。
[23] 列寧：《從民粹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列寧全集》第9卷，第178-179頁。
[24] 列寧：《無產階級和農民》，《列寧全集》第9卷，第324-329頁。
[25] 列寧：《關於我們的土地綱領》，《列寧全集》第9卷，第339-343頁。
[26] 列寧：《歐洲資本與專制制度》，《列寧全集》第9卷，第561頁。
[27] 列寧：《關於社會民主黨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決議草案》，《列寧全集》第10卷，第119-120頁。
[28] 列寧：《關於支持農民運動的決議案的報告》，《列寧全集》第10卷，第147頁。
[29] 列寧：《關於對農民運動的態度的決議案》，《列寧全集》第10卷，第152頁。
[30] （波）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 托洛斯基 1879-1921》，王國龍譯，第242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31] 同上，第243-244頁。今天中國所謂「自由派」重申列寧是德奸的指控，不過是撿拾近一個世紀前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誣陷，並無新意。詳細考證，請看拙文《《大眾傳媒、冷戰史與「列寧德奸案」的前世今生》，《經濟導刊》2014年10、11、12期連載。
[32]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全集》第39卷，第44頁。其他三個特殊條件是：1，有可能把蘇維埃革命與結束給工農帶來重重災難的帝國主義戰爭聯接起來；2，有可能利用兩個帝國主義強盜國家之間的殊死鬥爭；3，俄國幅員廣大、交通不便，有可能堅持比較長期的國內戰爭。毛澤東在1928年《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做了類似的形勢分析，一是從世界革命的視野，一是從中國革命的視野。但當時的毛澤東尚未讀到列寧的這篇文獻，大約在1932年紅軍攻打福建漳州的時候，毛澤東得到該書，並極為重視，並推薦給黨內其他領導人讀。1905年6-7月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闡述，「農民具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性，但潛藏在它內部的，並不是「社會化」的思想，而是農民資產階級和農村無產階級間的新的階級鬥爭。」據彭德懷回憶，1933年，毛澤東把此書寄給彭德懷，在書上用鉛筆寫下評語，大意為此書如果大革命時讀到，就不會犯錯誤。不久，毛澤東又把1920年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寄給他，並批注道，只看前書，知其一不知其二，左和右同樣有危險。見龔育之、逄先知：《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30-31頁，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
[33]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7-8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
[34] 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列寧全集》第39卷，第164-165頁。鄭超麟對此的評議見《民族殖民地問題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zhengchaolin/marxist.org-chinese-zhengchaolin-19430130.htm。
[35]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28-629頁。
[36] 龔育之、逄先知：《毛澤東的讀書生活》，第32-33頁，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
[37] 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31卷，第1-129頁。
延伸閱讀：
活動宣傳：
發佈日期：2017/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