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專題】托洛茨基主義、工農聯盟與「一國社會主義」 ——以蘇聯二、三十年代黨內鬥爭為視角的歷史考察

 【十月革命專題】
托洛茨基主義、工農聯盟與「一國社會主義」
——以蘇聯二、三十年代黨內鬥爭為視角的歷史考察
呂新雨

 

內容提要:

不同於歐洲社會主義實踐和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探索,工農聯盟/城鄉關係對於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歷史與實踐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它構成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最重要的核心,也是迄今為止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基礎。本文梳理和檢討了二、三十年代蘇聯黨內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間就社會主義與工農聯盟問題展開的激烈的路線鬥爭、各自不同的理論視野,以及對共產國際運動(特別是中國)的巨大歷史影響。分為五個部分:一,圍繞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問題,布哈林對列寧主義的辯護;二,布哈林與托洛茨基派就社會主義過渡階段的辯論,工農聯盟能否破解一國社會主義的經典難題?三, 1929年斯大林為什麼要「大轉變」與全盤集體化,它為什麼同時也成為托洛茨基派的歷史困境?四,曾經與斯大林站在一個陣營中的布哈林為什麼會與斯大林從決裂到決戰,布哈林的「民粹式社會主義」為什麼沒有實現?五,托洛茨基主義作為歐洲革命的幽靈,為什麼在蘇聯失敗?上述問題構成了中國革命與蘇聯革命自始至終的相互聯繫和影響。這並非歷史的偶然,中、俄兩個傳統的農業大國都處於一戰前後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的巨大壓力之下,有著共同爆發社會革命的歷史條件,並由此捲入共同的歷史邏輯。作為二十世紀世界歷史中至為重大的事件,這一歷史邏輯並沒有被真正深刻地闡述和辨析,正因此,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鄉村)社會主義實踐對世界共運史的貢獻也並沒有真正被闡述。因此,我們需要回到作為「中國道路」的世界共運史,或作為國際共運史的「中國道路」。

布哈林

托洛茨基

 

一、「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還是「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布哈林對列寧主義的辯護

十月革命前後的列寧對「國家資本主義」,以及如何從「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有過完整的敘述[1]。這也是因為一戰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普遍軍國主義化,這成為資本主義主義世界的顯著變化,因此,國家資本主義最初其實是戰時經濟的必然體現。

1919年,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深受列寧贊賞的《共產主義ABC》中,特別討論了帝國主義戰爭和西方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國家,整個經濟必須需服從於軍事任務,「資產階級怎樣才能做到則一點呢?非常簡單。為此,它必須把私人生產、各個私人辛迪加和托拉斯轉交給它的資產階級強盜國家來指揮。這在大戰期間已經做到了。工業「動員起來了」,而且「軍國主義化了」,也就是服從於國家和軍事當局的指揮。有人會問:怎麼回事?那時資產階級不就失去收入了嗎?要知道,這就是國有化」,「因而毫不奇怪,幾乎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在戰時都開始用發達國家資本主義來代替私人辛迪加或托拉斯的資本主義」。[2]这也正是列宁思考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条件,也是起点。

因此,我們需要重訪這一歷史,即一戰之後的歷史。

1917年十月革命的前夜,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四個年頭,俄國的經濟狀況嚴重惡化,工廠關閉,糧食價格飆升,飢荒爆發,而俄國軟弱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其實無法實現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列寧在「七月事變」之後,在躲避臨時政府對他緝捕的動蕩過程中,寫下了《大難臨頭,出路何在?》。列寧特別指出,在規模空前的飢荒逼近的時候,國家資本主義是應對大飢荒的唯一選擇[3]。但是,問題在於俄國抬高物價和軍事訂貨的地主與資本家利益集團並不願意實行這樣的辦法,即國家資本主義的辦法,來損害他們高額的利潤。因而,社會主義就必須以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前提,「不是國家資本主義在這裡同社會主義作鬥爭,而是小資產階級加私人資本主義共同一致地既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4]一方面「社會主義者就是在完全的社會主義變革時也不想剝奪,不能剝奪並且不會剝奪小農的」[5],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無非是變得有利於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資本主義壟斷了」[6],由此,列寧把國家資本主義稱為「社會主義的入口」。

這也是因為在1917年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危機的歷史關口,「實現了銀行國有化的國家的防禦能力即軍事實力,一定超過銀行留在私人手裡的國家,土地已歸農民委員會所有的農民國家的軍事實力,一定超過土地歸地主所有的國家。」列寧呼籲只有國家資本主義才能拯救處於一戰危機中的俄國。在《論糧食稅》中,列寧提請大家注意,他對國家資本主義的倡導是在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執政時期,當時所談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革命民主」國家。[7]他一再強調,國家資本主義正是西方歐洲資本主義的發明。

但是,當國家政權已經掌握在工農手中的時候,國家資本主義就可以成為社會主義的條件[8]。而這個社會主義的條件必須首先落實在對農民的政策上,用糧食稅來代替餘糧徵集制,用工業品去換取糧食。列寧回顧了從戰時共產主義轉換為糧食稅的不同在於:「‘戰時共產主義’是戰爭和經濟破壞迫使我們實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適應無產階級經濟任務的政策。它是一種臨時的辦法。在小農國家內實現本階級專政的無產階級,其正確政策是用農民所必需的工業品去換取糧食。只有這樣的糧食政策才能鞏固社會主義的基礎,才能使社會主義取得完全的勝利。」[9]而糧食稅是走向這種糧食政策的過渡,包括租讓制和合作制,都是為了讓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1923年1月和2月,病重的列寧請人給他讀的最後的書刊則是關於國際關係、合作社和科學地組織勞動,[10]他最後的思考正在於如何通過合作社使得社會主義能夠在農村中得以完成。列寧是把國家資本主義看成是一種戰時措施,並以此作為對社會主義的過渡,這其中,糧食稅與農村的合作社是小農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式。

布哈林早年在國外懷疑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後來在列寧的影響下轉變,在列寧身後則成為列寧主義關於工農聯盟最重要的闡述者和捍衛者。他既通過與考茨基、鮑威爾等為代表的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論戰來展開從「國家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闡釋,又通過與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論戰,最後是與斯大林的鬥爭,來展開對列寧主義的發展和深入。通過兩邊的論戰,布哈林堅持併發展的列寧主義是今天需要重新理解的社會主義遺產,尤其在中國的城鄉關係再次進入歷史性大轉折的時期。

1924年,列寧去世,同時也是蘇聯在戰後破壞的經濟得到初步恢復,面臨著今後怎麼完成國家工業化的任務、向何處去的問題。社會主義究竟要不要(或者有沒有)原始積累?布哈林曾在1920年出版的《過渡時期經濟學》中使用過「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一詞,遭到列寧的批評,其批注為「兒戲,照抄成人使用的名詞」。列寧反對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詞語來描述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11]

真正開始闡述「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是1922年的托洛茨基,而其想法則早在新經濟政策頒布之前。托洛茨基認為新經濟政策的初步成就要求對工業政策做緊急修改,加速工業復興的步伐刻不容緩。輕工業的「繁榮」只是表象,其基礎狹隘,必須集中力量衝出重工業的死衚衕,制定出工業的「全面計劃」,而不能依賴市場與供求的自發作用。經濟發展必須優先考慮重工業,資源和人力必須合理地集中在那些對國民經濟起根本作用的國營公司,不能有效迅速促進經濟復蘇的企業應當關閉。財政政策必須服從工業政策的需求,接受國家利益的指導,而不是受利潤率的支配。信貸必須面向重工業,國家銀行應當對重工業設備的更新進行長期投資。私有企業有利可圖,大批國營企業處於虧損,必會威脅社會主義的目標。這些想法作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理念是被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1924年的《新經濟學》中「更深刻、更嚴密」地闡明瞭的。[12]

1924年,針對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闡述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規律,此時的普氏已經成為托洛茨基主義的主要經濟理論家,布哈林以捍衛列寧主義的方式展開了大辯論。普氏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強調:向社會主義生產組織過渡的某一國家在經濟上愈落後,小資產階級性即農民性愈嚴重,無產階級在社會革命時期能得到充作自己社會主義積累基金的遺產愈少,這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積累就愈加被迫依賴對社會主義之前的經濟形式的剝削。這個社會主義「基本規律」是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名義來為自己辯護的。布哈林批評說,如果把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水平作為蘇聯發展的標桿,那麼在達到美國的水準之前的很長一個時間段,都會被列入「原始積累欄」,原始就成為永久性的,這樣,奧氏就是把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變成一般的社會主義積累,把「原始的」規律變成普遍的規律,「這一切為的是把工業靠農業為生時期的政策拖長到電氣化為止」。[13]

但是,這種通過剝奪農民來積累資金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被布哈林嚴厲地批判為對工農聯盟的毀滅。在布哈林看來,普氏的問題在於,他把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問題用在了了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同志看來,在這個時代里,從經濟觀點來看,我們在社會主義工業中有‘無產階級’的宗主國,在農民經濟(雖然不是全部的)中有小資產階級‘殖民地’。工人階級與農民的關係也就是按照殘酷的剝削者同殖民地的剝削對象的關係確立的」。如此一來,無產階級就會蛻變為真正的剝削階級,而社會主義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也都會有崩潰和破產的危險。「事實上,殖民地的概念的實質在哪裡呢?在於它(殖民地)是剝削的對象,在於為了『宗主國』的利益,它的發展經常停滯;在於它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經濟和政治奴役的對象。殖民地從來不是『宗主國』的盟友,『宗主國』從來沒有提出把殖民地提高到自己的水平作為自己的任務,如此等等。」[14]

正是從這一關鍵點出發,布哈林完整地闡述了如何以工農聯盟為方式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構想,這裡,筆者願意把它稱作為最早的「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既區別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基於冷戰的需要在第三世界推廣的「發展經濟學」,也區別於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闡述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理論。這三者之間的比較研究恰恰是今天需要重新面對的重要課題。

1924年布哈林在《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的演講中,總結了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於,馬克思的《資本論》是處理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所以著重的是工人階級,「在它的分析中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農民排除在外的,因為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階級」[15],但是這卻是列寧主義的貢獻。「這首先是因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出生、成長、並活動在由於社會和經濟結構不能不使人對農民問題給予巨大注意的這樣一個國家裡」,因此,列寧:

認識到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自己這一邊應該有一個同盟者,即廣大人民群眾——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促使人們去分析土地問題。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關於工農聯盟,關於這兩個階級間相互關係的學說乃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總的馬克思主義學說所作的特殊貢獻的基石之一。同時,在這裡指出下列這一事實也是很有意思的,即這個學說是在兩條戰線的鬥爭中制定的,一方面是與民粹派進行激烈的鬥爭,另一方面是與一種特殊的自由主義的(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馬克思主義」進行激烈的鬥爭。[16]

布哈林認為列寧堅持的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工人與農民的結合這一道路,是其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中最傑出的「土地問題理論家」,是把總體的「土地問題」放在巨大的歷史範圍內去考察而得出的結論。它還特別地與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相關聯,以下布哈林的論述尤為關鍵:

我們如果能俯視我們今日這座行星,看一看國際規模的力量分布,看一看整個歐洲,看一看美洲的工業地區,如果把整個西歐與所有的殖民地,與中國、印度,其餘的殖民地外圍地區對比一下,那就可以完全清楚,民族革命運動和殖民地運動,這兩種運動的結合是工人階級為一方、農民為另一方這兩方面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的另一種表現方式。因為,如果在世界經濟的總範圍內西歐代表大城市,集中的城市,那麼資本主義各國的殖民地外圍地區就代表一個大農村。……因此工人階級對農民的關係問題在這裡又歸結到另一個我已提到的問題,即民族問題、民族戰爭和殖民地起義問題。[17]

而這些闡述,布哈林把它歸結為列寧的獨創,但是加以獨創性的發展則是布哈林的歷史貢獻。布哈林闡述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消滅了地主的土地佔有制和剝奪了資產階級之後,工人和農民這兩個階級的提出具有非同尋常的理論意義。階級不單是社會力量的體現,也是經濟形態的體現。「每個階級都是其固有的經濟形態的體現者。如果我們把農民當做一種社會階級的範疇來看待,那麼就不應當忘記農民是某種生產單位的形態的體現者,這種形態有可能戰勝我們,沿著我們所不願意的道路發展,也有可能沿著我們想要引導它走的道路前進。因此,社會階級觀點在這裡具有其純經濟的意義和原因,而階級間相互關係的問題同時也就是經濟形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權問題同時也就是社會主義工業和農民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18]

在同年發表的《經濟增長和工農聯盟問題》一文中,布哈林提出要警惕工農各自從本位利益出發導致工農聯盟分裂的危險,工人的角度是傾向於從農民中得到更多攫取和積累,農民的角度是:城市在掠奪我們,農民在養活城市和工人。而真正的問題是,工業要為農業市場服務,工業的行情、積累的速度就必須取決於農業生產力的發展。沙皇俄國的崩潰在於生產力的發展與國內市場容量狹小之間的矛盾,內需不足,所以沙皇制度試圖通過對外征服來予以補救。誰專從爭取抬高價格,爭取瓜分既有的國民收入的觀點看待在生產以及國營工業和農業之間相互關係的問題,「他就永遠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他甚至還不能正確地提出問題。」[19]真正的問題是整體的國民經濟各部門是相互依賴和制約的。因此,注意農業市場容量的擴大,並不是放棄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而是相反,只有這樣才符合無產階級共同和長遠的利益。「工聯主義者、行會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僅僅把農業看作國內的殖民地市場,並且認為,作為一個階級的無產階級王國將是永存的。這種‘觀點’當然與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20]這些觀點針對的正是蘇聯正在開始日益嚴重的城鄉對立。

1924年前後的布哈林通過一系列密集的文章和演講,批判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觀點,其主旨正在於把工農聯盟上升到列寧主義政治遺產和政治遺囑的地位,所有最重要的政治經濟問題圍繞的軸心就是工農聯盟問題。「工農聯盟的理論是列寧主義的最重要的獨創性的特徵」[21]。但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宣稱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必然會與支持其奪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衝突。在農民佔絕對多數的落後國家中,社會主義的矛盾無法自我解決,必須是要靠無產階級的世界舞台,因此,一國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

論辯的關鍵在於社會主義工業從農業小生產者獲得剩餘價值充作積累資金,是否可以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來「類比」?布哈林說:千萬不能。資本主義生產剩餘價值的過程是再生產剝削關係,是擴大階級對立的關係。「價值從小生產者手中轉到無產階級工業手中表現了什麼呢?表現了截然相反趨向,也就是克服城鄉之間、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和小資產階級經濟成分之間的對立的趨向。因為我們根本不是要去鞏固階級之間的關係,而是要去消滅這些關係。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及其在形成中的社會主義外圍的積累進行得愈快,對立的消滅也就進行得愈快。」[22]

布哈林警告說,如果按照普氏的農業「基本規律」,國營工業破壞、排擠、吞併農村的小經濟,然後由無產階級「自己的農業」取而代之,小農經濟通過系統的剝削(不等價交換,稅收和各種不同的超經濟的強制辦法)被破壞,而無產階級則按照原始積累的辦法行事,——這絕對不是列寧的社會主義方向。「我國走向社會主義生產並不是通過在使農民經濟破產的基礎上以蘇維埃經濟來排擠農民經濟的道路,而是通過完全不同的另一條道路,這就是吸引農民參加同我們有聯繫的並在經濟上依賴國際及其結構的合作社;我們走向社會主義是通過流通領域,而不是直接通過生產過程;我們是通過合作社走向那裡的。」[23]

布哈林闡述道,無產階級專政如果不能為其政治領導權奠定經濟領導權的話,其政治領導權是不可能持久的。其經濟領導權只有唯一的道路:工業適應農業市場,逐步掌握這個市場,靠工業的幫助在農業生產中採用新方法,逐步吸引農民加入合作社網,最後,隨著社會主義積累的增長速度奠定新的技術基礎(電氣化)。布哈林批評說: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同志不知怎地完全抱著舊「經濟學家」的觀點,把經濟和政治截然分開,似乎政治不是「集中的經濟」,而是某種「自在之物」,可以撇開它,沒有它也可以本著「社會主義積累」的精神「辦事」。[24]

布哈林苦口婆心地反復強調,工農聯盟是過渡時期全部政策的實質。「因為過渡時期最明顯的特點主要是兩階級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大生產和小生產、合理的計劃和無政府主義的市場等等等等問題表現了主要的階級問題,即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把經濟和政治分割開,而且是全面地分割開,回避政治——這意味著不理解整個問題,看不到它的歷史意義,忽略了對之無法回避、遠離和躲藏的主要的東西」。[25]

針對托洛茨基把一切經濟領域出現的問題都歸結為計劃不夠,並由此主張對農民採取嚴厲的措施,布哈林則強調農業中小生產的大量而長期存在的現實,托氏是沒有從市場經濟的角度理解工農聯盟。問題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也不在於是社會主義,還是商品經濟,而在於由於存在著大量的小業主,市場仍然起著巨大的作用,「對農民經濟估計不足在這裡表現為對市場力量估計不足,不懂得市場經濟的神經,即貨幣體系的全部意義,孤立地對工業做片面的分析。」其根本原因在於托洛茨基不懂得反對地主的農民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獨特結合,俄國革命只有作為農民土地革命才是必不可少的。其不斷革命論是用形式邏輯代替了列寧主義的辯證法,忽略了革命的中間環節,即善於看到獨特的關係,善於看到從一種關係向另一種關係的過渡,善於抓住把握整個鏈條的那個基本環節,——即俄國的農民問題。而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不過是重復一種公式化的非現實的論斷:

或者是資本階級革命,或者是無產階級革命;或者是典型的無產階級革命——這樣就會取得穩固的勝利;或者是虎頭蛇尾的無產階級革命——這樣就會死亡。或者是西方無產階級的國家援助——這樣就會得救;或者是沒有這種援助——那時就無救了。

而實際上生活完全推翻了這些公式並給予全然不同的答案。既是資產階級革命,也是無產階級革命(從一種革命過渡到另一種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援助,而是既來自無產階級,也來自殖民地的援助(還有來自資本家的「援助」,他們以自己的內槓援助無產階級國家);不是典型的無產階級革命,然而不是死亡,而是生存。等等。現實要比仔細描畫出來的乾巴巴的「不斷革命」圖式遠為豐富多采。

由於托洛茨基同志看不見現實,所以他在政治上是無力的。[26]

布哈林從世界經濟視野出發,對托洛茨基思想的來源進行了精彩的批判,指出其來源是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歐洲(國家)中心主義,或工業中心主義,或工人階級中心主義:

為什麼歐洲社會民主黨完全不懂得農民問題的意義,不給予注意,不提出對我們很有意義的那種問題,那麼事情根本不在於我們是農業國,他們是工業國。他們那裡也有自己的「農業附屬國」,只是它不是位於宗主國,而是位於遙遠的殖民地外圍。歐洲社會民主黨不夠重視農業問題,這一事實毫無疑問是同它輕視殖民地問題的革命提法這一點直接聯繫著的。在社會民主黨那裡,要麼是直接敵視殖民地運動的路線(社會帝國主義),要麼是表現為一字不提的路線。托洛茨基同志醉心於自己的「歐洲主義」,不止一次地強調「不成熟」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亞洲農民性(他正是這樣看待布爾什維克的),這說明在這種「歐洲主義」中有某種社會民主黨人輕視農民和殖民地運動的東西,儘管托洛茨基同志個人還是相當注意殖民地問題的。

關於階級的這種提法,對階級的作用所作的「歐式」估計使托洛茨基同志得出這樣一種具體的看法:如果得不到勝利的無產階級給予的國家支持,俄國革命就必然要滅亡。[27]

這樣就用「抽象的圖式代替了具體的分析」,只有典型的革命才能成功,非典型就注定滅亡,「在這種革命里無產階級是唯一的‘人民’階級。換句話說,只有在沒有農民的社會里才會有這種理想的革命」。

然而,這種理想與現實完全背離。從世界經濟的角度看,世界上幾個最大的國家,都是由一小撮人口稠密的無產階級化的宗主國與大量的農民的殖民地構成的。法國的絕大多數在非洲,英國的絕大多數在亞洲。英國無產階級取得勝利後如果不依靠印度和埃及農民的同情,如果不引導他們投入反對資本的戰鬥,如果不能領導這類人的大多數,不擁有領導權,那麼它能做什麼呢?布哈林質疑的正是歐洲社會民主黨只關心本國的工人階級,而喪失了關注殖民地人民的能力和視野,淪為對歐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擁戴。但是,農民是世界居民的大多數,有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力量。只有不懂經濟的世界聯繫的人,才會把忽略他們。「因此必須懂得,無產階級在這裡沒有選擇的餘地,它不得不領導農民跟自己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它必須善於做到這一點,否則它就不能維持自己的政權」。[28]

但是,在托洛茨基的邏輯里,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必然和不可避免地要與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衝突,在小資產階級農民佔多數的國家裡,無產階級在內部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沒有外部的援助,而且是國家的援助,無產階級政權一定垮台。布哈林反駁道:

如果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無法防止的,等等,那麼就是無產階級取得世界勝利,這種衝突還是不可避免和無法防止的。農民在我們地球上佔絕大多數。如果無產階級沒有辦法使這多數跟自己走,那麼,或者國際革命也注定要破產,或者它應推遲(按照庫諾夫的看法)到地球上形成無產階級的多數之後。不能設想,要炸毀「地球之界」,等待天上的純無產階級力量的援助,而且還是「國家形式」的援助。

這其實是推開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是不能理解列寧對民粹主義具有歷史現實性和進步性的歷史內容的判斷。而托洛茨基認為布爾什維克反動的一面在於居然想建立一個莊稼漢(即小私有者)與無產階級共同參政的制度,這種反革命性質在革命勝利時會具有極大的危險性。俄國的孟什維克、托洛茨基與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在「關於俄國革命的性質問題上,在關於俄國革命各種力量的對比問題上,在關於從達到一定的社會主義成果的可能性的觀點看俄國經濟結構的成熟性問題上,基本完全一致」,[29] 即如果沒有勝利的國際工人革命,那麼布爾什維克不是由於被推翻就是由於自己蛻化而將遭到毀滅,由於缺乏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由於同農民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國家的蛻化也是不可避免的,——布哈林則認為這樣的立場不過是奧國社會民主黨鮑威爾的俄國翻版。

布哈林在1926年《論我國革命的性質以及在蘇聯勝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這一篇重要長文中,全面回應了歐洲社會民主黨與蘇聯的反對力量對蘇聯的批評。他批判了考茨基等對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必然走向專制的判斷,就在於蘇聯的多數人居民其實都是「莊稼漢」。他發現了一本由「研究和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同盟總書記處」出版的小冊子,其標題很特別,叫做《歐洲的亞洲化》,其作者保爾•施曼博士贊揚道:從社會政治觀點關於布爾什維克主義寫得最好的和最有說服力的就是考茨基的小冊子《無產階級專政》,為什麼呢?施曼論證說:「精神上的死亡,許多世紀以來亞洲各民族所固有的人類的內部僵化,現在像幽靈一樣,裹著用歐洲思想的碎片做成的外衣,站在歐洲的大門前。而這些碎片使變得盲目的文明世界受到欺騙。布爾什維主義正在帶來歐洲的亞洲化」。[30]他引用了鮑威爾在《布爾什維克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代表性言論,「在俄國,無產階級之佔全國的很少的少數,它在那裡只能暫時維持自己的統治;一旦全國的農民群眾在文化上成熟到足以自行掌握政權,無產階級就一定會重新喪失這種統治。」「工業社會主義在農民俄國的暫時統治,只是號召工業的西方的無產階級進行戰鬥的一個信號。只有當工業西方的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工業社會主義的持久統治才能建立起來。」[31]

歷史地看,歐洲社會民主黨對布爾什維克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具有農民(亞細亞)的性質,是共產民粹主義,而絕不是馬克思主義;二是官僚主義的蛻化,由此一國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這些在二十世紀之後的歷史中,作為西方左翼社會民主派別和托派對蘇聯和中國主要指控的內容,一直到今天還在不斷以各種形式翻炒,極左與極右恰恰在這一點上匯合在一起,這是極有意味的現象。今天在中國發生的社會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論辯,與西方關於今天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論述,其淵源也正來源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爭論。一個世紀以來,這些觀點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衝撞與回響,並強烈地投射在今天中國關於社會主義道路的複雜論辯中。

 

二、國家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布哈林與托洛茨基的辯論

如果對比一下托洛茨基從另一角度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列寧主義的批評,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托洛茨基認為列寧把俄國革命從土地革命為革命的中心任務這一點出發,所設想的「工農民主專政」這一概念本身含有內在的矛盾。

列寧公開稱這個「專政」為資產階級性質的專政的時候,他自己就著重指出了這個「專政」的基本的局限性。他以此暗示,為了維持與農民的聯合,無產階級在即將到來的革命中不可直接提出社會主義任務。但這樣一來,無產階級不啻是放棄它自己的專政了。所以那個專政,雖然有工人參加,本質上是農民的專政。有幾次,列寧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例如在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上,當普列漢諾夫反對奪取政權的「空想」的時候,列寧就回答他道:「這裡說的是什麼綱領呢?土地綱領。在這個綱領中是要誰奪取政權呢?革命的農民。列寧是否把無產階級和這些農民混為一談了呢?」[32]沒有,他說他自己:列寧分別得清楚,什麼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政府和什麼是農民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他又反問道:「革命的農民不奪取政權,又怎麼可能有勝利的農民革命呢?」[33]在這論戰式的說明中,列寧很明白地暴露了他的立場的弱點。[34]

這裡,托洛茨基開始以中國為例證,古代中國革命曾使農民軍事領袖上台執政,每次革命都會重分土地,建立一個新的農民「皇朝」,而後歷史就重演了。土地重新集中、新貴族,再就是新起義。「只要革命保持其純粹的農民性質,社會是不能走出這沒有出路的循環圈之外的。這便是包括古代俄國史在內的古代亞洲史的基礎。在歐洲,則從中世紀初葉起,歷次農民起義的勝利都未能建立一個農民政權,只讓市民階級左派去執政。更確切地說,農民起義的勝利僅以設法確立城市人民中的革命派的地位為限。在二十世紀資產階級的俄國,談不上革命農民奪取政權的問題。」[35] 這些「亞細亞專制主義」的話語演繹,真是何其相識乃爾,這樣的話語不僅在二十世紀革命史中震蕩不已,而且在今天仍然不斷被撞響[36]

托洛茨基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解釋列寧和民粹主義者的鬥爭,認為民粹派把工人和農民都看成是勞動者和被剝奪者,而在同樣關心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農民乃是小資產階級,他們必須在物質上和精神上不再成為農民,才能成為社會主義者,——而民粹派把這種觀點看成是對農民的侮辱。「俄國各派革命曾在這些問題上進行主要的鬥爭達兩代之久。為了瞭解後來斯大林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之間的衝突,必須著重指出:列寧遵照馬克思主義的整個傳統,從來沒有把農民看做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同盟軍;恰恰相反,正因為農民佔據壓倒的多數,列寧才斷言在俄國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托洛茨基主要引述的都是列寧在1905-1906年期間的話語,並辯白說,列寧有時指責「我」對農民估計過低,不是說我沒有認識到農民的社會主義傾向,而是說我沒有充分認識農民的資產階級民主獨立性,農民有建立自己政權的能力,有因此阻礙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專政的建立的能力。托洛茨基認為只是在列寧患病和逝世之後,情況開始改變,「俄國工農聯盟就被宣佈本身含有足以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充分保證,含有在蘇聯境內建成社會主義的可靠保證。斯大林拿單獨一個國家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來代替世界革命之後,就開始把馬克思主義對於農民的評價稱為‘托洛茨基主義’,不僅指現在,而且追溯到整個過去」。「下面的事實是不可磨滅的,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或寧可說在1924年以前,馬克思主義陣營內沒有一個人曾把農民看做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因素,列寧更不待說。列寧一再重申:如果沒有西方無產階級革命的援助,俄國資產階級復辟是不可避免的。列寧並沒有想錯:斯大林的官僚政制,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復辟的第一階級。」[37]

1924年,其實正是布哈林從理論上迎擊托洛茨基,並與斯大林共同站在了「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這一邊。但是歷史的詭秘在於:正是托洛茨基的敵人斯大林最終採納了托洛茨基的激進策略來完成蘇聯的工業化發展。而作為托洛茨基派的波蘭作家伊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在著名的托洛茨基的傳記「先知三部曲」中,除了從人格上貶低布哈林之外,基本上沒有正面敘述布哈林的上述思想和觀點。其實,真正從理論上挑戰和批判托洛茨基的是布哈林,而不是斯大林。

布哈林對托洛茨基反駁說,俄國革命的勝利正取決於無產階級領導農民並依靠農民而取得的,而不是空等客觀條件的實現。列寧革命的辯證法使得俄國能夠利用與西歐其他國家不同的方法,即工農聯盟來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而社會主義的實現也必然如此。區別的核心正在於對農民的理解,以及對工農聯盟的理解。1925年,蘇聯國家處於全面轉折關頭,列寧逝世之後,農民問題再次被全面提出,堅持列寧主義,堅持工農聯盟,是所有問題的核心問題,也正是布哈林竭力捍衛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著力點。

這一年,布哈林在《論新經濟政策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闡述了新經濟政策的意義是國營工業和農民經濟的關係,也是建立城市和鄉村的商業聯繫,是使得城市能夠在經濟上促進農村的繁榮。其最深刻的含義在於,第一次開闢了社會主義各種經濟力量互相繁榮的可能性,而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得到經濟的增長。而農民經濟的積累意味著工業品的需求日益增長,它能夠引起工業的巨大發展,而這種發展反過來能夠使得工業對於農業有良好的反作用。

布哈林區分了列寧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兩種計劃,第一種戰略計劃是聯合大資本同盟:租讓資本、國家資本主義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並戰勝它,這是在1921年列寧《論糧食稅》里闡發的觀點;但是列寧在1923年的《論合作制》中,已經改變了這一說法,重新評價了國家資本主義下的合作企業,「在我國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會議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如果它佔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產資料是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合作社的發展被看成是社會主義的發展,這是因為現實的變化,首先是並沒有國外資本願意來投資,所以租讓合同很少,國家資本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成為空想;二,確立了我們自己內部的發展力量,即工農聯盟;三,經濟命脈已經掌握,國家財政體系正在整頓,工業發展了,銀行組織起來了。如果沒有自己的銀行,小資產階級合作社就會壓垮我們,富農就會在經濟上戰勝我們。但是現在新的對比力量,使得開放經濟週轉是可行的,是可以獲得更快的發展速度的。現在應該鼓勵農民的積累,「應當對全體農民,對農民的所有階層說,發財吧,積累吧,發展自己的經濟吧!」「農業積累就意味著對我國工業品的需求日益增長,這種需求能引起我國工業的巨大發展,而這種發展反過來又能使我國工業對農業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38]這成為布哈林的標誌性話語。

在分析民粹派關於農民經濟的非資本主義發展的觀點,布哈林細緻地指出民粹派中也有派別是贊成用機器來拯救農業的,「他們斷言,在資本主義範圍內,農民的農業要通過一條完全特殊的、非資本主義的道路走向大經濟,而他們正好提出合作社作為這樣一條道路。」[39]布哈林通過考察西歐的「農業合作社社會主義」在德國、法國、芬蘭等階級對抗嚴重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發展是如何長入「資本主義」的這一驚人事實,從而斷言:

如果在資本主義統治的條件下,地主和資本家能夠用巧妙的政策聯合農民來反對工人,並且能夠使農業無產階級的一半人與男爵、公爵和伯爵們合作,那麼,如果我們不能同比起男爵來與我們無比親切的農民建立聯盟,我們就是大傻瓜。如果農民通過合作社組織能逐漸進入工業的和銀行的資本體系,那麼在我國的專政下,在我們國家政權和農業機關的相互關係下,在世界上任何別的國家都沒有的土地國有化的條件下,農民就能夠通過合作社逐漸長入社會主義關係的體系。[40]

農民作為一個基本階級,是在封建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農民已經不是原來的階級,而是分化為農業資產階級與農業無產階級,同時還保留了很多封建成分。封建成分保留得越多,農民就越是作為一個階級而存在。蘇聯在推翻資本主義的時候,農村的資本主義關係還不發達,因此留下了農民的大量中間階層:中農。由於進行了平均主義的分配,中農成長為一種巨大的社會力量。通過合作社和稅收制度,而不是掠奪性分配,使得工人專政以農民作為同盟軍,從經濟和文化上幫助農民,最終使工農之間的差別消失,農民作為階級消失。用工農聯盟來對抗地主與資本家聯盟,這是十月革命取得的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也是革命勝利的原因。布哈林是用工農聯盟以及建諸其上的合作社來論證什麼是社會主義:

在資本主義下,在資產階級統治下,在一切國家中,也包括我國在內,城市對於農村來說都是吸血鬼。一切科學技術成就、一切文化成果首先主要集中在城市。農村、農業過去和現在都被擺在第二位。它們在自己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遠遠落後於城市。城市把一切優秀的力量,把那些最精明能幹的人都吸引過去了。農村始終是荒蕪的,它把自己的優秀人才都貢獻給城市了。現代社會的全部文明。全部教育都集中在城市。關於世界各個角落所發生的事情的一切情報都集中在城市。國家機構的基本樞紐、政府機關、強大有力的資產階級國家的一切工具,過去和現在都設在城市。農村必然處於閉塞的狀態,多少世紀以來,鄉村就其知識、文明來說,都落後於城市。

這個基本差別一方面給工人,另一方面也給農民打上了自己的烙印。[41]

走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意味著增加全體勞動者的財富,即用一個總的計劃把全部工業統一起來,使得產品的生產成本降低,「但是這樣一種工業的獨立的計劃經濟是不可思議的:因為我們的工業在很大程度上是為農民市場而生產的,工業生產的產品的消費者首先是我們的農民經濟。」為了制定一個精確的工業計劃,必須知道農民經濟將消費多少,必須準確地估計這些農民經濟向國營工業要求多少產品和哪些產品。要使工業有越來越大的發展的可能性,就要使農民經濟本身也發展起來;另一方面,還必須使這種農民經濟本身越來越有組織,成為這樣一種經濟,在那裡,單個的農戶和單個的小農經濟越來越走上彼此互相聯繫的道路。」[42]如果農民合作社能夠整個地長入國家的經濟體系,這將意味著無產階級的經濟領導,也意味著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向前進。當分散的、零散的、在經濟上相互沒有關聯的農戶,在採購、供銷和信貸的基礎上日益互相聯繫起來,農民就會從一般的信貸組織過渡到組織自己的農業合作加工廠,並且向電氣化過渡,變成一個整體的組織,與國營工業相結合,這樣一個由各個部分構成的經濟鏈條,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因此,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合作社的增長就是社會主義的增長。在這個過程中,無產階級國家將用一切辦法支持貧農和中農的合作社。

無產階級的城市和勞動的農村之間的中間環節是合作社。合作社正是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連接點,它首先體現個人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經濟結合,而加強這種結合是工人階級和我們黨的基本任務。無產階級國家在合作社內部給貧民和中農提供資金,支持他們反對富農和農業小資本家,正如我們看到的,這種合作社的增長就意味著未來社會主義社會基層組織的經常不斷的增長。[43]

在這個意義上,布哈林解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首先是鎮壓剝削者的工具;另一方面,是對社會進行經濟改造的基本槓桿,工人階級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國家政權機器,不斷地改造社會的經濟關係,使之走上社會主義軌道,——社會主義就是要克服經濟上的不平等,首先就是城鄉之間的不平等。

在農村內部,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中農除了向兩級分化外別無他途。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社就是由資本家和富裕農民把持,所以社會主義就要力圖促使中農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靠攏,這就是國內階級鬥爭的主要內容。布哈林堅信,在一國之內,通過構建工農聯盟,就可以破解一國能否建立社會主義的經典難題,使蘇聯走在社會主義的大道上。斷言一國不能實現社會主義,正是因為沒有看到與農民聯盟的經濟發展所具有的力量。若是相反,把農民看成是階級鬥爭的對象,那就必然得出社會主義在蘇聯不可能的結論:

必須這樣解決關於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問題。為了把這個問題同某些更帶有普遍性的問題聯繫起來,我們認為可以提到一件事。早在1923年的爭論中,我們就說過,如果托洛茨基同志是正確的,我國沒有西歐無產階級的國家援助就無法保持無產階級專政,因為會同農民發生衝突,那麼,這就要使我們得出一些非常重大的結論。要知道,如果我們把無產階級專政擴展都全世界,我們就會得到大致同在蘇聯一樣的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對比關係。因為,當無產階級將來在英國取得政權的時候,它勢必要同印度以及其他過去的英國殖民地打交道。世界無產階級勢必要解決怎樣同世界農民和睦共處的問題。如果這裡的對比關係大致同在蘇聯一樣的話,那麼,在根據沒有外部援助就必然走向滅亡的理論作出相應結論之後,不管是否願意,就會得出庫諾的問題提法,說什麼世界「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實現社會主義變革。存在著數量巨大的農民,按照托洛茨基的說法,他們「必然」同無產階級發生衝突,因為光是在中國就有四億農民,所以革命「必然」注定要失敗:要知道根本得不到來自外部的「國家援助」。這就是反對派的理論所得出的結果。……從而表現出自己的道地的「歐洲」「馬克思主義」。[44]

這些在今天中國關於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論辯語境下重讀具有特別的涵義。布哈林強調列寧主義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而現代的社會民主主義卻相反,它對資本主義國家是「建設性的」學說,對社會主義國家卻是「破壞性」的,因此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並無區別。作為隨著社會民主黨的笛聲起舞的共產主義「極左派」,不過是貌似馬克思主義的應聲蟲。[45]社會民主黨把資本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冒充為社會主義,認為這種社會主義只不過缺乏一點「經濟民主」,否則就是最真實的,最「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了。事實上,西方的國家資本主義意味著資本主義國際內部競爭的消亡和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競爭的極大尖銳化,它最終導向的是戰爭,國家間的戰爭。[46]

1925年,布哈林出版了他的主要理論著作《通往社會主義之路與工農聯盟》,並在1926年、1927年兩度再版,1930年被翻譯到中國[47]。1925年至1926年,蘇聯官方的布爾什維克主要是布哈林的思想,黨追隨的是布哈林的通往社會主義之路,通過把他的理論觀點寫入共產國際的決議之中,使得布爾什維克對國際資本主義和工人運動的官方看法都來自於布哈林。他成為黨的正式理論家和共產國際的實際領導者。這時他和斯大林成為蘇聯的兩駕馬車,互相配合,布哈林負責政策和理論,斯大林則負責組織工作。[48]

 

三、1929年斯大林的大轉變與全盤集體化:托洛茨基派的歷史困境

但是,情況在1927年開始逆轉,這一年本是一個豐收年。由於蘇聯出現工業生產的發展速度低於農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長速度,農村中的富裕階層手中積存了大量紙幣,因為買不到需要的工業品,因此,農民不急於向國家銷售糧食,也是因為糧食收購價格很低,低於實際成本。國庫中沒有足夠的儲備糧,大多數農民要把糧食存到春天再賣個好價錢。1927年底到1928年初,蘇聯遭受了了嚴重的糧食收購危機,城市和軍隊糧食告急,蘇共黨內對此爆發激烈爭論。

斯大林最初並不主張採取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的激烈措施,1927年12月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也堅決拒絕對富裕農民多強徵1.5億普特糧食的主張。莫洛托夫在會上作報告說:「現在向我們提出……強徵1.5億—2億普特糧食……這一政策的人……是工人和農民的敵人,是工農聯盟的敵人;他實行的是搞垮蘇維埃的路線」,在速記報告上,斯大林在此喊道:「說得對」![49]

但是會議結束沒有多久,斯大林就突然改變,向各地下達了向農村中富裕階層強徵糧食的指示和指標,掀起了用暴力強徵的浪潮。斯大林自己也承認:「我們從1月到3月收購了將近3億普特糧食,當時收購的是農民的機動糧;從4月到6月我們連1億普特也沒有收購到,因為那時我們不得不在收成的好壞還看不清楚的情況下觸動農民的防荒糧。但糧食還是必須收購的。於是重新採取了非常措施,產生了強迫命令、破壞革命法制、挨戶巡視、非法搜查等等現象,這就使得國家的狀況惡化……」[50]。有研究者認為,斯大林原初並不想使非常措施成為農村長期政策的基礎,只是想嚇唬一下富農,因為1928年夏給各地下達的已經是完全不同的指示:將收購價提高15%-20%,增加對農村的商品供應,立即制止挨戶巡視、非法搜查和任何違反革命法制的做法,開放各地剛剛關閉的集市。1928年7月,斯大林還表示說,希望在目前收成良好的情況下,不必採取任何非常措施。但是他沒有能夠實現這一轉變,因為1927-1928年之交的非常措施,實際上已經是向富農宣戰和對新經濟政策終止的宣佈,他已經無法單方面停火來中止戰爭。惡性循環開始,1928年春,富民以減少播種面積來回應非常措施,賣掉機器,藏匿財物,中農缺乏生產積極性怕成為富農。至1928年秋,糧食收購再次岌岌可危,各種經濟作物數量減少,紡織業癱瘓,國家原料失衡,出口減少,外匯減少。1928年底,斯大林再次下達了對富農採取更為嚴厲的行政手段的指示。由此,糧食收購量連續幾個月有所增加,但到了1929年2、3月間,糧食收購進展再度停滯,4月間,所收購的糧食在總體上少於1928年同期的收購量。城市出現麵包脫銷,糧食投機猖獗的危機局面。而對富農的再次打擊,再次使得播種面積減少,以及富農「自我消滅」的浪潮,促使貧農和中農擴大播種面積的努力卻收效不大。1929年收成不錯,但是情況卻變得非常險惡,與富農的鬥爭使得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陷入癱瘓,政府開始實行票證制度,對城市定量供應,而城鄉關係則高度緊張。

正是這一切導致1929年秋,斯大林提出了全盤集體化的口號,並使得這一年成為「大轉變的一年」。[51]

在多伊徹的描述中,向農村進攻在開始時使城市出身的無產者產生了極大的希望,但是農村出身的工人卻極為憤怒,他們在城市傳播發生在農村的駭人聽聞的故事。托派反對派認為,正是斯大林時代使得數百萬新工人來自農村,導致工人階級水平大幅度下降,這不是使農民無產階級化,而是使無產階級農民化。新工人階級處於渙散和缺乏政治意識的狀態中。而農村中,富農領導著社區,當富農看到自己喪失了一切,決定讓這國家失去糧食,他們屠宰牲畜,把自己的庫房裝滿肉,以餓死敵人,「集體化」工作隊被這種形式的「階級鬥爭」嚇退了,驚訝地看著中農和貧農也加入到屠宰牲口的行列中,直到整個俄國農村都變成屠宰場。[52]「大轉變」實質是不歸路。

1930年之後,斯大林更是無法與農民取得和解,因為一旦宣佈農民可以退出合作社,整個農業經濟結構就會崩潰,集體農莊也未必能夠生存,並且還需要一段時間才可以恢復私人農業,這期間糧食的生產供應將進一步惡化,工業發展也會遭到大破壞。更有可能的是,按照多伊徹的描述:「大批農民未必能和平地退出集體農莊。農民認為他們有權報復黨和政府。和解則要求為被褫奪者和被流放者平反,給他們補償損失。不難想象流放者從集中營乘火車返回故鄉與親人相聚時的情緒。集體農莊的解體將會釋放出瘋狂的激情。它同伴隨集體化的瘋狂毫無二致。也許由反對派組成的清白政府可以努力安撫整個國家,不致於使它退到反革命的門檻上,對此托洛茨基深信不疑。但是,這對於斯大林政府來說無異於自殺。他的任何軟弱表現都會使充溢在數百萬間茅舍中的仇恨變成燎原大火。斯大林除了繼續作戰外,別無他路。許多年後他曾對丘吉爾承認,這場戰爭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更可怕」。這是因為蘇聯新的工業結構已經是戰前工業結構的數倍,但是卻建立在比戰前舊制度更狹窄的農業基礎上。革命後的大部分時間,飢餓一直威脅著城市,只要小農還處於無政府狀態,工業化和城市化都會加劇糧荒。城市化過程中不斷增產的城市人口只有極其匱乏的糧食供應,僅30年代,城市人口就由3千萬激增到6千萬,「任何政府都無力解決這樣的比例失調,即任何政府都不會命令停止工業化或急劇放慢工業化的速度和接受經濟停滯的前景。如果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在1929-1930年的任何時間內重新執政的話,他們也得考慮到農業的災難性破壞和惡化局面的後果,由於他們必須實現工業化,他們也應使其政府適應這些情況,而當時的局勢已設了硬性的框架」[53]

但是,它卻伴隨著屠殺、大清洗和大規模的流放,由此暴力與恐怖成為蘇聯工業化的後果,它迫使整個社會站在了國家的對立面上。按照托洛茨基的批判,它催生了寄身在工人階級身上的龐大的官僚階層,而工人階級本身卻處於消極和癱瘓的狀態。[54]今天,究竟該如何來理解這個意義上的暴力呢?依然是一個沒有解決的世紀難題,托洛茨基反對派的視野一直(到今天)是對斯大林主義的各種批判和控訴的理論和道義的主要來源,但是其視野卻又是無法剝離地糾纏與分享了斯大林主義,這既是悖論也是困境。

托洛茨基一直批判布哈林沒有看到農村中的階級分化,富農竭力犧牲其他階級的利益使自己富起來:他們付給雇工低工資,壓榨貧苦農民,收購他們的土地,試圖向他們和城市工人索取更高的糧價。他們逃避稅收並把負擔轉移到貧民身上。他們竭力犧牲國家利益來積累自己的資本,因而延緩了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積累。布哈林津津樂道的社會畫面的各個階級互相補充與和諧的關係,忽略了互相傾軋的階級鬥爭。[55]只是後來這個指控的主體從托洛茨基變成了斯大林,內容並沒有改變。

普列奧布拉斯基認為社會主義中,農民市場只是從屬作用,國有工業產品的出路在於工業本身,而工業卻生活在原始積累規律的鐵蹄下,必須盡快通過這個過渡階段。托洛茨基認為布哈林的根本困境在於他反對的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因為他暗示說社會主義成分不能在自身中找到任何有效替代物來替代利潤的推動力,它最終只能從私有成分中活躍的利潤動力中獲得刺激,這是用准民粹主義的方式指望農民把國家從國有經濟的壟斷中搭救出來。農民的需求應該決定國家邁向社會主義的步伐,這種想法更多是托爾斯泰式的,而不是馬克思式的[56]

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開始支持斯大林的政策,他們過去認為優柔寡斷的斯大林一直是如影子般追隨著布哈林的右派,而現在斯大林對富農的打擊鼓舞了他們。當時流放在阿拉木圖的托洛茨基把斯大林對富農的進攻看成是重大的、使人產生希望的事件:

反對派完全有根據驕傲地認為自己是新政策的鼓舞者和首創者。不錯,當反對派想到他們自己為別人摘走的成果所付出的代價時,在他們的驕傲中必然摻雜著難言的苦澀。但是,革命者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們不止一次用沈重和悲壯的自我犧牲為代價,迫使其他人乃至自己的敵人完成他們革命綱領中的一部分。……反對派與斯大林的左傾方針的相互關係可能也是這樣:反對派可能被粉碎,可能看不到它的綱領完全實現,但它的鬥爭最起碼使執政派無法在資本主義因素面前繼續退卻和倡導新的新經濟政策。……反對派有責任批判地支持斯大林的左傾政策。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聯合布哈林和李可夫去反對這個方針。相反,我們應該鼓勵搖擺不定的斯大林中間派與右派一刀兩斷,促使它與左派聯合起來[57]

在反對派中,普列奧布拉斯基從其理論的「徹底性」出發,主張與斯大林妥協。他在《新經濟學》中強調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階段是最危機的時期,必須盡快渡過這個時期,這對社會主義經濟是生死攸關的大事,這時它既不能從資本主義的優勢中獲益,也不能從社會主義體制的優勢中獲益,它只能剝削農民,為社會主義經濟成分提供資金和積累,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的鐵蹄下」,國家和農民之間的劇烈衝突是必然的。他與托洛茨基的區別在於,《新經濟學》並不排斥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最困難的過渡階段可以在一個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完成。他強調社會主義過渡規律的「客觀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將迫使黨和領導人違背他們的意志成為社會主義的領路人。所有大型工業的國有化必然導致計劃經濟和高速工業化。斯大林派和布哈林派反對這一理論就是反對歷史必然性,斯大林和布哈林粉碎和鎮壓托洛茨基左翼反對派,但是他們騙不過歷史規律,「我們國家的經濟結構往往比我們的經濟領導體制更進步」,它最終將迫使他們去實現反對派的綱領。他相信斯大林絕不會從左傾方針後退,並且會愈加無情地與富農鬥爭下去,其結果必然將造成一種全新的局勢。而國家正站在重大革命劇變的門檻上:富農將繼續拒絕出售糧食,用飢餓威脅城市,中農和貧農不足以提供糧食,但政府對富農的進攻將他們推到對立面,導致政府與基本農民群眾的大規模衝突。[58]

正因為斯大林實踐了遭到鎮壓的左派反對派的綱領,這導致左派反對派內部陷入了瓦解和崩潰,大批托洛茨基的主要骨幹選擇了與斯大林妥協。普列奧布拉斯基認為「客觀力量」通過人的主觀代表體現出來,而斯大林派正是歷史必然性的代表,儘管他們犯有錯誤甚至是罪行,但仍是十月革命的捍衛者,是忠於社會主義的人。左翼反對派的重要人物、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的老革命家拉狄克認為,斯大林證明瞭他們遠比反對派所想象的更有價值,在新的社會主義運動中,托派反對派是先鋒,斯大林是後衛,兩派之間不是敵對之間的利益衝突,而是同一階級兩支隊伍之間的分歧,屬於同一個堡壘。[59]

但是,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主義的登基對於布爾什維克權力壟斷來說,既是對它的肯定,也是對它的否定,是一黨統治向一派統治的轉變,一派統治既是對一黨統治的濫用,又是一黨統治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斯大林主義代替了列寧主義。列寧主義是力圖把布爾什維克的政治壟斷與工人階級民主結合在一起,不僅不想把鐵的紀律強加於黨,而且認為黨內自由是理所應當的,並且也確實捍衛了它。而「斯大林主義即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俄國原始、古老、半亞洲式的東西——一方面是農民的無知、野蠻,另一方面是舊統治集團的專制傳統——混合而成的大雜燴。與此相反,托洛茨基捍衛的是純正的經典馬克思主義,包括它的全部理性力量和道義力量,也包括他的全部政治上的弱點——這弱點在於,它本身無法適應俄國的落後和社會主義在西方的失敗。斯大林驅逐了托洛茨基,也就是把經典馬克思主義驅逐出了俄國。……」[60]這是一個經典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表述。

多伊徹認為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報告和提交的提綱,是蘇聯經濟史上最關鍵的文件,其中托洛茨基描繪了今後幾十年的蘇聯經濟遠景,即蘇聯的演化取決於在一個不發達的,但卻是大規模國有化的經濟中強制形成資本的過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確可以把那幾十年——斯大林主義統治的幾十年——當做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加以分析或描述;而且他這樣做的時候可以借用托洛茨基在1923年所闡述的觀點中的那些術語」。[61]

托洛茨基把布哈林稱為「新民粹派」的思想家,是潛在的「社會革命黨」,偏愛農民,不肯對農民做任何階級區分,不認為農民爭取私有財產的努力與社會主義相悖,「代表著城市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對立面——農業,一種社會主義的變體——准重農學派。很自然,在一個有4/5人口生活在土地上並依靠土地為生的國家裡,這樣一種思想體系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布爾什維克曾經鎮壓了主張這種思想體系的黨,但是卻無法摧毀賦予它生氣的那些利益、感情和情緒。」[62]問題正在於,這些賦予「民粹主義」以生氣的作為社會現實的利益和情感,在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藍圖中,究竟應該如何安置?它能夠和應該靠武力摧毀嗎?暴力的來源究竟為何?這已經是綿延了一個世紀的共運史中革命與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直到今天。

這就涉及到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當時所代表的正是兩種不同的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認識,它們成為黨內激烈的路線鬥爭的主要來源,——是真正的生死存亡的路線鬥爭!

 

四、「民粹式社會主義」為什麼會失敗?——布哈林與斯大林的決戰

在1927年前後危機而緊張的時刻,布哈林堅持論證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構建新型的互助的城鄉關係,而不是敵對關係:「我們城鄉間形成的嶄新關係是同較快的發展速度聯繫著的。我們的工業化不是使我國農民破產的手段,而相反,它是使之繁榮的手段。正是這種情況產生了城鄉間的完全不同的互助關係。」「在我國,由於有社會主義專政,有嶄新的社會關係,工業化不是使農業破產,而是使之繁榮,它不是意味著農業市場的縮小,而相反,是意味著這個市場的擴大,因此,發展速度將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快。由於有嶄新的城鄉關係,我國的農業——這是我們手中的一張決定著更快發展速度的王牌。不言而喻, 我們會遇到一系列困難。在被封鎖的情況下,我們的生產機構只好按照完全不同的辦法來建立,我們將很難擺脫所謂的商品荒,這一切都完全正確。還生產了一系列社會困難。我同意這一點,但儘管如此,困難並不是不可克服的。」[63]這就要求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不是抱著使自己得到最高份額收入的本位立場,而是交出一部分作為「積累基金」,是作為整個大工業的主人。因此,無產階級就必須關注同小農經濟的關係,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也將取決於在最快的城鄉流動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發展速度和增長速度,而不是取決於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份額。托洛茨基主義不懂得消滅城鄉對立,是要使得工業面向農業,是農業實現工業化,使之從歷史的後台轉到歷史的前台。而民粹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在不懂得農業的發展是要依靠工業的發展,如果沒有拖拉機、化學肥料,沒有電氣化,農業就會注定陷入停滯狀態。工業是迅速改變農業的槓桿。因此,整個經濟政策和計劃的核心就是對國家工業化的關懷,黨將同任何企圖使之離開這條道路的人進行鬥爭。工業化是蘇聯的法律。但是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區別在於,它是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目的而實現的,它對農民經濟產生另一種影響,它對整個農業報另一種「態度」。資本主義使農業受輕視。但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對農村來說不是寄生性過程,而是對農業進行巨大改造和使農業得到巨大增長的手段。因此,國家工業化也就意味著農業工業化,這樣就為城鄉對立的消滅做了準備。[64]而這些論述已經是直接與斯大林主義短兵相接了。

1929年1月,在列寧逝世五週年紀念會上,布哈林做了題為《列寧的政治遺囑》的報告,是與斯大林的最後決戰,因為1月30日斯大林在政治局和中央監委主席團聯席會議上,就做出了《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的定性報告。布哈林在報告里再次從列寧出發,強調了列寧對革命形勢的判斷,既有從國際形勢方面看,一戰後有歐洲帝國主義的分裂,以及東方各族人民的革命浪潮,更有在俄國國內無產階級革命與農民戰爭的結合,這種特殊與獨特的結合,是革命全部發展的基礎;失去這種結合,全面開展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就會喪失。列寧晚年《論合作制》的思考,被布哈林特別倚重,通過合作社的方式解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結合,這裡,列寧是把工業化計劃與居民的合作化計劃結合在一起的,人人都參加合作社,這就是社會主義。列寧認為蘇聯國內基本的階級關係是工人與農民的關係,其社會制度是以這兩個階級的合作為基礎的,資產階級在一定條件下參加這個合作。如果這兩個階級之間發生了嚴重的階級分歧,分裂就不可避免。因此,必須密切注視和預防這種分裂。共和國的命運取決於農民群眾是跟著工人階級走,忠實於和工人階級的聯盟,還是讓新資產階級把他們與工人拆開。這兩個階級的分裂,意味著共和國的覆滅。要用最簡便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吸引小農和最小農參加農民合作社。布哈林呼籲道:我們全黨和黨的一切機關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注意什麼東西可以引起分裂,並且隨時發現危險,加以消滅。[65]

1929年4月,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上,斯大林對「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集體」進行了全面的批判,而布哈林則指責斯大林的政策意味著對托洛茨基的徹底投降,是瓦解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結合。布哈林的講話以及聯共(布)中央四月全會的大部分速記沒有在1929年公佈,後來也未公佈。斯大林的講話甚至沒有全文發表,而是從中刪去了相當大批判布哈林及其綱領的部分,二十年後發表在《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斯大林害怕與布哈林公開論戰,被認為是表現出對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綱領能否站住腳缺乏信心。[66]

但是此時,布哈林所代表的、被托洛茨基諷刺為蝸牛爬行的「民粹式」社會主義道路,在蘇聯已經不可能實現了,消滅「資產階級」小農的戰役一旦打響,就已經沒有退路。1928年布哈林曾建議從國外進口輕工業和糧食,不採取非常措施,可能危害要小一些。[67]但是客觀條件是,西方的貸款太少,蘇聯的出口資源不足。由於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恰在此時爆發,西方市場上原料價格急劇下跌,蘇聯每得到一台機器,就要比原計劃多出口1-1.5倍的原料和物資,而蘇聯的農業總產值卻在下降。[68]今天的俄國歷史學家披露的材料說明,「在1930-1932年的短時間內,斯大林幾乎成了一位商人,為了從國外買到機器,他需要出售一切可以出售的商品,而當時的蘇聯能夠出售的商品只有糧食。斯大林可以從農民那裡弄到糧食,但又不能把糧食分給飢荒的人們,因為這些糧食都是為了履行與國外簽訂的合同而徵集的。」,「當我們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時,可以看到其中充滿了他們對未來的憂慮與不安。他們像一個公司的老闆,總擔心公司因資金不足而隨時倒閉。有人認為斯大林更像冒險主義者,他並沒有計劃好一切。這種觀點部分是正確的,但不能就此而指責斯大林沒有考慮周全,斯大林實際上已經制定了一套國家現代化和工業建設的方案。問題是1929年12月,斯大林卻突然對‘方案’做了重大的改變,變化最大的是大幅度提高了向農民徵集糧食的數量。」「那麼在1929年後半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呢?我第一次驚奇地注意到,1929年美國發生了經濟大蕭條,世界市場的糧食價格急劇下跌,斯大林制定的國家現代化和工業計劃是緊密相連的,糧食價格的下降使得他不得不改變原來的計劃。這是斯大林的悲劇,也是我們國家的悲劇。斯大林已經無路可走,他開始感到恐慌,預感到不幸的事情發生。他決定進行一個後來產生了悲劇性後果的大躍進,結果發生了1932-1933年的大飢荒。」[69]在這個意義上,除了作為蘇聯工業化的慘痛代價,蘇聯三十年代的大飢荒也是西方經濟危機的一個延伸與後果,——這一點是需要重新建立理解的。

斯大林最終完成的是現代主義意義上的工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而這種民族主義的催化劑卻是日益逼近的戰爭威脅,斯大林準確地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將是蘇聯作為國家與民族的生死決戰,這是蘇聯必須不顧一切完成工業化的決定性力量。促使他在不斷地左右搖擺之後,最終走上這條激進的不歸路正是出自對工業主義的現代化大農業的信仰,即放棄了布哈林由小農經濟自然長成社會主義的構想,轉而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工業化的大農場來取代小農經濟。斯大林用高壓實施強購糧食的措施,並第一次明確提出發展農村集體農莊的設想,認為蘇維埃制度是不可能建立在兩種不同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即:聯合的社會化的工業和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個體小農經濟。因此,必須逐步而又堅定不移地把出產商品最少的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出產商品最多的集體經濟,聯合成為集體農莊。必須使全國布滿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70] 這標誌著黨的農業政策的重大轉折。這也標誌著斯大林開始在農業政策上實施托洛茨基主義,即要對農業不惜代價實現其現代化工業主義的轉變。

對此,1929年11月斯大林在《大轉變的一年》中展望道:

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大規模穀物工廠是扎不下根的,但是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決不能忘記這個「小小的」區別。

……

現在瞎子也看得見,如果不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如果不開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我們今年既不會有今年糧食收購方面所取得的決定性勝利,也不會有已經積蓄在國家手裡的幾千萬普特常備糧。

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肯定地說,由於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的發展,我們正在完全擺脫糧食危機,或者說已經擺脫糧食危機。如果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運動更加迅速地發展下去,那就沒有理由懷疑,再過兩三年我國就會成為糧食最多的國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糧食最多的國家。

……

到即將到來的1930年的春天,我們的田野將要有六萬多台拖拉機,再過一年將要有十萬多台拖拉機,而再過兩年就會有二十萬多台拖拉機了。幾年前認為是「幻想」的事情,現在我們已經有可能把它變為現實,而且綽綽有餘了。[71]

今天我們已經知道,緊貼著斯大林宣佈的美好願景,卻是蘇聯歷史上空前的三十年代「大飢荒」,構成了對蘇聯工業化模式的極大挑戰。那麼,這場「大飢荒」背後的歷史根源究竟在哪裡?究竟是亞細亞封建專制主義的必然後果,還是農業工業主義(資本主義)發展專制邏輯的代價?這是今天需要重新探究的歷史與現實的深重課題,是我們今天重訪這段歷史的使命。而正是憑借著這種「鐵腕」工業化的過程,蘇聯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沒有外援的嚴重危機情況下,頂住了德國納粹鐵騎長驅直入的強大攻勢,扭轉了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役的被動局面,並成為戰勝法西斯最重要的力量,這一史詩般的過程同樣是殘酷與充滿了犧牲,這種殘酷究竟該如何在一個更深刻和廣闊的歷史視野中去理解呢?

在農業集體化和國營化運動的同時,是重工業投資的不斷加速,《大轉變的一年》中,斯大林論述說:「比較困難,更加重要的是重工業問題。所以比較困難,是因為它需要大量投資,而且工業落後的國家的歷史表明,重工業沒有大量長期的借款是不能發展的。所以更加重要,是因為不發展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就不能實行任何工業化。但是因為我們過去和現在既沒有得到長期的借款,也沒有得到比較長期的信貸,所以問題的尖銳性對我們就非常明顯了。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正是根據這一點才拒絕給我們借款和信貸,他們以為我們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解決資金積累問題,我們在改革重工業問題上必定失敗,因而不得不向他們低頭,受他們盤剝。」[72] 因此,斯大林宣佈1929年蘇聯大工業的基本投資是16億多盧布,其中約13億投入了重工業,1930年大工業基本投資是34億多盧布,其中25億多將投向重工業。[73]

他接過的是一個扶木犁的窮國,他留下的是一個擁有核武的強國,——丘吉爾這句著名的評論正是從一個軍事強國作為民族國家的最高標準來衡量的,在這一點上,斯大林完成了彼得大帝以來的歷史使命,這一使命正是十八世紀以來世界競爭格局的產物,它本身就包涵了暴力與殘酷。它也論證了民族國家與暴力的內在邏輯。在這個意義上,斯大林不排除把自己看成是彼得大帝的繼承者,1928年11月,他在中央全會上的一次演講中說道:「彼得大帝接觸了西方較發達的國家以後,就狂熱地建立工廠來供應軍隊和加強國防,這也就是想跳出落後圈子的一種獨特的嘗試。」[74]

 

五、歐洲革命的幽靈與中國革命的道路——托洛茨基主義的失敗

從一切歷史的可能性出發,多伊徹從托洛茨基主義的視野上努力為托洛茨基辯護。但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的立場,使得多伊徹也對托洛茨基做了應有的批評和反思,並特別指出托洛茨基對俄國「歐洲化」的理解和訴求所導致的問題和錯誤,而這一點上列寧和布哈林作為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家,是站在俄羅斯自己的土地上[75]。在三卷本最後的跋中,多伊徹總結說,托洛茨基的力量和弱點都植根於經典馬克思主義,即「他的失敗是經典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學說、作為一種運動陷入主要困境的縮影——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發展的看法與階級鬥爭及革命的實際進程之間的矛盾與脫節」。

社會主義的第一次巨大勝利不是在先進的西方而是在落後的東方實現的,是在那些以農民而不是產業工人為主的國家實現的。革命的首要目標不是建立社會主義,而是著手「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進程表上,只有當舊社會的生產力已經大大超過了它的所有制關係,以至於衝破了舊的社會結構時,革命才會發生;革命為充分發展的、先進的以及高效率的生產力創造出新的所有制關係和新的社會結構。而實際情況卻是,革命為經濟上最落後的國家創造了最先進的社會組織形式;它圍繞著不發達的、原始的生產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在真空里建立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的理論構想因而被上下顛倒了。超越現存生產力的新的「生產關係」也同樣超越了大多數人的理解力;因此,革命政權不得不違反的多數人的意志去包圍和發展自身。官僚獨裁取代了蘇維埃民主制度。國家不但沒有趨向消亡,反而執掌了空前之大的權力。馬克思主義的規範和革命現實之間的衝突滲透了執政黨的整個思想和行為。斯大林主義通過歪曲或拋棄這一規範來尋求衝突的解決。托洛茨基主義則要維護這一規範或者在規範與現實之間保持暫時的平衡,直至西方的革命來解決這一衝突和恢復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和諧。西方革命的失敗就集中體現在托洛茨基的失敗之中。[76]

多伊徹描述了當希特勒誇耀與斯大林簽訂的協約撈到了好處時,法國駐第三帝國的大使對他說:「您認為您是勝利者……但是您是否想到過另外一種可能——勝利者是托洛茨基?」希特勒彷彿心窩上挨了一拳,尖叫道:這種可能正是法國和英國最好不要跟第三帝國打仗的又一個原因。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對此評價道:「他們被革命的幽靈纏住了,並且給了它一個人的名字。」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的名字成為歐洲革命的幽靈。但是,當歐洲的革命以托洛茨基主義的名義出現,這個革命的幽靈就一直沒有能夠從漫漫長夜中顯形。多伊徹認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關於一國社會主義的論辯並不像理論那樣分明,歷史的發展更接近托洛茨基主義,因為在蘇聯進行社會主義的時候,革命已經傳播到了其他國家,「既然在托洛茨基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鬥爭中,革命的國際主義是與布爾什維克的孤立主義相衝突的,因此高舉勝利旗幟的肯定不是斯大林主義;布爾什維克的孤立主義早已死亡了。另一方面,即使在孤立中,蘇聯的持久力也遠比托洛茨基曾設想的要大得多;而且與他希望的相反,並不是西方無產階級革命使俄國革命免除了孤立。這真是歷史的諷刺:不管斯大林主義願意不願意,正是它自己衝突了它的國家甲殼」。[77]這裡,多伊徹自己也陷入了悖論中,應該說,正是蘇聯轉向第三世界的新國際主義才是蘇聯突破西方對其封鎖的孤立主義。

1924年蘇聯開始對黃埔軍校援助,1925年開辦的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全部辦學費用,都是巨額款項。而由於蘇聯當時嚴酷的國際國內環境,其經費來源和數目都處於嚴格保密狀態[78]。為了援助中國等各國革命力量,蘇聯本身在經濟極度嚴峻的情況下,把沒收的沙皇和貴族的各種金銀財寶偷偷運到歐洲市場上換回貨幣,然後交給共產國際去使用。比如,蘇聯經過共產國際在1927年一年給予中國的財政援助,總數就不少於100萬盧布,[79]如果特別考慮到1927年正是蘇聯遭受嚴重糧食收購危機的時刻。這就很難從狹隘的「一國社會主義」的角度來解釋,而更應該看到「一國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轉向東方的必然聯繫。

事實上,「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作為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是在它面對西方工人階級的期待失敗之後。蘇聯對革命的傳播是在東方不發達國家,而不是被期望的歐洲,在這個意義上,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從來就不是孤立主義的,而是面向東方不發達地區的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以及二戰之後對東歐的革命輸出,恰恰是對「一國社會主義」的突破。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夠解釋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源源不斷的巨大財政支持。但是,托洛茨基所期望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恰恰是「一國社會主義」的,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歐洲主義內部的「一國社會主義」,因為它期望的是歐洲內部的階級鬥爭和工人階級的崛起。一戰之後,第二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的領袖號召本國的工人階級為國家而戰,揭開了這個歐洲社會主義的底色不過是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由此破產。

二戰之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地依靠轉型而度過週期性經濟危機,並有能力對本國工人階級進行收買,與此同時,南北格局和殖民地與後殖民地問題卻被西方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思考排除在外,由此帶來的是歐洲內部代表工人階級的社會民主工黨都轉型為「去階級化」的「人民」議會黨,即全民黨,不再是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最著名和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59年11月德國社民黨在哥德斯堡通過的《哥德斯堡綱領》,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原則綱領》,宣稱德國社會民主黨「已由工人階級的政黨變成了一個人民的黨」,因為「一度只不過是統治階級剝削對象的無產者,現在已居於享有公認的平等權利和義務的國家公民的地位」,基督教倫理學、人道主義和歐洲的古典哲學成為其「多元化」指導思想和社會主義價值觀的來源,而不再明確提及馬克思主義。德國社民黨的轉型帶動了歐洲社民黨紛紛轉型,以適應選舉政治的需求。而早在1921年10月的社民黨卡塞爾代表大會上,布勞恩就認為:「今天我們的黨已變成一個包括遍布在工業、商業、農業、航海等行業的職員和公務員在內的黨,我們是各種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黨。」1925年《海德堡綱領》則認為資本主義國家中中層階級是社會民主黨建立和發展「經濟民主」的力量,[80]這正是布哈林對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所固有的歐洲(資本主義)中心主義批判的來源,布哈林批判的有效性在今天特別值得重申,——從亞洲的立場上重申,從蘇聯與中國的革命歷史中重申。

對於多伊徹來說,托洛茨基主義最大的問題是作為理論與實踐,或者說規範與事實之間的嚴重脫節,是當革命不斷湧離先進的、工業主義的西方,而在不發達的前工業社會發生和生長,經典馬克思主義在東方和西方都遭到的困境。這尤其體現在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看法上。1920年,共產國際已經聲明把西方共產主義運動與東方解放運動聯合起來,承認亞洲各國的獨立鬥爭跟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具有同樣的歷史意義;也承認亞洲各國的農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認資產階級都是工人運動的同盟軍。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成立。1926年之前托洛茨基對中國問題並無異議。1926年4月,托洛茨基開始抗議將國民黨吸收到共產國際中,認為孫中山是主張階級調和的,與主張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不相容,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選舉蔣介石為名譽委員,是荒唐的玩笑,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1927年,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布哈林認為中國革命要將自身局限在資產階級革命範圍和反帝任務之中,即中國作為一個社會發展比俄國更遲緩的國家是不可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是不可能奪取政權的,共產黨必須放棄自己的社會主義理想而與國民黨資產階級結盟。托洛茨基從不斷革命論的主張出發,認為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是合二為一的,猶如它們在俄國是合二為一,工人階級自始至終都是革命的主要動力,或是革命作為一場無產階級運動而引來無產階級專政,或是革命完全失敗[81]。有意味的是,正是在布哈林與托洛茨基圍繞中國革命的論辯中,毛澤東曾得到了布哈林的高度評價。1927年5月和6月,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的俄文版、英文版以及《革命東方》雜誌,先後轉載、譯載了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刊印的毛澤東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當時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全會上談到毛澤東的這篇報告時說,「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經讀過我們的一位鼓動員記述在湖南省內旅行的報告了」,「報告寫得極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其描寫極為生動」,「提到的農村中的各種口號也令人很感興趣」,「文字精練,耐人尋味」。在共產國際能夠享此殊榮的,毛澤東算得上是中國第一人。這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五大當選候補中央執行委員。[82]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共產黨廣州起義失敗,極大地震動了共產國際和蘇聯。在解釋和檢討中國革命的問題上,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與列寧的「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既是托派內部的爭論交鋒,更是蘇聯黨內托洛茨基派與斯大林派進行生死鬥爭的重要內容,是俄國十月革命前後俄國革命黨關於革命性質大辯論在中國歷史語境下的重演。

當時,托洛茨基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各自的流放地通過通信交換對廣州起義的看法,托洛茨基認為廣州起義失敗留下的啓示是:中國的下一次革命不能停留在資產階級階段,而應該建立蘇維埃向社會主義邁進。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認為斯大林策劃起義僅僅是為了向國民黨一連串投降後輓回面子,是魯莽冒險,廣州的蘇維埃和社會主義並不是群眾運動的有機產物,沒有反映真正革命過程的內在邏輯。拉狄克斷言,列寧提倡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更適合中國,因為它允許在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有一個間歇。1928年夏,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拉狄克與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分別給共產國際大會寫信,「一國社會主義」問題成為大會公開的論題。當時大會對斯大林和布哈林主管下的共產國際的局面表示失望,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衝突已經公開化,而那些受到信任的外國代表團預先得到通告:在與布哈林徹底決裂的情況下,斯大林認為與托洛茨基建立聯盟是可取的或必要的。[83]但是,托洛茨基對中國的判斷卻更多是從其理論預設推導出來的,他對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所知甚少。因此,當多伊徹認為: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不理睬斯大林,因為斯大林在1945-1948年還謀求與國民黨和蔣介石搞交易,毛堅持為奪取政權而鬥爭,沒有停留在資產階級革命,而是遵循不斷革命的邏輯完成了反資產階級的革命,「在某種意義上,這個‘中國的十月’是托洛茨基身後的另一個勝利」。這個判斷非常具有喜劇色彩,因為再沒有比毛澤東領導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農民革命更遠離托洛茨基的理論預設了。但是,繼續革命的確是毛澤東時代重要的意識形態,這是另一個話題。

托洛茨基對中國革命的重視卻依然是界定在以歐洲革命為前提的,「他期待西方工人階級起義,正如它在1848、1871、1905和1917-1918年的起義一樣。他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念運用於中國,因而不相信毛澤東的‘農民軍隊’,擔心它會像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軍隊一樣變成反動的國家而去反對工人階級,倘若後者未能將革命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裡的話。儘管有陳獨秀的警告,托洛茨基仍然相信,中國工人階級能在政治上重新崛起並成為革命的領導力量。對於托洛茨基來說,這是一條公理:現代一切階級鬥爭,主導權都屬於城市。革命運動可以在農村發生並領導城市的概念在他看來是不現實的和落後的。托洛茨基堅持說,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革命或者是真正無產階級的,或者什麼都不是。」[84]托洛茨基曾斷言,毛澤東的農民軍隊代替城市工人,以農村包圍城市,如果這些軍隊長久被限制在農村,他們就會被農民同化,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反對城市工人,反對社會主義,成為新的反動派,就如過去的農民起義以新王朝代替舊王朝。今天我們已經看到,這些觀點如何在歷經一個多世紀仍然陰魂不散。

中國革命與蘇聯革命自始至終就相互聯繫和影響,這並非歷史的偶然,而是中、俄這兩個傳統的農業大國都處於一戰前後全球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的巨大壓力之下,社會危機深重,有著共同爆發社會革命的歷史條件,並由此捲入共同的歷史邏輯。這是二十世紀世界歷史中至為重大的事件,其巨大的歷史漩渦所吞噬的歷史意義,一直到今天並沒有被真正深刻地被闡述和辨析,也正因此,毛澤東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鄉村)社會主義實踐對世界共運史的貢獻也並沒有真正被闡述。

因此,我們需要回到作為「中國道路」的世界共運史,或作為國際共運史的「中國道路」。

 

注釋:

[1] 見列寧1917年《大難臨頭,出路何在?》,1921年《論糧食稅》。

[2] (蘇)尼•布哈林、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共產主義abc》,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第110-111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3] 列寧:《大難臨頭,出路何在?》,《列寧選集》第三卷 ,第131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

[4] 列寧:《論糧食稅》,《列寧選集》第四卷,第505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

[5] 列寧:《大難臨頭,出路何在?》,《列寧選集》第三卷 ,第150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

[6] 列寧:《大難臨頭,出路何在?》,《列寧選集》第三卷 ,第16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

[7] 列寧:《論糧食稅》,《列寧選集》第四卷,第511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

[8] 同上,第508頁。

[9] 同上,第517頁。

[10] (俄)羅伊•梅德韋傑夫:《讓歷史來審判——論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上),第101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

[11] 鄭異凡:《布哈林論》,第221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

[12] (波)伊薩克•多伊徹:《被解除武裝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第37-41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13] 布哈林:《蘇維埃經濟的新發現或如何毀滅工農聯盟(關於托洛茨基主義的經濟論據問題)》,見《布哈林文選》(上),第246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14] 布哈林:《蘇維埃經濟的新發現或如何毀滅工農聯盟(關於托洛茨基主義的經濟論據問題)》,見《布哈林文選》(上),第220-221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15] 布哈林:《馬克思主義者列寧》,見《布哈林文選》(上),第182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16] 同上,第190-191頁。

[17] 同上,第191-192頁。

[18] 同上,第198頁。

[19] 布哈林:《經濟增長和工農聯盟問題》,見《布哈林文選》(上),第205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20] 同上,第208頁。

[21] 布哈林:《蘇維埃經濟的新發現或如何毀滅工農聯盟(關於托洛茨基主義的經濟論據問題)》,見《布哈林文選》(上),第215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22] 同上,第220頁。

[23] 同上,第223頁。

[24] 同上,第240頁。

[25] 同上,第242頁。

[26] 布哈林:《不斷革命的理論》,見《布哈林文選》(上),第264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27] 同上,第266頁。

[28] 同上,第266-267頁。

[29] 布哈林:《論我國革命的性質以及在蘇聯勝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見《布哈林文選》(中),第160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30] 同上,第146頁,注釋①。關於亞細亞專制主義與二十世紀以來中、蘇(俄)革命的辯論與影響,請參見拙著《鄉村與革命》中的相關討論,第197-251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31] 同上,第147-148頁。

[32] 列寧:《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報告》,《列寧全集》的12卷,中文第2版第21頁。——譯者注。

[33] 同上。

[34] 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第596-597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

[35] 同上,第597頁。

[36] 參見拙文《「亞細亞專制主義」與20世紀的中、蘇(俄)革命與道路之辯》,《鄉村與革命》第187-251頁,北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

[37] 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評傳》,第601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

[38] 布哈林:《論新經濟政策和我們的任務》,見《布哈林文選》(上),第368-369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39] 同上,第372-373頁,第601-603頁。

[40] 同上,第375頁。

[41] 布哈林:《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見《布哈林文選》(上),第398-399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42] 同上,第414頁。

[43] 同上,第435-436頁。

[44] 布哈林:《論我國革命的性質以及在蘇聯勝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見《布哈林文選》(中),第173-174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45] 布哈林:《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建設時期》,見《布哈林文選》(中),第206-207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46] 布哈林:《資本主義理論家對現代資本主義某些問題的看法》,見《布哈林文選》(下),第399-409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47] 當時譯為《社會主義之路》,上海墾新書店,1930年。見鄭異凡:《布哈林研究在中國》,見氏著《布哈林論》,第432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

[48] (俄)羅伊•梅德韋傑夫:《讓歷史來審判——論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上),第197-198頁,何宏江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

[49] (俄)羅伊•梅德韋傑夫:《讓歷史來審判——論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上),第229頁,何宏江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

[50]  斯大林:《關於聯共(布)中央七月全會的總結》,《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178頁。

[51](俄)羅伊•梅德韋傑夫:《讓歷史來審判——論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上),第228-235頁,何宏江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

[52](波)伊薩克•多伊徹:《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9-1940》,第88-91頁,施用勤、張冰、劉虎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53] 同上,第83-84頁。

[54] 除了對農村的清洗,1929-1930年間,斯大林整批地改組工廠中的工會委員會,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烏克蘭和烏拉爾等主要的工業中心,工會委員被撤換的比例高達78%-85%之多,(俄)羅伊•梅德韋傑夫:《讓歷史來審判——論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上),第218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

[55] (波)伊薩克•多伊徹:《被解除武裝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第222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56] 同上,第227頁。

[57] (波)伊薩克•多伊徹:《被解除武裝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第368-369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58] 同上,第374-376頁。

[59] 同上,第379-380頁。

[60] 同上,第414頁。

[61](波)伊薩克•多伊徹:《被解除武裝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第96-97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62] 同上,第220頁。

[63] 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第二十次會議上的發言》,見《布哈林文選》(中),第185-186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64] 布哈林:《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為迎接新的經濟年度而作》,見《布哈林文選》(中),第279-291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65] 布哈林:《列寧的政治遺囑》,見《布哈林文選》(中),第338-360頁,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

[66] (俄)羅伊•梅德韋傑夫:《讓歷史來審判——論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上),第210-211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

[67] 同上,第212頁。

[68] 同上,第268頁。

[69] (俄)A.B.舒賓:《俄羅斯學者對列寧、斯大林的評價和對蘇聯解體原因的新見解》,更詳細的解釋見同一作者《斯大林為什麼「製造飢荒」?》, 載《歷史的風——俄羅斯學者論蘇聯解體和對蘇聯歷史的評價》,第238頁,第98-114頁,李慎明主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70] 斯大林:《論糧食收購和農業發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頁。

[71] 斯大林:《大轉變的一年》,《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2-120頁。

[72] 同上,第109頁。

[73] 同上,第109-110頁。

[74] (英)伊恩•格雷:《斯大林——歷史人物》,張志明、朱振國、唐國強譯,第276頁,北京:新華出版社,1981年。

[75] (波)伊薩克•多伊徹:《武裝的先知 托洛茨基 1879-1921》,王國龍譯,第170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76] 同上,第466頁。

[77] (波)伊薩克•多伊徹:《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9-1940》,第467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78]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49-61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據他的記載,中國留學生在莫斯科總是會被市民帶有敵意地詢問留學的經費是從哪裡來的,同上,第34頁。而且蘇聯當局還故意宣傳說中大的辦學經費中,中國人提供了主要經費,同上,第61頁。可見辦學經費來源之敏感。

[79]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第161-162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80] 參見劉玉安、蔣銳:《從民主社會主義到社會民主主義——當代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與實踐》,第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81] (波)伊薩克•多伊徹:《被解除武裝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第300-301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1927年前後,斯大林關於共產國際與蘇聯就中國革命而與托洛茨基派產生鬥爭的詳盡描述,見第291-308頁。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的相關文獻見: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26-1940book/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26-1940book-index.htm

[82] 丁曉平:《揭秘:共產國際到底賞不賞識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8199663.html

[83]  (波)伊薩克•多伊徹:《被解除武裝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1-1929》,第380-383、397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84] (波)伊薩克•多伊徹:《流亡的先知 托洛茨基 1929-1940》,施用勤、張冰、劉虎譯,第381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

 

(原文發表於《開放時代》2016年第5期)

呂新雨為華東師範大學紫江特聘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康奈爾比較人文研究中心主任、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院長,特別感謝作者授權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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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17/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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