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磚專題】回到萬隆／第三世界國際主義的路上＊
——「一帶一路」民間版二十年階段性報告
◎陳光興
來源：開放時代2016年第5期
【內容提要】 1955年於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歷史性亞非高峰會議，改變了世界的格局，突破了美蘇兩大陣營的壟斷，正式開啓了以亞非拉為想象的第三世界道路，今天的「一帶一路」與六十年來的積累高度相關，延續著「和平共處」五原則。這個從第三世界出發改造世界的方案，對全球性學術思想界提出的挑戰是，如何在知識上連結亞非拉、加勒比海各地逐步形成的批判傳統，通過連帶、相互學習，藉此瓦解（延續至今的）知識殖民世界。亞際書院於2015年推出了「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論壇，試圖重新展開的正是這個延宕了六十年的知識計劃。作為「一帶一路」民間版的「亞際計劃」，經過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二十餘年實踐摸索，成為重新嫁接第三世界國際主義思想路線的基礎。本文是以2015年系列活動為中心的階段性報告。
【關鍵詞】 萬隆、第三世界、一帶一路、國際主義
一、「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計劃
2016年7月14日是世界史上的轉化點：美軍在南海不戰而退，宣告著美國世紀的結束、帝國主義的終結，一個世紀超英趕美的年代已然揮手告別，歷史翻了一頁。未來世界的走向將取決於此刻具有動能地區所捲動的浪潮，諸如印度尼西亞的新海洋計劃、「一帶一路」等，都意味著第三世界、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經過長期的隱忍、再生與復蘇，從廢墟中悄然升起，帶動地球未來發展的新方向。相信像「一帶一路」的大型計劃如果能以萬隆精神為依歸——平等互惠──邀集第三世界的有志之士共同引領、決策，未來的世界會更為多元、平和、開放。
為了恢復改變世界格局的1955年萬隆會議的精神，亞際書院在亞洲各地推動「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計劃，思考「第三世界」在過去一甲子之中的變化、當下的意義，探索其再生的可能性。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亞洲與非洲近三十個國家的領導人首次在沒有歐美殖民帝國參與的情況下，聚集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了極具世界史意義的大會，以「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的形式團結起來，在美蘇霸權之外另辟蹊徑，開啓了前殖民地區團結的道路。
萬隆會議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產生了難以捕捉的力道，不被討論但又顯而易見的問題是：萬隆會議一方面結束了美蘇建立起的二元對立霸權結構，一方面也加速了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分化，最終導致蘇聯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地區的瓦解，這段歷史需要被重新探究[1]。除此之外，有以下幾點需要說明。
一是對會議主辦國而言，印度尼西亞國父蘇加諾憑借「打群架」的底氣宣誓停止償還殖民宗主國荷蘭脅迫下的財政債務[2]，同時助長了左翼勢力，最終導致以美國為首的新帝國主義利用冷戰格局在1965年至1966年以蘇哈托為代理人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共黨人士，鎮壓了中國以外亞洲最大的左翼勢力，直接影響到世界格局的變動，使共產國際運動頓失主要支柱，是為「蘇東波」的前提。
二是埃及總統納賽爾在會議次年的1956年作出舉世震驚的決定，將英法強權瓜分佔領的蘇黎世運河國有化，英法聯軍強勢入侵，是為以英國新左派為代表誕生的直接因素：前／殖民地分子（如霍爾［Stuart Hall］、泰勒［Charles Taylor］等）介入倫敦左翼政治，左批蘇聯入侵匈牙利，右打英法佔領埃及，開展出政黨政治以外的民眾運動空間[3]。
三是對中國大陸而言，周恩來總理參與的萬隆會議是中國在美蘇兩大勢力之外試圖聯合、領導世界弱小國家走向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重要事件，突破了美國新帝國主義的封鎖，重新與世界接軌，成為第三世界長期的精神依託。
四是對位居東南亞的新、馬地區而言，萬隆效應在於內部跨越種族差異的團結，創造了華人政治認同轉向的契機，開始對當地國家效忠。
五是對於非洲大陸整體而言，1963年非洲統合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成立，反殖民運動領導人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聚首，三天會議中決議拋開歐美殖民主切割出來民族國家的爭議，以泛非主義（Pan-Africanism）的理念尋求更高層次的統合，經過38年努力在2001年正式成立非盟（African Union），成為非洲（目前還處於弱勢狀態）的中央政府。在大勢無法阻擋的情況下，為干擾殖民地的獨立，歐洲宗主國提出了償還長期建設經費的戰略，在經濟層次上獲取暴利，同時繼續控制新政府，至今尚未終止。例如法國仍然在非洲大陸十四國收取殖民稅，外表終結的殖民主義，所謂「切斷臍帶」（delinking）的後殖民世界轉化成新殖民主義的政經遙控，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深層關係。[4]誰說殖民主義已經結束了呢？深受全球思想界推崇的法國理論家，又如何能夠對殖民稅置身事外？[5]第三世界學界又如何能如此輕易地崇拜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理論？
六是歐盟的成立遠遠晚於非洲統合組織的構想，但是在歐洲中心主義的廣泛散布下，人們以為只有歐洲具有超越的視野與氣度，卻忽略了它是歐洲「現代」世界觀的一環，以個人主義為底座的自由主義制度安排呼應：自由、民主、科學成為第三世界代理人所散布的現代化良方。重新在民眾生活中找回屬於我們的多元世界觀，仍是當前中文／亞洲／第三世界思想界的核心問題。
七是港、澳、台地區與南韓、沖繩、日本本島等地，在冷戰初期被編入資本主義陣營，萬隆效應在這些地方缺席，造成極為深遠的影響。第三世界意識沒法生長，半世紀形成「親美反共」的冷戰意識形態，阻絕了創造在世界範圍內前／殖民地之間相互認同、相互支持的世界觀的契機，特別是在學術思想上造成對美、歐體系的依賴，延續至今所形成的港台地區內在的自我殖民歐美中心主義，成為難以克服的障礙。如何在各地重建第三世界視野，在歷經萬隆會議灌溉土壤的國度，如印度尼西亞、印度、非洲、阿拉伯世界、中國大陸，重新喚起流失中的第三世界意識，再次關注萬隆會議所開啓而未完成的知識計劃——將目光轉向亞、非、拉、加勒比海地區，與各地的（民間）思想界交流、互動與學習——是我們推動重訪萬隆精神的基本動力。
過去一年以來，我們把「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活動當成一種契機，不僅僅只是在理解過去影響世界變動的重要歷史事件，也試圖在新的語境中透過不同的聚集，碰撞出預料之外的可能性。
二、印度科欽雙年展與民眾生活
2015年2月來到印度南部，亞際書院與科欽雙年展合作舉辦了社會思想論壇，最後一場是以萬隆會議為主題，算是「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系列的頭一站。參與論壇的幾位中生代講者，大都將1955年萬隆會議視為國家領導人之間的結盟。如今早已脫離了當時的語境，可以做的是利用這個契機開展國家體制以外被忽視的新議題，如移工等，藉以突破萬隆所留下的後遺症——民族國家想象的固化。
此行饒具興味的是置身科欽這個海灣城市，感受到它所承載的多層次歷史痕跡。14世紀起，科欽成為以香料為主的貿易中心，16世紀初期被葡萄牙佔領，成為歐洲在印度的第一批殖民地，爾後陸續為荷蘭與英國佔領。各種形式的過去並置於當下，形成了科欽特殊的城市風貌。由於物質資源與條件不是那樣的豐厚，藝術雙年展在這兒反而展現了不同的特性。除了以極為素樸的四面通風的帳幕作為論壇空間外，組織者盡其所能將展覽與生活空間結合起來，展場遍布城市各個角落，不加修飾地融入既有的地景當中，保留了舊建築的滄桑感。許多繪畫如塗鴉一般鑲嵌在街邊頗有年歲的牆上；著名的裝置藝術家與現場生態結合，生活廣場上的大樹成為作品懸置其中的脈絡；海邊的沙灘也成為布展的自然空間與背景。簡言之，如何將所謂藝術融入民眾生活，成為雙年展的挑戰與任務。舉辦方也就順理成章與小學生的美術相結合，展出兒童的作品，將青少年帶入一般認為高不可攀的藝術世界，重新賦予藝術更為生活的意義。
與民眾生活相結合的動力又何嘗不是萬隆在當下的遺產？20世紀50年代諸多國家領導人都是反帝人民運動的一部分，六十年間的關鍵變化正是民眾與國家的距離越來越遠。同樣的，美術館作為國家體制現代化工程中的一環，逐步成為藝術專業的空間，像科欽這樣的雙年展形式已經不在東北亞藝術高檔化的世界觀的想象範圍中，所謂藝術早已脫離日常生活，成為少數人盤踞的中產階級消費空間。而藝術在印度這個多元異質的複雜國度中卻似乎無所不在，被廣為唾棄的以宗教生活為底蘊的種姓制度還支撐著龐大的工匠體制。2011年我有幸置身加爾各答城市空間中提供祭祀儀式的各式神話雕塑用品的小區，像是走進了活生生的畫廊、美術館。印度具有豐厚歷史的民眾生活，多少抗拒著現代的誘惑與召喚，生活中的美學與情感不就是「第三世界」未經異化的藝術創作嗎？為什麼走到今天又必然要用「藝術」來框死更具生命力的事物呢？
科欽之行讓我們發現「萬隆六十年」不僅僅只是歷史的追尋，更是一種契機，在行走過程中思索，或許能夠重新打開過往被固化的思想。
三、處於阿拉伯世界核心地位的貝魯特
2015年4月初我受邀至黎巴嫩貝魯特參加去殖民問題的討論會，很興奮終於來到亞洲的「阿拉伯世界」。黎巴嫩1990年才結束內戰，貝魯特的戰火雖已遠去，但是破敗遺跡還印刻在城市地景當中，加上灣區的石油經濟，金融資本湧入，在城中心蓋起大批特級高檔住宅供國際投資客購置，守衛昂貴地產的是一批批手持步槍、穿著看似軍用制服的安全警衛／民兵，搭配著海天景色，這一切構成了極為衝突、矛盾而又難以理解的複雜感受。
會議的組織者安娜細德•埃爾-哈旦（Anaheed Al-Hardan）是位年輕學者[6]。她的巴勒斯坦身分與研究很自然讓討論問題的方向直指區域內的矛盾，而她主辦會議的動力之一是透過比較的視野，將去／殖民議題帶入阿拉伯世界的討論。泛阿拉伯主義跟世界反殖民運動同步，以反殖民、反西方帝國主義為主軸，有強烈社會主義的色彩，在二戰後的60年代達到高峰，最終因內部政治群體之間的矛盾與外部國際勢力的交互作用，分化成二十多個民族國家。但是，阿拉伯語基本上一直還是官方與民間的通用語言。1945年形成的阿拉伯國家聯盟，橫跨亞非大陸，總部設在埃及開羅。雖然阿拉伯語作為歷史悠久文明的標識，甚至可能是前／殖民地區中最為「國際」的語種之一，且至今依然是最具主導性的學術語言，但是英語、法語的普及反映出英、法、美在區域史中長期的力道。在這個層面上，阿拉伯世界的狀況與非洲重迭，相對於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阿拉伯世界，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的基本學術語言是英語、法語。相對來看，東北亞的狀況顯然不同，中、日、韓文基本上與20世紀以後形成的民族國家的切線相一致。美國在二戰後以各種方式進入東亞已經六十年，而英文（或是美語）在區域內介入的歷史相對薄弱，並未成為學術語言，儘管官方近年大力推動，也沒有成功。語言的統合與知識的統合沒有必然的關係。在造訪貝魯特期間，我參訪了阿拉伯社會科學委員會（Arab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cience, ACSS, 2008—），在對話中感受到知識連帶的困難。知識界長期的互信不在，工作的同仁也都是在摸索中前進，試圖將各地形成的知識網絡連結，並逐步建立起阿拉伯世界的共同平台。[7]讓人感嘆的是，這樣的自主性民間跨國組織，在東北亞乃至於整個亞洲大陸，並不存在。
可以體會的是，作為古老文明又多元異質的伊斯蘭世界，相較於其他地區，是受到殖民帝國主義重創的地帶。[8]從1798年拿破侖入侵埃及，一直到1967年以色列發動六日戰爭，它不僅飽受一波波歐美擴張性的暴力衝擊，在90年代冷戰對峙鬆動後又被美國霸權樹立為新的假想敵，成為反恐「聖戰」的核心地帶。在長期的動蕩中能夠生存下來已經很難，在沒有強而有力的區域性政治共同體的情況下，要協調內部不同的立場、利益，要抗拒強權的介入與分化，更屬不易。從波斯灣的處境眺望東北亞，又會出現什麼樣的風貌？離開貝魯特前，會議的組織者請我一起午餐，語重心長地表示，對他們而言，韓國、台灣地區、香港、新加坡是完成現代化的第一世界，中國大陸也快速起來並影響全球政經，阿拉伯世界如果沒有長期的內戰與紛爭，或許也可以有類似的成就吧。這樣的對話其實很沈重，活在處境相對優渥的地域中，當然該扛起更多的責任，但是東北亞的衝突、矛盾與切割，又何嘗不是與強權掛鈎？沖繩基地、香港、兩岸（三地）與兩韓的狀況，乃至於近來日本安保問題的分化，都意味著帝國主義日正當中，只是打著一把所謂民主陣營的陽傘罷了。
從阿拉伯世界眺望東亞，我們進一步發現同樣是使用阿拉伯語言的區域居然被切割成25個國家，顯現的是「代理人政治」（proxy），英、美、法三大勢力與內部各種形式的政治力量結合，破壞了泛阿的實質統合。這樣的代理人政治不正是（大）東亞的基本格局嗎？日本、南韓、台灣地區、菲律賓、新加坡是美國的新／次殖民地，美軍基地遍布各地（奧巴馬「重返亞洲」根本就是錯誤的命題，美國戰後從來沒有離開過），例外的只有沖繩戰後龐大、震動世界的反基地運動，以及中國大陸。在國際關係的層面上中國取得了全面性的自主，但是學術思想界快速的美國化與崇美情結——「今天的美國是明天的中國」，讓人唏噓，把歐美自由主義教條化且馬首是瞻的思想界的部分構成其實正是（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在後續與安娜細德的對話中出現的圖景是：巴勒斯坦的「獨立」並不意味著建立歐洲「發明」的民族國家，而是推動追求整體阿拉伯世界的獨立自主，才可能避免繼續捲入殖民帝國主義設置的陷阱，也才能擺脫代理人政治；同樣的，「亞洲的統一就是亞洲的獨立」就是在建立超越民族國家體系的新政治想象，目標是追求「自主與尊嚴」，最先揭示這個方向的就是我們身邊的沖繩思想界；「小地方出大思想家」足以再次讓大國汗顏，加勒比海地區馬丁尼克20世紀50年代只有20萬人口，而西塞（Amie Cesair）與法農（Franz Fanon）的思想厚度不正是最佳的證言麼？沖繩的思想家岡本惠德的「水平思考」是東亞區域內的體現。
四、聚首杭州
帶著這樣的認識與心情離開貝魯特，我們來到大伙花了很大力氣籌辦的「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論壇。2015年4月14日至16日開了兩天會議，外加一天杭州的參訪。能夠與來自亞、非、拉、加勒比海的陌生友人坐在一起的身體感，是完全嶄新的經驗——「第三世界」不再是空洞的名詞，也帶來更大的挑戰。回首20世紀90年代初期啓動的「亞際轉向」（Inter-Asia）計劃，二十六年來我們在東北亞、東南亞、南亞建立起初步的思想網絡，以《亞際文化研究：運動》（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國際刊物為基地，積累了初步的學術「數據庫」（archive），搭建起區域性學會（2006—）負責雙年會議，延展出遍布二十幾個大學所、系、中心的機構聯合會（Consortium for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nstitutions, 2010—），推動暑期班、跨國研究計劃，設立講座、師生互換等，並與上海雙年展合作在2010年啓動「西天中土」印中社會思想計劃，延伸至2012年的「亞洲思想界論壇」，同年在香港註冊成立亞際書院，展開「亞洲現代思想計劃」，在東亞地區設立十個計劃辦公室，重新組合出落地的、屬於亞洲自身的思想資源[9]。在上述近三十年的工作基礎上建立多層次亞際網絡，我們才能以「亞洲」與非、拉對接，在未來持續亞洲內部知識連帶的同時，建立起第三世界的視野。
為了準備杭州會議，我們做了些初步的功課，發現相對於亞際書院這個鬆散的民間知識群體，不僅有前面提到的由來自二十多個國家成員組成的阿拉伯社會科學委員會、由二十五國組成的拉丁美洲社會科學委員會（Latin Americ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s, CLACSO, 1967—），還有非洲社會科學發展委員會（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in Africa, CODESRIA, 1973—）。換句話說，在非洲與拉美，自六七十年代起就存在跨越民族國家、泛區域性的知識生產機制，能夠積累出以區域整體自我定位的平台，對「外」以整體的形象面對世界的不同區塊；對「內」整合，俯視各次區域，以跨國的洲際視野對迫切的問題進行論辯。這樣「既內部又外部」的機制，可以在思想上開放高度情緒性的內部爭議，如族群、種族暴力、民族主義等，共同面對後／殖民狀態中的諸多未解之問題，這是與拉非地區互動的切入點。[10]
由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擔任第一任執行長，於1973年成立的CODESRIA扮演了非洲思想界平台的角色，取得了極為可觀的學術思想成果。不僅如此，CODESRIA早已發展出「南-南」（south-south）之間第三世界連結的研究工作，以三大洲之間的連結為部分工作重點[11]。相對於非洲、拉美等地已經出現的跨越民族國家、連結毗鄰區域的知識體系的出現，亞洲地區顯得極端的四分五裂。這樣的差異到底意味著什麼，還有待繼續思考。無可否認的是，這些以「洲」為想象的知識平台及其積累，加速了我們「在亞洲思考」、「以亞洲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溝口雄三語）的迫切感，特別透視出東北亞知識狀況的極大局限。因為歷史，也因為政治因素，寬廣的視野沒有成長的土壤，從而落入普遍性的本土主義各自為政的陷阱，極可能在面對世界大勢變動時無力進行有效的分析。
上面的陳述不是無病呻吟、空穴來風。在杭州論壇中，非洲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Mahmood Mamdani）在第一天的討論中就拋出了這樣的問題：中國在起來，中國人對未來世界有什麼樣的分析？有什麼願景？想要把世界改造成什麼？帶領到什麼方向去？而在主辦機構亞際書院看來，這樣的問題不僅是所有中國人要直面的問題，也是亞際書院同仁作為思想團體要共同面對的問題。但是難處在於，要有效回答這一連串的問題，要對中國內部有準確的分析，要對周邊地區有深刻的認識，更要對亞、非、拉有內在的理解與「接地氣」的看法，才可能提出打動人心的願景，更別說要對固有國際強權的變化有精准的分析。思想界如果對世界沒有有效的看法，就是對中國未來的想象放棄發言權，很容易被政治情勢帶著走。失語所投射出來的變化是，從萬隆時代為了「世界革命」團結第三世界、反抗強權的國際主義世界觀，到七八十年代後內縮為各自民族國家利益問題的民族主義視野。這似乎反映了以社會主義為手段克服殖民主義所帶來的歷史命運，亦即以反帝、反資、反封建為主軸的民族主義，在去殖民的歷史進程中被化約、縮小焦距到「獨立建國」的層面。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對抗的是資本主義體制，卻無法有效處理「包括‘民族國家’在內都是殖民主義內在產物的陷阱」這樣的問題。一旦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處於低潮狀態，「革命遺產」則得不到認真清理，更別說對殖民主義在知識、思想、精神上的梳理，結果很自然地就內縮、滑入民族國家的（國際）秩序當中，延續著殖民主義體系所建立起來的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世界格局。
或許把問題講得太大，也似乎講死了。萬隆六十年不僅為我們展開了從歷史縱深來眺望歷史狀況變化的契機，更重要的是讓我們體會到作為思想團體與知識人，萬隆所開啓的「亞非拉」想象在知識連帶與互動的層面上幾十年間幾乎沒有展開。我們依然沈溺在各自內部的情緒性感傷中，忽視了極為重要的外部參照體系——非洲、拉美、加勒比海已經有了對自身剖析的知識與提問——回看卡住我們的問題。或許，過去亞際連結的準備工作，是我們今天的資產，「第三世界」本來就存在於亞洲的延長線上，從亞洲通往亞非拉的第三世界，是通往世界史（無法回避）的必經之路，否則又會滑入「反／歐美中心主義」的世界觀，這是當前思想運動要緊抓的長期路線之一。
五、港澳台回歸的「去殖民」問題
2015年5月底在香港舉辦的東亞批判刊物會議以「殖民東亞」為題。處身雨傘運動的餘波當中，會議中的「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圓桌論壇使我們看到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十八年後一步步浮現的衝突與矛盾，必須回到「去殖民」（清理、瓦解殖民主義整體在政經體制、精神、心靈、知識、思想各個層面所遺留的複雜的因素與結構）問題上來理解。正如陳清僑4月在杭州會議上響應曼達尼有關非洲大學體制的去殖民議題時指出的，香港九七意味著殖民主義的結束，但是殖民體制長存，去殖民工作沒有展開。相對應來看，中國大陸（從官方體制到民間）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未能有步驟地重新清理香港過去150年作為殖民地所建立的（生活）體制，沒有充分體認香港人已經養成的主客觀生活方式。如此要如何與大陸已經形成的土壤重新接軌？從去殖民的視角來看，生活在台灣的我們不能置身事外。1945年後台灣「光復」、「回歸」中國的脫殖民地過程，我們沒有好好整理，沒對去殖民歷程方方面面的運作與困難進行系統的梳理。香港回歸時，台灣經驗沒有能夠成為香港脫離殖民地的參照。今天回過頭來看，台灣的思想知識界有很大的責任。大陸呢？作為回歸的母體，大陸思想界應該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積極研究、清理殖民主義對整體中國內部造成的禍害。然而在長期的交流中，我個人看到的是知識界對此問題毫無感覺，居然把殖民主義當成當下流行的後殖民理論，或是更進一步說中國沒有被殖民過，港澳台、偽滿洲國只是局部，不能老用殖民主義的框架來理解。如果說中國歷經帝國主義的凌虐，前殖民地是中國身體的一部分，那麼怎麼能說大陸母體不受整體的影響？這樣的（不）理解與（不）分析反而進一步將港澳台「滿」特殊化，在助長「方法論」層次上的分離主義。大陸思想界的關鍵詞是「（反）帝國主義」而不是「（反）殖民主義」，碰上「脫離殖民地回歸母體」時就束手無策，只能說「回來就好了，讓歷史去淡化過去造成的傷痕」，不回應把前殖民區域繼續特殊化、向外推。一旦放棄了對殖民主義的批判性思考，就放棄了對殖民知識的警覺，改革開放後歐美思想就像搭上高鐵，快速進入書市、課堂、圖書館，造成大陸思想界內部自我殖民化的後果；延續中斷三十年的精英啓蒙主義（五四）精神，把現代性教條化的理念重新請回舞台的中央，與去歷史、社會縱身的歐美、港台的平板自由主義思潮重新接軌，心甘情願地接受把德先生、賽先生口號化的殖民。
此外，香港與大陸十八年重新接軌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應轉化為兩岸長期互動的核心參照。在此意義下，兩岸四地的思想界必須形成相互聯動的思想與知識網絡，共同面對問題。
上述問題不僅是兩岸四地「中國人」的問題，放置在東亞近代史的語境與格局中，沖繩至今沒有解決「復歸」難題，南北韓沒有擺脫超克分斷的困境，可見殖民、冷戰、帝國問題沒有結束。1842年香港被割讓，1879年「琉球處分」，1895年台灣淪為殖民地，1910年日本併吞韓半島——今天的困境是在還歷史的債，一個世紀前就已經設下了今天區域性紛爭的構造，看似不相統屬的分離狀態是我們要共同面對的（殖民帝國主義）歷史結構，都是「我們」的問題。如果思想界不面對殖民問題，不提出去殖民的積極方案，那麼我們不過是在原地踏步，讓未愈合的歷史傷痕繼續發膿腐爛。
六、作為非洲思想界的CODESRIA
因為杭州聚會的緣分，亞際書院的同仁2015年6月初受善沐•莫猶（Sam Moyo）教授邀請前往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參加了CODESRIA三年一次的大會。此行可以說是對非洲批判性知識殿堂的進香吧。初次來到非洲，難免興奮、緊張。四百多人的大會從6月8日起連開五天，早上九點到傍晚六七點，與會者認真嚴肅，相互論辯。不同世代、族群、國籍、性別、立場之間的交鋒張力十足，儘管「學術語言」複雜多樣（從頭到尾必須掛著耳機聽英語、法語之間的同步翻譯）[12]，討論卻能保持基本的互信與尊重。這樣的批判性知識社群的文化該是過去四十年逐漸形成的。我們訪問了長期參與其中的核心組織者，也訪談了年輕世代的新進成員，發現CODESRIA具有很強的輻射力，在不同層次廣泛地影響了知識的生產。
CODESRIA在世界範圍內可以說是獨一無二的思想社群，不僅持續存在、蛻變、傳承，更難能可貴的是，它通過長期積累，已經毫無疑問地成為非洲現代知識傳統的一支主幹。
會議當中，「中國在非洲」是一直出現的問題，也是CODESRIA成員長期關心的問題。他們看到的問題比非洲外部的所謂觀察家複雜很多，正正負負，還在變動當中，不可妄下結論。[13]在非洲知識團體的語境中，中國在非洲是我們要關注的問題，一同前往的來自東京的池上善彥也得一起面對。然而我們在現場也清楚地感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知識界與非洲思想界之間沒有互動，更沒有理解，在彼此陌生的狀況下，根本不可能共同思考這些棘手的問題，更別說在論述上共同介入政經過程。另外，歐洲觀察家聚焦中國在非洲，指責中國為殖民主義，但是我們要問：第一，拋開歐洲殖民主義在非洲慘無人道的戮殺歷史不予清算，中國與亞洲諸國何時對非洲進行過同等的殘暴宰制？第二，中國在非洲的爭議在於將大量勞動力從大陸直接帶到非洲工作，在工程建設完成後就離開，相比歐洲白人的大量移住民（settler）進入非洲大陸，以特權造成種族矛盾，又是在什麼立場上可將中國稱為殖民主義？第三，印度、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長期在非洲投資，更別說最為大宗的投資來自於歐美，為何突出中國，進行無謂的攻擊？第四，亞洲與第三世界資本近年進入非洲，提供給當地「討價還價」的空間，對歐美資本造成競爭性的衝擊——如果你歐美不能開出更好條件，我們就跟中國／第三世界合作。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歐美觀察家難道不是在替自身所屬的「民族資本」進行辯護嗎？關鍵在於，歐洲、非洲、亞洲／中國的學者要有充分的發言權，必須對非洲各地進行落地的研究調查，對非洲工人、政府、資本進行訪查，才可能釐清真相。[14]
總之，開始建立非洲思想界與亞洲之間的連帶，特別是與中國思想界的互動，是沒有把握而又應該承擔的責任。因此，亞際書院規劃展開「亞洲在非洲，非洲在亞洲」行動方案。為了更有效、更廣泛地讓亞非兩地的人們貼近真實，亞際書院將跨越傳統學院的調查研究，請長期一起工作的韓國女性主義導演、學者金素榮掌舵，於2016年8月帶著攝像機一起進入非洲，從亞的斯亞貝巴經過烏乾達首都坎帕拉，到達南非角城。金素榮曾於2015年展出得獎紀錄片《城市漂浮錄》（Drifting City），連結了非洲人在香港、廣州與南韓安山地區的生活狀況。作為採拍的基礎，之後或許會增加深度新聞採訪報道的團隊，讓亞洲乃至世界各地的民眾有深入認識「非洲在亞洲，亞洲在非洲」的機會[15]。
七、武藤一羊的東京講座：從萬隆到德班
2015年7月底來到東京，配合著亞際書院年度講座（板垣雄三教授主講）與青年學者論壇的契機，東京辦公室的同仁邀請到亞洲思想界、運動圈的前輩武藤一羊，針對萬隆六十年主講他個人50年代至今所參與的人民運動。[16]
武藤的演講拉開了一個歷史的軸線，從1955年的萬隆會議到2012年德班的反種族歧視會議。原來我一直認為堅持「人民運動」是像武藤這樣的運動者一貫的理論與實踐的立場，特別是在日本近代史的語境中運動圈對於戰前、戰後國家的不信任，是形成這一基本信念的天然土壤。但是我從他的演講中認識到，他那一代人到了50年代深為萬隆會議所觸動，對於這些有巨大民眾影響力的國家領導人站在一起挑戰殖民主義的左翼反帝運動，有很深的期待。然而，萬隆會議所帶來的諸多效應中，資本主義陣營的反撲導致了整體世界的變化。1965年至1966年印度尼西亞的清共大屠殺是逆轉的關鍵，從此東南亞區域右轉，是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失去支乾、逐步弱化的轉折點。同時，參與萬隆會議的原先左傾的國家領導人，有的成為獨裁者，有的因不願放棄權力而長期執政，使許多運動分子徹底失望（何以發生這樣的現象還有待商榷），從此轉向人民運動，武藤所代表的立場或許是這樣才確立的。所以說，今天人民運動形成的基調，是歷史的產物，而不是簡單理論立場的推演。我這一代人當初會接受「人民民主」的民眾運動路線，其實已經有了歷史的前身，只是知識短淺，沒有跟過去接上線吧。
武藤先生提出的過去五十年的變動，也讓我們再次看到人民運動的基本條件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變化。一直到80年代末期，他在亞洲各地推展活動時，能否入境是不可測的，到了論壇的現場，也普遍受到官方情治系統的監控，會議隨時可能中止，運動分子遭到逮捕是經常發生的事。90年代以降，整體而言亞洲地區對運動高度壓制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雖然越界的「政治活動」依然有其敏感度，但人民運動的空間大了很多。然而，相對於國家機器之間的結盟所形成的諸如東南亞國家聯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或是中日韓三國之間的合作機制、民眾運動的區域性連結依然相當薄弱，就算相對有連結上的積累，也沒有強到可以脫離與國家、資本、公民社會（中產階級與上層精英）的協商關係而實現相對自主。例如，日本民間小團體的長期積累、韓國的民眾運動與市民組織的相對龐大，乃至於下面將看到的印度尼西亞崛起中的人民運動，都還處於自顧不暇的狀態。要如何在民族國家管制下創造越界結盟的新條件，依然是很大的挑戰。
不可否認的是，在戰後國家民族主義從50年代起逐步吞噬民眾反殖民民族主義力量時，以武藤一羊為代表領導的「跨界民主」（trans border democracy）人民運動承接了萬隆國際主義精神。在亞洲／第三世界的批判圈中備受尊重的武藤一羊先生從70年代起就開始游走於亞洲各地，開展連結的工作，在日本內部參與組建了不同的民間機構與團體，如AMPO雜誌、亞太數據中心（Pacific Asia Resource Center）、自由學校，至今還活躍於共同創辦的民眾規劃研究群（People’s Plan Study Group, PPSG）[17]，出版刊物與專書介入社會。80年代末期他發起民眾對21世紀的規劃（People’s Plan for 21st Century）的大規模連結，提出「跨界參與式民主」的方向，核心思想在於人民與人民之間（people to people）的直接互動[18]。武藤先生的工作橫跨思想、社運與教育，縱跨五六十年，是東亞戰後民間越界連帶的開創性人物。未來以他為線索進行系統的研究與分析是重要的工作，亞際書院核心成員、東京《現代思想》前總編輯池上善彥所參與的工作團隊，正在認真落實整理工作。
八、萬隆、牙律的人民運動
1998年啓動的亞際文化研究雙年會（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Society Biennial Conference），至今已經是第九屆了。這個團體組織相對鬆散，輪流在各地開會，大致都為支持當地朋友們正在建立起來的機構或學程（program）。負責籌辦的單位有很大的自主空間，以在地的「文化」形式來組織會議。將近二十年下來，這個團體或多或少有了些積累，人脈關係不斷擴展，而且有批老朋友會按時來聚會，所以不論到哪兒，總是有些回家的感覺。8月初我們到了印度尼西亞泗水的愛爾榔嘎大學也不列外，地方是陌生的，人情卻是熟悉的。隨著年歲的增長，不知不覺中會議也會出現些場次是以紀念的形式討論剛剛過去的友人。包括2014年離開人世的Stuart Hall與澳洲女性主義人類學家金尼•馬丁（Jeannie Martin），是很多圈內朋友的舊識，幾場論壇是圍繞他們二位的人格、風格與著作來討論的。來到了印度尼西亞，重提「萬隆／六十年」也順理成章。亞際文化研究的圈子，特別是來自印度尼西亞各地的年輕朋友，不太可能輕易忘掉第三世界的連帶。圓桌論壇招來四面八方很多關切萬隆議題的與會者，特別是青年學子。或輕或重，議題的火苗得繼續燒。
結束了泗水的行程，我們一行十人在印度尼西亞朋友的安排下，來到了萬隆地區。除了參觀亞非博物館外，還有緣走訪了牙律地區的農村，看到農民聯盟（SPP）的佔領運動，並有機會與印度尼西亞人民運動聯盟（簡稱「印民聯」）交流。[19]令人震驚的是，我們走訪的農民運動已經展開了二十多年，成果豐碩，卻沒有受到國際農運的矚目。二十多年來，農盟通過在村子里建立民辦中小學校的方式，與民眾緊密結合，組織工作自然而然在生活中扎根。農村裡的工作留住了勞動力，村民富了，精神生活恢復了，素樸的人際關係重新活絡起來，農盟組織也逐步壯大了，並開始規劃小區的醫院。
參訪過程中也浮現出好些問題，最為明顯的是農地佔領運動。我個人對於土地問題沒有研究，過去看到的是農地大量流失的現象，現在全球性資本以各種形式對土地進行掠奪，在非洲大陸表現為跨國資本對土地的爭奪（scramble）[20]；不論是因為政治、經濟的結構調整性因素還是由於國家現代化意識形態的作用，「都市化」或是農村城鎮化成為主導型的思想、規劃與實踐。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民反抗的力量在第三世界各地大規模湧現[21]，印度尼西亞西爪哇的土地佔領運動或許可以在同一個脈絡下來理解。然而，我們參訪的牙律地區農村的動向似乎扭轉了既有的印象，為我們提供了另類思考的可能性：農運不僅有效地與資本及國家對抗，更在農村、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法院、宗教機構等層次運作，同時建立起相互呼應的輔助系統（工會組織、農民學校、合作社、產銷機制、研發出版，乃至進入政黨、議會等），改變了農民的生計，農村也富庶起來，創造了農民留在農村生活與工作的條件。像這樣能夠在幾乎所有相關的場域中建立陣地，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當然，運動的危機在於土地長期使用的穩定性，一旦運動能量減弱，國家與資本的力量很可能借機反撲，吞噬已經取得的成果。因此關鍵在於當特定時空中國家的（階級或是其他社會）屬性有利於運動時，強勁的運動能否把握契機，將成果轉化為建制化的設置，透過國家來正當化、合法化農民為求生存而有效使用（公有或是尚未使用的）土地的權利。無論如何，農民聯盟的實踐已經證明：只要能夠創造客觀條件，農民、農村、農業是有前景的，都市化、工業化不是唯一的出路，特別是在以農民為主體的地區，更要有前瞻性的思考。
然而條件的創造不是憑空的，必須在既有社會生活的土壤中操作。這次參訪讓我們看到伊斯蘭教發揮了積極正面的作用，這股宗教力量不能過度上綱作為解釋的架構，但是也絕對不可輕視。村民的作息為每日的宗教儀式與連帶的生活細節所結構，運動組織必須在這個結構中操作，並與之協調。如何更為積極地辨識伊斯蘭教在社會機體中的動能，如何取得宗教機構的認可與支持，是成功的關鍵。
接下來的參訪中，我們發現農民聯盟的運動是更大範圍人民運動的一個環節，並強烈地感受到印度尼西亞整體的人民運動正在起來。印民聯包括工、農、女性、原住民、漁民、環境等運動，組織已經從90年代末期開始走在一起，至今成員估計達到七八十萬人。當然，我們看到的是結果，需要深究的是它能夠聚合在一起的動力與軌跡。只有把握了結盟形成的歷史縱深，才能展望它下一步可能會怎麼走。估計佐科維新政權的上台會為運動的擴大發展提供滋養的土壤，但是過去亞洲地區政權更替的經驗也難免讓人擔心：新政府是否會開始大量吸納運動能量，造成日後運動的崩解，而印民聯又將如何回應[22]？在政治關係上，它如何思考與其他政黨的關係？它有可能在自身所處的歷史條件中創造出新的政治形式嗎？印民聯的國際觀與世界觀是什麼？萬隆的第三世界精神對運動組織還具有任何積極的意義嗎？印民聯的核心成員與領導人都是中生代，四十出頭，草根基層幹部也大都二十歲上下，更別說農民學校里的孩子們，後繼有人，他們還有很長的路可以走。
我們這些外來者能夠與農盟、印民聯之間很快產生共振，主要是帶著自身過去在各地活動的軌跡吧。大家沒有公開談，但是相信都立刻聞出印民聯濃濃的左翼底色。1965年清共大屠殺後，左翼從此成為印度尼西亞社會的政治禁忌，至今組織共產黨還是違憲的。過去五十年間，印民聯成員的前輩們如果還活著，就得長期沈潛，最多只能在文化崗位上傳承火種。我們碰到的中生代大概是在半地下的狀態中匍匐前進。印民聯能夠在90年代末期冒出水面，應該得益於七八十年代的積累，同時也或多或少承繼了1965年以前解放人類的想象。把問題顛倒過來問：1965年印共的力量龐大，是中共以外最強勁的左翼政黨，如果沒有當年的大屠殺，今天的印度尼西亞、東南亞乃至亞洲區域會是什麼樣的格局？武藤一羊先生2015年8月在東京討論萬隆會議時指出，1965年是重要的分水嶺，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1965年的屠殺事件制約了印度尼西亞及整體區域政治（乃至全球大局）的走向，在這個意義上，1965年沒有過去，要瞭解世界現在的長相就沒法不去瞭解1965年。印度尼西亞的人民運動能夠發展到今天的地步同時發人深省。同樣的掃紅運動在亞洲各地展開，包括南韓、台灣地區、馬來西亞等，相較之下，印度尼西亞左翼的清除規模最大，也最為慘烈。這難道可以解釋它在五十年後的今天的復蘇嗎？還是年輕一代早已丟掉左翼的包袱，在骨子裡承繼過去卻又能開放地面對現實？而相較於其他地方，台灣地區左翼的力量是最為薄弱的，這又該如何解釋？無論如何，這些地區沒有被打開的左翼歷史禁忌，看似孤立卻是相互關聯的，都脫離不了全球與區域冷戰的構造。一旦跨越民族國家的框架，人民運動要越界連結，就必須重新開啓那段被封存起來的共通歷史，如此也才能充分解釋走到今天的關鍵轉折點。特別是從印度尼西亞內部的歷史軌跡來看，1955年萬隆會議與1965年大屠殺具有內在的聯繫。六十年後重返萬隆，必須清理、面對兩個重大歷史事件的不可分割性，重新定位它們在區域史、世界史上的意義。
萬隆留下的資產或是所謂的萬隆精神，既不是也不應該是由左翼思想所壟斷的，1955年萬隆標示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是以反殖民、反帝為基礎的國際主義精神。當時各地形成的民族主義具有強烈的國際主義色彩，兩者之間不相矛盾，在兩者擺蕩的張力中存在著更為寬廣的第三世界前／殖民地之間團結的想象，也才跨越了左右的區隔。但是六十年後的今天，民族主義萎縮到民族國家的內部，國際主義團結連帶的成分退位，而各自以自身的利益對世界發言。今天重訪萬隆，我們必須納入參照的是非洲至今依然深入人心的泛非民族主義（Pan-African nationalism）。它的民族主義所指的不是非洲個別被殖民者切割出來的民族國家，而是深刻認識到民族國家是殖民者的發明，民族國家的各自獨立是沒有意義的，除非非洲能夠團結起來。也就是說，民族主義沒有泛非洲主義為前提是不成立的，所以提出以非洲作為整體、獨立自主的要求[23]。可見泛非主義不是簡單的區域主義，而同時是國際主義。如果民族主義是歷史的產物，而且它還在人民運動中起著巨大的作用，那麼要如何重新打開民族主義既有的國際主義面向，重構「第三世界民族主義」（Third World nationalism），重提以亞非拉連帶為想象的「第三世界主義」（Third Worldism），乃至於重新點燃當時存在其中的「第三世界社會主義」（Third World socialism）精神，是萬隆六十年對我們的召喚。藉此跨過以民族國家為本的民族主義，才可能擺脫困境，走出寬廣的道路。
對亞際書院的同仁而言，不僅要在「亞洲」的延長線上持續建立第三世界的視角，乃至於知識體系之間的參照，更要以CODESRIA、CLACSO、ACSS為學習的榜樣，建立起亞洲次區域之間、跨越民族國家的知識視野，才可能透過逐漸形成的平台機制與知識連帶網絡，克服各種「內部」情緒制約，相互打開內部被遮蔽或是無法討論的問題，創造出更具開放性、解釋力、解放性的知識。
九、台北的天空
活在台灣有著一種難以說清楚的無奈感，因為歷史的交錯，她跟第三世界意識失之交臂，1949年以後被綁入美國主導資本主義陣營的一方，與中國大陸陷入「漢賊不兩立」的你死我活的對立關係中，只要有中共／大陸在場就不會有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1955年的萬隆會議不只有美國的從中破壞，還有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透過第三世界的支持重返世界舞台的一大步。面對如此重要的亞非前殖民地共同搭起的連帶網絡，台灣不僅喪失了參與其中的契機，更從此丟掉了第三世界的自我定位，就像冷戰對峙中割掉了左眼那樣，至今沒有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前殖民地的連帶與認同，少了這層視野，也就自自然然地形成依附強權的世界觀。雖然70年中期起，零星的努力不斷出現，但是四十年來台北批判圈從來沒有正視、認真看待這個缺席對思想界造成的盲點。台北的天空如此親美、親日與反中，正是具體的表現。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試圖透過台北論壇來灌溉土壤，讓年輕一代有機會通過理解歷史的萬隆，或許在未來能夠慢慢長出第三世界的眼睛。因此，這場論壇在規劃上與前面所有的活動不同，講者的主要構成是工作小組的年輕成員。尼拉•屋塔米（Nila Ayu Utami）將重點放在1955年萬隆會議出現的動力與軌跡上，以印度尼西亞自身的歷史處境為起點。由郭佳接棒拉開戰後的國際環境，指出會議在印度尼西亞內外所帶來的有形無形的效應。我們請來了80年代中期進入《人間雜誌》，後來長期推動民眾劇場的鐘喬，追溯台灣戰後曾經出現的第三世界思想資源，透過他親身參與具體的人事與當下重新接線。參與農運的小組成員陳瑩恩報告了這次參訪牙律地區對印民聯的認識。我個人對這次系列活動中的學習與體會做了回顧。論壇的第二天下午由音樂人王明輝引領大家進入泰國70年代以後的政治運動所孕育出來的極具影響力的民眾音樂。至於這樣的論壇在台灣是否能延續、打開第三世界的視野，是艱難的挑戰，我們只能是懷著撒種子的心情努力，承續著陳映真先生開啓的第三世界道路繼續前進[24]。我們當然也不會忘記溝口雄三提出的「作為方法的中國」的啓發[25]。
十、沖繩基地鬥爭的日常生活化
2005年11月來到那霸，跟過去一樣，沖繩再度處於「緊急常態」。安倍政權不顧當地民眾的反對，堅持開挖新基地，於是運動進入抗爭動員狀態，作為新基地建設預定地的邊野古再次風聲鶴唳。13日晚間，在西町水屋與運動組織者岡本由希子重逢，我沒法抗拒地問她：這次外部力量龐大，美日聯手在東亞區域內搞霸權，如果這次抗爭輸了會有什麼長遠的影響？她回答：我們從來沒有輸贏問題，鬥爭早已日常生活化，無論如何都還是得繼續戰鬥！這就是沖繩的實況，也是不計成敗的沖繩精神吧。
這次沖繩論壇展開的方式，是以美術實踐為媒介，正逢沖繩美術館暨博物館展出沖繩戰後美術史。亞際書院那霸辦公室的負責人若林千代藉此機會邀來了東亞各地對美術有研究的朋友，針對幾位藝術家的作品展開討論與比較，如台灣地區的吳耀忠、沖繩的平良孝七、中國大陸的農民年畫與共產黨革命時期的攝影隊，在對照中拼貼出各地思想背景上不同的風貌，也開啓了未來以美術為界面的區域性比較計劃。
在最後一場有關萬隆的圓桌論壇中，值得一提的是老友白元淡從歷史的爬梳中提出了「屬於亞洲的亞洲」與「屬於亞洲的第三世界」，在思想層次上重新挖掘早期國家領導人（尼赫魯、蘇加諾、毛澤東等）之間的連帶、民眾運動的聯合，乃至於區域內資本運動在當下日常生活中形成的音樂世界聯動。只有把不同切面與碎片重新聯繫起來，萬隆的現實意義才會浮現出來。
行走至此，最為強烈的感受是，萬隆會議在當時造成了至今無法捕捉的影響，它的感染力散布在許多角落那一代有心人身上，以不同的形式轉化成大大小小的動力。隨著那一代人的隕落，萬隆效應似乎慢慢散去，但又如幽靈一般時不時以不同的面貌浮現。奇怪的是，它不構成一種鄉愁，卻又是一種依託，以永遠沒法到達、沒法完成又沒法拋開的進行式牽引著那些曾經被它感染的人們。至少對知識人而言，它還是一個沒有完成的知識計劃與思想方案，因為通往世界史的具有解釋力的知識路徑還沒有出現。在此與這條道路上相知相惜的朋友們共勉。
十一、紀念先行者莫猶教授
在2015年的游走行動中，我們結交了幾個新朋友，準備在未來一起工作，推動不同的計劃，其中包括津巴布韋的莫猶與烏乾達的曼達尼教授。他倆是親密的戰友，也是CODESRIA前後任的主席。
2015年11月22日很意外地收到曼達尼發來的簡短郵件，告知莫猶當天在印度德里不幸因車禍離世。
查看通聯紀錄，最後一次跟莫猶通信，是向他和曼達尼咨詢亞際書院如何打開亞非之間思想界互動的管道。在很短的時間內莫猶就回了信，舉出了一系列可以做的事，比如深化他正在做的事，如暑期班與研究生的互換項目，同時也表示可以把跟他有關的幾本書翻譯成中文，等等。曼達尼也回信說翻譯該是雙向的工作，也許我們該小範圍地把一些人聚在一起，而他主持的馬克雷雷（Markerere）社會研究所願意提供場所。
莫猶突然走了，正準備推進的一些計劃沒有了他的支持，我們也實在沒有把握能落實多少他的想法。世間的事情往往就是這樣，少了一個有動力的人，該做的事就會停擺，但我們還是得嘗試著在哀悼之余，把該做的事情做起來。
亞際書院的朋友們都是在2015年4月的杭州會議上與他相識的。一旦相遇，大家就很投緣，變成了老朋友，很快建立起互信關係，成為一起工作的好同志。他熱情，開朗，真誠，現場反應能力特強，溫文儒雅，絕不氣勢凌人，再加上他熱愛啤酒與香煙，在會場內外很快贏得人們的尊敬與友情。他很可能到世界各地參加學術活動，都跟這次到杭州一樣，帶著輕便的行李，飛機一旦落地，顧不上調整時差，就立刻投入工作。其實這次他受邀來杭州論壇時間很急迫。他百忙之中拔刀相助，代表CODESRIA出席，在會議中擔當主講與評論的角色，留下了他最後關於「中國在非洲」的思考，展現出大學者的氣度與風範。通過會內聚餐、會後在西湖茶園與象山一帶的參訪，我們更近一步感受到他淵博的知識、對於民眾生活的好奇心以及幽默感。
離開杭州返回津巴布韋前，他主動邀請我們亞際書院的成員參加CODESRIA2015年6月初召開的三年一度的大會（前面提到的）。一個半月後，池上善彥與我來到了塞內加爾的達喀爾。這次的重逢位子互換，莫猶是主人，在非洲歡迎我們兩個初次來訪的亞洲人。大會開始前的6月7日傍晚，在他的旅館房間里，我們做了一個深度的訪談。[26]他極具反思性地分析了CODESRIA的形成，也慷慨地為我們引介組織中的重要成員，讓我們有機會在接下來的會議期間做更多深入的訪談。在持續五天從早到晚、強度極大的會議中，我們親身感知了CODESRIA——「非洲思想界」的巨大成就。過去四十多年間，作為跨國的民間學術思想團體，CODESIRA堅持泛非主義，逐步建立起非洲的現代知識傳統，不僅能夠跨越民族國家的界限與障礙，對非洲各地尖銳與棘手的問題進行分析，更能與全球知識社群進行對話。
莫猶教授留下來的友誼，對我們這些活在亞洲卻有幸與他成為工作夥伴的同仁而言，是一生都會珍惜的情感。更為重要的是，他所留下來的遺產——跨越第三世界三大洲的團隊工作方式——他所代表的思想特徵與知識路線，正是我們要接棒堅持的方向。如果我們能夠持續推進尚未完成的亞、非、拉連結的思想計劃，相信他會面露笑容，與我們同在。
為了弘揚莫猶的遺志，亞際書院初步提出的整合方案是「一個接地氣的世界思想運動」，將邀請曼達尼擔任亞際書院2016年年度講座[27]，於2016年12月走訪北京、杭州、上海，邀請印度籍女性大導演米菈•內爾（Mira Nair）在北京首映新片，同時陸續在上述各地舉辦回顧展、人文座談，與思想界、文化界交流（屆時將邀請戴錦華主持規劃，邀約金素榮、侯孝賢、賈樟柯、黃志翔、李四端、王偉忠、劉大鴻、方方、王安憶等對談），並推動在未來成立下列機構。一是 2016年底設立亞非拉研究院；二是規劃設立異次元世界中心（Another World Center）；三是聯合各界建立批判性文創實驗（工）場；四是設置「駁議圓桌」（Agon Roundtable），邀請上面提及的重要思想者，就世界各地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建立具有民間公信力的糾錯機制。
我們的信念是：中國／亞洲崛起的意涵不在主導世界，而是搭建第三世界的平台，在互動、學習中提出世界未來的走向。我們的目的是：改造知識構造與氣氛，走向更解放、更平等的世界。我們的思想路線是：以第三世界國際主義思想路線、路徑的提出，取代已經走不下去的歐美中心主義。
「超英趕美」的時代無論是在物質還是在精神層面早已悄然離去。試問美國有幾條高鐵？掛零。近乎荒誕的希拉里與川普的競選難道不正宣示著以政黨政治為內核的民主體制與精神文明的危機嗎？知識上科學的世界觀在面臨崩解，以演繹法為依歸的西醫體系並不是放諸四海而皆准，歸納法思維方式下形成的中醫體系強調風土人情、歷史變動，暗示的難道不是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依然長存嗎？被視作封建迷信的民間信仰並沒有因為我們這些「現代進步」的外來霸權有所退縮，如南地所言，第三世界遍布各地的廟宇意味著我們在為地球的未來提供多元的選擇[28]，正視農民生活世界及其世界觀——人不過是萬事萬物中的一份子，其中神明所庇蔭的芸芸眾生才是民眾主要的戶籍制。作為知識分子，我們不能繼續耽溺於與殖民知識的共謀，膚淺地眺望身邊的世界，而是要由衷地發願自我改造，放棄啓蒙帶領落後民眾的無知想法，回到民眾生活中重新學習，以此開啓瓦解自我殖民的思想運動。
提出「瓦解殖民地球：一個接地氣的世界思想運動」（Decolonizing the Earth）的願景，在於重回萬隆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這跟中國大陸重新打開視域想象世界的「一帶一路」的全球性大計劃，也有著某種共振。我們有時會半開玩笑說，過去近三十年的工作不過是承繼萬隆精神的「一帶一路」民間版。
過去我們曾經在「西天中土」的實踐中提出，當中國與印度站在一起的時候，世界會改變。超英趕美的時代像是輕舟已過萬重山而不復返了，我們要將眼光從對手放回到彼此關心的朋友們身上。除去印度之外，「一帶一路」如果不只是過剩資本、勞動力的輸出，而是真正與第三世界大大小小的夥伴攜手前行，充分協商，取得共識，當那天來臨時，不僅是中國／亞洲興起的貢獻，也意味著這個世界已經改變。
一年中積累的行走筆記，在此獻給莫猶教授，願他在未來鞭策我們前進的路上安息。
道路是崎嶇的，未來是光明的，我們要堅守信念，步步為營，承繼前輩開啓的道路……
責任編輯：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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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 2015年12月22日初稿，2016年6月14日二稿於新竹寶山，2016年7月11日定稿於盱眙老家，感謝丁乃非、莫艾、唐曉林、劉雅芳、王曉明、賀照田的提點。
[1] 馬來西亞經濟學家、曾在聯合國任助理秘書長掌管農業經濟的九繆（Jomo K. S.），在2015年4月「萬隆／第三世界六十年」杭州論壇中提出這樣的看法。
[2] 感謝陳奕麟提供信息：http://www.siliconafrica.com/france-colonial-tax/。馬穆德•曼達尼提出「瓦解殖民世界」的命題，參見Kuan-Hsing Chen (ed.), Decolonizing the World: A Mahmood Mamdani Reader, Taipei: Fluer, 2016；陳光興（編）：《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讀本》，台北：行人出版社2016年版。
[3] 英國文化研究的形成即是新左翼運動的延伸，參見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4] 這個部分依據2016年4月27日夜間在台北陪同非洲友人琳•歐叟梅（Lyn Ossome）走訪20世紀60年代外交部派駐非洲的丁懋時先生的對話。
[5] 2016年6月13日筆者與法國哲學家艾倫•波撒特（Alain Brossat）在新竹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公開論辯，發現法國的思維模式是將類似殖民稅的問題劃歸為國家責任，與批判的知識界無關。追根究底，法國人的「個人主義」似乎不存在「父債子還」的道理。
[6] 參見Anaheed Al-Harden, Palestinians in Syria: Nakba Memories of Shattered Communitie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7] Mohammed Bamyeh, “Forms of Presenc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Arab Region: Summary of the First Report,” Beirut: The Arab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2015.
[8] Pankaj Mishra, From the Ruins of the Empire: 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 London: Penguin, 2012.
[9] Kuan-Hsing Chen, “Inter-Asia Journal Work,” Small Axe (Duke Up), No. 50, pp. 106-114 (2016).
[10] Kuan-Hsing Chen and Ikegami Yoshihiko, “CODESRIA as a Pan-Afric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An Interview with Prof. Sam Moyo,”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7, No. 1 (2016).
[11] 參與杭州論壇的莫猶教授是獨立研究機構非洲農世研究所的主任、CODESRIA前任主席，是研究非洲土地問題的權威。從會前發給大家的閱讀材料中可以看到，他近期的研究都是固定與一位巴西學者和一位印度學者共同完成的，例如Sam Moyo, Paris Yeros and Praveen Jha “Imperialism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otes on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2), pp. 181-203 (2012).
[12] 當然也會聽到像是來自莫桑比克學者的抱怨，沒法用葡萄牙語發言。
[13] Sam Moyo, “Perspectives on South-South Relations: China’s Presence in Afric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Vol. 17, No. 1 (2016); Phineas Bbaala, “Emerging Questions on the Shifting Sino-African Relations: ‘Win-Win’ or ‘Win-Lose’?” African Development, Vol. 40, No. 3, pp. 97-119 (2015); Tukumbi Lumumba-Kasongo,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BRICS) and Africa: New Projected Developmental Paradigms,” African Development, Vol. 40, No. 3, pp. 77-95 (2015).
[14] 參見嚴海蓉、沙伯力：《中國在非洲：現實與話語》，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15] 先後擔任台灣電視公司、TVBS新聞部經理的資深媒體友人李四端有意願以獨立製作方式加入工作行列，為未來亞非之間的互動搭建起媒體的橋梁。
[16] 武藤一羊先生2015年7月31日受亞際書院東京辦公室邀請，在明治大學以「從萬隆到德班：1950—1980年代個人參與的跨國人民運動經驗」為題進行演講。
[17] 參見http://www.jca.apc.org/ppsg/en/。
[18] Muto Ichiyo (武藤一羊), “Alliance of Hope: Transborder Democracy”, in Kuan-Hsing Chen (ed.), Trajectori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pp. 186-203, 1998.
[19] 參見陳光興：《2015萬隆地區參訪筆記》，載《人間思想》（台北）2015年第11期；http://apcs.nctu.edu.tw/page1.aspx?no=280775&step=1&newsno=39693。
[20] Sam Moyo, Paris Yeros and Praveen Jha, “Imperialism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otes on the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21] Sam Moyo and Paris Yeros (eds.), Reclaiming the Land: The Resurgence of Rural Movements in Africa, Asia and Latin America, London: Zed Books, 2005; Sam Moyo, African Land Questions, Agrarian Transitions and the State: Contradictions of Neo-liberal Land Reforms, Dakar: CODESRIA, 2008.
[22] 情勢變化很快，邀我們參訪的兩位友人，亞際書院在印度尼西亞長期工作的夥伴農弋（Hilmar Farid）2015年年底成為文化部執行長，農運領袖、葛蘭西派理論家拉其曼（Noe Rachman）進入總統辦公室。
[23]有關泛非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討論，參見Thandika Mkandawire (ed.), African Intellectuals: Rethinking Politics, Language, Gender and Development, Dakar: CODESRIA Books, and London: Zed Books, 2005.
[24] 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狂人／瘋子／精神病篇》，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第78期（2010年6月號）；《陳映真的第三世界：50年代左翼份子的昨日今生》，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北）第84期（2011年9月號）；陳光興、蘇淑芬（主編）：《陳映真思想與文學》上、下冊，台北：唐山書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11年版。
[25] 陳光興、孫歌、劉雅芳（主編）：《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方法》，台北：唐山／台社2010年版。
[26] Kuan-Hsing Chen and Ikegami Yoshihiko, “CODESRIA as a Pan-African Intellectual Community: An Interview with Prof. Sam Moyo.”
[27] 參見陳光興：《導論：非洲當代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載《人間思想》2016年春季號；馬穆德•曼達尼：《界而治之：作為政治身份的原住民》，田立年譯，張志強校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陳光興（編）：《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讀本》。
[28] 例如莆田地區有近3000座廟，且在逐年增長，盱眙有900多座廟，台南有10000座大大小小的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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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日期：2017/0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