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長起來的學術團體，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影響深遠，學問傳承延續至今。與之形成對應的日本市民社會派雖然也曾在戰後日本的社會科學界盛極一時，卻未能像法蘭克福學派一樣開枝散葉，其原因何在？本文的作者山之內靖試圖從「日本的哈貝馬斯」——大河內一男與哈貝馬斯的學問發展的異同中來回答這一問題。大河內一男的社會政策研究中雖然蘊含著批判官僚體制獨善性、精神主義的合理性，但其研究目的在於對總力戰體制的證成。戰後，大河內一男的學術大多為其戰時研究的重複甚或後退。對於總力戰體制的深入研究雖然使得他具備了部分超越哈貝馬斯的可能性，但戰時遺產的兩義性使得他喪失了進一步發展出社會批判理論的可能。本文登於謂無名，感謝授權轉載。本文原載伊豫谷登士翁、成田龍一、岩崎稔編，山之內靖著《總力戰體制》（『総力戦體制』，東京：筑摩書房，2015 ），譯文由李梁譯，收於賀照田編《學術思想評論》第12輯（未出版）。圖片來源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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