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山一郎丨民族主義.現代主義.殖民主義——以沖繩為視角

【編按】近年日本政府提出「台灣有事」,依此合理化提高軍事支出的論述基礎,同時沖繩「去美軍基地」的訴求卻一再被擱置,當地人民持續承受了長期軍事化的壓力與種種問題。沖繩的反戰團體因而也提出反戰和平的訴求,希望透過和平的方式「不讓台灣有事」。歷史中,沖繩與日本的矛盾為何?本文作者富山一郎為同志社大學教授,研究沖繩問題,曾著有包括《近代日本社会と「沖縄人」 「日本人」になるということ》(日本経済評論社,1990)、《戦場の記憶》(日本経済評論社,1995)、《暴力の予感 伊波普猷における危機の問題》(岩波書店,2002)、《流着の思想 「沖縄問題」の系譜学》(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13)、《始まりの知 ファノンの臨床》(法政大学出版局,2018)。這篇文章以沖繩人的邊際流動史為考察對象,梳理發生在大阪、南洋地區和沖繩本地的生活改善運動以及沖繩人的戰爭記憶,思考在成為「日本人」這一過程中,沖繩人在主權國家內部及殖民地的雙重位置和內外雙重性——帝國內部被統治並應被「剔除」的「沖繩人」和與殖民地南洋「島民」相區別的統治者「日本人」,並指出這種雙重性不僅建立在近代日本社會市民民族歸屬感的矛盾狀態上,亦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南進路線纏繞共生。邊界的不確定性導致沖繩人既是在成為「日本人」過程中暴露出的自我中的他者,也成為暴力統治下的他者。這不僅造成了意識中的殖民地空間與實際統治之間的割裂,更反映了後殖民時期殖民主義暴力的全新延續形式——和平國家內部日常生活的暴力,在此意義上引發的系列種族分化和精神創傷等社會問題,更具有現實討論意義。原譯文刊登於賀照田編《學術思想評論》第12輯(未出版),圖片源於網絡,首頁圖片為「『沖繩歸復運動』與『反對軍事基地』運動」,本文轉載自謂無名,感謝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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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國際主義時刻——中國革命視野下的阿拉伯民族獨立與第三世界秩序觀的形成

殷之光:國際主義時刻——中國革命視野下的阿拉伯民族獨立與第三世界秩序觀的形成 ◎殷之光 本文轉載自:《開放時代》2017年第4期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中國革命的語境下發展起來的對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的理解爲基礎,嘗試從思想史與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去分析中國第三世界國際主義話語的形成及其對現代世界秩序的描述方式。同時,本文還嘗試再現作爲知識的「阿拉伯反帝民族獨立運動」,在中國革命語境下,構成了改造「世界觀」這一政治曆程中的重要經驗。這種知識還進入到了建立「中國人民」這一政治主體性、調動民衆進行政治參與、塑造「世界人民大團結」這一國際主義認同中,將「國際主義」這一命題融入進了「民族獨立」的政治體驗内。 【關鍵詞】國際主義 第三世界 民族主義 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 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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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中的「慰安婦」話語

媒體中的「慰安婦」話語* ——符號化的「慰安婦」和「慰安婦」敘事中的記憶/忘卻機制 ◎宋少鵬     【編按:正當韓國、亞洲諸多國家以及中國大陸對於二戰時期的慰安婦議題深入探究,並紛紛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賠償之際,行政院長林全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卻是脫口而出「慰安婦有很多人,當時可能是自願,也可能是被迫,新政府對各種說法尊重。」這種假「多元」之名而扭曲歷史事實、漠視戰爭罪行的言論,凡有良知者皆深感憤慨。 《新國際》今天刊登大陸學者宋少鵬的大作〈媒體中的「慰安婦」話語〉,作者從個人的認知經驗出發,發現「慰安婦」議題曾經歷過從消隱到浮出的過程,且以非常政治化的方式進入我們的歷史記憶。文章利用中國大陸的各類報紙資料庫,通過檢索各資料庫中的「慰安婦」詞頻,考察「慰安婦」議題是在什麼背景下、以何種方式進入國人的歷史記憶。文章分析了峰值年媒體報導的特點,抗戰時期的「慰安婦」作為民族奴役與苦難的象徵存在,激勵民眾抗戰之決心。20世紀90年代重新彰顯的「慰安婦」議題作為民族受害的證據再次進入媒體話語,成為國家之爭的符碼。文章質疑了符號化「慰安婦」的歷史敘述方式,認為民族主義敘述框架並不能裝進「慰安婦」大娘的全部苦難,民族主義敘述框架中的記憶/忘卻機制過濾掉了有可能撕裂國族同一性的性別壓迫機制,記住了只是作為民族苦難象徵的抽象的「慰安婦」。文章呼籲從「女性反思史」的角度——結合民族壓迫機制與性別壓迫機制的複合視角,重建「慰安婦」歷史。】     ▲藝術家王秀杞為小桃阿嬤所雕的塑像。小桃阿嬤曾是日據時代台南高女的學生,少女時代被日軍強徵為慰安婦,青春夢斷,一生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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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評吳叡人〈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觀點〉 ■趙剛 (2013.5.17《新國際》)   與我之前所分析的〈賤民宣言〉(編按:見2013年5月3日出刊之《新國際》)類似,吳叡人教授的另一篇論文〈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觀點〉(2006),也讓我在閱讀中產生了多重的困惑。我現在的這篇書寫可說是將這些層層縐折的困惑舒展開來。由於很多的困惑是和概念的一致性,或是思路的邏輯性有關,因此,我將這篇批判文字給了如上的標題。除少數不得不之處,我盡量不將我的批評涉及史學領域,這既是因為我在面對這一龐大知識傳統前的謙卑與心虛,也是因為這篇「論綱」中的一核心歷史爭論,也就是關於1920年代「台灣人全體解放」的歷史解釋問題,已經有了邱士杰先生的詳細的對於吳叡人說法的駁論,且因此可說已展開了一條新的討論軸線,我密切注意是否有進一步的發展。但除此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評論對象吳叡人先生其實也並不那麼在意「歷史的真實」。在這篇「論綱」的一開頭,他就相當誠實地交代了他是經由一條他所謂的「歷史政治學」路徑進行歷史書寫,並指出他是透過對歷史的「詮釋」或「再詮釋」,進入到歷史記憶或歷史編纂這樣的一種政治鬥爭領域裡。「歷史」,對吳叡人而言,是被有使命(不管為何)的人拿來揉捏伸展的一種「激進書寫形式」。這樣一種光明正大的歷史拿來主義,自然也只有讓批評者更加注意於他是如何拿來、如何詮釋、如何再詮釋,以及如何操作他的「記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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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 評吳叡人〈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觀點〉(2013. 05. 17 《新國際》) 作者:趙剛   與我之前所所分析的〈賤民宣言〉(編按:見2013年5月3日出刊之《新國際》)類似,吳叡人教授的另一篇論文〈台灣後殖民論綱:一個黨派性觀點〉(2006),也讓我在閱讀中產生了多重的困惑。我現在的這篇書寫可說是將這些層層縐折的困惑舒展開來。由於很多的困惑是和概念的一致性,或是思路的邏輯性有關,因此,我將這篇批判文字給了如上的標題。除少數不得不之處,我盡量不將我的批評涉及史學領域,這既是因為我在面對這一龐大知識傳統前的謙卑與心虛,也是因為這篇「論綱」中的一核心歷史爭論,也就是關於1920年代「台灣人全體解放」的歷史解釋問題,已經有了邱士杰先生的詳細的對於吳叡人說法的駁論,且因此可說已展開了一條新的討論軸線,我密切注意是否有進一步的發展。但除此此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的評論對象吳叡人先生其實也並不那麼在意「歷史的真實」。在這篇「論綱」的一開頭,他就相當誠實地交代了他是經由一條他所謂的「歷史政治學」路徑進行歷史書寫,並指出他是透過對歷史的「詮釋」或「再詮釋」,進入到歷史記憶或歷史編纂這樣的一種政治鬥爭領域裡。「歷史」,對吳叡人而言,是被有使命(不管為何)的人拿來揉捏伸展的一種「激進書寫形式」。這樣一種光明正大的歷史拿來主義,自然也只有讓批評者更加注意於他是如何拿來、如何詮釋、如何再詮釋,以及如何操作他的「記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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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面對的告別

為了面對的告別──敬悼林書揚先生(2012. 10. 26 《新國際》) 作者:關曉榮   2012年10月12日晨,驟聞前輩林書揚先生病逝的消息。永別的痛感油然而生,久久,化做凛然默哀的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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