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國際主義時刻——中國革命視野下的阿拉伯民族獨立與第三世界秩序觀的形成

殷之光:國際主義時刻——中國革命視野下的阿拉伯民族獨立與第三世界秩序觀的形成
殷之光

本文轉載自:《開放時代》2017年第4期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中國革命的語境下發展起來的對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的理解爲基礎,嘗試從思想史與文化研究的角度出發,去分析中國第三世界國際主義話語的形成及其對現代世界秩序的描述方式。同時,本文還嘗試再現作爲知識的「阿拉伯反帝民族獨立運動」,在中國革命語境下,構成了改造「世界觀」這一政治曆程中的重要經驗。這種知識還進入到了建立「中國人民」這一政治主體性、調動民衆進行政治參與、塑造「世界人民大團結」這一國際主義認同中,將「國際主義」這一命題融入進了「民族獨立」的政治體驗内。

【關鍵詞】國際主義 第三世界 民族主義 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 冷戰

 

在分析1949年之前的中國共産主義革命歷史時,對于中國革命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面向的讨論主要集中在中國共産黨與共産國際及蘇聯之間的組織聯系與人員互動,還有共産主義思想的國際流變方面;而對新中國成立之後國際主義在中國政治内部及其對于世界秩序的影響讨論,則集中在冷戰叙事框架内。在西方學術界,對于第三世界國際主義問題的讨論在冷戰初期便開始出現。在這一時期,中國所提出的一系列國際政治話語以及對世界秩序的表述,都首先在共産主義陣營内部的前提下被審視爲一種「共産主義的團結」(communist unity)。[1]

這種從現實主義假設角度出發,對意識形态理論的功利主義理解,作爲另一種意識形态話語,産生于冷戰的政治現場。随着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蘇聯武裝進軍布拉格之後,蘇聯在其陣營内所提倡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與「無産階級國際主義」(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很快遭到了來自西方知識界的全面攻擊,成爲批判蘇聯意識形态宣傳的重要工具。伴随着蘇聯陣營内部出現的對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的批判,「國際主義」這一曾經代表了共産主義世界秩序理想的觀念,也被進一步解構爲蘇聯霸權政治的幌子,成爲一種「虛假的國際主義」(pseudo-internationalism)。[2]這種粗暴的俄羅斯民族中心主義,在西方學術界,也很快被作爲「蘇聯民族問題」,并被理解爲其「帝國」崩潰的重要内因之一。[3]在這個語境下,國際主義也被視爲一種蘇聯帝國主義甚至是殖民主義的霸權秩序。而第三世界之間在國際主義精神指導下進行的政治合作,則也随之被視爲是「共産主義對第三世界的滲透」。[4]

今天的新冷戰史(new Cold War history)研究很大程度上也延續了這種源自20世紀60年代的理論假設。在西方傳統安全觀的基礎上,「無産階級國際主義」話語基本被看作是蘇聯輸出革命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對國際主義的理解還包含了與尋求主權獨立的民族主義話語互相對立的含義。從地緣政治的邏輯上,這種國際主義話語的直接目的,則是保證蘇聯國家利益與安全,并不惜損害他國利益。[5]此外,近年來對于國際主義觀念的讨論還主要來自對于東歐前華約集團國家冷戰歷史記憶的梳理。這類研究結合對蘇聯,特别是斯大林時期開始的「民族問題」(National questions)政治讨論的分析,將其視爲在斯大林主義影響下,用以維系共産主義陣營内部秩序,樹立蘇聯中心地位,并試圖在世界範圍内進一步擴張蘇聯霸權影響的沙文主義式政策工具。[6]

可以說,作爲一種對世界未來秩序及人類平等政治叙述的國際主義話語,國際主義這一概念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便始終被籠罩在美蘇政治對抗的陰影之下。并且,随着冷戰結束,以實用主義爲基礎的國際政治活動開始成爲常态。以現實主義爲理論的國際關系分析框架又進一步地對20世紀中期在國際主義精神引領下産生的一系列内政與外交活動進行重述。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不少涉及第三世界去殖民民族獨立的讨論更局限在弗萊德•哈勒代(Fred Halliday)所描述的那種兩極競争(bipolar contest)的範式之中。[7]這種現實主義的理解模式最大的局限在于其對政治活動及其深遠影響本身做出了前提性的限定。它首先假設在國際活動中,國家作爲行爲主體,其首要目标是「尋找能夠駕馭對方的機會」[8]。其次,決定國家生存與安全的基本條件來自國家本身的軍事與物質實力,以及地緣政治層面與其他國家的同盟關系。[9]在這些前提下,蘇聯與中東地區的聯系被看作是一種尋求地緣政治安全的結果。[10]而由于中國與中東地區缺少地緣政治的關聯,其與該地區在國際主義精神基礎上進行的一系列活動,則或被看作是共産主義集團内部對世界革命領導權的争奪。[11]對英語世界的一些研究者來說,新中國與蘇聯對世界革命進程的理解存在一種策略性的差異。在最新的一些讨論中,兩者之間針對「反帝」問題的态度被視爲這種領導權争奪的核心。這種論點強調,雖然兩者從本質上都追求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體系,但是在方法上,從赫魯曉夫時期推行「三和路線」開始,蘇聯便強調,共産主義作爲一種歷史必然,終將會取代資本主義制度。[12]在此過程中,反帝的訴求則是從屬性的。而對新中國來說,帝國主義壓力不但是其革命歷史記憶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國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直接威脅。因此,反帝是新中國世界革命話語的絕對核心。正是由于這種對世界革命主要矛盾理解的差異,使得兩者在面對第三世界獨立運動時,出現了沖突。這也被視爲是「兩種革命」(two revolutions)之間的沖突。[13]除此之外,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活動也被作爲大國對第三世界幹涉主義政治鬥争的一部分。[14]或者,成爲後冷戰時期,特别是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後,叙述中國崛起對現有世界權力平衡形成挑戰的佐證。[15]

然而,這種後冷戰時期形成的冷戰史叙述,遮蔽了第三世界獨立運動的歷史與政治豐富性。在接下來的讨論中,我們會嘗試去展現在20世紀中期,新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這兩種在今天的世界觀語境下似乎是截然不同的秩序,是如何構建它們之間的國際主義想象的,同時,這種國際主義想象又是怎樣參與到新中國的社會政治建設,并最終發揮「改造我們的學習」進而改造新中國人民世界觀的作用的。通過這一分析,我們也希望展現,這一將兩種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知識基礎與政治建設構想的普遍主義世界秩序想象融合在一起的政治實踐,恰恰展現了20世紀中期那種以亞非拉/第三世界爲社會基礎的國際主義想象最具歷史價值的特點,并且將其與19世紀晚期20世紀早期那一系列國際秩序普遍主義話語區分開來。同時,作爲一種嘗試,我們將讨論重點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的那段歷史時期,以此希望打破那種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研究中以國家爲中心的窠臼。

 

一、從革命的東方理解20世紀的民族獨立

中國共産黨政權對中東地區的關注始于新中國成立之前。這種對中東地區的政治興趣,密切回應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舊的殖民帝國主義秩序衰落、新的霸權秩序逐漸形成過程中出現的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浪潮。也正是通過來自共産黨組織、知識分子、各民族以及社會各階層對于這一不斷變化着的政治歷程的叙述、回應與讨論,發生在中國的以民族獨立爲先機的革命才逐漸同世界範圍内的歷史性秩序變革發生了聯系。這種與世界歷史變遷和人類解放命運相聯系的政治叙事,成爲中國共産主義革命中國際主義共同體想象的重要基礎。從政治理想上,「建立一個新中國」的革命任務與創造新世界這一命題密切相關。作爲一種問題意識,這種聯系始終存在于中國知識分子的讨論中。無論是康有爲對「世界大同」的叙述,還是孫中山表達的人類平等理想,都是這種現代化進程中、中國世界秩序觀變遷歷史中有機的知識組成部分。

這種中國和世界的關系,在早期毛澤東看來,是大規模改造時代的着手點與長遠目标的關系。在1921年新民學會會員新年大會上,毛澤東表示,「改造中國與世界」比「改造東亞」更具價值。因爲,提出世界,是爲了明确「吾侪的主張是國際的」;提出中國,是爲了「明吾侪的下手處」。「中國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爲狹義,必妨礙世界。」[16]在毛澤東看來,所謂世界主義,是「願自己好,也願别人好,質言之,即願大家好的主義」,與之相對的是「殖民政策」,即「隻願自己好,不願别人好,質言之,即損人利己的政策」。[17]

當然,從政治調動角度來看,對于1949年之前的中國來說,「世界革命」的政治意義顯得并不那麽迫切與重要。「中國革命」本身「反帝」與「反封建」的任務,在軍閥混戰與抗日戰争這兩個最基本的大背景下,可以得到較爲直接的體現。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軍事鬥争本身便扮演着一種整合性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將社會各階層、集團,各地區的分散力量組織到一場國家身份建設的現代進程中。[18]同樣,我們可以看到,在1917年俄國革命勝利時,那種超國家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僅僅在革命推動者們的理論叙述中,得以作爲一種基本的全球性歷史大前提。而真正對革命成功起着關鍵作用,并發揮了社會調動與政治整合功能的,則是列寧所表述的對俄國經濟狀況的理解,以及在危機中尋找「有利于全體人民」道路的需求。因此,列寧才提出了關于「隻有國家資本主義」才能拯救俄國的基本認識。[19]同時,在列寧看來「拯救俄國」這一似乎建立在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國家認同「現實政治」(realpolitik,德語)命題,在共産主義革命的理想下,還存在着一個進步與落後的差别。而超國家的無産階級認同,則是決定這種進步意義的核心内容。這一點,在其同羅莎•盧森堡就民族自決權問題的争論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在這一争論中,盧森堡的論點建立在對19世紀波蘭民族主義性質的判斷上。在她看來,19世紀上半葉波蘭民族主義興起的物質基礎與中歐地區受資本主義發展影響而形成的那種民族國家認同有着根本差異。波蘭的民族主義「根源于未開化的封建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占據統治地位的貴族對其社會地位身份的确證。[20]現代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本身作爲一種統治者的經濟需要,在盧森堡看來,并不具有普遍的進步意義。相反,在19世紀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波蘭的工業從一開始便是具有依附性的出口工業。因此,波蘭的資産階級從一開始便是一種「殖民化的産物」(a product of colonization),是「移植到波蘭土地上的外來物」(alien body transplanted into the Polish soil)帶有「明顯的反民族因素」(antinational factor)。[21]在這裏,盧森堡將殖民理解爲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與弱小以及經濟不發達地區/國家之間形成的霸權關系。而在這種關系中,「民族主義」的認同在世界不同地區則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動力,進而形成了對「國家」這一政治認同概念階級性差異的具體判斷。

這種將殖民視爲一種霸權關系的理解,也直接影響到了後來西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對第三世界的認識。在斯塔夫利亞諾斯的論述中,第三世界是一個随着15世紀歐洲商業資本主義發展而不斷擴大的概念。一個國家是否屬于第三世界,并不取決于它的地理位置,而取決于其在「國際經濟結構中的客觀地位」。它指的是「那些在不平等的條件下參與最終形成全球性市場經濟的國家和地區」。[22]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随着16世紀歐洲經濟中心轉移至西北歐,波蘭乃至整個東歐地區的确如沃勒斯坦所判斷的那樣,成了歐洲在世界經濟中欠發達的國家。[23]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重新去回顧盧森堡對波蘭民族主義的判斷,便可以發現,盧森堡對民族自決的批判,其基本出發點是對在世界資本主義霸權壓迫下,在發展落後的、處于被壓迫地位下的「較小的和次要的」小國中,強行(自上而下地)推動「形式上獨立的人民的‘自決’」的批判。[24]盧森堡強調,這種條件下形成的民族主義熱情,以及在這種熱情推動下構建的國家,并不能成爲改變這種經濟不平等地位的動力。因此,這種民族概念「兼具烏托邦式和反動的特征」。[25]而在這種民族概念下形成的國家以及對「國家利益」的訴求,則無疑成爲既得利益統治階層意志的體現。[26]在這個判斷基礎上,盧森堡對超國家的階級聯合寄托了更大的希望。她更進一步從理論上,試圖將其判斷普遍化。她認爲,「民族權利」(rights of nations)不應當作爲社會主義政黨讨論民族問題時自身立場的标尺。因爲,包括「民族」「權利」,甚至「人民意志」(will of the people)在内的這些概念本身,僅僅是在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之間早期那種幼稚的、并無明确政治意識的對抗中産生的概念。在19世紀歐洲弱小國家的政治背景下,民族問題(nationality question)與其他社會與政治問題一樣,本質上是一個「階級利益的問題」(a question of class interests)。而對一個組織起來的,具有階級意識的無産階級來說,再使用這些概念則成爲一種歷史的矛盾(historical contradiction)。[27]

正如盧森堡對民族主義的批判一樣,列寧爲民族自決權的辯護也需要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政治背景下理解。對列寧而言,談論民族自決權政治意義的基本前提是俄羅斯解放運動。他強調,在談論民族問題時,必須面對民族問題的「特殊性」。[28]與波蘭不同,俄羅斯在19世紀歐洲的世界體系中主要作爲一個霸權的施加者出現。俄羅斯作爲一個帝國,其政治主體在列寧看來,則是标榜着大俄羅斯主義的「封建主」。列寧強調,在這一前提下,如果否定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綱領上規定分離權」,無疑便是從事實上幫助了這類霸權者,幫助「大俄羅斯民族的黑幫」享受特權。同時,在俄羅斯帝國這種強大的現實政治壓迫下,獨立自主成爲大俄羅斯民族的特權。大俄羅斯民族對帝國内其他民族的壓迫,便表現在俄國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強調。因此,強調(弱小)民族的分離權,無疑是俄國本身尋求平等的解放鬥争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俄國「替自己掃清走向解放的道路」的必要過程。[29]在列寧随後對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著名分析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通過對俄羅斯作爲列強在世界殖民擴張過程中的巨大影響力,以及俄羅斯銀行業在整個歐洲金融寡頭資本主義秩序中盤根錯節的互利與依附關系的分析,列寧充分說明了俄羅斯帝國在整個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中作爲壓迫者的地位。[30]而隻有在這一反對(大俄羅斯)帝國主義的政治前提下,才能真正理解列寧爲什麽會認爲(歐洲)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是在更廣大範圍内産生無産階級社會革命運動的前提。列寧進一步提出,随着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全球擴張,這種民族之間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也會在世界範圍内擴張。在這種資本主義的全球秩序下,絕大部分的亞洲地區或者作爲列強(great powers)的殖民地,或者作爲被壓迫民族,在這種不平等的國際體系中作爲依附者存在。因此,在這類地區,以民族運動爲動員模式的對抗活動,無疑是對這種不平等秩序最有力的打擊,也是這類被壓迫民族自我「覺醒」的過程。[31]必須強調的是,在列寧看來,這種來自壓迫民族對被壓迫民族「分離權」的支持需要與超越了民族界限的建立在階級認同基礎上的大聯合共同存在。列寧引用了1905年瑞典社會主義者支持挪威獨立權的案例,以此說明這種在工人階級中間,超越了民族界限和作爲資産階級與貴族特權的國家利益,站在「兄弟階級團結」(fraternal class solidarity)基礎上的聯合,恰恰體現了(弱小)民族自決行動的進步性。[32]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又進一步對民族自決與國際主義關系的問題做了闡發。他強調,那些借口「爲了社會革命」而「否定」民族問題的人無疑是普魯東主義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着眼于各先進國家無産階級階級鬥争的利益」的。在這個基礎上,作爲壓迫者的大俄羅斯民族,則必須站在基于階級聯合的國際主義精神上,通過支持被壓迫民族的自決來「獲得解放」。[33]

如果將列寧與盧森堡就民族自決權的辯論放在20世紀世界革命脈絡中來看,那麽其複雜性則更爲明顯。用斯大林的話來表述,「民族問題」僅僅是「改造現存社會制度的總問題的一部分」。[34]并且,随着俄國革命的勝利,它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鬥争的局部問題,變爲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之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35]斯大林以蘇維埃政權承認芬蘭獨立爲例,指出俄國十月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性」的根本在于它超越了狹小的地區範圍與民族國家利益,并以階級聯合爲政治基礎與理想,超越了盧森堡所指出的那種資産階級式民族主義政權的片面性。[36]在此基礎上,斯大林給出了一個有中心、有邊緣的世界革命圖景。由于十月革命的勝利,俄國毫無疑問成了這場世界革命運動的「中央」,這一革命浪潮「勢必要擴展到邊疆去」。這種革命運動的蔓延首先在俄羅斯帝國領土範圍内出現。原俄羅斯帝國邊疆的「民族政府」與在「邊疆工農與俄國工農」聯盟影響下的「民族群衆」徹底決裂,進而促成了這種在階級認同基礎上建立起的「社會主義聯盟」的形成。[37]斯大林對民族問題的讨論,一方面吸收了盧森堡式的對(俄羅斯帝國境内)民族政府反動性的認識,另一方面,又融合了列寧站在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批判角度出發,對「自決權」革命性的論述。因此,在斯大林看來,民族自治政府的革命性,完全取決于統治階級的階級性。壓迫不但包括來自外部的民族壓迫,也包括來自于國家内部的資産階級政權。因此,隻有在本質上是超民族的無産階級聯合基礎上出現的自治,才是真正意義上反壓迫的「民族自由」。蘇維埃政權的正當性,以及它得以保持俄羅斯帝國原有疆域的合法性基礎,則都來自于對這種自由的保障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政治平等。[38]

毫無疑問,從盧森堡到斯大林對民族問題的讨論中,無論是關于民族主義還是國際主義的認識,都基本建立在對歐洲社會政治歷史的基礎上。雖然在列寧與斯大林的分析中,「東方」作爲「被奴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爲被壓迫民族反抗鬥争世界性意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他們對這些歐洲之外的,有着迥異的社會經濟地理條件的民族的認識,很大程度上停留在邏輯推論或是經驗論層面。甚至,在斯大林的表述中,我們還能感受到那種明确的差序觀念。東方,在這種差序秩序中,扮演着一個從屬性的角色。它是(在西方發生的)無産者世界革命鬥争過程中,「經過俄國革命」而新開辟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39]而真正确立十月革命以及整個20世紀共産主義革命世界性意義的,則恰恰來自于廣大「東方」内部發生的革命實踐。也正是這場發生在「第三世界」内部的政治實踐,爲我們理解民族獨立與國際主義問題提供了更爲豐富的歷史經驗。

 

二、從民族獨立到自力更生

在列寧與斯大林的叙述中,我們看到,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中,這種超民族的「國際主義」式的認同基礎來自無産階級的政治覺醒。如果單純像俄國革命者們那樣,將中國與波斯、土耳其等「東方」國家,同質化地理解爲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中被壓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那麽其作爲一個整體的「民族獨立」便完全可以不言自明。但是,無論是盧森堡還是列寧與斯大林所描述的民族主義,都無法真正解釋發生在歐洲之外地區的政治變動。辛亥革命從「反滿獨立」到「五族共和」的轉變,恰恰體現了中國革命中民族問題的雙重性。一方面,「反滿」的政治任務反映了盧森堡所指出的民族主義從「占據統治地位的貴族對其社會地位身份的确證」到對這種确證的反叛;另一方面,革命建國之後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迅速轉向「五族共和」,又體現出了以漢人爲主體的南方革命者們,對漢民族主義不可能作爲立國基礎的清醒認識。這一點,則一定程度上,可以與列寧對大俄羅斯主義的批判相對應。而之後随着國共分裂而開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則更進一步地將更具普遍意義的階級問題納入到了革命建國實踐過程中。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相比俄國革命來說,中國革命則在更廣大的「東方」世界中,更具有範本價值。與廣大的在19世紀資本主義全球擴張過程中成爲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舊帝國一樣,中國一方面在世界秩序層面上,作爲被壓迫者,面臨着來自于資本主義全球貿易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在舊帝國疆域内,其民族多樣性又使得其内部存在作爲主體或/和居于統治地位的「民族」對少數或/和居于被統治地位的「民族」的壓迫。[40]因此,中國革命,乃至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後來的民族獨立運動,都面臨着需要處理自身(主體民族)作爲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雙重身份的複雜革命任務。

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的新中國對自身以及世界解放的未來想象,表現爲一種對廣泛的平等政治的追求,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對「人民」這一政治主體性概念的創造。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詳細勾勒了新民主主義政治的範疇及其未來。新民主主義的進步性首先建立在一個對人類歷史進步脈絡的認可基礎上。毛澤東強調,在20世紀反對殖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全球鬥争中,随着一場社會革命的出現,無産階級成爲一個「覺悟了的獨立的階級力量」,這一發展豐富了「反帝、反殖民」民族獨立運動的政治内涵。[41]有出現了由于革命行動而獲得了政治覺悟的無産階級,反殖民後建立的國家才有可能避免淪落爲一個階級的私産。

必須強調,對于「新民主主義」的信念并非是對歷史發展階段的機械想象。它提出了一種無産階級平等參與的政治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一方面建立在俄國十月革命與中國革命的現實訴求上,另一方面也建立在對平等政治的未來想象上。而兩方面的互動則構成了無産階級政治實踐的本身。換句話說,無産階級對自身平等權利的發現,造就了無産階級平等政治;而這種平等政治的實踐則又反過來,進一步豐富了平等觀念的内涵。在這個意義上,平等政治的實踐與觀念的創造是互爲前提也是互爲語境的。這種無産階級政治的覺醒與自主參與,則恰恰構成了中國共産黨對于「民主」的一層重要理解,也是之後新中國對新的世界平等政治想象的基礎。

新民主主義對平等的追求,除了要求「獨立」之外,還強調「自力更生」的原則。在抗日戰争的背景下,自力更生一方面強調的是如何處理來自「帝國主義集團」的外援問題;[42]另一方面,也包含了中國共産黨組織原則中依靠群衆的基本工作方針。毛澤東在1939年的答記者問中,曾經簡要地指出了「自力更生」與「民主」之間的聯系。在他看來,解決了中國「民主政治」的問題,才能夠增強中國「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準備軍事力量」。這種民主政治是「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43]在抗戰的條件下,實現「民主政治」并不一定采用啓蒙式的政治教育,而需要在對敵鬥争的過程中,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政治實踐來獲得。随着抗戰逐步走向勝利,中國共産黨強調「依靠群衆」的這種民主政治叙事則顯得更加有說服力。這一在鬥争中獲得的民主經驗也成爲中國共産黨在抗戰末期主張成立「聯合政府」的重要政治自信。中國共産黨之所以能夠有信心在統一戰線鬥争中取得支持,一個重要判斷便是「我們依靠人民,自力更生解決問題,而國民黨卻依靠外援,等待勝利」。[44]

自力更生還包含了另一層含義,即在國民經濟層面上對工農業現代化與實現自給自足的追求。在解放區發起的大規模生産運動則是達成這種自力更生目的的辦法之一。而另一手段,則是通過減租減息和勞動互助的方法,提高農業勞動生産效率,提高農民生産積極性。[45]對國民經濟生産自力更生的追求,與對政治獨立的追求一樣,都在無産階級獲取階級意識與政治自覺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構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對于國内與國際層面上平等政治理解的另一個重要内涵。這種平等關系,并不僅僅局限于國際法形式層面的「平等條約的訂立」,且「絕不能單靠外國政府的給予」,而旨在通過「中國人民自己努力争取」「實際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成爲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否則便隻會有形式上的獨立、平等,在實際上是不會有的。」[46]這種對新中國國際地位的想象,本質上則傳達了一種新中國對平等觀念及其政治的世界新秩序的再造。

新中國自成立之初,便延續了延安時期對世界秩序的看法,并表達了參與全球平等政治建設的意願。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共産黨意識到在社會各階層中間樹立「新的愛國主義」的重要意義。與戰争時期的情況相比,新時期的鬥争以「和平民主運動」爲基調。除了防止戰争的出現之外,建設成爲更主要的任務。因此,在新時期,「新的愛國主義」一方面包含了爲了保衛新政權而進行的「消滅反動派殘餘的鬥争」,也包含了對「投身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建設」的要求。同時,這種愛國主義,「是與進步人類的國際主義相一緻,而與民族侵略主義和排外主義不相容的」。在這個政治表述中,反帝這種對抗性的「争取解放的革命運動」,與争取團結、互相尊重的「和平民主運動」相互關聯,共同形成了新中國對國際主義精神理解的内涵。[47]這一以「建設」爲主要任務的「和平民主運動」進程,是新中國人民「文化翻身」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爲新中國理解「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辯證關系的基礎。

如果說在抗日戰争時期,針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的軍事與政治鬥争塑造了一個中華民族的政治認同,那麽在解放戰争末期開始的、伴随着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而展開的針對「美國帝國主義」以及後來的英法「帝國主義」以及「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鬥争,則成爲構成「中國人民」這一政治身份主體性的重要部分。它通過對「帝國主義」這一敵人的反抗,以及對「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這一朋友的團結,塑造了新中國平等政治話語的一個基本邏輯框架,并將中國「廣大人民」「拒絕支持反動統治」這一謀求「中國民族的權益」的鬥争,放在了一個更大的人類解放框架中。[48]這種中國社會建設與世界人民反霸權運動之間的關聯,通過一系列包括廣播、戲曲、版畫等多樣的宣傳形式,爲普通中國人創造了一種國際主義的共時感。這種共識感,則進一步通過報紙新聞及有組織的群衆政治學習與讨論,變成了普通人的國際主義「世界觀」的有機組成部分。在這幅世界圖景裏,阿拉伯地區作爲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反抗殖民與帝國主義主要的政治現場,很早便成了解放區以及之後新中國關心的重點。

 

三、「巴勒斯坦」在晉冀魯豫邊區

1946年5月15日,中共晉冀魯豫邊區機關報《人民日報》創刊,發行量將近一萬份。同年5月29日,即《人民日報》創刊之後兩個星期,其頭版便刊發了三則與中東地區密切相關的短訊。第一則是關于埃及亞歷山大港民衆與英軍的沖突;第二則爲轉載路透社電訊,内容是阿拉伯國家對英美巴勒斯坦委員會提議向巴勒斯坦地區移入十萬猶太人的抗議;最後一則有關黎巴嫩政府改組。[49]在此之後,《人民日報》便開始密切關注阿拉伯地區,特别是埃及和巴勒斯坦的民族獨立運動。直至新中國成立之前,其消息來源,除了編譯各國通訊社新聞簡訊之外,主要還是蘇聯報刊評論。從内容上來看,這一階段針對中東問題的表述,除了展現阿拉伯國家「日益滋長的民族運動」、受美國支持的「猶太恐怖主義」與英國、埃及政府的沖突,以及「阿拉伯人民獨立要求」之外,還涉及對美英這兩個新老帝國主義在阿拉伯問題上出現的矛盾,阿拉伯國家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鬥争,以及諸如1930年簽訂的《英伊友好同盟條約》(The Anglo-Iraqi Treaty of 1930)對阿拉伯國家經濟獨立負面影響的簡單介紹。此外,還有少量内容,介紹中東地區共産黨(特别是以色列共産黨)對阿拉伯民族獨立問題的支持。[50]

雖然這一時期内,這類消息内容簡單,但是我們可以發現,從消息的采編及叙事的形式上,這類對阿拉伯世界要求民族團結,特别是「回猶兩族人民」團結,超越黨派偏見,共同反抗不平等條約,以及受帝國主義壓迫的狀況,很容易便同中國民衆反壓迫的歷史經驗發生情感上的聯系,并與當時重點進行的反美反蔣解放鬥争發生直接的呼應。阿拉伯世界這種民族團結、階級聯合的政治訴求,也爲中國共産黨當時在解放戰争背景下進行的政治與軍事鬥争提供了更具普遍意義的國際主義共時性。

這種對阿拉伯世界反抗運動的叙述,將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壓迫的鬥争這一主題從中國歷史經驗擴大到了國際範疇中,并從知識上豐富了當時民衆的世界圖景,同時也將多民族的世界想象納入到了一個整體性「人民解放」的政治理想之中。而在這其中,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便開始浮現的巴以問題也得到了《人民日報》的極大關注。從19世紀晚期歐洲内部誕生的猶太複國主義(Zionism),以及同時期在歐洲殖民秩序背景下誕生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及伊斯蘭現代化運動,是二戰結束之後出現的巴以問題最重要的歷史基礎。而随着二戰之後國際秩序的變遷,特别是美國的參與,這一19世紀的「歐洲内部」問題,也很快成了新秩序形成過程中極爲重要的沖突核心。[51]在解放戰争時期的中國共産黨在1946年6月16日的《人民日報》上,刊載了一則關于美國「設立巴勒斯坦委員會」的短訊。短訊中所指的委員會,是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于1946年6月11日發布命令成立的「巴勒斯坦及其相關問題内閣委員會」(Cabinet Committee on Palestine and Related Problems)。[52]該委員會基本任務則是推動向巴勒斯坦地區移民十萬猶太難民,建立獨立的猶太人的國家。當時,英美還正在英美聯合調查委員會(Anglo-American Committee of Inquiry)的框架下,就巴以建國問題進行磋商。兩國的主要沖突在于,英國方面希望以道義上支持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方式,通過阿拉伯國家維持其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而美國杜魯門政府則更希望通過支持以色列獨立一方面來獲取國内猶太選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則能夠在中東地區擴展其世界影響力。[53]《人民日報》對這則消息的報道最後加了一則按語,「英國在美國壓力下,曾同意十萬猶太人(有美國資本背景者)移入巴勒斯坦,後又多方推诿。上述行動,爲美國勢力積極滲入中東之明證」。[54]這種着重表現英美沖突及新舊霸權對中東地區幹涉的基調,基本代表了1946年—1949年這段時期《人民日報》對中東問題的大緻态度。

從1947年10月14日起,《人民日報》上開辟了一個名爲「讀報辭典」的不定期欄目,專門對報紙上出現的大量社會科學、政治、地理、經濟、國際關系等各類新名詞進行簡單解答。[55]這一欄目至1958年最後一次出現爲止,共對約二百多個新概念進行了解釋。當然,介紹新概念的功能不僅僅由這一個欄目承擔。除此之外,還有「學習讨論」「答讀者」等一些欄目,也承擔着傳播新概念的責任。關于阿拉伯世界的觀念,最早出現在1949年1月18日的「讀報辭典」中。此時的《人民日報》已成爲中共中央華北局機關報。在這一期裏,《人民日報》除了向讀者介紹包含「埃及、伊拉克、叙利亞、黎巴嫩、沙特阿拉伯、葉門和外約坦」在内的,以阿拉伯人爲主的「阿拉伯國家」,以及「根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聯合國安理會對巴勒斯坦問題」這個「合理的決定」成立的「據有巴勒斯坦一半以上的面積,約等于江蘇省的八分之一」的「以色列」國之外,還以夾叙夾議的口吻,向讀者介紹了「巴勒斯坦委員會」。[56]在介紹中,作者表示,該委員會「由有意破壞民族自覺原則的五強中的美、英、法、‘中’」指派成員組成,因此「不能真正解決阿猶糾紛」,甚至還隻是他們取得「在巴勒斯坦的石油權利的一個工具」。[57]随後的幾期欄目裏,「讀報辭典」又通過「自治領」(dominion),向讀者介紹了英帝國主義通過名義上賦予殖民地立法、行政權的形式,「緩和其殖民地人民日益增長的反抗」,繼續維持其殖民帝國主義對殖民地支配的統治形式。[58]并通過介紹「摩洛哥」「阿爾及爾」「突尼斯」[59]「外約旦」[60]等國家的情況,向讀者展現了英法兩個老帝國對中東國家的殖民統治。通過介紹「叙利亞」和「中東油管」[61]等概念,更進一步將帝國主義追求中東石油利益的信息傳遞給讀者。

我們可以看出,在這段時期,從基本政治立場上,中國共産黨對巴勒斯坦問題的态度基本與蘇聯一緻。從1947年5月14日的聯大會議上開始,蘇聯便提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應當按照民族自決的原則,成立兩個相互獨立的國家,或者是聯邦國家。[62]《人民日報》的文章基本反映了這種兩國方案。但是,在具體表述中,我們看到《人民日報》支持巴以兩國各自獨立建國時的理論表述并未落到維護「自治權」上,而是從被壓迫民族反抗的角度出發,一方面以支持以色列建國來反對英國殖民主義,一方面又以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獨立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對中東的幹涉。同時,還強調,英美在中東地區的角逐,不但威脅了「近東和平,而且已經開始破壞了和平」。[63]然而,中東地區在國際主義脈絡下展開的民族獨立與反帝運動,則展現了中國共産黨對世界未來秩序的一個基本想象,即在反帝反壓迫的基本任務下,「階級的友愛填補着民族的隔閡,工人與進步分子的團結更是一天天密切」。[64]這一點,即便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乃至後來「三個世界」的理論中,都能找到影子。

 

四、用建設支援世界革命

新中國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國革命」的勝利與進一步「世界革命」的開始,而應當被理解爲,通過建國這一「政治翻身」以及社會主義改造這一「經濟翻身」這些标志性事件,將新中國的獨立變爲「人類解放」這一「世界革命」進程中一個具有象征性意義的事件。同時,這個過程也伴随着「文化翻身」、建設「人民」政治主體性的實踐嘗試。在這個過程中,以《人民日報》爲平台進行的宣傳活動,以及民衆有組織地對《人民日報》内容的學習讨論,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作爲黨的「喉舌」的《人民日報》,一方面將黨的世界觀通過多種形式,傳達給作爲讀者的廣大民衆,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這類信息又爲民衆讨論與學習,而内化爲自身認識世界的知識。

我們可以看到,在新中國成立之後,這種「人類解放」的國際主義政治理想,成爲抗日民族戰争之後,新中國進行社會建設時重要的政治調動力量。而在這一時期,發生在亞非拉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及其所遭受的經濟,甚至武裝幹涉),則讓「帝國主義」這一抽象的不平等秩序成爲一種具象的政治體驗。

從對中東地區民族解放鬥争的認識中,我們可以看到新中國對國際主義的理解延續了1949年之前的一些基本觀念。它包含了從戰略角度出發,超越階級認同而進行世界範圍内反帝民族大聯合的願望。中東和近東作爲一個地理範疇,在1949年之後,随着阿拉伯世界的解放運動而再次被重新介紹給了新中國的民衆。1957年《人民日報》的「答讀者問」中,便解答了什麽是「中東」和「近東」的問題。這些地理觀念基本沿用了當時蘇聯百科全書中的解釋。其中,中東地區包含了伊朗和阿富汗;而近東則包括:「土耳其、叙利亞、黎巴嫩、以色列、埃及、蘇丹、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約旦、也門、阿拉伯半島上英國的殖民地和保護國以及巴林群島」。同時,在習慣中,有時這兩個概念會被不加區分地使用,并且有時還會包括「巴基斯坦和北非一些國家」。雖然,中近東的概念在當時的中國也經常被使用,但是也有讀者表示,這兩個概念所指的地區,對中國來說實際上處于西方,因此,不能「跟着别人稱這些地區爲中東或中近東」。《人民日報》的編輯對此表示贊同,并表示,雖然在習慣上,我們「沒必要反對使用這些名稱」,但是「我們稱這個地區爲西亞和北非地區是更爲準确的」。[65]從實際運用上,我們可以發現,在正式的官方文本中,「西亞北非」在20世紀50年代之後便開始成爲指代「中近東」地區的正式概念。

對這一地區的地理命名,是與對該地區的戰略與政治認識密切相關的。中東被看作是歐亞非的連接點,是帝國主義「保證它對亞洲和非洲的殖民地控制,維系崩潰中的殖民體系」的關鍵。因此,「中東人民如果取得了獨立」,那麽「帝國主義不但不可能繼續保持在亞洲的殘存的殖民地,而且連非洲也將保不住。影響所及,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也將高漲」。[66]這一判斷,很大程度上也是延續了中國革命經驗中一個關鍵的辯證關系的理解,即對民族獨立這一地區性革命訴求與反帝這一對世界範圍内平等秩序的追求。1957年11月18日,在各國共産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發表了「東風壓倒西風」的論述,其中提到,這個問題是不能用鋼鐵數量多少來作決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來作決定的。[67]這可以被看作是從戰略角度出發,對世界範圍内的團結問題的一個基本認識。

從實踐層面,這種「人類解放」的理想對新中國的人民來說,包含了保衛和平運動以及社會主義建設兩個重要内容。成立之初,新中國嘗試通過保衛和平運動的形式與非共産主義國家進行接觸。然而,直至萬隆會議之前,這類和平運動仍主要在國際共産主義民主運動的框架内展開。并且,新中國早期的和平運動,基本上延續了解放戰争期間對于民族解放運動反帝反封建任務的認識。其目的,在于要將「不同類型國家」的各類代表,「集合在一起,團結一緻,相互學習,交換經驗,建立深厚的友誼,來共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侵略戰争,爲争取民族的獨立,人民的民主,爲保衛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共同奮鬥」。[68]這一時期,與伊斯蘭世界的聯系,成爲和平運動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并延續了新民族主義革命進程中對于民族團結的塑造。

在針對1952年10月2日—12日召開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展開的動員和宣傳活動中,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籌備委員會作爲一個重要的參與者,出現在公衆媒體上。[69]在這個語境下展開的對「保衛世界的持久和平」的讨論,其目的在于爲戰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提供重要保障。這與受到帝國主義幹涉的「伊斯蘭教國家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目标一緻。也與整個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任務相一緻。[70]同時,當時正在進行的朝鮮戰争,作爲一個帝國主義對亞非民族獨立運動進行直接軍事幹涉的案例,在與會代表的讨論中,與中東地區民族主義獨立運動的鬥争發生了聯系。伊朗和伊拉克的代表發言中強調,「中國、朝鮮、越南和馬來亞的人民爲争取和平與獨立而進行的光榮與英勇的鬥争」不單單是「鼓舞我們的力量」,也是「我們的榜樣」。中東地區,特别是「蘇彜士運河」(今譯蘇伊士運河)、「達達尼爾海峽」等「戰略動脈」,對帝國主義來說,甚至要比「朝鮮更爲重要」。[71]此外,沒有中東地區的石油,帝國主義的「戰争機器」就「不能開動」。[72]因此,亞洲與中東地區進行的民族獨立運動與武裝保衛和平的運動,則是在世界範圍内反抗帝國主義秩序,追尋「全人類的繁榮生活」的鬥争過程中,極爲必要的組成部分。

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也意識到,這種在共産主義運動框架下,通過與各國共産黨以及親共力量進行聯合的和平運動,并不能真正在世界範圍内說明「反帝」這一戰略任務的普遍性意義。并且,這種在共産主義運動框架内進行的和平運動受到蘇聯國家利益變動的影響極大。[73]在1946年—1955年萬隆會議之前這段時間裏,蘇聯的興趣主要集中在伊朗與土耳其這類與蘇維埃安全直接相關的國家。[74]但這并不代表中國的國際主義政治理想受到了這種政治現狀的限制。

在抗美援朝之後,随着南亞與中東地區獨立鬥争的興起,毛澤東意識到,「非共産黨領導的國家也可以和美國鬧獨立性」。他特别提到「印度、印度尼西亞、叙利亞、埃及等國」。[75]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之後,毛澤東在1957年于北京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便表示,國際形勢上,帝國主義國家的争奪「集中在中東這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地區」。這種沖突反映了世界上「兩類矛盾和三種力量」,「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而對中國來說,「我們可以利用他們的矛盾,這裏很有文章可做」。[76]在這之後,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的《如何處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這一講話中,又進一步闡發了「三種力量」的概念,并界定其爲「一種叫社會主義,一種叫民族獨立運動,一種叫帝國主義」。在這其中「第二種力量在某些問題上,如和平問題,反對帝國主義問題,可以跟我們合作」。我們可以看到,這裏對兩類矛盾的判斷,基本上同1946年以後《人民日報》中反映出來的對巴以問題的認識相一緻。而在此基礎上延伸出來的對「三種力量」的判斷,則直接構成了之後作爲理解世界秩序關系的「三個世界」理論的政治基礎。

新中國這種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意見,其基本考慮在于體現一種最廣泛的反帝鬥争的團結。這種團結不但包括了與民族獨立運動力量的團結,也包括了在社會主義力量内部的團結。這一點在1957年毛澤東最後一次出訪蘇聯之前,便通過尤金轉達給了蘇聯方面。中國方面表示,需要在團結的立場上,反對戰争,争取和平,并且支持民族解放運動。這種支持一方面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另一方面也需要「按照各國的民族特點進行工作」。之所以這麽提,也考慮到需要照顧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内部的矛盾,盡可能地謀求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團結,不要讓帝國主義揪住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而「大肆宣傳」。[77]從戰略上,帝國主義的目的「是拼命地想保持住自己的地盤」,而隻要「我們内部鞏固」,那麽來自帝國主義的三個軍事集團(北大西洋公約、馬尼拉條約、巴格達條約)的性質便不會是侵略性,而成爲防禦性的。[78]也正是這種維護世界霸權利益的企圖,引發了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反帝鬥争,這就好比「在全世界釘了許多樁子」,把美國「自己的腿也釘在樁子上了」。[79]

随着1958年伊拉克革命之後,英美武裝進駐黎巴嫩和約旦,新中國的和平運動出現了一個新的契機。1958年7月21日,毛澤東在會見蘇聯大使尤金的時候表示,「我們搞和平運動很難,人家說是共産黨搞的,效果不大。現在美英侵入了黎巴嫩和約旦兩國,起了宣傳員的作用。誰主張和平,誰搞戰争,不是很清楚嗎?世界各地蘊藏着革命力量。在保衛和平的口号下,在亞非拉美三洲到處醞釀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80]很大程度上,1958年伊拉克革命對後來毛澤東三個世界戰略觀念的形成影響巨大。雖然,伊拉克在1958年7月14日卡西姆領導的自由軍官革命中,伊拉克共産黨力量也起到了一定幫助,并且共産黨人在随後的卡西姆政府裏也有很大影響(一個例子是,1959年1月25日,雖然伊共還未成爲伊拉克合法政黨,但其官方刊物《團結報》[Ittihad al-Sha’b]仍獲得了出版許可),然而,卡西姆政府與共産黨之間的默契卻并未維持很久。到了1960年初,開始出現安全部門拘押共産黨人與工會領導人的事件。當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遊行中,遊行隊伍又遭到了伊拉克民族主義者與反共分子的沖擊,造成50名親共人士受傷,5人死亡。5月下旬,幾乎所有在共産黨支持下開辦的民主青年聯合會(Union of Democratic Youth)活動中心都被關停。[81]然而,就在1960年5月9日,毛澤東在河南省委交際處接見伊拉克文化代表團時,仍舊強調,帝國主義作爲一種世界秩序,需要「團結人民的大多數」。他表示,「人民就是上帝」,因此「要戰勝帝國主義,需要廣泛的統一戰線,要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這是我們的經驗」。[82]甚至,「爲了接近群衆、團結群衆」,共産黨人還可以進清真寺,進教堂。[83]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與阿拉伯世界之間是通過「反帝」和「建設」這兩個目标聯系起來的。中國對阿拉伯世界,由于這個目标而構成的團結,將中國變成了阿拉伯世界的「朋友,是你們的兄弟」,而阿拉伯世界也同樣是「我們的朋友和兄弟」。[84]

8月6日的《人民日報》又開始進一步讨論拉丁美洲的反抗活動。像之前介紹中東地區形勢一樣,《人民日報》在這一期中介紹了拉丁美洲的基本政治地理情況,配發了一張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和地圖出版社共同提供的拉丁美洲反抗活動形勢圖,并對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國的罷工及抗議活動進行了報道。還通過「國際知識」欄目介紹世界情況。同期中,還報道了農村廣播網在黑龍江省的普及對農民了解「天下大事」的重要意義,以及對「改變人民政治思想面貌和提高農民政治覺悟」發揮的巨大作用。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看1946年提出的「中間地帶」的觀念,便具有更豐富的内涵。1964年,毛澤東在回顧了中東北非世界獨立運動的基礎上,對「中間地帶」做出了一個更接近「三個世界」的闡發。他認爲,「我們說有兩個中間地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加拿大、澳洲、日本是第二個中間地帶。……這個話不是現在才講的,一九四六年就講了。那個時候沒有分第一、第二,隻講了中間地帶,講蘇聯同美國之間是中間地帶,包括中國在内」,而帝國主義侵略中間地帶的目的同「反華的性質一樣」,其目的「是要整個中間地帶」,「想控制世界」。[85]1965年3月23日,在會見叙利亞外交部部長哈桑•穆拉維德一行時,毛澤東說:「我們是友好國家,有共同目标,第一是反對帝國主義,第二是建設國家」。[86]因此,在「中間地帶」進行的聯合,與整個世界反抗帝國主義霸權的目标是一緻的。1967年「六日戰争」(第三次中東戰争)期間,在會見錫蘭共産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桑穆加塔桑時,毛澤東進一步總結了這種對阿拉伯民主主義反抗運動的理解,以及對其内部出現的大聯合态勢的希望。他認爲,這種發生在地中海和中近東的、目的在于争奪石油利益的局部戰争,使得英美帝國主義處于相當被動的地位。阿拉伯國家可以通過封鎖蘇伊士運河、截斷運油管道的方式,對帝國主義進行嚴重的打擊。也正是在這種戰争進程中,「阿拉伯國家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僅僅是埃及、叙利亞這些阿拉伯民族主義國家之間,甚至包括沙特、約旦在内的「老殖民地國家」都開始團結起來,用聯合的方式來進行鬥争。[87]

 

五、建設國際主義共時性

1963年10月,當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第一次正式提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提到,西方報紙上有兩種「第三世界」的說法:一種指亞非拉,另一種是指西歐共同市場。[88]這與毛澤東1958年在讀了宦鄉針對西歐自由貿易區談判破裂問題的報告後表示「西方世界的破裂」這一判斷相結合,突出強調了在争取世界和平的鬥争過程中,美國那種霸權式和平狀态的不穩定。[89]對霸權秩序不穩定的認識,也伴随着新中國希望通過在廣大被壓迫民族中間建立起反抗霸權,尋求平等政治的外交努力。透過社會建設與中東地區國家建立聯系,在新中國,特别是萬隆會議之後的和平運動中占據了重要地位。這也同時回應了新中國國内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

通過《人民日報》,中國人了解到,在萬隆會議之後,「叙利亞、黎巴嫩、伊拉克、約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亞丁、阿曼、巴林等國的許多廠商,都來和中國作生意。中國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貿易,從1955年以來,逐年增長」。[90]1955年8月中國與埃及簽訂了貿易協定之後,兩國開始互相派遣貿易代表團。就在1956年4月中國貿易代表團訪問埃及期間,雙方便完成了將近四百萬英鎊的貿易額。中國購買了大量埃及棉紗,而埃及則購買了中國的鋼材、機器以及植物油。[91]1956年,《人民日報》上甚至還喊出了「爲了和平,開展國際貿易!」的口号。[92]在這一時期,人們甚至在《人民日報》的頭版,讀到了諸如這樣的故事:「中國制造的五燈收音機開始出口」,「供應叙利亞、黎巴嫩」等地,由于「每個零件都加有一層防潮濕的蠟」,因此「可以适應亞非熱帶地區的環境」。[93]

對新中國的建設者來說,在媒體上讀到那些通過自己的生産活動,可以支援世界革命前線武裝鬥争的故事,無疑又調動了他們對中國本身革命及反帝軍事勝利的記憶與自豪。就在1956年支持埃及人民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的政治動員中,《人民日報》上除了大量刊載關于蘇伊士運河公司國有化的法律依據、埃及報紙新聞摘要、納賽爾講話、埃及社會建設情況、歷史介紹、伊朗、叙利亞等國共産黨代表團在中共八大上發言等消息之外,還通過各類社會文化新聞、讀者來信、文藝作品等形式,共同構建一個以反帝與國家建設爲目标的國際共同體想象。新中國的民衆會在報紙上讀到諸如「我國一批牛羊肉運到了蘇伊士港……及時供應了埃及人民新年的需要」這樣的新聞,也會看到一戶來自「上海江蘇路五十四弄二十七号」的人家給埃及家庭寫的公開信,了解到這家人「這幾天」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收音機收聽有關你們正義的鬥争的消息」,了解到這戶人家相信,「中國水利工作者正在利用和改造江河爲人民謀福利」,并「對埃及的同行」抱着「殷切的期望」,因爲他們「根據自己親身的體驗」,「堅決相信埃及人民一定能夠管理好蘇彜士運河,阿斯旺水壩也一定能夠在埃及人手裏建造起來!」[94]

這種豐富的國際主義共同體認同,構成了當時中國人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人們可以從報紙上讀到包括世界青年聯歡節(1955年)、大馬士革國際博覽會(1955年)、埃及電影周及埃及電影代表團訪問(1957年)、亞洲電影周(1957年)、伊拉克共和國電影周(1959年)、突尼斯中國電影周(1962年)、伊拉克中國電影周(1962年)、亞非電影節(1964年)、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電影周(1965年)等一系列文化體育交流活動的新聞。人民政府強調,通過電影而促進「亞洲各國人民相互了解,友好和團結」,是爲了「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進行的努力。[95]這類電影周首先一般會在北京、上海、天津等主要城市集中舉辦,随後還會有部分電影被送往全國各大中型城市進行播放。例如,在「亞非會議所創導的文化合作精神」下,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舉辦了「埃及共和國電影周」。[96]電影周一共播放了《七月的風雲》《山谷裏的鬥争》《我們美好的日子》《生與死》等4部故事片,以及《幸福的日子》《英軍撤退節》《埃及的石油》《工業複興》等8部紀錄短片。同時,埃及還派遣了一支由國家指導部文藝處處長耶雅•哈基帶領的電影工作者代表團訪華,其團員便包括了埃及當時著名的女演員法登•哈馬瑪(Faten Hamama)和她的丈夫男演員奧瑪•薛裏夫(Omar Sharif)。[97]

除了看到來自亞非拉國家電影之外,人們還可以通過閱讀中國電影在阿拉伯國家被接受情況的報道,來進一步體驗這種通過文化交流而建立起的爲了保衛世界和平的認同。1956年,中國電影《雞毛信》和《智取華山》在埃及播放,并「得到埃及人民的熱烈歡迎,而且被認爲是中國人民對埃及人民正義鬥争的一種實際支持」。[98]新華社從開羅發回的報道也進一步向中國讀者加強了這種感受。中國讀者們看到,「身材魁梧的納賽爾總統」在1957年9月16日晚上,走進了「按着中國風格裝飾」、門口「挂着兩盞紅燈籠和中埃兩國的國旗」的開羅「歌劇」電影院。從來「沒去參加過任何電影節」的納賽爾,在這一天晚上,不但參加了「中國電影節的開幕式,看了中國電影《祝福》」,還「接見了中國電影代表團」。9月20日,納賽爾夫人還舉辦了茶會,招待「電影女演員白楊和秦怡」,并和「她的五個兒女一起」,跟中國客人「度過了一個很愉快的晚上」。[99]

這種通過文化交流與新聞而建立起的共時感,還通過群衆運動成了一種直接的鬥争政治體驗。這種鬥争體驗,在對1958年伊拉克革命的支援中表現得最爲全面。從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北京五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表示全力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義鬥争」開始,在随後的一個月裏,中國各省市各階層與民族的民衆,都在這一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對帝國主義鬥争的主題下被調動了起來。這種社會調動與當時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相結合,強調工人、農民、學生等社會各階層勞動者不但應當在勞動間隙或者下班後進行學習與抗議集會,而且更應當以支援中東人民鬥争爲目标,抓緊生産建設。我們看到馬鞍山鋼鐵廠的工人們提出「多産鋼和鐵,打擊侵略狼!」,全椒縣機械廠職工「在集會抗議英美帝國主義侵略中東的罪行後」,不但貼出許多大字報,表示「以實際行動支持中東人民的正義鬥争」,而且還「連夜投入生産」。來自銅川市的抗議大會上,「采煤工人和鑽井工人們一緻表示,中國工人誓作阿拉伯工人的後盾」。同樣的增産運動也出現在各地的農業合作社中。渭南縣隐鄉村「在舉行了聲讨美帝罪行大會後,全鄉農民當晚就深翻挖地一百多畝」。來自新民縣的三千多名社員,在抗議大會之後,「連夜苦戰幹旱」,「以增強祖國保衛世界和平的力量,聲援阿拉伯人民的正義鬥争」。[100]同樣的故事,在這段時期裏不斷得到報道。[101]

在支持「我們的阿拉伯兄弟」的政治調動中,對少數民族以及宗教界人士的動員及其他們的反應,則更能顯出國際主義認同爲新中國的政治主體性建構所帶來的巨大靈活性。1958年7月18日,在中國各階層共同支援中東人民的活動中,伊斯蘭教協會副主席達浦生也發表了講話,表示「中國穆斯林支持阿拉伯弟兄」。在這一則簡短講話的開始,達浦生表示,「我們中國穆斯林和全國人民一同,熱烈祝賀伊拉克人民的偉大勝利」。而「美帝國主義的行爲」,「完全是魔鬼的行爲」,是對「阿拉伯各國人民的狂妄挑釁」,而且「威脅亞非和世界的和平」。随後,達浦生強調「愛護祖國是伊斯蘭教信仰的一部分」,他引用了《古蘭經》中「你們當爲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人」(第2章,第190節),證明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愛國主義戰争,是一種「爲主道而戰」的正義戰争。[102]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還看到中國伊斯蘭學者利用《古蘭經》對巴格達條約集團國家做出批評。在1958年8月3日的《人民日報》上,馬堅發表了一篇題爲《重讀古蘭經》的文章,其中將《古蘭經》的誕生,作爲阿拉伯人文化進步與發展的一個重要标志。并且,由于「我們現代比古人遠爲優越和豐富的歷史經驗」,需要對「古蘭經做出新的解釋」。随後,他引用《古蘭經》中「你們不要紛争,否則,你們一定膽怯,你們的氣勢一定消逝」(第8章,第46節)一節,來證明「團結就是力量」,并提出阿拉伯世界的歷史發展道路,需要建立在一個廣泛的團結基礎上。而來自「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費薩爾王朝的伊拉克」,由于「甘心做帝國主義侵略中近東國家的工具」,而違背了《古蘭經》「你們當爲正義和敬畏而互助,不要爲罪惡和橫暴而互助」(第5章,第2節)的教訓,背離了作爲伊斯蘭國家的道德與律法準則。在這裏,伊斯蘭的大聖戰(Jihad)觀念,被诠釋爲一種被壓迫民族「拿起武器來反抗侵略者」的反帝鬥争。這種鬥争經驗,便是「全世界的三億七千萬穆斯林」與「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千千萬萬人民」一起組成政治共同體的基礎,也是中國穆斯林作爲中國人民的一部分,「在道義上和物質上支援阿拉伯國家的弟兄們撲滅侵略戰争的火焰,保衛世界的持久和平」的基礎。[103]這種讨論也被帶到了中國許多伊斯蘭社區,在各地清真寺阿訇分别組織的活動中,成爲表達中國人民與阿拉伯人民團結,以及與帝國主義侵略者鬥争決心的話語資源。在這個過程中,曾經前往阿拉伯國家,或者有過朝觐經歷的穆斯林,則用這種經驗,向民衆傳達「中東人民對中國人民非常熱情」這種團結訊息。通州區清真寺阿訇楊品描述着自己曾經看到過的「埃及小學生給中國青年代表團演出的《打英國兵》話劇」,昌平區清真寺阿訇陳廣元則描述他在叙利亞看到的諸如「兄弟們,被奴役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類動員性的标語,表示「要全力支援阿拉伯人民的鬥争」。[104]

這種「用鬥争取得和平」的觀念,一面同中國自身的民族獨立經驗發生了直接聯系,另一方面,也與當時對赫魯曉夫和平觀的批判聯系在了一起,[105]構成了新中國武裝「保衛和平」的基本态度。在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帝鬥争的背景下,包括《古蘭經》、伊拉克詩人白雅帖(Abdu al-WahabalBayati,1926-1999)[106]、黎巴嫩「和平戰士」詩人薩依德[107],以及伊拉克、黎巴嫩、埃及電影[108],阿拉伯諺語[109]等在内的文藝作品,則與阿拉伯歷史、「國際知識」、阿拉伯領導人講話等政治資料一起,成爲當時中國人民國際主義反帝鬥争想象與理論讨論中的重要文化資源。

圍繞着阿拉伯人民反帝鬥争,特别是一個曾經出現在《人民日報》上的「黎巴嫩小孩」形象而創作的文藝作品也大量出現在《人民日報》上,聯系中國抗美援朝的經歷,以及美國對台灣問題的幹涉,共同形成了當時中國人的來自被壓迫民族語國家反抗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體驗。這些作品包括詩歌[110]、遊記[111]、音樂、短篇小說[112]、兒童劇[113]、活報劇[114]、京劇[115]、地方戲曲[116]、宣傳畫與漫畫[117]等形式。配合着當時經濟建設「大躍進」,這種以反帝國際主義爲基礎,用「寫詩當武器,唱歌當戰鼓」來支援「阿拉伯兄弟的鬥争」的形式,也體現了當時在「學哲學、用哲學」運動中進行的旨在樹立社會主義新人,實現「文化翻身」的目标,[118]可以被視爲一種「文藝大躍進」的表現。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裏,人民文學出版社、作家出版社、通俗文藝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和新文藝出版社均出版了大量阿拉伯文學作品和詩文畫集。其中不少還以極爲通俗的語言,「及時供應各地群衆反對英美侵略阿拉伯的宣傳材料」。而各種收錄了快闆、山東快書、相聲、小演唱、相聲、京劇等内容的《說唱集》以及《活頁歌曲集》,則爲「街頭宣傳和晚會演出」提供了素材。[119]

這種轟轟烈烈的群衆性支援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阿拉伯世界媒體的注意。在多個阿拉伯世界的新聞報道中,美英的軍事行動不僅僅被看作是對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的威脅,也被看作是對和平的威脅以及對國際法和聯合國秩序的挑戰。同時,也描繪了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對立。[120]媒體也開始讨論,美國在遠東,特别是台灣地區的戰略活動與中東世界的事件是密切相連的。[121]伊拉克的媒體則將革命看作是創造性的人道主義行動(creative humanitarian mission),因此也強調超越民族國家而進行世界大團結的重要性,并号召亞非人民要在聯合國大會上揭露美國的帝國主義侵略。[122]位于大馬士革的約旦人民電台(Jordanian People’s Radio)則更号召阿拉伯人針對帝國主義進行聖戰。[123]

 

六、結語

冷戰時期,不少新獨立的國家都在進行一項偉大的工作。他們一方面試圖找到一條使自己國家實現物質現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嘗試在這個過程中尋找一種對現代世界的描述方式。傳統外交史研究很大程度上隻關注國與國之間的直接互動,或者審視在國際組織會議中進行的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活動。這種視角具有巨大的局限性。雖然國與國之間的直接互動構成了國際交往中最穩定也最直接的活動模式,但是,當我們面對一個正在自我創造過程中的國家時,這樣的叙事方式其實無法承載這一新生時刻所傳達的神聖歷史重任。同時,在這個國家誕生的新生時刻,一種新的國際秩序也在激烈且富有新意的互動中形成。從冷戰時期的外交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對世界秩序的整體想象,以及這諸種想象圖景之間,通過外交事件體現出的矛盾沖突及其變遷。

與今天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想象不同,從中國革命經驗中走出的國際主義話語消除了階級差異。作爲一種随着政治任務變化而不斷發展的國際主義精神,其基本内涵則圍繞着對「團結」與「和平」兩個關鍵主題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通過「反帝(霸權秩序)」這一形式開展的對新時代平等秩序的追求。新中國第三世界視角下的世界新秩序強調,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潛在的政治理想,是通過國家内部的民族獨立行動,刺激并促進社會結構變遷,培養人民政治意識,進而成爲世界範疇内人民民主實踐的鋪路石。強調中國革命經驗的特殊性,恰恰從邏輯上奠定了中國第三世界世界觀叙事的普遍性基礎。這種需要團結,以「自己爲主,外國援助爲輔」,「要靠人民」的獨立經驗與對未來世界秩序的理解,也被毛澤東認爲是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唯一一個可以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124]新中國的第三世界國際主義,是在對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這四者的辯證關系的理解中形成的觀念。也正是在這種國際主義認同的基礎上,新中國對平等的理解才得以超越民族/種族主義的局限,但卻同時包容民族主義本身所體現出的政治與歷史價值。而對于新中國的人民來說,國際主義精神是一個不斷被教育的過程。也正是在這個互動過程中,「中國人民」這一政治概念的主體性,才得以在「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這一組辯證中逐漸建立。

 


[1] Zbigniew K. Brzezinski, The Soviet Bloc: Un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71-272.

[2] Ivan Dzyuba, Internationalism or Russification? A Study in the Soviet Nationalities Problem, London: The Camelot Press, Ltd., 1968, p. 93。本書作者爲烏克蘭文藝批評家伊萬•祖巴(І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зю́ба)。作爲一名蘇維埃的異見分子,他于1965年年末寫成一本小冊子《國際主義或是俄羅斯化?》(Інтернаціоналізм чи русифікація?),并轉交烏共領導人。這本小冊子在1968年時以秘密出版物的形式在蘇聯廣泛流傳,并在當年就有了英語譯本。在書中,祖巴對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時期的蘇維埃民族政策提出嚴厲批判,并將赫魯曉夫時期的語言教育改革方案視爲一種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的表現。關于赫魯曉夫時期的民族政策,特别是針對烏克蘭地區進行的語言教育政策及其政治影響,可參見田鵬:《語言政策、民族主義思潮與前蘇聯的解體》,載《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總第116期(2012年),第9—18頁。

[3] 西方學界從這個角度切入,并將祖巴關于蘇聯民族問題的讨論進一步理論化的第一本系統性著作可以參看:Robert Conquest (ed.), The Last Empire: Nationality and the Soviet Futur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康奎斯特在20世紀60年代還編輯過一本小冊子,主要梳理蘇聯歷史上對于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與理論,用以回應蘇共當時針對美國黑人民權問題的批評。參見:Robert Conquest (ed.),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Practice, London: The Bodley Head, 1967。

[4] 這類叙述可參見:Edward Taborsky, Communist Penetr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Robert Speller & Sons Publishers, Inc., 1973; Lawrence L. Whetten, The Canal War: Four-Power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74; Joel Beinin, Was the Red Flag Flying There? Maxist Politics and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in Egypt and Israel, 1948-196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5]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5-17, pp. 54-55.

[6] Matthew J. Ouime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p. 65; Chris J. Chulos & TimoPiirainen, The Fall of an Empire, the Birth of a Nation: National Identities in Russia, Ashgate, 2000; David Brandenberger, National Bolshevism: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195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78-123.

[7] Fred Halliday, Cold War, Third World: An Essay on Soviet-Us Relations, 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1989, pp. 1-24。同類的著作還有:S. Neil MacFarlane, Superpower Rivalry and 3rd World Radicalism: The Idea of National Libera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5。

[8]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 pp. 5-49.

[9]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pp. 103-104.

[10] Galia Golan, Soviet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World War Ⅱ to Gorbache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3.

[11] 英語世界最新一本關于這個問題的著作是:Jeremy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早期英語世界中對這個問題的讨論集中理解中國在亞非團結運動内部作用,及其在激進的世界革命理念下,對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例如:Hashim S. H. Behbehani,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Arab World, 1955-1975: Three Case Studies, London, Boston, Melbourne and Henley: KPI, 1981; Charles Neuhauser, Third World Politics: China and the 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1957-1967, Cambridge, Mass: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0; Yitzhak Shichor, The Middle East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1949-19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eter Willetts,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the Origins of a Third World Alliance, London & New York: Frances Pinter Ltd. & Nichols Publishing Co., 1978。在這其中以中國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關系的讨論爲最多。例如:W. A. C. Adie, “Plo,” Asian Perspectives, No. 2, 1975; Lillian Craig Harris,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Plo,”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Autumn, 1977; Raphael Israeli,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Plo,” in Augustus Richard Norton & Martin H. Greenberg (eds.),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Helena Cobban,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eople, Power an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2] Galia Golan, Soviet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World War Ⅱ to Gorbachev, pp. 9-10.

[13] 從這一觀點出發對中蘇分離及其對第三世界革命的影響,可以參見:Jeremy S. Friedman, Shadow Cold War: The Sino-Soviet Competition for the Third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5.

[14]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15] 這類讨論,可以參見:Muhamad S. Olimat, China and the Middle East, from Silk Road to Arab Spr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John Calabrese,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the Middle East,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1; Mohamed Bin Huwaid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Arabia and the Gulf 1949-1999, London: Routledge, 2002; Christopher Davidson, “Persian Gulf-Pacific Asia Linkages in the 21st Century: 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Kuwait Programme on Development, Governance and Globalisation in the Gulf States, London: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LSE, 2010; Lillian Craig Harris, China Considers the Middle East,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Publishers, 1993.

[1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頁。

[17] 同上,第71頁。

[18] 關于武裝鬥争對于國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建設的作用,可以參見亨廷頓對冷戰之後「美國國民性」問題的深入讨論(Samuel P. Huntington, We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4)。

[19] 關于這一問題的讨論,參見呂新雨:《托洛茨基主義、工農聯盟與「一國社會主義」——以蘇聯20世紀二三十年代黨内鬥争爲視角的歷史考察》,載《開放時代》2016年第5期,第157—180頁。

[20] Rosa Luxemburg, “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Autonomy,” in Horace B. Davis (ed.), The National Question – Selected Writings by Rosa Luxemburg,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pp. 175-182.

[21] Ibid., p. 176.

[22] L. S. Stavrianos,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81, pp. 39-43.

[23]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Vol. I,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關于波蘭随着歐洲商業資本主義發展而逐漸走向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邊緣的論述,主要參見其第五章。關于波蘭作爲這一時期這一體系中的第三世界的論述,參見:L. S. Stavrianos, Global Rift, the Third World Comes of Age, pp. 65-68.

[24] Rosa Luxemburg, “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Autonomy,” in Horace B. Davis (ed.), The National Question – Selected Writings by Rosa Luxemburg, pp. 129-131.

[25] Ibid., p. 177.

[26] Ibid., p. 137.

[27] Ibid., pp. 137-138.

[28] V. I. Lenin,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Julius Katzer (ed.),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4, pp. 410-414.

[29] “Critical Remark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Julius Katzer (ed.),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pp. 30-32.

[30]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t Stage of Capitalism, a Popular Outline,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0, pp. 53-72.

[31] V. I. Lenin,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Julius Katzer (ed.),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p. 400.

[32] Ibid., pp. 425-429.

[33] V. I. Lenin,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Julius Katzer (ed.),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pp. 150-151.

[34]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民族、殖民地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6頁。

[35] 同上,第113—114頁。

[36] 同上,第109頁。

[37] 同上,第110頁。

[38] 同上,第112—113頁。

[39] 同上,第115頁。

[40] 對于「民族」觀念在中國19世紀以來歷史語境中的變遷,參見殷之光:《政治實踐中的「中華民族」觀念——從立憲到革命中國的三種自治》,載《開放時代》2016年第2期,第95—118頁。

[41]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672頁。

[42] 毛澤東:《論政策》(1940年12月25日),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65頁。

[43] 毛澤東:《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1939年9月16日),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88頁。

[4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599頁。

[45] 毛澤東:《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1945年1月10日),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頁。

[46]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86頁。

[47] 廖承志:《中國人民解放戰争中的青年運動與今後中國青年的基本任務》,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月)》第18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531頁。

[48] 《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于中國問題的白皮書》,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一九四九年一月—九月)》第18冊,第550—557頁。

[49] 《亞歷山大港騷動 群衆怒襲英國俱樂部》,載《人民日報》1946年5月29日,第1版。

[50] 這類《人民日報》上刊載的新聞包括:《加強各民族團結 阿拉伯首領會議開羅》(1946年6月7日,第1版)、《巴勒斯坦形勢忽告緊張 英美利益沖突威脅近東和平 蘇報主張應由聯合國作根本解決》(1946年6月11日,第1版)、《近東八國會議重申各族人民團結 巴勒斯坦五政黨另組新陣線》(1946年6月15日,第1版)、《國際述評》(1946年7月4日,第1版)、《從中東到遠東英美矛盾發展》(1946年12月29日,第1版)等。通過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的簡單檢索,從1946年5月至1949年10月,這類消息就有一百餘條。

[51] 關于戰後各個大國(great powers)在中東地區的利益沖突,可以參見:Grant S. McClellan(e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Cold War, Vol. 28, The Reference Shelf, New York: The H. W. Wilson Company, 1956。這是一個着重介紹而非分析的參考書。關于中東地區沖突在當代國際秩序構成過程中的意義,特别是從非西方角度,理解中東地區在英、美、蘇、法大國政治博弈過程中的主體性,可以參見:Rashid Khalidi, Sowing Crisis: The Cold War and American Dominance in the Middle East, Boston: Beacon Press, 2009。事實上,雖然當時在聯合國層面就巴以問題的讨論主要集中在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主權歸屬以及猶太難民問題,但是已經有一些當時的學者意識到,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存在的是土地所有權以及阿拉伯地區經濟發展落後的問題。例>如:George E. Kirk, A Short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Modern Time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48.

[52] Harry S. Truman, “Executive Order 9735 – Establishing a Cabinet Committee on Palestine and Related Problems,” June 11, 1946,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78027&st=palestine&st1。成員包括國務卿詹姆士•貝納思(James F. Byrnes)、戰争部長羅伯特•帕爾遜(Robert P. Patterson),以及财政部長約翰•史尼德(John Wesley Snyder)。

[53] 參見:Glen Balfour-Paul, The End of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 Britain’s Relinquishment of Power in Her Last Three Arab Dependenc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15; Douglas Little, American Orient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8, pp. 80-103; Hugh Wilford, America’s Great Game: The Cia’s Secret Arabists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3; Michael J. Cohen, 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 1945-194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43-67.

[54] 《美積極擴張近東勢力設立巴勒斯坦委員會》,載《人民日報》1946年6月16日,第1版。

[55] 這個欄目的第1期便介紹了「經濟上比較落後,經常受美帝國主義的威脅侵略」的拉丁美洲,并列出了拉美二十國的國名。

[56] 這裏的「巴勒斯坦委員會」,指的是1948年12月11日聯合國大會第194(III)号決議通過設立的聯合國巴勒斯坦和解委員會(United Nations Conciliation Commission for Palestine)。該委員會由美國、法國和土耳其組成。其任務是接替在當年9月17日,第一次中東戰争停火談判期間,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控制區内被猶太複國主義者槍殺的聯合國調解專員(United Nations Mediator in Palestine)、瑞典紅十字會會長福克納•博納多特伯爵(Folke Bernadotte)的工作。關于第一次中東戰争期間在歐洲國家内部就停火條件問題發生的沖突與政治鬥争,特别是博納多特的委任與當時英國代表亞歷山大•卡達戈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之間的關系,以及當時阿以雙方對移民問題的态度,可參見:Howard M. Sachar, Europe Leaves the Middle East, 1936-1954, London: Allen Lane, 1974, pp. 544-579。

[57] 《讀報辭典》,載《人民日報》1949年1月18日,第3版。

[58] 《讀報辭典》,載《人民日報》1948年12月25日,第3版。

[59] 以上三個概念來自于《讀報辭典》,載《人民日報》1949年2月25日,第3版。

[60] 這個概念來自于《讀報辭典》,載《人民日報》1949年2月24日,第3版。

[61] 《讀報小辭典》,載《人民日報》1949年4月4日,第3版。

[62] 關于蘇聯的意見及其與英美之間的分歧,參見:Galia Golan, Soviet Policie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World War Ⅱ to Gorbachev, pp. 29-43。

[63] 本報資料室:《英美在巴勒斯坦的角逐》,載《人民日報》1946年12月10日,第4版。

[64] 同上。

[65] 《什麽是「近東」和「中東」》,載《人民日報》1957年5月22日,第6版。

[66] 《論當前的中東局勢》(社論),載《人民日報》1957年9月10日,第1版。

[6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252頁。

[68] 蔡暢:《迎接亞洲婦女代表會議——在北京新華廣播電台的演講》,載《人民日報》1949年11月10日,第1版。

[69] 出席本次會議的代表共來自37個國家,其中包括:伊朗、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亞、土耳其等6個西亞、北非地區國家的代表。

[70] 馬堅:《歡迎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載《世界知識》1952年總第34期,第6—7頁。

[71] [伊朗]柯拉姆•阿賽因•拉西米安:《關于民族獨立問題的補充報告》,載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秘書處(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重要文件集》,北京: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秘書處,1952年,第88—90頁。

[72] [伊拉克]加吉姆•艾爾•薩馬威:《關于中東、近東和平運動情況的報告》,載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秘書處(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重要文件集》,第91—96頁。

[73] Margot Light, “The Evolution of Soviet Policy in the Third World,” in Margot Light (ed.), Troubled Friendships, Moscow’s Third World Ventures, London: British Academic Press, 1993, pp. 1-28.

[74] Fred Halliday, The Middle Ea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Politics and Id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99-110。關于蘇聯與阿拉伯地區共産主義運動的聯系,參見:Tareq Y. Ismael,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the Arab World,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5。

[75] Fred Halliday, The Middle Ea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Politics and Ideology, p. 370.

[7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69頁。

[77] 同上,第231—232頁。

[7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214頁。

[7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618—619頁。

[80] 同上,第390頁。

[81] Tareq Y. Ismae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raq,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79-102.

[8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91頁。

[83] 這是毛澤東在接見叙利亞共産黨中央總書記巴格達什時談到的一個問題,他也將同樣的意見告訴了赫魯曉夫。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88—189頁。

[84] 這是毛澤東1964年6月9日,在會見阿拉伯也門共和國總統阿蔔杜拉•薩拉勒的時候提到的話。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頁。

[85] 這是毛澤東1964年6月18日接見在華工作四年的桑給巴爾專家阿裏和夫人時,談到非洲人民的鬥争時講的一番話。同上,第364頁。

[8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87—488頁。

[8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頁。有趣的是,凱杜裏也表達了類似的觀念,在他看來,隻有阿拉伯世界超出西方民族主義認同建立聯合,可能才是阿拉伯現代化的希望,參見:Elie Kedourie,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68頁。

[8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530頁。

[90] 周一良:《中國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情深厚誼》,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8日,第3版。

[91] 《加強中埃友好合作的步驟》,載《人民日報》1956年4月18日,第4版。

[92] 《爲了和平,開展國際貿易!》,載《人民日報》1956年5月24日,第4版。

[93] 《我國收音機開始出口》,載《人民日報》1956年5月29日,第1版。

[94] 《給埃及家庭》,載《人民日報》1956年8月14日,第5版。

[95] 周恩來:《爲「亞洲電影周」題詞》,載《人民日報》1957年8月9日,第1版。

[96] 《在「埃及電影周」開幕式上夏衍副部長的講話》,載《人民日報》1957年9月29日,第4版。

[97] 在埃及電影周期間,《人民日報》還刊發了一系列參展電影介紹以及埃及電影發展的回顧。參見:《促進中埃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 埃及電影代表團啓程來我國》,載《人民日報》1957年9月24日,第6版;金聲:《埃及電影事業的發展》,載《人民日報》1957年9月28日,第3版。

[98] 《歡迎來自尼羅河畔的客人——祝埃及電影周開幕》,載《人民日報》1957年9月28日,第3版。

[99] 《開羅的中國電影節開幕 我國電影代表團見到了納賽爾總統》,載《人民日報》1957年9月18日,第6版;《埃及人歡迎中國電影》,載《人民日報》1957年9月29日,第4版。

[100] 《多産糧食多出鋼狠狠打擊野心狼 安徽陝西遼甯人民以實際行動支援中東人民》,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4日,第2版。

[101] 例如:《美國侵略者趕快滾開 工人代表、石景山鋼鐵廠工人王才的講話》《我們恨透美帝的強盜行爲 農民代表、黃土崗農業社主任殷維臣的講話》《我們以實際行動支持你們 工商界代表、北京市工商業聯合會主任委員樂松生的講話》,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18日,第2版;《射穿戰争販子的胸膛》,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6日,第8版;《福建安徽湖南黑龍江抗議示威運動怒濤洶湧 侵略者如不懸崖勒馬定將自食惡果》《北京電池廠提前完成趕制任務 一批幹電池運往伊拉克》《憤怒的吼聲震撼整個開灤礦山 工人決心多出煤炭打擊侵略者》《上海二十萬店員痛斥美英侵略罪行》,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7日,第2版;《憤怒的口号響遍原野 反侵略意義家喻戶曉 五億農民堅決支援中東兄弟》,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8日,第1版;《增加生産,支持阿拉伯兄弟——記北京棉紡織聯合廠工人抗議美英侵略中東的活動》,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8日,第2版;《千千萬萬酷愛和平的中國婦女大聲疾呼不許美英海盜蹂躏中東姐妹》,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9日,第2版;《警告美英侵略者!》,載《人民日報》1958年8月1日,第8版;《從農村來的抗議》,載《人民日報》1958年8月6日,第8版,等等。

[102] 《中國穆斯林支持阿拉伯弟兄 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達浦生的講話》,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18日,第2版。

[103]馬堅:《重讀古蘭經》,載《人民日報》1958年8月3日,第8版。《古蘭經》中體現聖戰的「你們在那裏發現他們,就在那裏殺戮他們!」,以及「你們當爲主道而抵抗進攻你們的人」等經文,也單獨出現在1958年7月20日《人民日報》第8版的文藝作品介紹中。

[104] 《阿拉伯人民的鬥争一定勝利,北京天津訪問過中東的人士集會抗議英美侵略》,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7日,第2版。

[105] 《站在保衛和平的最前線》(社論),載《人民日報》1958年8月4日,第1版。

[106] 1958年7月28日《人民日報》的第8版上,刊載了馬堅、劉連增翻譯的伊拉克詩選,其中就包括兩首白雅帖的詩。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依據莫斯科外國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翻譯出版了白雅帖的《流亡詩集》。

[107] 薩依德的《獻給和平戰士》翻譯發表在1958年8月5日《人民日報》的第8版上。1959年,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則出版了題爲《黎巴嫩和平戰士詩選》的小冊子,其中收錄了這首《獻給和平戰士》。

[108] 例如:許薇文:《看伊拉克影片「鄰居」》,載《人民日報》1959年7月14日,第8版。在1957年亞洲電影周上展出的由著名黎巴嫩導演喬治•納賽爾(Georges Nasser)拍攝的電影《向何處去》(Whither?),以及1957年埃及電影周時放映的四部電影都成爲這段時間裏的重要文化資源。

[109] 當時被引用最廣泛的一句便是「當你進去以前,先想想能不能出來」。

[110] 這些詩歌有的來自著名作家,例如:蕭三:《打斷侵略者的脊梁》,袁水拍:《滾!滾!滾!》,沙鷗:《屠刀擋不住歷史的輪子》,馬少波:《不準魔鬼亂動!》,袁鷹:《黎巴嫩一小孩》,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18日,第8版;李廣田:《支持黎巴嫩兄弟》,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19日,第8版;也有的來自普通工人、農民與戰士,例如:541工廠工人李學鳌、北京國棉一廠工人範以本、北京人民印刷廠王傑雄、上海國毛一廠秋漪東、水兵譚積全,等等。參見《人民日報》1958年7月26—27日,第8版。

[111] 張鐵生:《貝魯特一瞥》,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3日,第8版;杜前:《在黎巴嫩做客的日子裏》,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6日,第8版。

[112] 例如:方曙:《貝魯特的深夜》,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6日,第8版。

[113] 例如:陳中宣:《黎巴嫩小孩(兒童劇)》,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7日,第8版。

[114] 1958年7月19日《人民日報》第8版的舞台與銀幕專欄報道了這樣一個故事: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和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以戰鬥的姿态各編演了兩出活報劇。他們分别在天安門、百貨大樓前等處演出時,在場的觀衆十分激動。爲使更多的人看到這些富有政治教育意義的活報劇,希望劇院能在劇場演出的正式劇目前,加演一個這樣的活報劇,就像放映正式的影片前的新聞短片。這樣,將更擴大這些活報劇的影響,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1958年7月21日,《人民日報》上還刊載了由「中國戲劇家協會宣傳隊」創作的廣場劇《賣國賊的下場》。

[115] 例如:馬少波:《斬斷侵略者的黑手》,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3日,第8版。

[116] 例如:《支援伊拉克黎巴嫩人民(快闆劇)》,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0日,第8版;《世界人民同聲吼,滾蛋滾蛋快滾蛋!——民間歌手們的怒火》,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1日,第8版;《群獸圖(拉洋片)》、《打蛇妖(木偶劇)》、《艾克苦唱迷魂曲(金錢闆)》,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4日,第8版;《阿媽妮走親戚(山東快書)》,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7日,第8版。

[117] 天津美術出版社:《一面大躍進,一面反侵略!》,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6日,第8版。

[118] 關于「學哲學,用哲學」的歷史讨論,參見周展安:《哲學的解放與「解放」的哲學——重探20世紀50—70年代的「學哲學,用哲學」運動及其内部邏輯》,載《開放時代》2017年第1期。

[119] 《寫詩當武器,唱歌當戰鼓,支援阿拉伯兄弟的鬥争》,載《人民日報》1958年7月28日,第8版。

[120] Foreign Radio Broadcasts, FBIS-FRB-58-139, UAR, 1958年7 月 18日。

[121] Foreign Radio Broadcasts, FBIS-FRB-58-196, UAR, 1958年10月8日;FBIS-FRB-58-154, UAR。

[122] Foreign Radio Broadcasts, FBIS-FRB-58-158, Iraq。

[123] Foreign Radio Broadcasts, FBIS-FRB-58-147, UAR。約旦人民電台是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境内移動廣播的一家電台,受納賽爾政府資助,在1958年7月伊拉克革命時期,着力進行反對哈希米王朝的政治宣傳。關于這家電台及其與納賽爾政府的關系,參見:James P. Jankowski, Nasser’s Egypt, Arab Nationalism, and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 144。

[124] 這是毛澤東在1970年8月11日會見南也門總統委員會主席魯巴伊等人時談到的觀點。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16—317頁。

 

殷之光:英國艾克賽特大學人文學院(Yin Zhigu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Exeter)

發佈日期:2017/07/30

Print Friendly

發表迴響

你的電子郵件位址並不會被公開。 必要欄位標記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