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阿席斯．南地的因與緣──《貼身的損友》書序（ 2011.5.20《新國際》）
■丘延亮
（ 2011.5.20《新國際》編按）阿席斯．南地（Ashis Nandy），1937年生於印度，在政治心理學領域有相當崇隆的聲譽，曾任新德里「發展中社會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仍是資深榮譽研究員，常被邀請到聯合國大學授課。南地關於殖民地社會心理的著作，於今已成為後殖民研究的經典。2007年，南地獲頒「福岡亞洲文化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則於2008年將他列入全球百位頂尖公共知識分子的名單。
本期《新國際》有兩篇談論南地的重要文稿，一篇是南地在台灣的老友丘延亮迻譯其著作之後的感言，另外一篇則是南地到上海演講之後，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賀照田對其論述的回應。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1994年5月26日，香港大學英文系請了南地（Ashis Nandy）來講「多元文化的困局」（Dilemmas of Multiculturalism）；在一個不到10人的研究室中，我是唯一的「外人」，恐怕也是請他來的印籍女教授外，唯一讀了些南地著作的人。南地發言後的討論遂幾乎成了我們三人的對話。
國族的性別
會後，南地邀我喝咖啡；在當時還能吸菸的咖啡廳中，他氣定神閒地點燃了菸斗，不急不緩地繼續著國族主義「王天下」（Pax Nation-statism）的種種觀察與議論。
突然，他丟出了一個問題：「九七快到了，香港得回歸的那個國家（country）在中文裡是甚麼性別（gender）？」
我嚇了一跳；國族的性別？！趕忙打了一個問訊。
他解釋道：「過去在德國叫父國（fatherland），其他地方叫母國（motherland），像印度等地方，中國人對它是怎麼叫的呢？」
我頓時傻掉了，接不上話來，他繼續抽他的菸斗。
良久，我鼓起了勇氣，回應這個「考試」：我們通常把它叫做「已逝的父輩之國：祖國（land of the deaseased fathers – ancestor’s land）。」他聽了後，緩緩的吐了一口煙，哈哈大笑，點著頭。
從此，我們成了朋友，也成了彼此的co-conspirator（共「謀」者、他題贈書予我時的稱呼）。
不知是惺惺相惜還是彼此陷害。1995年起南地多次邀我訪問印度，和他在「發展中社會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CSDS）和「人民對話團」《Lokayan》期刊的同事們相交共處，也和柯達黎（Rajni Kdthari）等仰之彌高的師長請益。我們從泰戈爾、達賴一直談到俄國的民粹派人物納荷德尼基（Narodnikii），又回到非馬克思社會主義運動左派的洛亥爾（Rammanohar Lohia，著有《馬克思、甘地與社會主義》一書）等，以及各式的甘地從者——那些日子都是我有生增長見識、美好時光的珍貴記憶。他的多次到香港和台灣參加國際會議，更給了我一種共同生活的實踐啟迪。
記得在印度CSDS訪問的一個午後，南地邀我到新德里美國文化中心聽演講。當時他腳傷未癒，卻堅持在聽完演講後，撐著柺杖和我走到不遠的歷史遺址憑弔；在彩霞的餘光中，我忘情的在頹敗的古堡間遊盪。突然，我發現孑然一身，南地在我穿梭於廊間、門限之際，已不見踪影。我慌忙的從古堡竄出，到處尋找他；我突見他打著石膏的那隻腳，從他穿的白色褲管中平伸在灌木叢後的草地上。我一身冷汗、飛奔前去，真怕不曉得發生了甚麼事；奔到樹叢後，我見他緩緩坐起；眼神似乎怪我打攪了他的午覺：我無法解釋我的失態，只好若無其事的坐到他身邊，心神未定地聽他繼續講古堡的故事。
另一種人類學的可能性
回到文化中心晚餐，我提到我讀他文字的經驗；因按捺不住，我便問他說：「你曾經寫詩嗎？我覺得你的寫作是很有詩的意味……」他猛吐了一口煙，冷冷的瞪著我，沒有吐一個字，明明說的是「不然你以為我是在幹甚麼！？」這個臭臉就是他的同理？！
另外一個類似的「同理」是發生在桃園機場的；因為我聽說他日前在光華商場混了大半天；也聽說他是個電腦迷；我問他：「你弄到了想要的軟體嗎？有中意喜歡的遊戲光碟麼？」他看了一眼我，轉過頭，好像聽不懂我講甚麼，或者壓根兒沒聽到我問的是甚麼。全世界都知道他打電玩成迷，他從來沒有承認或否認過！
訪印兩週後，他堅持送我搭Doo-doo（電動三輪車）去趕車到機場；在路邊他竟和一列靠著牆邊的三輪車手大聊了起來，像是弟兄或老友；久久，他們才把我這個「外國人」趕上一輛Doo-doo；南地對我搖搖手表示再見，然後繼續聊他的。
一年後，他卻在一個月內把我上5百頁的英文書稿一口氣看完，寫了3大頁的介紹（重要的幾句話，被出版社印在封底，作了推薦我書的「墨跡」［Blur］）；不久，他又自作主張地把我邀去Multiversity的另翼教育論壇上講另一種人類學的可能性。
2001年，我的自身出了問題；為求脫困得藉助「工作治療」來對付自己；我開始翻譯南地的〈印度文化中女人與女人性的對峙〉；從南地那兒幾乎是返祖地（或隔代遺傳地）回神到重溫一個愛上層樓，少年的我。當時我寫下了這些話：
在五○年代的台灣，荒蕪漸去悽麗盡失的灰沉下，我曾微醺於宋詞古畫的清遠，復沉迷在克羅齊的直覺感知與廚川白村的苦悶象徵中。也曾思習禪或自酖於佛洛依得的夢釋與禁忌之間。飄然於泰戈爾的愛貽與頌歌之上。
稍長，由於多次伴隨友人出入精神病院，親嘗身存實亡的喪友失朋之痛。遂在防禦本能制約下，為自己建立了防禦的厚牆，幾十年來都在自我放逐的心境下將寄愁與自況都一一荒疏了。如此，竟然匆匆活過了一個自我遺忘的中年。戰鬥半生，績過難卜，心性何在，豈能不在各個自身軋鑠之際自疑？
〈印度文化中女人與女人性的對峙〉一文譯畢，我感到意猶未竟，於是又著手譯了〈野蠻人的弗洛伊德〉：從南地的文本中，我再次自剖，寫道：
有緣與知己重溫心理分析與日常生活之種種，在不放棄溝通可能的爭持下、頑固與堅持的拮抗中、我深深地體識到了分析／被分析、被分析／分析兩造間授受互通、相濡以沫的特質。也見到了面對自己孤然一身的ego，產造孤寂不免是填塞心闕的辛澀的酖汁。
大風大雨中才能「安心」閱讀
兩年後，為了給這些「走出來」的努力加上一些「社會性」的意涵；我確曾有過將此兩篇譯文在心理學有關刊物刊行的努力——前篇題贈：「謹以本譯文獻予我們社會中認真創發女人性——及女人主體性——的姊妹」；後者題贈：「謹以本譯述獻予真誠踐行本土心理分析的師友」。
當時，為了較順利出刊，我確曾考慮到其中對印度被西方殖民的心理學的種種批判會引起學界中人的「對號入座」，增加出版的困難；我竟不得不「自我審查（閹割）」；「敏感」的議題都「漏譯」了。（現在當然已全部補上了！）
儘管如此，當然還是成不了刊行的事！
不成事也是好事！我遂一不作、二不休，陸續譯了：〈最終的邂逅〉；《貼身的敵人》之〈前言〉；《貼身的敵人》之〈殖民主義的心理學——不列顛印度中的性別、年齡和意識形態〉；《貼身的敵人》之〈從殖民中解放的心智：對印度和「西方」的破殖民看法〉。
正當我開始著手譯《國族主義之違誤》（The Illegitimacy of Nationalism: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之際，我卻為了忙其他的事，沒有時間、也沒有力氣了，事情就這麼擱下；沒再想到出版的事了。
又是幾年過去，我在結束流放後回到台灣；突然多了一份責任感，牛勁也回來了；不出版不見得就是甘心了！——但我更意識到要在台灣的脈絡下出版，非得先要修改過我的語言不可，要修改我的語言、除了敦促自己日日重新學習台灣社會外，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台灣新一代的年輕人怎麼樣在思考和閱讀的。
為了這個陽謀，我於2007-08年，在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開了一年「多重自身—後殖民觀點專題」的課，一整年在樂生院蓬萊社的大樹下上課。也曾多次在各種場合——如民族所的人類學營、交大的文化研究系所——就此一專題演講。
接著、又在2008及2009年，在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研究所開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語言基礎」、「人文／社會科學的語言實踐」等課上，繼續地放蠱和試水溫；互動過程精彩、在在趣事橫生……有同學讀了文章後以為南地是女的；等到一見到他的照片時，才發現南地的鬍子比我的還多；也有同學反映：只有在大風大雨中才能「安心」讀他，風和日麗之時卻一個字也看不下去……不一而足！
翻譯最忌「拿來主義」
這些「教訓」，當然都促使了我一再改稿：重譯、改寫，不亦樂乎！我甚至開始著手為我的譯辭編篡「辭典」！（其中有一小部分已收入本書的〈關鍵譯辭討論〉中）
2005年南地受淡江大學邀請，再次和夫人Uma訪台；我邀了有意出版南地著作的出版社跟他們夫婦見面；大家相談甚歡。但等我稿成；社方卻久久未回應；待我多次詢問後，最終因我不肯為幾個關鍵譯詞從俗從眾；結果導致我撤稿破局。
上面的故事，交待了本書中南地幾篇重要論文的選譯與刊行、緣起緣滅、緣滅緣起；10年來已幾經輪迴的種種。人事滄桑、河東河西、我堅持至今游絲尚存；促我不肯放棄也者、作者南地長我多年猶迄今日日健步、書寫不停之激勵耳！
我從多次的試譯、更稿，到今日的試以「初譯本」應世；應是譯者能力有限的真實寫照，也是南地論詰飛身健步、不斷超前直行的事實使然；他的思想在華語世界應不止有幾個十年的落差；我跟蹤他的思想近20年也愈跟愈遠。
近3年來為了出刊準備給譯本撰寫引言，必須有系統地重讀南地的全部著作。但我日感力有不逮、屢試屢敗；自覺無法擔此重任。為此，也曾去信南地抱怨他書寫得比我讀得的更多、更快（他當然沒有理我！）。
同時、我更深切地體認到自己半路出家、學基有限；除語文能力只及英語外，更非印度文化的專攻。
雖知迻譯之為事最忌不負責任、不顧理脈的「拿來主義」、硬生插枝（我一向堅持三Ｏ年代的傳統，在譯書中必須有對作者與作品有足夠的理脈化，詳見我譯的《貧窮文化》及舒詩偉譯的《行動者的歸來》二書裡我的兩篇長篇導讀），但要寫一篇像樣的「作者論+作品論」前言，不下幾年功夫必定會是一篇非驢非馬的東西。
既然如此，我的當下明顯無法交出這些應做的功課；為了實是求是，我的初譯當然只能以「試刊本」的形式出現了；除了譯文歡迎讀者不吝回饋外，介紹與導讀的功夫不得不有待他日——或留待日後新一代遊學印度的年輕學者們——一一予以補充和更正了。
多謝各位友好及學生們的一再敦促，也感激導航基金會同仁們的理解與耐心，使我提膽端出醜媳婦半熟的澀果，就教於大方；希望這個基本尚稱可靠的文本，可以為華語世界開始與南地對話提供起碼的工具和跳板。
（本文作者任職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貼身的損友》一書即將於今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