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生態革命？

為什麼要生態革命？

文■John Bellamy Foster　譯■杜繼平

 

佛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係著名的美國左翼刊物《每月評論》主編，美國奧瑞岡大學教授，自20世紀90年代便致力於結合馬克思主義與生態學，強調工人階級與地球生態都受到資本主義體系的重大戕害，唯有社會革命與生態革命同時並舉，才能擺脫人類生存的危機。主要著作有：《脆弱的地球：環境的經濟簡史》（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1994,1999）；《馬克思的生態學：唯物主義與自然》（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2000）〔有中譯本〕；《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2002）〔中譯本名為《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赤裸裸的帝國主義：美國力求全球控制》（Naked Imperialism : the U.S. pursuit of global dominance,2006）；《生態革命：與地球和平共存》（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 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2009）；《金融大危機：原因與結果》（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 causes and consequences﹐2009﹐與Fred Magdoff合著）。越南「胡志明政治與公共行政研究院」於2009年12月16日在河內舉辦了「當今世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研討會，本文係提交該會的論文。文中以政治經濟學、生態學的理論，結合豐富的實證材料，批判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漠視迫在眉睫的人類生存危機，企圖以緩不濟急的手法，欺矇世人，以拒斥可以根本解決危機的生態與社會革命。作者力言即刻同時進行生態與社會革命的必要，並提出了可行的策略。全文深入淺出、鞭辟入裏，值得關切人類與地球生存危機者細讀──譯者

現在科學界已普遍認知到，如果我們不改弦更轍，人類正面臨地球生態崩潰的前景。不僅全球生態危機因可供解決危機的時間快速流逝而越來越嚴峻，佔主導地位的環境策略也不願真正承認危機，從他們有限的目標判斷，明顯註定要失敗。我將論證，這可悲的失敗可歸咎於權勢集團拒不處理形成生態問題根源的資本主義生產，以及不願面對由此必然要有的生態與社會革命。

附加在全球生態問題上的“危機”一詞，雖無可避免，但因主要與經濟多所聯繫，卻有些誤導。自2008年，我們就一直活在一場世界經濟危機中，這是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億萬人，實際上是數以十億計的人，為此痛苦莫名。但經濟危機如不論及長期因素，只就其與景氣循環的關聯而言，則可望為期不長，終必結束，繼之以一段時期的經濟復甦與增長，直到下次的危機降臨。就此而論，資本主義是個時有危機、往復循環的經濟體系。即使我們深入一些，總結說：當前資本積累的危機是這個體系長期經濟停滯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是增長率趨勢的減緩，而不單是例行的景氣循環周期，我們仍會視此為局部的、以歷史眼光來看有其限度的災難，至多會對當前生產體系的前途提出疑問。（註1）

然而，今天我們談到世界生態危機，是指會變為最後的危機，即：如果我們不趕緊改弦更轍，極有可能出現終結一切的危機，人類整體死亡，人類支配地球的時期告終。人類的行動正造成危及地球大多數物種滅絕的環境變化，連帶文明與我們自己的種類可以想見也無法倖存。

令當前生態情況如此嚴峻的是，人類增加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的氣候變化，並非以線性進程逐漸發生，而是正以危險的加速度逼向地球體系狀態的突變。因而我們可以談到美國太空總署（NASA）戈達德太空研究所主任，也是世界最著名的氣候科學家韓森（James Hansen）所說的：「被擴大的反饋反應所助長推進的臨界點」。（註2）目前有四個擴大的反饋反應具有重大的影響：（1）北極海冰快速融解，明亮而能反射太陽光的冰化為暗沉的藍色海水，降低了地球對太陽幅射的反照率，造成地球更大量的吸收太陽能與全球平均溫度上升；（2）北方區域的冰凍苔原融解，釋出原本集在地下、比二氧化碳更強得多的溫室氣體甲烷（3）最近的證據顯示，自1980年代，特別是自2000年，海洋由於過去吸收碳而變酸，世界海洋吸收碳的效率已下降，造成碳更快速進入大氣層，促進了暖化；（4）氣候變化地區的物種滅絕導致依賴這些物種的生態系統崩潰，以及更多物種的死亡。（註3）

由於這樣的氣候變化在加速進行，在災難襲來之前，在氣候變化越來越無法受我們控制之前行動的時限，是極端短促的。2009年10月，「聯合國防治沙漠化公約」的執行祕書格那卡吉亞（Luc Gnacadja）報告說，根據目前的趨勢，到2025年，地球近70％的土地可能受旱災影響，相較之下，現在是近40％。（註4）「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已警告說，喜瑪拉雅山的冰川到2035年可能整個消失。靠這些冰川供水的河流目前提供水給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這些冰川融化將泛濫成巨大的洪水，繼之則是嚴重的水荒。（註5）

許多與全球暖化趨勢聯繫在一起的地球危局現在已廣為人知：淹沒全球島嶼與低窪海岸區的海平面上升；熱帶森林的喪失；珊瑚礁的滅亡；堪與地球史上的大滅亡匹敵的「第六次滅絕」（“sixth extinction”）；大量的農作損失；極端的氣候事件；廣佈的饑餓與疾病。但這些危險還因這樣的事實而更可怖：氣候變化並非世界生態危機的全部。例如：與氣候變化無涉，熱帶森林直接因為圖利而正被砍伐殆盡。由於目前農工企業的作為，土壤正被摧毀。有毒廢棄物遍佈整個環境。從過度使用的肥料逸出的氮氣正禍及湖泊、河流與海洋區域，造成缺氧的「死亡區」。

由於整個地球受到人類以複雜而不可預測的方式大規模衝擊環境的影響，可以想見甚至更為嚴重的災難也可能被引發。一個日益令人擔憂的地方是二氧化碳的排放日增，造成海洋變酸。二氧化碳分解，轉為碳酸，使海洋更酸。因為二氧化碳在冷水中比在溫水中更易分解，北極的冷水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變酸。在十年內，北極附近的水可能酸到足以腐蝕帶殼的水生動物的外殼，影響整個海洋的食物鏈。同時，海洋酸化看來會降低海洋吸收碳的能力，加速全球暖化。（註6）

在所有這些預測中，有無盡的不確定性。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即使就短期而言，當前的趨勢也無法持續下去。因而唯一的理性對策當然是徹底的變革。再者，由於存在某些迫在眉睫的臨界點，已不能再貽誤時機。最多在幾十年內，就可能無法逆轉地啟動地球體系的大氣變化。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在2007年的報告指出，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不可超過450ppm，並表示這是穩定碳濃度的成敗關鍵。但這些看法已經過時。韓森寫道：「在近幾年，科學所揭露的是，從長遠來看，二氧化碳的安全水平不能超過350ppm」，相較之下，目前的濃度是387ppm。這就是說，要全面降低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必須比原本所想的更快、更巨幅地急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現實情況是這樣的：「如果我們燒掉所有的礦物燃料，或甚至半數尚存的儲藏量，我們就會使地球淪入無冰狀態，海平面會比今天增高250英呎。要讓冰層完全解體，尚須假以時日，但在未來世代中發生失控的變化，就會產生難以收拾的混亂形勢。」世界最窮也最易受氣候危害的八十多個國家現已宣告，大氣的二氧化碳濃度的水平必須下降到低於350ppm，到本世紀末，全球平均溫度的上升必須不超過1.5度C。（註7）

拒絕革命的策略

因此，我們必須面對的中心問題是制定出社會策略以解決世界生態危機。不但解決方案的規模要大到能夠處理生態問題，而且所有這些方案都要在大約一個世代內施行於全世界。要挽救生態就必須實行快速而全面的變革，這意謂必須要有一場兼具社會革命的生態革命。然而，統治勢力的反應不是處理危機的真正根源並得出適切的結論，而是迴避我們社會性質的所有問題，求助於技術方法或這樣那樣的市場機制。在這方面，那些整個否認有氣候變化問題的人，與那些雖承認問題有某種程度的嚴重性但否認我們的制度有必要革命的人，在想法上有一定的邏輯關聯。

我們越來越被引導向相信：氣候變化的對策主要可求諸能源科技，特別是在生產與消費上都增加能源與碳的使用效率。然而，科技在這個意義上常被抽象地視為解困的天降神力，脫離了物理規律（如：能趨疲或熱力學第二定律）與科技被置入歷史特定的條件中的方式。關於後者，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的經濟制度下，能源效率的增加一般都會造成經濟產出規模的增加，這樣一來就有效地取消了從資源運用或碳效率的觀點來看的成果──此即知名的「耶方斯悖論（J evons Paradox）」問題。如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在19世紀所見，每一部新的蒸汽機在使用煤炭上都比之前的蒸汽機更有效率，這並沒有阻礙煤炭的燃燒在總體上日益增加，因為效率的增加只會造成蒸汽機的數量擴大與在總量上增長。效率與規模的這種關係已被證實合乎直至今日的資本主義經濟。（註8）

與環境問題相關的技術拜物教經常與一種市場拜物教的形式形影相隨。這樣的拜物教傳播如此之廣，竟連像《自然的終結》（The End of Nature）作者麥基本（Bill McKibben）這樣的生態鬥士最近也說：「只有一種槓桿可能大得足以推動我們的體系快到它需要的程度，那就是市場的力量。」（註9）

綠色─市場的拜物教最為明顯的表現在所謂的「碳交易」（“cap and trade”）上──一個流行語，用來指經由政府創造碳交易與所謂「抵消」（“offsets”）的人為市場（譯按：「碳交易」是指由政府規定企業的碳排放量上限，超限的企業可向未達上限的企業購買碳排放量的差額，抵消本身超限的額度，以符政府規定）。重要的是，要知道碳交易已証明失效。雖然歐洲已通過以「碳交易」為實行《京都議定書》的部份措施，「碳交易」卻未如預期在減低碳排放量上發揮重要作用。碳交易計劃已暴露了漏洞百出。所有對碳排放毫無影響的各式各樣大有問題的交易都可用「抵消」的名義進行。實際上，碳交易計劃真正發生效果的地方，僅在提高投機客與公司的利潤，這些獲利者因而經常支持碳交易計劃。最近，「地球之友會」（Friends of the Earth）發佈了一份報告，名為＜次級碳？＞（Subprime Carbon?），指出在碳交易協定下，以碳交易的形式出現了可能成為全世界最大的金融衍生商品市場。以上種種，令韓森稱碳交易為「滅亡的神殿」，陷「我們的子子孫孫於浩劫中」。（註10）

主導勢力對全球暖化除了採取上述的對策外，還搞偽裝掩飾的把戲，2009年6月末，美國眾議院通過的氣候法案很可顯示這套偽裝掩飾的把戲是怎麼回事。這個法案如正式立法實施，據稱到2020年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會比2005年的水平降低17％，也就是說，美國對全球暖化的污染會比1990年減少4-5％。饒是如此，也仍然未達《京都議定書》要求富裕國家到2012年應比1990年減少6-8％的目標，而這個目標只不過是在全球暖化問題還沒被視為那麼嚴峻時，大家認為該走的第一小步。因此眾議院法案提出的目標，即使達到了，也是遠遠不夠的。

但就連這樣卑微的目標也因法案的細則而無法達成。煤碳工業獲准到2025年才須遵守法案降低污染的規定，屆時還可能延長期限。正如韓森所評論的，這個法案「准許建立新的火力發電廠！」佔美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四分之一的農工企業則完全免受減排法令的約束。眾院法案的碳交易條款將給全美約7400家工廠每年二氧化碳排放的寬准額度，大部份都是免費配送的。這些污染寬准額會增加到2016年，公司還會獲准無限期「儲存」這些額度，以供來日之用。公司可以藉購買與污染控制規劃相關的「抵補」碳排放量，直到2027年才履行他們的所有法定責任。更糟的是，正在審議這個法案的參議院無疑會更為保守，給企業更多優惠與補償。由國會出臺的最終定案因此將如韓森所言：「比沒有還糟」。

類似的新事態可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氣候談判會議的籌備中見到，華盛頓發揮破壞的作用，極盡阻礙之能事，只讓一些最低限度的自願協議成立，並且堅持只採用像碳交易之類的以市場為基礎的處理方法。（註11）

以「蓋亞假說」（Gaia hypothesis）聞名的地球體系科學家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意識到世界強權正像羅馬城焚燬時的尼洛皇帝那樣旁觀取樂，認為巨大的氣候變化與人類文明的毀滅現在可能無法逆轉。然而，他提議兩種「解決方案」，其一是在全世界廣建核電廠（他閉目無視伴隨這個途徑的重大危險），其二即實施地球改造工程以脫困，辦法是使用全世界的航空隊在大氣平流層（同溫層）注入大量的二氧化硫，阻擋部份陽光，降低太陽能對地球的幅射。另外同屬地球工程的建議包括：傾倒鐵屑進所有的海洋，增強海洋吸收碳的屬性。

理性的科學家了解，以地球工程計劃（例如阻擋陽光）所設想的干預地球體系的規模，有其大量無法預見的後果。這樣的計劃也不能解決危機。如果削減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根本問題不加處理，傾注大量二氧化硫進入大氣平流層的辦法即使有效，也必須以越來越大的規模不斷重做。再者，這也解決不了與二氧化碳大量排放有關的其他問題，如海洋的酸化。（註12）

處理世界生態危機的主流方法專注於技術手段與市場機制，因此不過是拒絕革命的一種策略，這種策略是用來維護那些會因經濟制度安排的改變而損失最大的既得利益者。高爾（Al Gore，譯按：美國前副總統，因鼓吹環保而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新書《我們的選擇：一個解決氣候危機的計劃》（Our Choice: 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具體代表了否認生態危機的主流形式。對高爾來說，對策是創建一種「可讓地球永續發展的資本主義」（sustainable capitalism）。不過，他並非全然無知於當前體系的弊病。他把氣候變化描述為「有史以來最大的市場失靈」，譴責當今資本主義的「短視」、「市場掛帥」及其與環境關係上的根本缺陷。但他仍不顧這些問題，向他的讀者保證說，「資本主義的長處」可被「永續發展」的新體系所利用。（註13）

無法持續發展的體系

實際上，資本主義可被定義為無法持續發展的體系。要了解何以如此的原因，求教於馬克思頗有助益。馬克思整個知識總匯的核心，可以詮釋為對無法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及其人類與自然後果的批判。

馬克思解釋說，資本主義是個商品生產普遍化的體系。在資本主義之前，有商品市場發揮重要作用的其他種類的社會，但只有在資本主義才出現完全集中於商品生產的體系。「商品」是為了在市場銷售獲利而生產的有用產品。我們稱之為「有用產品」是因為它有使用價值，即它通常能拿來作某種用途，否則就不需要它了。但商品還有交換價值，即由它產生的貨幣收入與利潤，正是商品中的交換價值才是資本家所關心的。

馬克思所說的「簡單商品生產」是個理想化的經濟形態，經常被誤以為是描述我們生存其間的社會，這種社會的交換體系是這樣的：一個具有某種使用價值的商品被拿來與充當交易手段的貨幣交換，取得貨幣的售賣者最後再拿貨幣去買另一種具有使用價值的商品。整個從頭至尾的交換過程可用C（商品）─M（貨幣）─C（商品）的簡明公式來表示。在這樣的過程中，交換只是物物交易經過變換的形式，貨幣只為便於交換。交換的目的是取得具有特質屬性的具體使用價值。這些使用價值通常會被消費掉，於是交換過程就此終結。

然而，馬克思堅稱，實際上，資本主義經濟完全以不同的方式運行，交換採取的形式是M-C-M′。在這裏，貨幣資本(M)是用來購買商品（勞動力與生產資料），以生產出能賣得更多貨幣的商品，最終取得 M′ (即： M + Δm ，貨幣資本+剩餘價值) 。這個過程一旦啟動，就不會自行停止，因為它沒有自然的終點。為了產生更多的貨幣資本M′′，剩餘價值（即利潤）再投資到下一輪的生產與銷售；得到的收益為了獲取M′′′，又會再投資到下一回的生產與銷售，如此循環不已，以至無窮。（註14）

因此，對馬克思來說，資本是自我擴大的價值，不斷被驅向更大規模的積累，沒有止境。「資本」，他寫道：「是無休無止、不受羈絆的欲望，不斷力圖超越自己的限制。每一條界限都是並且必然〔只〕是對它的限制，〔因而是可以被超越的〕。否則它就不再是資本──自我生產的貨幣了。」因此它把所有的自然物與自然規律以及一切人所獨有的東西轉化成僅是它本身自我擴張的手段。結果造成了一個被框定在利潤的快速增長與積累的體系。「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註15）

只要想解釋剩餘價值（利潤）從何而來，就必須穿透交換過程的表面現象，深入到勞動與生產的領域中去。馬克思論證說，在勞工的工作日中增加的價值可劃分為兩部份：（1）再生產勞動力價值的部份（即工人的工資），這構成必要的勞動；（2）在工作日的其餘時間所耗費的勞動，可被視為剩餘勞動，這部份為資本家產生剩餘價值（或說毛利潤）。利潤因此應視為在支付工資後，剩下來的餘額──這點每個生意人憑直覺便可了解。在工作日中，剩餘（即未付工資的）勞動對必要（即支付工資的）勞動的比率，對馬克思來說，就是剝削率。

這個過程的必然發展結果就是依靠有效的剝削人的勞動力，增加所佔有的剩餘價值。這可用兩種方法達成：（1）勞工領同樣的工資但被迫工作更長的時間，即只藉加長全部的勞動時間，增加剩餘勞動在工作日中的比率（馬克思稱此為「絕對剩餘價值」）；（2）勞動力的價值，即相當於工資的價值，在較短的時間內產生出來（由於勞動生產率增加等等因素），從而擴大了剩餘勞動在工作日中相應的比率，（馬克思稱此為「相對剩餘價值」）。

資本主義永不懈怠的追求更大的（相對）剩餘價值，為了提高生產率與降低工作日中的付酬比率，便要依靠革新生產資料。這無法遏止地導致一次又一次的生產革命，一波又一波的生產率提高，造成永不休止的生產/積累的車輪不住加速滾動。資本積累的必然發展把社會越來越多的財富與權力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人手中，並產生大量失業的產業後備軍。

這全都伴隨著勞動的更加異化、剝奪人類的創造潛力，也經常剝奪人類再生產身體所必不可缺的環境條件。「工廠體系」，馬克思寫道：「變成了對工人在勞動時的生活條件系統的掠奪，也就是對空間、空氣、陽光以及對保護工人在生產過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設備系統的掠奪。」（註16）

對古典的政治經濟學家來說，從重農學派與亞當‧斯密開始，自然界明白地被稱為賜給資本的「免費禮物」，自然資源因此不直接計入商品的交換價值（價值）的決定，而交換價值構成私人資本積累的基礎。不過，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卻確實認為自然資源構成公共財富，在他們看來，所有對人類有使用價值的東西都可謂為公共財富，不僅包括具有稀缺性質的東西（稀缺的東西才具交換價值），也包括天然豐裕的東西，如：空氣、水等等。

從這樣的區分中，出現了後來為人所知的「勞德代爾悖論」（the Lauderdale Paradox），這個悖論與梅特藍（James Maitland）的思想有關，梅特藍是第八代的勞德代爾伯爵（譯按：1759─1839），1804年他說，私人的財富（交換價值）可藉破壞公共財富（使用價值）而擴大，即：藉著把原本豐裕的東西搞成稀缺的東西。這就是說，地主壟斷水源再對以前免費使用的水收取費用，個人的財富便可擴大──或者燒掉農作物（土地的產物）使農作物稀缺從而產生交換價值。甚至空氣本身，如果稀缺到一定程度，一旦可能被訂定價格，也可以擴大個人的財富。勞德代爾看出了那些壟斷土地與資源的私人，利用這種人為製造物質稀缺的手法掠奪社會的真實財富。（註17）

馬克思（步李嘉圖之後）強烈贊同「勞德代爾悖論」，及這個悖論對私人財富與公共財富此長彼消的反比關係的批評。馬克思堅稱，自然界在商品生產普遍化的體系下，被化為僅僅是資本的免費禮物，因而遭資本掠奪。實際上，工人的工作日中有一部份沒有付酬，變成了資本家佔有的剩餘價值，這個事實表示，類似自然界的情況也符合本身是「自然力」的人類勞動力。「雇傭工人只有為資本家白白地勞動一定的時間，才被允許為維持自己的生存而勞動，就是說，才被允許生存，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中心問題，就是用延長工作日，或者提高生產率，增強勞動力的緊張程度等等辦法，來增加這個無償勞動。」自然界與工人的無酬勞動就這樣以類似的方式被視為給資本的免費禮物。（註18）

由於古典政治經濟學有這樣的批評，馬克思又把它發揮到極致，因此後來主要作用是充當資本主義體系辯護士的新古典經濟學者，會拒絕古典的價值理論與「勞德代爾悖論」，也就不足為奇了。十九世紀末出現的新邊際學派經濟學正統理論，抹除了經濟學中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財富與價值之間的所有正式區別。在通行的經濟學觀點中，自然資源對財富的貢獻給逕直勾消了。然而，少數異端的經濟學家，包括亨利‧喬治（Henry George）、樊布倫（Thorstein Veblen）、索迪（Frederick Soddy），堅持認為，拒不承認自然資源對財富的貢獻只會鼓勵資本主義體系特有的揮霍公共資源。「有點類如為虧損夢魘所困的會計師」，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寫到受財務贏虧驅動的資本主義體系時說：「我們可以關閉太陽與星星，因為它們沒有配發紅利。」（註19）

對馬克思來說，資本主義掠奪自然界具體可見於資本主義造成人類─土地之間的新陳代謝出現裂痕，自然條件的再生產由此而受到損害。他從生態學的角度把勞動過程定義為人類與自然之間「新陳代謝的相互作用」。在資本主義下，農工產業的發展造成人類與地球之間天然和諧的新陳代謝關係有了衝突。把食物、纖維千里迢迢地運輸到城市，破壞了土壤中氮、磷、鉀之類的養分，最終造成城市的污染，而土壤本身的「組成部份」則遭到掠奪。這破壞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恆的自然條件」，必須要加以「整體恢復」。雖然這已用自然科學極具說服力地闡明清楚了（例如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用化學知識所做的研究），但資本主義卻不可能在這個領域理性運用科學的原則。結果，資本主義的生產破壞了「一切財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註20）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這種無法持續發展的生產體系的批判，歸根到底是從資本主義的前提條件著手的，即：資本主義得以成為一種生產方式的歷史基礎。這可見諸「原始積累」，或曰對公有地（所有對土地的習慣權利）的剝奪，從而對工人本身的剝奪──他們的生存手段。正是這種剝奪幫助工業資本主義奠立了根基。土地轉為私人財產，僅充當積累的手段，同時也就是破壞人類與土地之間的新陳代謝的基礎。（註21）

這個原始積累的過程在掠奪第三世界之際，甚至以更大更駭人的規模實行。奴隸貿易與攫取全球的土地、資源同時並行，所得的贓物全拿去餵養英格蘭與其他地方的工廠。各洲大陸（或說至少那些歐洲殖民制度所能穿透的部份）飽受摧殘。這個過程尚未完成，由於農工企業的擴張，外圍國家的農民失去土地，變成非農業人口，這構成當前社會與生態破壞的主要形式。（註22）

馬克思的整個批判指出資本主義是個無法持續發展的體系的現實情況，這個體系立足於不停剝削、掠奪人與自然界。正如他所說的：「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這就是每個資本家和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口號。因此，資本毫不考慮工人的健康與壽命〔或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除非社會逼迫它考慮。」（註23）

他在《資本論》中嘲諷說，德國人改進了風車（這種新型風車後來被荷蘭人採用），首先關切的事之一竟是誰為「風的“所有者”」，斐特烈一世皇帝、貴族與教士三方面為此發生了一場無謂的爭論。近來，這個對以前想把空氣變成商品的評論有了更為諷刺的色彩，──在市場（高爾自己指稱為「次級碳資產」市場）正促成產生有關地球大氣的投機泡沫之際。（註24）

走向生態革命

如果上述的論證是正確的，人類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艱困任務。一方面，我們正面對一個滅絕危機的問題，這個危機危及地球上大部份的生命、文明及未來世代的生存。另一方面，想用技術手段、市場魔法及「可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的觀念來解決這個危機的企圖，都只不過是否認生態危機的形式：因為他們忽視了目前這個無法持續發展的體系──資本主義內在固有的毀滅性質。這表示唯一的合理對策在於一場生態革命，這也必須是場旨在創造公平而永續的社會的社會革命。

在當前危急的情勢下處理生態革命的問題，短期與長期策略俱屬必要，而且應該相互補充。一個主要針對工業化世界的短期策略已由韓森提出。他從他所說的一個「地理物理學的事實」發端：尚存的大部份礦物燃料，特別是煤碳，必須留在地下，碳排放量必須盡可能快地降低到零。他提議三個方法：（1）煤炭的燃燒必須停止（除非碳能被隔離──這目前技術上做不到）；（2）應在礦物燃料的生產點：井口、礦場升降井或入口處，強制徵收累進稅，以逐步提高礦物燃料消費的價格，再把稅收當成紅利全部按月直接分配給人民；（3）需要引發一場浩大的全球運動，以終止毀壞森林並發動大規模的造林。他力言，大多數人民的碳排放量都低於每人平均值，一旦他們附加的能源成本被減掉，會體驗到由碳紅利而來的淨收益，因此碳稅如能直接惠及人民，就可激起支持變革的巨大力量。這會有助於動員人民，特別是活在社會底層的人，贊同氣候革命。韓森「稅費與紅利」的方案明顯不是設計來增加既得利益集團的利潤。在這個計劃中，由碳稅來的任何收益都必須用民主的方式安排處理，好把收入與財富重分配給那些碳排放量較小者（窮人），而不給那些碳排量較大者（富人）。（註25）

韓森已在氣候鬥爭中浮現為一個領導人物，這不僅因為他的科學貢獻，也由於他認知到問題的根子是經濟權力的體系，以及他越來越激進地向權勢集團挑戰。因此，他宣稱「運載煤炭到發電廠的火車是死亡的列車。火力發電廠是死亡的工廠。」他批評像高爾這類遷就碳交易的人，難脫失敗。他舉證歷歷說，統治集團不願也不能有所作為即表示奮死一搏的方法是必要的，他號召大規模的「公民抵抗運動」。2009年6月他因實行反對移除山頂開挖煤礦的公民抵抗運動，與其他31人被捕。（註26）

在制定立即反應氣候問題的策略時，認知到國家政權用政府法規與花錢的方案可以直接處理氣候危機，是很重要的。二氧化碳可被視為該由法律管制的空氣污染。電廠可被規定應日益由再生來源獲得能源。太陽能板可被納入建築法規的強制條款。國家政權可用它的資源支持公共環境的基礎設施與計劃的重大投資，包括：大量資助公共運輸，如城市間的鐵路與輕軌電車，同時實行必要的配套措施，變更城市發展與基礎設施，以降低對汽車的依賴。

從全球來說，生態鬥爭當然必須考量經濟與生態帝國主義的現實。由於處在世界體系中心的富裕國家的積累，大氣中可允許的碳濃度的限度已被佔滿。為了整個地球的生存，迫切需要強制限制碳排放量，貧窮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因此而正受到更大的限制──雖然地球暖化的問題並非不發達的經濟體造成的。地球南方的國家可能比北方國家更早也更嚴重地經歷氣候變化的後果，並且較少經濟資源可用來調整適應氣候變化。這些情況都表示，非帝國主義而又較持久的世界對策起初要依靠所謂的「縮減與趨同」（“contraction and convergence”）方案───急劇縮減整體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特別在富裕國家），並使所有國家的人均排放量都趨向地球所可持續承受的同一水平。（註27）然而，科學顯示，甚至低度的溫室氣體排放，地球可能也無法長期承受，因此必須發展出策略，讓外圍國家在經濟上有能力使用太陽能與可再生的科技──外圍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先穩後降，必須在社會關係上有徹底的變革，這樣的策略會加強那些變革。

對反帝國主義運動來說，主要的任務應是加強反對軍事支出（美國在2007年高達一千億美元）並終止政府對跨足全球的農工企業的補貼───這旨在如《巴馬可呼籲書》（the Bamako Appeal）所建議的，轉移這些錢到保護環境與滿足最貧窮國家的社會需要上。（註28）由於全球的公有地被帝國主義強權所掠奪，而且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每個階段，外圍國家都遭到劫掠，富裕國家欠了較貧窮國家一大筆生態債務，這點必須牢不可破地確立為世界正義的原則。

生態革命的主要力量已發自南方國家，其標記是：「農民之路」運動（Vía Campesina movement）、像巴西「無地工人運動」（MST）的社會主義組織、正在拉丁美洲（ALBA國家）與亞洲（尼泊爾）進行的革命，這些都在日益壯大。自1990年代，古巴就仿效能充分發揮能源效果的自然系統，設計出使農業可永續耕作的技術，運用到農業上，引發糧食生產的革命。委內瑞拉雖然因歷史的原因，是個經濟上倚賴石油銷售的石油大國，但近些年來，朝向旨在滿足集體需要的社會發展，已有不尋常的成就，包括在糧食主權上令人矚目的成就。（註29）

回顧歷史，記起這點是有益的：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推動者，因為它沒什麼可失去的，因此它在不僅消滅對它的壓迫，也消滅壓迫本身時，代表了普遍的利益。如馬克思所說：「無產階級的生活條件集中表現了現代社會一切違反人性的狀況，．．．但是，無產階級不消滅它的生活條件，就不能解放自己，而不消滅概括表現在它本身處境的一切違反人性的社會生活，它就不能消滅它本身的生活條件。」（註30）

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論證說，由於壟斷本資主義與帝國主義的發展，「違反人性的狀況的集中點」從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轉移到外圍國家。史威齊（Paul Sweezy）認為，雖然馬克思所描述的無產階級的客觀狀況，不符合1960年代美歐國家經濟狀況較好的工人，但「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人口眾多、依附中心國的不發達國家裏，有更多得多的群眾」被強加給確實符合馬克思所說的嚴酷而違反人性的狀況。這有助於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越南、中國、古巴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形態。（註31）

今天看來，我認為，新時代的生態革命的有歷史意義的主要推動者與發難者，可在首當其衝最直接受到逼近的浩劫傷害的第三世界民眾中發現，這點是可以想見的。今天生態的前線或可說將見於恆河─伯拉馬普特拉三角洲與印度洋及中國海的低窪肥沃海岸區的居民中──印度的喀拉拉邦、泰國、越南、印尼。他們也如馬克思所說的無產階級，在避開（或應付）浩劫所必要的徹底變革中沒什麼可失去的。事實上，由於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與商品形式遍及全球，世界無產階級與最易遭受海平面上升之害的民眾（例如：珠江低窪三角洲與從深圳到廣州的廣東工業區域），有時是重合一體的。這樣，這些民眾就有構成新的環境無產階級的全球中心的潛在能量（註32）

然而，我們現在深陷其中的真正全球危機，必須要有跨越一切地理疆界的世界起義。這意謂第三世界的生態與社會革命必須偕同或激發全球對抗帝國主義、阻止地球毀滅與遏制資本車輪的起義。環境的浩劫所及，將跨越所有的階級界線，一切的國家與地區概莫能免，也打斷了馬克思所說的「世代綿延的鏈條」，令人類萬劫不復，認識到這一點，便可徹底棄絕造成地球毀滅的我們活在其間的資本主義體制，並啟動人類四海一家與地球生生不息的新觀念。但真正的變革總是要由那些與現存的權力與財富體制最格格不入的人來發動。目前在發達的資本主義世界，最有希望的發展是以青年為基礎、迅速崛起的氣候正義運動，這個運動在直接行動的動員與質疑當前的氣候談判上，正展現可觀的力量。（註33）

顯而易見，遍及全球的生態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建立一個實質平等的社會，也就是為社會主義而鬥爭。這兩者不但密不可分，而且相互提供了必要的內容。沒有不是社會主義的真正生態革命，也沒有不是生態革命的真正社會主義革命。這表示必須要重新掌握馬克思本身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遠景，他所闡釋的是這樣一種社會：「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合理地支配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把它置於他們的集體控制之下，．．．耗費最少的能量，在最無愧於也最適合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完成這種新陳代謝。」（註34）

瞭解生態與社會主義這種相互依存關係的一種方式是從查維斯（Hugo Chávez，譯按：委內瑞拉總統）所說的「社會主義的基本三角」（這源自馬克思）的觀點，這三角是：（1）社會所有制；（2）由工人安排的社會生產；（3）社會所有成員的需要的滿足。如果社會主義要能成功，社會主義基本三角的所有成份缺一不可。「社會主義的基本三角」還應由更直接源自馬克思，可稱為「生態的基本三角」的觀點來補足並深化：（1）自然資源應由社會運用而非佔有；（2）由聯合的生產者調節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關係；（3）滿足共同的需要──不僅滿足當前的世代也要滿足未來的世代（以及生命本身）。（註35）

正如曼姆佛德（Lewis Mumford）1944年在他的《人的條件》（Condition of Man）一書所說，必要的生態轉型有賴於促進「基本的共產主義」，應用「家庭的標準到整個社會」，「根據每個人的需要而不是能力或生產的貢獻」，來分配福利。這意謂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專注於提供「教育、娛樂、醫療服務、公共衛生、藝術」，糧食生產、城鄉環境，以及一般說來，「集體的需要」。「基本的共產主義」的觀念是根據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提的實質平等的原則：「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不過，曼姆佛德也把這個觀念與彌爾（John Stuart Mill）在他最具社會主義思想的時期所想望的「穩定的國家」聯繫在一起，「穩定的國家」被視為一個不再投資本積累所好的經濟生產體系，社會的重點放在集體的發展與生活的品質。（註36）對曼姆佛德來說，這需要從鬥爭本身產生一種新的「有機人」。

21世紀的生態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個基本要素是真正徹底的永續概念，如馬克思所闡述的：

「從一個較高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即奴隸制）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佔有者，土地的利用者，並且他們必須像好家長那樣，把土地改良後，傳給後代。」（註37）

這樣一個永續、平等的社會的遠景必須規定當前的社會鬥爭；不僅因為這對人類的生存，從生態上來說，是必要的，也因為對人類自由的發展，從歷史來看，同樣是必要的。今天我們面對勉力鍛造一個新的有機革命的艱鉅任務，在這場革命中，為人類平等與為地球而戰的鬥爭正合而為一。我們只有一個前途：永續的人類發展。（註38）

註釋：

1. 對當前金融─經濟危機的長期方面的論述，見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red Magdoff,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2. James E. Hansen, “Strategies to Address Global Warming” (July 13, 2009), http//www.columbia.edu.
3. Ibid.; “Seas Grow Less Effective at Absorbing Emission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2009; S. Khatiwala. F. Primeau and T. Hall,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Anthropogenic CO2 Concentrations in the Ocean,” Nature 462, no. 9 (November 2009), 346-50.
4. Agence France Presse (AFP), “UN Warns of 70 Percent Desertification by 2025,” October 4, 2005.
5. Ulka Kelkar and Suruchi Badwal, South Asian Regional Study on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Adaptation, UN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7/2008: Occasional Paper, undp.org.
6. “Arctic Seas Turn to Acid, Putting Vital Food Chain at Risk,” October 4, 2009,http://www.guardian.com.uk.
7. Hansen, “Strategies to Address Global Warming”; AFP, “Top UN Climate Scientist Backs Ambitious CO2 Cuts,” August 25, 2009.
8. 對耶方斯悖論的論述, 見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121-28.
9. Bill McKibben, “Response,” in Tim Flannery, Now or Never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9), 116; Al Gore, Our Choice: 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 (Emmaus, PA: Rodale, 2009), 327.
10. Friends of the Earth, “Subprime Carbon?” (March 2009),http://www.foe.org/subprimecarbon, and A Dangerous Obsession (November 2009), http://www.foe.co.uk/resources/reports/dangerous_obsession.pdf; James E. Hansen, “Worshipping the Temple of Doom” (May 5, 2009), http//www.columbia.edu.
11. Brian Tokar, “Toward Climate Justice: Can We Turn Back from the Abyss?” Z Magazine, vol. 22, no. 9 (September 2009),http://www.zmag.org/zmag/Sep2009; Hansen, “Strategies to Address Global Warming”; Greenpeace, Business as Usual (October 20, 2009),http://www.greenpeace.org.
12. James Lovelock, The Revenge of Ga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andThe Vanishing Face of Ga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139-58; Gore,Our Choice, 314-15.必須注意到，韓森也寄希望於發展第四代核能作為解決方案的一部分，見 James Hansen, Storms of My Grandchildren (New York: Bloomsbury USA, 2009), 194-204.
13. Gore, Our Choice, 303, 320, 327, 330-32, 346.
14.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Penguin 1976), 247-80. 對馬克思的 M-C-M′ 公式怎麼用來闡明 “資本的體制”的論述，見 Robert Heilbroner, The Nature and Logic of Capitalism (New York: W.W. Norton, 1985), 33-77.
15. Karl Marx,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1973), 334-35, 409-10, andCapital, vol. 1, 742;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Grundrisse and the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in Marcelo Musto, Karl Marx’s Grundris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00-02.（譯按：Grundrisse〔《經濟學手稿（1857─1858）》〕的譯文參考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6卷〔上〕，299頁，以及第二版，第30卷，297頁，但據英譯本有所改動。英譯者Martin Nicolaus在譯本的第334頁的譯註引述了A.V.Miller英譯的黑格爾《邏輯學》（HEGEL’S Science of Logic）第132頁與135頁的相關譯文，點出了馬克思這段話直接脫胎於黑格爾的辨證法思想。《邏輯學》的相關中譯文參見楊一之譯的《邏輯學》上卷，第128頁與132頁）
16. Marx, Capital, vol. 1, 552-53.（譯按：譯文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卷，467頁）
17. 此處對「勞德代爾悖論」的討論是根據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 “The Paradox of Wealth,” Monthly Review 61, no. 6 (November 2009): 1-18.
18. Karl Marx, Capital, vol. 3, (London: Penguin, 1981), 949,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8), 3, 15. （譯按：譯文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卷，310-311頁）
19. John Maynard Keynes, “National Self-Sufficiency,” in Collected Writings(London: Macmilla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vol. 21, 241-42.
20.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636-39, Capital, vol. 3, 948-50, and Capital, vol. 2 (London: Penguin 1978), 322; Foster,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161-200.
21. 見 Foster, “Marx’s Grundrisse and the Ecologic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98-100.
22. Marx, Capital, vol. 1, 914-26.
23. Marx, Capital, vol. 1, 381. （譯按：譯文參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3卷，299頁，但據英譯本有所改動）
24. Marx, Capital, vol. 1, 496;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5), vol. 33, 400; Gore, Our Choice, 365.
25. James Hansen, et al., “Target Atmospheric CO2: Where Should Humanity Aim?” Open Atmospheric Science Journal 2 (2008): 217-31; James E. Hansen, “Response to Dr. Martin Parkinson, Secretary of the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 (May 4, 2009), http://www.columbia.edu; Hansen, “Strategies to Address Global Warming” and “Worshipping the Temple of Doom”; Frank Ackerman, et al., “The Economics of 350,” October 2009, http://www.e3network.org, 3-4.
26. James E. Hansen, “The Sword of Damocles” (February 15, 2009), “Coal River Mountain Action” (June 25, 2009), and “I Just Had a Baby, at Age 68” (November 6, 2009), http://www.columbia.edu; Ken Ward, “The Night I Slept with Jim Hansen” (November 11, 2009), http://www.grist.org.
27. Tom Athanasiou and Paul Baer, Dead Heat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2).
28. John Bellamy Foster, Hannah Holleman, and Robert W. McChesney, ”The U.S. Imperial Triangle and Military Spending,” Monthly Review 60, no. 5 (October 2008), 9-13. the Bamako Appeal.可見諸：Samir Amin, The World We Wish to Se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8), 107-34.
29. 瞭解古巴的發展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影片“The Power of Community: How Cuba Survived Peak Oil,” http://www.powerofcommunity.org/cm/index.php. 關於委內瑞拉， 見 Christina Schiavoni and William Camacaro, “The Venezuelan Effort to Build a New Food and Agriculture System,” Monthly Review 61, no. 3 (July-August 2009): 129-41.
30.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Holy Family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6), 52. Translation follows Paul M. Sweezy, Modern Capitalism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149. （譯按：譯文參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卷，45頁，據英譯本譯出）
31. Sweezy, Modern Capitalism, 164.
32.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Fifteen Years Later,” Monthly Review 54, no. 7 (December 2009): 17-19.
33. 關於氣候正義運動，見 Tokar, “Toward Climate Justice.”
34. Marx, Capital, vol. 3, 959. （譯按：譯文參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5卷，926頁，據英譯本譯出）
35. 對社會主義與生態的基本三角的討論，見 Foster, The Ecological Revolution, 32-35. 蘇聯形態的社會未能符合這些基本的三角，大有助於解釋徒有社會主義之名的這些社會何以衰落崩潰。參見John Bellamy 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96-101.
36. Lewis Mumford, The Condition of Ma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411; Marx,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10: John Stuart 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04), 453-55.
37. Marx, Capital, vol. 3, 911, 959. （譯按：譯文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5卷，875頁）
38. Paul Burkett, “Marx’s Vision of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57, no. 5 (October 2005): 34-62.

原載2010年1月《每月評論》（ Monthly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