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994年，盧旺達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大屠殺，以貧苦農民為主的胡圖族和代表貴族精英的圖西族對抗，造成100萬人喪生[1]。結果，圖西族奪取政權，卡加梅就任總統。之後，政府積極推動發展項目，試圖以經濟發展來解決貧苦問題。其中，生態旅遊是增長較快的部門。但我們看到，政府在推動國家公園建設的同時，打著「環保主義」的旗號，指責原住民是生態破壞者，把他們從森林緩衝區中驅趕出去，但政府同時卻授予英國公司49年的採伐特許權。另外，所謂「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目的只是為了富裕的白人能更親近大猩猩。文章指出，國家公園的這種發展方式，可被稱作「綠色掠奪」（green grabbing），其本質是一種侵占公地的圈地運動。為了對抗精英主導的發展模式，原住民不屈不饒地進行了集體抗爭。本文轉載自2023-02-05食物天地人，原文標題為〈原創｜綠色掠奪：紐格威國家森林公園的案例〉，首發於「晨星評論」。圖片來源：Picmap。
導論
在過去的十餘年間，盧旺達GDP平均增長率達到8%。目前，盧旺達政府正積極致力於在2035年躍身成為中等收入國家，而隨著第一產業出口的減少，服務業無可厚非地成為盧旺達最核心的產業（Lisimba & Parashar, 2020）。
2018年服務業貢獻了盧旺達接近一半的GDP（GDP National Acsounts, 2020），而其中旅遊業佔盧旺達GDP的14.9%（WTTC, 2019）。可以說，生態旅遊是盧旺達自然旅遊業中增長最快的部門（Sabuhoro et al, 2017），其中紐格威國家公園因為其物種多樣性，成為一處提供生態服務和生態旅遊主要景觀。
然而，事實並不如決策者所預期的那樣，紐格威地方社區並沒有獲益於自上至下的環境治理和全球化主導的旅遊業（Gross-Camp et al, 2015; Imanishimwe et al, 2018; Martin et al, 2014），而是被資產階級國家全方位地剝奪了原本就屬於社區集體的資源，從而陷入不斷的衝突中（Crawford, 2012）。在這些漂亮的發展數據背後，是國家權力和商業精英對公共資源的壟斷，也是對當地社區和邊緣群體暴力和無情的剝奪。
本文以盧旺達西南部的紐格威國家公園的「發展」和歷史為案例，通過政治生態學的框架試圖分析與旅遊業發展相關的經濟發展，政治權力和環境資源之間的關聯過程是如何侵蝕盧旺達人民的權力和生計的。
「權力」的概念是本文分析的核心。本文將採用邁克爾．曼恩對權力來源的分析框架——權力四項式，即將權力來源歸納為意識形態、經濟、軍事、和政治（Mann, 1986）。他們是交疊的社會互動網絡，但在特定的的權力場中也會有偏重從而轉變成支配性的強大組織基礎（Domhoff, 2006）。
首先，本文將梳理關於盧旺達生態旅遊發展的文獻，以了解推動國家公園建立的意識形態權力：政治經濟合法性和話語動力。接著，本文將分析這些新自由主義話語是如何反映在空間生產和權力結構中，把紐格威森林和環境資源異化並用以剝奪性的資本積累。
本文引入了綠色掠奪和生態修復的概念，以分析在紐格威森林所有權的重組案例的不平等權力結構中，誰是受益者，誰又是受害者？本文認為紐格威國家公園的生態旅遊業的發展過程存在多種形式的暴力和剝奪，這和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是不可分開的。
研究地點描述
紐格威－基貝拉森林跨域盧旺達和布隆迪的國家邊境。其中紐格威森林位於非洲盧旺達西南部，覆蓋面積達970平方公里，是盧旺達最大的山地雨林。它以豐富和獨特的動植物資源聞名，包括梟面長尾猴、金長尾猴和東部黑猩猩。森林附近的社區人口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有300名居民（Masozera et al, 2006），而且超過90%的人口從事自給農業，然而山地土地不宜耕種，這使得他們深陷貧困和生存困難（Crawford, 2012）。
話語權：發展、生態旅遊和「空間拜物教」
話語權是從科學、技術和政治之間的互動而產生的（Fairhead et al, 2012），而話語、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關係之間的互動作用是本段分析的核心。在實踐中，地方社區的農民很難分清什麼是合法的，什麼不是（Bisoka & Ansoms, 2019），這意味著當局強調的意識形態和話語很大程度會影響到紐格威森林發展的權力結構（De Geyter, 2021）。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發展話語的權力，是由政府、商業權力、環保主義學者、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消費者，通過新自由主義的資本積累邏輯共同建構的。在新自由主義的主導下，不平等的權力結構被各種花言巧語所掩蓋並合法化，當地社區的權利和生機被「理所當然」地至於考量的末端。
首先，盧旺達的領導人，Paul Kagame是一位權威主義的強人政客。在當地，經濟增長的績效合法性已經取代了法治-選舉的合法性，這是由於「發展」對於盧旺達政府來說，成為了一種「自然的」、根深蒂固的現代信仰，因而擁有絕對的合法性。生態旅遊發展被視為促進增長和減少貧困的關鍵資產。政府要求當地社區為經濟發展作出「犧牲」，而對抗「發展的剝奪」的行為則被視為不道德的，甚至是背叛國家的（Bisoka & Ansoms, 2019）。值得注意的是，生態環境發展的話語和經濟動力往往證明軍事化空間是合理的（Devine, 2014），包括社區監視和暴力執法。
然後，環保主義的殖民科學為紐格威森林和周圍緩衝區的私有化提供了「理性和科學的」合法性。他們指責當地社區是環境的破壞者，所以應該被排除在森林緩衝區之外。環保主義學者和媒體把當地居民（包括農民、原住民和種族大屠殺中倖存的難民）的形象和盜獵者、罪犯聯繫起來（Clay, 2019; De Geyter, 2021），聲稱他們就是野生動物多樣性的最大敵人（Adams, 2004），暗示他們該為森林砍伐和動物盜獵負責，而生態旅遊則被認為是當地人自己造成的問題的解決方法（McCarthy, 2002）。例如，Crawford（2012）建議應該通過再教育、技能和環保意識培訓，以解決當地人和紐格威森林公園之間的矛盾。
新自由主義通過行政管理和商業權力進入環境保護領域，承諾通過私有製、商品化和非政治性手段解決環保和發展的矛盾。私營企業和他們資助的非政府組織營造了一種「雙贏」的話語（De Geyter, 2021）——即私有化、競爭和個人創業既有助於經濟增長和環保，也可以為當地居民消除貧困（Fletcher, 2009）。例如，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通過「加強可持續生態旅遊」計劃提供的資金大力參與紐格威州生態旅遊的發展，該計劃旨在提高私營部門的參與（Watson & Tumwesigye, 2015）。
最後，私有化的既得利益者，通過媒體廣告和互聯網圖片營銷出一種「旅遊想像」。這種想像驅動著遊客們在私有化的國家公園的空中棧道上、在商品化的大猩猩觀賞之旅中，去尋找天堂般的自然風景。而這些對異國風情和原始森林的想像一方面是對「文化」和「自然」的分裂認知（Fletcher, 2009），一方面也是由跨國資本打造的「空間拜物教」（Devine & Ojeda, 2017），這是營銷機構理想化中的市場完美（Fairhead et al, 2012）。諷刺的是，媒體常把參與獵殺獅子運動的富人描寫成英雄，而把因食物匱乏而獵殺動物的巴特瓦族人描寫成破壞環境的罪魁禍首（De Geyter, 2021）。
參與生態旅遊的遊客主要是富裕的白人中產階級，他們將生態旅遊視為殖民時期的探險行為（Fletcher, 2009）。他們習慣了殖民故事，或是東方主義的敘事（De Geyter, 2021），從而不會對這種消費需求投射出的一系列空間實踐進行質疑。這包括以暴力的形式封閉、抹殺、驅逐和重新想像的森林真正的主人，例如把當地的巴特瓦族人變成旅遊體驗的一部分（Devine & Ojeda, 2017）。
但是，無論從歷史、實踐還是道德的角度來看，這些話語都是站不住腳的。縱觀紐格威森林公園的發展歷史，「發展」依賴於社會自然景觀中的不平等，對自然環境和社會關係的普遍改造和破壞增加了有市場優勢的商品的生產（Rist, 2007）。發展已經成了私有製和資本主義積累的代名詞，甚至是新殖民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重要藉口（Devine & Ojeda, 2017）。
基於私有產權的發展並沒有按照他們的承諾去實現處於供應鏈下游的社區的公共利益，很少有額外收入分配給當地社區（Alpert, 1996; Imanishimwe et al, 2018），當地社區僅獲得黑猩猩旅遊年度總收益的6%（De Geyter, 2021）。
環保主義者將問題歸結於當地居民或是人口壓力也是不公平的，這種藉口聽起來像臭名昭著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他們的「科學建議」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殖民歷史和資源的不平等，將全球環境，尤其是歐美髮達國家的旅遊慾望和治理成本轉移到本就處於經濟邊緣化的紐格威原住民上。
巴特瓦族人的生計在十幾個世紀以來都和森林密切相關（Zephyrin, 2001），而自1930年開始，由德國和比利時殖民政府主導的採礦業和伐木業才是造成環境破壞的根源（Fimbel& Kristensen, 1994）。從殖民統治到20世紀末，紐格威森林面積已經損失了26%（Jackson, 2002）。
「綠色掠奪」和「生態修復」：從森林到國家公園
綠色掠奪和生態修復的概念發展自大衛．哈維的分析框架——剝奪性積累和空間修復。剝奪和積累，是「佔有（掠奪）」，即馬克思「原始積累」概念的一體兩面（Fairhead et al, 2012）。對於支配階級來說，佔有是積累，而對於被支配階級來說，佔有是剝奪。
對此，哈維（2003, 2005）使用「剝奪性積累」以系統性分析這一階級現象，也就是為了私人利益而圈地、驅逐原住民、剝奪人們進入公地的權利，從而造成了更大的階級不平等。在新自由主義國家中，這往往意味著國家權力也會參與到剝奪性積累的過程中，即使違背民意也無所謂。在這個過程中，私有化、金融化、危機管理和操作以及國家再分配被視為核心。這些維度對理解發生在紐格威森林的綠色掠奪都很重要，自然對資本主義空間生產來說，不再只是初級資源，而成為了一個新的積累的部門（Fairhead et al, 2012）。
空間修復，是指「資本主義通過地理擴張和地理重組來解決其內部危機趨勢的永不滿足的動力」（Harvey, 2003），涉及到積累的危機和改革。一旦資本處於過度積累的危機狀態中，資產階級必須再次將其投入到新的盈利性的資本循環中進行空間轉移，延緩矛盾的發生。在紐格威國家公園的實踐中，這往往意味著：（1）與非資本主義的社會自然空間進行貿易，（2）擴大無產階級的人口，使農民脫離土地（Jessop, 2006）。值得注意的是，空間修復是暫時的，因為他沒有解決危機，而只是把危機和成本轉移了（Harvey, 2003）。在資本主義自然-社會二元論的背景下，生態修復是指利用固定資本投資，把社會和生態的矛盾轉移到自然社會的景觀中，從而導致社會自然關係的重組（Ekers & Prudham, 2017）。
紐格威森林國家公園的社會自然史在很多方面都是盧旺達的縮影。在20世紀被環保主義所驅使的「森林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大潮，紐格威森林于1933年首次被德國殖民政府宣佈為保護區，並在周圍5km的範圍內建立了緩衝區（Imanishimwe & Nsengumuremyi, 2018）。或許並非出於商業目的，然而，正是因為這傲慢的、源自殖民遺產的保護主義對社會和自然的分裂認知，他導致了自然（包括森林和野生動物）和當地社區的關係的異化。殖民政府以立法的形式禁止當地人通過砍樹務農，但仍承認他們砍伐和收集木柴的權利（Masozera et al, 2006）。通過限制土著的生計和資源，殖民者得以僱傭或用暴力逼迫當地人開採金礦，肆意掠奪礦工的主體性和剩餘價值（Fimbel & Kristensen, 1994; Wan, 2019）。
以上正是一個殖民掠奪的經典案例，然而當地居民很快遭到了雙重佔有的剝奪。自1962s盧旺達獨立以來，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干預和投資下（Cowles et al., 2013），綠色佔有的雛形，已經從土地佔有中萌現，而盈利者也從殖民政府轉向盧旺達政府。
一方面，發展主義和環保主義的意識形態權力透射進空間實踐，另一方面，火山國家公園的經驗證明，生態旅遊能有效帶動當地經濟的增長（African Expert, 2023），這為以經濟增長和物種多樣性保護為理由的「綠色剝奪」提供了充足動力。與土地掠奪不同的是，綠色掠奪的現像是建立在殖民地資源異化的悠久歷史之上。從發達國家進口的沖積採礦技術，導致了大面積不可逆的環境破壞，但諷刺的是，盧旺達動物和農業部以及野生動物保護局在1993年以「破壞環境」的名義禁止了從事手工採礦的當地個人，卻縱容了國家組織的採礦（Ndayambajde, 2002）。
與剝奪性積累的核心一樣，綠色掠奪首先從圈地運動開始，也就是公地私有化。2005年，盧旺達政府將其保護範圍擴大到森林緩衝區之外，並將其轉變為盈利的國家公園（Imanishimwe & Nsengumuremyi, 2018）。紐格威森林被給予了更嚴格的法律保護和武裝保護，以防止任何人類活動，尤其是和野生動物的接觸（African Parks, 2023）。這一立法是野蠻的，延續了殖民時代的等級制度。決策過程缺乏透明度和溝通，將更多的利益相關者排除在外（Crawford, 2012），卻把公地封閉在私有製之內。
下一步，是把自然金融化，對自然進行估價，把它通過交換價值轉化交換來實現利潤。在剝奪了本地人的自然母親的權利之後，紐格威森林被賦予了「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探險娛樂的價值，體驗原始文化的價值。盧旺達發展署公佈了一系列不同生態旅遊費用，例如外國遊客需支付90美元參加黑猩猩追踪活動，60美元參加森林天空棧道行（NFNP, 2023），這部分收入用以賺取外匯。在全球化的市場中，生態學的本體論被已經被「生態系統服務」的本體論所取代（Gardner, 2012）。
危機管理和操縱是把意識形態權力轉化為綠色剝奪的政治經濟權力的重要環節（Harvey, 203），通過貶低資產和勞動力價值進行投機。正如前文關於新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意識形態分析那樣：巴特瓦人被描述為「偷獵」野生動物的罪犯，大屠殺的難民被描述為無序的敗壞的負擔。總之，一切都是稠密人口的錯。
通過忽略這些政治生態的複雜性，政府和企業因此有「符合經濟規律」的理由以極低的成本購買「生態服務」。隨後，政府把森林獨有的黑猩猩包裝成森林的代理人，從而把社會的矛盾轉移。希望森林協會聲稱：黑猩猩才是政治動蕩的棄兒，戰爭的難民，而對國家公園的數百萬美元投資和黑猩猩的保護象徵著自然危機的解決（Clay, 2019）。正如空間修復永遠只是暫時的（Harvey, 2003）生態修復的一些軌跡實際上可能會加劇社會生態危機趨勢，同時引發社會倒退效應（Jessop, 2006）。一些當地居民用生態服務的分紅共買現代化的電鋸，用以砍伐。自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生態旅遊增長減速，迫使更多貧困和飢餓的當地人冒險獵殺動物。
當然，危機並非總是被盧旺達政府操縱的。幾十年的寬鬆貸款和不斷增加的債務往往很快就會出現剝奪性的政治經濟（Fairhead et al, 2012）。盧旺達是一個依賴援助的國家，隨著該國接近中低收入地位，外國金融支持性質的這種變化將導致盧旺達的債務負擔激增（Lisimba & Parashar, 2020），迫使盧旺達政府轉向新的資本積累，即增長最快的部門，生態旅遊。
森林法律地位的改變導致了對自然資源的獲取和控制的重新分配。投機的改革政策從來都是偏好資本家，而非窮人的生計（Fairhead et al, 2012）。與森林接壤的Rusizi地區的居民發現，沒有人通知他們參與該地改革和重新分配的會議，而改革分配的決策已經被政府和商人決定了（Bisoka & Ansoms, 2019）。2011年，盧旺達政府給予英國新森林公司（NFC）在緩衝區松林段49年的採伐特許權，授予他們大約2.5萬英畝土地的採伐許可證（NFC, 2011）。
盧旺達政府鼓勵對緩衝區進行私有化，重新分配的話語也不斷變化，從開始的幫助缺乏資源的難民，到為國家發展讓步，許多居民感到疑惑和不平（ibid）。原住民們進行了集體抗爭（Clay,2019），然而政府當局通過權力下放和軍事化監管很大程度上鎮壓了抗爭。中央政府通過層層加碼與監督結構簽訂強制性合同（稱為「績效合同」）（Lisimba & Parashar, 2020），盧旺達發展委員會在野生動物保護協會的協助下，與當地議會和委員會合作直接管理（Masozera, 2002）。這種從上至下的壓力意味著為了實現目標，地方政府可以不擇手段，包括暴力和流放（Bisoka & Ansoms, 2019）。
總而言之，針對紐格威森林，原住民和難民的綠色掠奪是基於來自意識形態，經濟、政治、和軍隊的混合權力網絡。
基於生態系統支付的保護邏輯是資本主義和生態學邏輯的嵌合體，它試圖分裂自然-社會共同體。這些邏輯是殖民傳統遺留下來的，並繼續忽視權力結構，從而加劇了不平等。綠色剝奪是打著環保名義的剝奪性積累，它剝奪邊緣人口進入自然的權利。顯然，無論以何種「綠色形象」或「雙贏話語」示人，它也無法掩飾綠色掠奪的壓迫性的權力結構和投機性質。
註解：
[1] Samir Amin, 2014, MRonlineRwanda, Twenty Years Late, https://mronline.org/2014/04/09/amin090414-htm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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