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 │ 龔思量
【編按】東京奧運無顧新冠疫情召開了，大部分的觀眾投入這四年一度的盛世，除了日常多了一項日常消遣，有的受到當中的國族主義激情所召喚，又或者被運動員展露出的運動精神所感動。日本政府在2013年申奧開始，更將本屆奧運定義為「恢復和重建」的奧運會，努力創造出積極的敘事，試圖打造出日本能從2011年地震、海嘯和核洩漏三重災難中恢復的意象。然而，今年特別因為疫情爆發，且少了來觀光的觀眾，看似風光的奧運對當地的衝擊也更為顯露。奧運場館對於無家者與住戶的迫遷、因應國際運動員的到來提高新冠疫情的風險、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Thomas Bach）本人對於隔離政策的漠視與將運動員置於民眾健康安全之上的言論等等，都讓不少日本與東京居民反問：「他們在想什麼，現在舉辦這個活動？」反對奧運的抗議聲音，甚至在開幕之時，被NHK的轉播所消音。作者切爾西．辛蒂．席德（Chelsea Szendi Schieder）是日本東京青山學院大學經濟系教授，著有《男女同校革命：日本新左派中的女學生》。本文轉載自澎湃思想微信，原文刊於The Nation。
在日本，人們在閒聊時會避免觸及不愉快的話題。然而，即將到來的奧運會改變了這種情緒，在過去幾週的交流中，我經常體會到這裡的人們現在所感受到的厭惡、焦慮和困惑。我的隔壁鄰居感嘆，她生活中的孩子、她的孫子，也包括我的孩子，不得不放棄這麼多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的活動。有一天，當我徘徊在她那總是開著的窗外，與她閒談時，她問我：「孩子們都不能參加運動會，他們又怎麼能舉辦奧運會呢？」我自己的學生已經做出了很多犧牲；許多人仍在上網課。其他一些人甚至在沒有明確知道他們何時才有資格接種疫苗的情況下，回到了課堂教學。我們當地日託中心和學校的工作人員，也常常對他們什麼時候能得到疫苗一無所知。與此同時，東京每天的新冠確證病例達到了1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目前東京正處於第四次緊急狀態。
這與2013年東京獲得奧運會主辦權時大不相同。雖然之前的2016年奧運會申辦因缺乏公眾支持而失敗；但2013年初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73%（1000萬）的東京居民支持2020年的奧運申辦，其中很多是年輕人。我能感受到我的大學生們的興奮，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想當志願者。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練習英語，獲得全球視野，並向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介紹他們居住的城市。大學也準備調整他們的學期，以促進志願者活動順利進行。
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以「恢復和重建」之名出現在公眾面前。其中一個核心承諾是支持在2011年3月被地震、海嘯和核洩漏三重災難摧毀的東北部地區。自從2013年申辦成功以來，日本又發生了許多自然災害：地震、洪水，以及最近發生的致命的山體滑坡。但所有這些災難都被新冠疫情所掩蓋了，日本決定將2020年奧運會和殘奧會推遲到2021年夏季時做出的承諾是：東京奧運會將像徵全球從疫情中復蘇。隨著這個承諾的失效，目標又發生了變化。國際奧委會現在確認奧運會是「和平」的象徵。
「反奧運團體（Hangorin）」的成員Sudo Kimiko表示：在新冠疫情出現之前，很難接觸到反對奧運的人。自2013年以來，「反奧運團體」一直試圖強調奧運會固有的歧視性和不平等性質。主辦城市的居民在簽約過程中參與得很少，但他們必須為賽事提供資金和人力，而利潤只會讓少數精英受益。和其他地區的情況一樣，東京奧運會的籌備工作，也包括針對城市裡無家可歸者的驅趕。但反奧運組織面對的，是Sudo口中的「奧運會的受歡迎程度」這一「可怕的力量」。「人們喜歡奧運會，」她說，或者至少他們曾經喜歡過。民調顯示，目前民眾對舉辦奧運會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大多數日本人反對舉辦奧運會。
儘管如此，反奧運組織者仍在努力確定利用這種不滿情緒的最佳策略。部分原因是日本當代的極右翼抗議文化，與左翼自身相對較新的街頭抗議和政治暴力歷史，日本的街頭活動很難得到媒體的正面關注。舉個例子，國家公共廣播機構日本放送協會（NHK）將奧運火炬傳遞的一段直播調為靜音，並切斷了音頻，因為其擔心抗議的聲音可能會被聽到。即使媒體注意到了抗議活動，這也是一場艱難的鬥爭。Sudo呼應了我近年來在日本從其他活動家那裡聽到的一個評論，許多日本人認為街頭抗議是令人討厭的騷擾。我從自己的研究中了解到，20世紀60年代日本活躍的抗議文化帶來的負面影響是，許多人對有爭議的街頭政治感到厭惡，他們相信，這種政治抗議最終不會對改變產生什麼影響，反而可能導致極端主義暴力。
一些市民開始向法院尋求幫助。7月9日，一個日本團體尋求法院禁令，以阻止奧運會和殘奧會的開幕，理由是組織者尚未有效地表明，在疫情期間奧運會將如何能夠保證「安全可靠」。他們認為，組織者無法公開確保奧運的安全性侵犯了他們的生存權。
專業組織和一些公司也加入了辯論。今年5月，雜誌出版商寶島社（Takarajimasha）在三家全國性日報上刊登了一整版廣告，將東京奧運會的籌備比作上世紀40年代盟軍入侵日本的準備工作，廣告中有一張兒童拿著長矛練習的歷史照片，上面印著一個巨大的紅色新冠病毒。它宣稱：「照這樣下去，政治會殺了我們。」此後不久，《朝日新聞（Asahi Shimbun）》發表了一篇社論，要求日本首相菅義偉「請取消今年夏天的奧運會」。《朝日新聞》是一家進步派報紙，也是東京奧運會的官方贊助商。許多醫學專業人士和日本女醫務人員協會（Japan medical Women’s Association）等組織，一直反對舉辦這場可能給日本醫療機構帶來壓力的全球體育賽事。企業贊助商也在與奧運會保持距離，這反映出公眾對即將到來的奧運會的看法有多麼糟糕。豐田已經宣布，它將不再運營與奧運會相關的廣告。
在過去幾個月裡，我的鄰居和其他在東京與我聊天的人，在面對這個大型活動降臨到我們的城市時，常常感到無能為力——這是一個為電視觀眾策劃的事件，因為當地唯一的觀眾將會是政要。我們同樣擔心，在大流行危險的新階段，我們將處於一個「偉大」實驗的中心。由於新冠病毒被界定為對日本的「外部威脅」，一場災難性的奧運會也有可能加劇日本的仇外情緒。在疫情期間，日本採取了一些最嚴格的邊境關閉措施，有時甚至將當前的簽證持有者、日本的長期居民以及日本公民的非日本籍配偶排除在外。現在，在令人難以置信的媒體監督下，我們有數以千計的遊客從國外湧入這個似乎是漏洞百出的「泡沫」。整個情況似乎是人為製造的，目的是使誤解最大化。
我擔心，一場管理不善的疫情下的奧運會將在國內觀眾的腦海中形成一種聯繫，即邀請「外來者」參加奧運會，將帶來傳染病和危險。比得知那些負責組織者聽不到居民的聲音更令人沮喪的是，他們也不必承受其後果。在與東京居民（從我的學生到苦苦掙扎的當地企業，再到我年邁的鄰居）交談時，我經常聽到這樣一句話：「他們在想什麼，現在舉辦這個活動？」顯然，他們不是在為我們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