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人間思想》第一期（2012年夏季號）頁58-75，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一般咸認，1971 年4 月10 日的華府大遊行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高峰，在那之後釣運就逐漸消沉，進而分裂為統一運動、革新保台與台灣獨立等不同 的政治勢力與家國想像。在1971年秋天的安娜堡國是會議上，左右分裂大勢抵定後，即令還有部分留美學生在1974年推動保沙運動，海外的保釣大潮的確已成「昨日之怒」，釣魚台問題也在中日雙方同意擱置爭議後而沉寂下來。然而，釣運並沒有就此消聲匿跡。保衛釣魚台的實質目標雖未達成，卻也不算失敗。中台日三方政府後續在釣魚台問題上堅持主權與實質擱置的作法， 使得釣魚台持續成為中台日民族主義的施力點，並最終在1990年以來一連串的事件中形成更大且更直接的衝擊，其意義與影響有待探索。因此，本文嘗 試整理與分析一九九〇年代以降的保釣運動：一方面描述釣運與釣魚台問題在兩岸三地的具體狀況；另一方面試圖對三地不同的反應與作法提出解釋與 分析。最後，面對今年（2011 年）3 月東日本大地震與南海主權爭議浮現的新情勢，本文嘗試從一個「批判區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 ──而非民族主義的觀點──來思考保釣運動的意義與未來。
四一〇大遊行之後：從海外到本土
在保釣運動的論述裡，華府的四一〇大遊行是一個圖騰。它標誌著留學生愛國情緒的沸點，上承五四愛國保土的思維與記憶，旁接六八學運去殖民、反帝國的激情，也印刻著左右分裂的傷痕和民族主義的虛無。它是學生力量（student power）的展現，但也具現了理想主義未竟其功的困頓與挫折。林孝信就曾寫道：「四一〇的華府遊行聲勢浩大，約有2,500名的留美學人走上街頭，然而遊行沒有獲得正面回應，反而造成了失望與彷徨。因此，大家開始思考保釣不成的原因，也繼續探索延續保釣運動及其精神的其他可能。」[1]正是在這樣的探究中，留學生回溯由帝國主義與國共對抗所形成的中國現代史，因而理解了釣魚台主權爭議的背後有著複雜糾結的國際政治圖謀 與冷戰結構制約，從而衍生了「支持國府、革新保台」與「支持中共、推動統一」的路線之爭，以及大概可以稱為「民主台灣、社會啟蒙」的第三條路線。[2]換句話說，四一〇華府遊行後的分裂其實意味著不同政治傾向的保釣實踐；路線與方法雖然不同，甚至互相對立，但目標都是為了確保釣魚台主權歸屬「中國」。也因此，在這個過程中，釣魚台問題漸漸淡出了留學生的視野。如何介入太平洋兩岸中港台三地的社會實踐，成為受過釣運洗禮的海外知識分子最重要的關懷。
比方說，支持國府、革新保台的右派學生組成了「全美中國同學反共愛國聯盟」（簡稱「愛盟」）。部分愛盟學生，例如邵玉銘和趙林，畢業後回到台灣創辦了學術刊物《人與社會》雙月刊，[3]並陸續進入國民黨政府裡做事。[4]透過國民黨的「劉少康」辦公室，愛盟成員郁慕明、趙守博等人參與反統戰與反 台獨的工作；解嚴之後，面對逐漸本土化的國民黨，愛盟成員更於1990年籌組政團「新連線」參與選舉，甚至在對抗黨內主流勢力失敗後離開國民黨，自組「新黨」，成為一九九〇年代台灣的一股政治勢力，對抗以李登輝和民進黨為代表的本土化力量。[5]深藍背景與大中國情結使得新黨的政治人物（如郁慕明、李慶華、金介壽等人）更願意關心釣魚台問題；他們也因而成為1990年後台灣釣運重要的組織者與支持者。相對而言，支持中共、推動統運的留美 左傾分子往往名列黑名單，回不去台灣，所以大多留在美國或轉往香港和大陸發展，他們的社會實踐因而比較多元：例如劉大任、郭松棻等保釣健將，除了持續創作在香港和台灣發表，還進入聯合國擔任編譯工作，為中共重回國際社會做出貢獻。少部分人轉進美國政界（如成功當選參議員的吳仙標）和商界（如在紐約華埠經商的程明怡），成為中美交流的重要橋樑。更多人立足華埠與學界，從事學術、社區與文化工作──開書店、辦刊物、搞廣播──在民間推動統一運動與中美交流，並為華裔爭取權利、維繫華人認同而努力。[6]另有少部分的人，如林盛中與吳國楨，乾脆回到中國，投身祖國的建設大業。[7]1977年鄧小平復出，確立「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後，越來越多的留美學人回到中國或是從事各項扶助中國民間的活動：例如，喬龍慶與呂克群夫婦在美國發起了「認助中國鄉村教育專案」的活動；楊貴林、董敘霖夫婦成立「滋根基金會」，投入財力與人力，在中國偏遠地區扶貧助學；另外還有1995年成立的「樹華基金會」，也在推動教育相關的資助和培訓工作。[8]
抱持第三條路線的保釣人士，如林孝信，在留居美國期間，除了在1974年在芝加哥發起保沙運動，以延續釣運火苗之外，還參與成立了「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在海外為台灣的民主運動盡心盡力。不論是營救陳明忠、聲援施明德、余登發、許信良等人，還是編輯《鄉訊》和《民主台灣》等刊物，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儘管有黑名單與白色恐怖的阻隔與箝制，釣運的隔洋應和，雖然短暫，卻在台灣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它不僅連繫著《新希望》、《大學雜誌》與《科學月刊》等重要刊物，引爆了台大的民族主義座談會和台大哲學系事件，最重要的是，以《夏潮》為核心的思想與文化活動，鼓舞了一代青年關懷社會、書寫鄉土的精神，為解嚴前的台灣延續一縷左翼傳承。[9]彼時的黨外運動亦在海外的精神與財務支援下快速崛起，成為突破戒嚴體制的宏濤。誠如楊祖珺所言，在一九七〇年代和一九八〇年代的台灣，看似隔絕在海外的保釣其實是以「動詞樣態」存在台灣的；[10]它滲透在民主與民族的想像裡，也糾纏在左右統獨的拉扯之中。在香港，釣運的影響同樣深遠：香港學聯1971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保衛釣魚台七七大示威」，不僅留下了火紅年代的重要記憶、創造了《七十年代》、《抖擻》與《盤古》等重要的保釣陣地，更延續了在地社運「反殖民、反貪汙、要民主」的左翼傳承，成為香港社 會運動的重要里程碑。《盤古》的編輯古兆申就說，「保釣運動引發了很多香港社會運動」；劇作家侯萬雲也表示，七〇年代香港保釣其實「給我們一個契機，藉來動員打擊殖民地政府，成為一股最強的凝聚力」。[11]
以上所述都是四一〇華府遊行後重要的保釣實踐。在內戰分裂與冷戰分斷的雙重結構制約下，保釣運動雖然停滯，但是這些海外知識分子，不分左右，依然以實際行動回饋與影響家國。他們或許有著不同的政治立場，但是對於民族的想像與期待卻是相對統一的。儘管這些社會實踐的屬性不同，他們依然是在愛國主義的道路上前進。因此，儘管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兩岸分治、一邊一國」的政治現實不變，老保釣們依然堅持保釣的立場，期待釣魚台主權終將在兩岸的交流與合作中獲得確保。然而，一九九〇年代以降的國際政治情勢以及兩岸三地的內部變化，卻為保釣運動的發展中埋下不確定的因子。
兩岸共同保釣的浮現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兩岸三地的華人社會開始發生劇烈變化：改革開放的路線大幅提振了中國的經濟，即令是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場腥風血雨也沒有停下中國發展的腳步。經濟發展與港澳回歸反而提升了中國大國崛起的信心與企圖，並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中達到高潮。1987 年解嚴後，台灣迎來了「本土化運動」，全面進入藍綠對抗的時代，在省籍與統獨爭議中進行尚無止休的內耗。同時，香港在1982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中被宣告回歸的命運後，開始面對九七焦慮。這使得香港民眾必須迫切思考本土認 同與民族主義的意義。這些不同的發展使得香港民眾對於釣魚台問題有著不同於台灣與大陸的敏感與情緒，也架構了一九九〇年代以降保釣運動的兩波高潮。
1990年10月18日，日本交流協會聲明台灣人前往釣魚台需要申請簽證。此舉很快引發港台民眾的不滿。三天後，香港16個民主派團體代表30多人聚集在銅鑼灣示威；同一天，載有台灣區運聖火的漁船駛往釣魚台申張主權，遭到日艦驅趕而折回。這個事件雖然沒有造成太大的衝突，卻引發台灣媒體的關切，並觸發港人於10月28日發動更大規模的集會遊行，[12]為新一波的釣魚台爭議與保釣運動揭開序幕。同時，中國政府也開始思考釣魚台與海洋主權的問題，並在1992 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領海法》，將釣魚台列嶼列入中國領海範圍。此舉當然觸動了日本的敏感神經；當時的日本首相在出席眾議院院會時特意聲明釣魚台為日本領土。這可算是中日雙方在1972年周恩來表示擱置釣魚台主權後的第一次交手，也預示了中國在海洋主權上將採取更積極主動的態度。
1996年7月日本的右翼團體青年社，在釣魚台列嶼的北小島上設置了一座太陽能燈塔。同時，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與外相陸續宣稱釣魚台為日本領土，並據此劃定200海里的專屬經濟海域，同時揚言將驅逐進入釣魚台海域的台灣漁船。日本此舉引起台灣漁民的反彈。8月初台日召開半官方會議，初步達成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釣魚台的共識，總統李登輝更表示台灣漁民不該到釣魚台示威，以免引起衝突。李登輝此言引發港台民眾激烈的反應，而有了後來登島拆塔的提議。9月起，中國公民上書國家主席江澤民，要求派兵前往釣魚台，捍衛領土完整；大陸高校學生開始醞釀反日示威；香港市民亦舉行遊行，表達反對日本侵占釣魚台的決心。中國民間保衛釣魚台聯合會順勢在北京成立，召集人童增呼籲軍方採取強硬措施，並規畫在9月18日於北京舉行反日遊行。雖然北京的反日遊行因公安局阻擾而無法舉行， 但是香港保釣團體舉辦的「九一五保釣大遊行」和「九一八保釣燭光晚會」分別吸引了近六千名民眾參加，可謂盛大。1971年就參與保釣運動的陳毓祥更趁機成立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擔任召集人，租用船隻準備登島。在台灣，愛盟、新黨與新同盟會成員共同組成「中華民國保釣聯盟」，發動簽名連署與遊行抗議，表達誓死保衛釣魚台的決心。在美國的華人公民團體民聯陣自民黨的主席徐邦泰更主張兩岸政府應採取「聯合軍演」，以彰顯共同護土的決心。[13]9月22日，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租用遠洋貨輪「保釣號」從香港出發前往釣魚台，隔日在離岸70公尺處被日艦截停。9月26日再次出發，於抵岸前同樣遭到日艦包圍；保釣人士於是決定游泳登岸以張主權，但是陳毓祥卻在這過程中不幸溺水身亡，成為為保釣而犧牲的第一人。陳毓祥之死，港人為之震動。三天後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燭光追悼晚會吸引了五萬多香港市民的參與，在靜默祝禱中掀起1990年後釣運的第一波高潮。10月7日，港台保釣人士再度出海，成功搶灘登上釣魚台，並在島上揮舞青天白日旗和五星紅旗。釣魚台上兩岸國旗一同飄揚，雖然造成不少尷尬與爭議，[14]卻成為釣運史上的經典畫面，也暗示著保釣人士對兩岸政府聯手保釣的期待。[15]
1996年登島成功後，港台保釣人士不斷有登島宣示主權的計畫，但是兩岸政府對保釣出海的行動有了更為謹慎的管理與限制，以避免對日關係惡化。釣島海域因而平靜了一段時間。然而，甫才卸任總統的李登輝，在2002年接受《沖繩時報》訪談時，卻表示「釣魚台屬於日本」。這段談話迅速引爆爭議。林孝信發起二百多名老保釣連署譴責李登輝的說法，並串聯全球保釣人士籌組「全球保衛釣魚台聯盟」。這也迫使接任總統的陳水扁，必須重申釣魚台是中華民國領土的基本立場。然而，這些口角風波只是突顯了台灣內部藍綠對抗的基本格局，並沒有擴大釣運影響力的效果。不過，老保釣們卻在這 些爭議中再次體會到「政府不可依恃，保釣仍須繼續」的道理，並在兩岸新情 勢底下重新思考釣運的策略與作法。
釣運的第二波高潮發生在2004年起的幾次衝突中：首先2004年3月24日，七名中國民間保釣志願者無預警地登上釣魚台，旋即遭到日本警方的拘捕與盤查。中國外交部立刻介入交涉，要求日本政府無條件釋放中國公民。隔年4月，為了反對日本修改教科書與申請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國民間掀起大規模的反日示威遊行；在北京，約一萬名學生及民眾走上街頭，高喊「中日斷交」、「拒用日貨」，更焚燒日本國旗、向日本大使館及日僑住宅丟擲石塊和水瓶。同年6月，台灣漁民屢屢在釣魚台海面遭到日艦驅離，使得漁獲大受影響。漁民在忍無可忍的情緒下，決定自力救濟，準備集結漁船包圍日本海巡艦艇。此舉引起台灣朝野高調關注，新當選的總統馬英九更以抗日的姿態，發出「不惜一戰」的豪語，進而有了立法院長王金平搭軍艦出海護 漁的場景。2005年初，日本防衛廳推出「西南島嶼有事」的對策方針，針對中日兩國有領土爭議的釣魚島、沖繩本島及以西的其他島嶼，表示要堅決徹底地打擊「侵犯」島嶼的外國軍隊。接著日本政府又宣布日本右翼團體在釣魚島上設立的燈塔，將交由海上防衛隊接管與維修。2月25日，香港、北京、江蘇、湖南、廣州、北美紐約、台灣等地的保釣團體，於上午11時同步前往當地日本領事館，抗議日本政府接管釣魚島上的燈塔。兩個月後，香港保釣行動委員會主辦「四一七反日入常」大遊行，有近萬人參與；中國內地亦有十個城市舉行反日示威，深圳規模最大多達十萬人，示威者數度與公安推撞，造成交通癱瘓。瀋陽有萬人上街示威，試圖包圍日本的駐領館；廈門則有6,000人參加反日遊行；廣州、東莞、珠海、南寧、成都、長沙及寧波都有集會遊行。一時之間，反日情緒高漲，加深了保釣的力道。2008年6月10日，日本軍艦在釣魚台海域撞沉台灣漁船聯合號更是引發爭議；台灣朝野異口同聲要求政府強硬表態，以保衛釣魚台主權與漁民權益。同年10月，「中華保釣協會」在內政部立案登記正式成立，由前東吳大學校長劉源俊擔任理事長，前永和市民代表黃錫麟出任秘書長，常務理事則有林孝信、胡卜凱等老保釣。中華保釣協會的出現象徵著一九七〇年代的保釣運動正式回到台灣。中華保 釣協會一方面在台灣推動保釣論壇與紀念活動，以期活化釣運，賦予新生，另一方面它也積極地與港澳、北美和大陸保釣團體的聯繫，朝向兩岸聯合行動的方向推進釣運。[16]2010年9月釣魚台風雲再起。日本巡邏艦追撞中國籍漁船；日本海上保安廳以「涉嫌妨礙執行公務」為由，逮捕船長詹其雄，造成中日關係一度緊張。經過多日折衝，日方最終釋放了船長，也讓近二十多年來的保釣爭議暫時劃下休止符。
這二十年來，保釣議題的再度激化，其實有著幾個重要的背景值得觀察。首先，港澳回歸形成了中國崛起的態勢，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勃興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回歸迫使港澳居民必須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框架重新認知自身的本土認同，而以理想主義形式被保存下來的保釣運動，便成為港澳居民「重做中國人」，表述主體性的重要資源與切入點。香港學者司徒薇就指出，一 九七〇年代在香港，保釣運動具有反帝國反殖民的色彩，這使得保釣運動能夠取得道德與意識形態的正當性，而成為英國統治時期香港市民社會與文化身分得以發展的重要資源。[17]同時，面對回歸的召喚，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不僅提供港澳民眾發聲的講台，更成為他們迎拒回歸的舞台，讓他們在後殖民的疑懼中主動取得中國人的合法身分，進而重新定義民族主義的內容。日裔作家新井一二三對1996年香港的保釣運動有如下的觀察：「九六年的香港保釣，明顯是『九七』的前奏曲。香港人下意識地把注意力從『九七』轉移到保釣去，下意識地發洩了政治上的不滿情緒。同時，他們也下意識地得罪了祖國媽媽，分開生活長達一百五十年的母子，重新團聚談何容易」。[18]因此，陳毓祥的溺水辭世雖然是意外所致，卻很快地上升到為保釣、為民族犧牲的道德高度。原來反帝國反殖民的左翼保釣開始有了右傾的味道。[19]
另一方面，港澳回歸連接著大國崛起的思維與論述，使得中國政府不能只在經濟發展上努力，而要對民族主義所想像「國體」（nation-body）完整做出努力。這就使得中國不得不在海洋主權上採取更強硬的姿態，因為這不僅關涉中國東海與南海資源的探勘與開採，還牽涉到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以及中國在東亞地緣政治裡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在釣魚台問題上，中國政府沒有太多退縮的空間。一九九〇年代中國政府在釣魚台問題上還表現得小心翼翼，不願招惹爭端。但是在2000年以降的幾次爭議裡，中國政府及媒體都展現了大國主義的思維：釣魚台不再是中日兩國的問題，而是整個東亞與南海石油政治及大國角力的一部分，是中國邁向盛世、和平崛起必須解決的問題。比方說，中國《南方報網》在2009 年就在好幾則釣魚台問題的報導中指出：日本之所以敢無視中國人民與政府的感受，掀起釣魚台主權爭議，主要是因為中國「一直採取息事寧人的忍讓政策」；中國可以借鑑韓國的作法，「發起民間的抵制行為，更可以發起成立民間保釣組織，建立保釣專項基金，每年定期或不定期到釣魚島去宣示主權」（2009年2月10日）。面對日本增兵沖繩，乃至駐兵與那國島，《南方報網》除了指出日本此舉意在防止兩岸聯手之外，更進一步質疑日本擁有琉球主權是否合法（2009 年7 月7 日），同時倡議兩岸進行軍事合作，建立「共同捍衛中華海疆主權合作機制」（2009 年3月30日）。《南方報網》的評論家熊劍甚至語出驚人：「琉球獨立，既屬歷史與國際正義，亦為解決東海之爭，收復釣島及兩岸統一之最佳及最合理方案」以及「台灣，中國崛起之殤，琉球，中國強國之殤」（2009年2月24日）。中國媒體的報導反映了大國崛起的心情，以及如何突破美日安保體制封鎖的 焦慮。因此，中國政府對釣魚台問題的表態直接衝撞了美國在東亞的利益以及東亞區域安全的機制，它也將衝擊台灣的未來及其國族意識的發展。
不過，正因為中國政府擔心過度高張的民族情緒，將造成社會的不穩定，並使得國際政治的操作更為棘手，港澳及大陸民間保釣的空間反而因此遭到壓縮。例如，在北京推動釣運的童增就曾在1996年被公安以「擾亂國家安定」為由帶走；而人稱「廈門班長」的李義強也在籌備2009 年長沙保釣論壇時遭國保軟禁；又在後來廈門反PX 化工場的「散步」時，被公安以「非法遊行、集會、示威」之名逮捕。於是，保釣在中國成為一個政治正確，卻無法付諸行動的民間主張，因為它雖然一方面服膺中國崛起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卻以民族主義的旗幟偷渡批評當局的立場。不過，雖然中國民間保釣的意識與力量不斷增長，發展民間保釣的空間卻十分有限；不僅保釣人士長期受到國保及公安的監控，保釣行動與反日示威啟動與否，亦往往受制於中國政府的政治需要與策略考量。[20]這使得港澳及大陸保釣人士對於台灣寄予厚望。
在台灣，對釣魚台問題的理解大致可以分為「保釣」、「保漁」與「保台」 幾個方面。由於釣魚台爭議直接衝擊的是台灣漁民在釣魚台海面捕魚的權利與安全，因此保護漁民與漁權是台灣朝野一致的共識。然而，如何保漁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想像：在2005 年軍艦護漁的爭議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泛綠一方相信漁民的權益可以透過台日的漁權談判來確保，而不需要上升到主權爭議的高度；他們甚至認為日本對台灣漁船「不僅是在扣押與警告方面，遠較對其他國家寬鬆，甚至是執法手段，亦是在對所有國家中最為軟性的」。[21]林濁水也說，台日漁業協定之所以談不成，不是因為政府立場太軟弱，而是 因為「我國認為領土解決是漁場劃分的前提」，而使得談判困難重重。換言之，主權問題的僵持才是使得「保漁」缺乏成效的原因，而且這同時也給中國製造涉入台灣事務的機會，非但保釣無功，更恐有失台之禍。[22]對泛綠人士而言，保釣人士「聯中抗日」的想法，「無異確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形同幫助中國偷渡對台主權的主張」。[23]周奕成亦曾如此評論：「保釣、保漁、保台，正好就是三種不同層次的國家利益，只是優先順序應是顛倒的：保台（國家安全）優先於保漁（經濟利益），保漁（經濟利益）優先於保釣（國家尊嚴）」。[24]不過，雖然周奕成的優先順序是基於「維持和平、共創經濟利益」的務實考量，他仍然無法迴避釣魚台之於台灣主權意義的追問；也就是說，如果迴避了主權問題，台灣有什麼立場去和日本談合作開發，又有什麼立場去護漁和保台？如果迴避主權問題，台灣又當如何因應日本在沖繩和與那國島的增兵行動？這些正是保釣人士不斷追問的問題以及堅持保釣的原因。換言之，「保釣、保漁、保台」的優先順序其實是由敵我意識的區分所決定的。對於泛綠而言，中國只可能是敵人，不會是朋友，但是保釣運動的歷史經驗正好提供了一個完全相反的答案。這也是為什麼在台灣，釣魚台問題的討論與中國崛起的大勢已經無法脫鉤，並且曝露了台灣「親日附美」的小國主體性，而成為藍綠統獨爭議的一部分。在一定意義上，今天保釣運動要爭取的其實不只是釣魚台的主權歸屬，而是一個中國民族意識重新在台灣扎根、全面反思台灣國際地緣戰略位置的機會。
在這個意義上，兩岸共同保釣的想法其實有著特定的歷史軌跡。從一九七〇年代在「漢賊不兩立」情感結構下開展的統運，就是將「反抗美帝、兩岸統一」作為保釣的方法與前提。然而，歷經改革開放、解嚴與兩岸交流，釣運內部的左右對立，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事實上已經不再那麼尖銳了。改革開放帶來中國崛起的大勢，對應著台灣本土化運動而形成的藍綠分裂，使得老保釣們更願意放下左右意識形態的爭執，共謀釣島主權的民族宿願。這也是龔忠武、王曉波、林盛中等人在《春雷聲聲》一系列的釣運文獻選輯中所表達的看法。龔忠武就說，釣運統運刊物「集中傳達或反映了大和解的訊息：國際的大和解、兩岸的大和解以及中國人的大和解」。[25]這個說法或許與當時的感受有所偏離，但是從後見之明觀之，釣運確實有超克兩岸分斷的潛能與意義。因此，1996年成功登島、揮舞兩岸國旗的那一刻，其意義不是重新取回釣魚台，而是象徵性地克服了內戰以來的國共分裂，投射了兩岸和解的願景。只是，這個中華民族主義的勝利是一時的，它既不能保住釣魚台，也無法面對中國內部的民主問題以及台灣民族主體性的呼求。儘管兩岸政府不斷重申，在釣魚台問題上沒有合作的企圖與空間，兩岸共同保釣的呼龥仍然不絕於縷，出兵保土的要求越發激烈。[26]這也是為什麼到了2000年以後，驅動釣運的主導論述與情緒其實是反日與抗美，核心關切是石油資源與海洋戰略，而不是啟蒙與愛國。[27]換句話說，過去20年的發展是：釣運的重心慢慢地從海外轉向本土、從港澳移向兩岸；它從一個民間自發自主的社會運動，逐漸地演變為兩岸政治與國際政治角力的一個場域，從而依附在國家戰略與民族主義的思維裡，而失去了社會運動原有的批判立場。如果保釣的核心宗旨依然圍繞著在現實政治上無法輕易解開的主權議題打轉，而忽略了釣魚台三個字在社會裡的現實意義時，它的努力就很容易透過反日抗美的情緒被吸納至右翼民族主義的思維裡，轉變為鷹派和統派。這樣的結果只會造成台灣內部政治與民族情緒的激化，以及增加東亞區域安全的風險。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必要走出右翼民族主義的迴圈，重新思考保釣的在地意義與區域意義，並重新探問：究竟為何保釣？為誰保釣？保釣的主體又是誰？適逢保釣四十周年，在回顧與展望之際，這是我們不能迴避的問題。
保釣四十年：批判在地主義與東亞對話
過去兩年（2010至2011年），保釣團體在兩岸和北美分別舉辦了一系列的四十周年紀念活動。「台灣同學會」在江西南昌於2010年8月舉辦了「保釣、統運四十周年」紀念大會，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隨後舉辦「釣、統運文獻 展」。[28]同年12月，北美華人社團亦在紐約法拉盛舉行了兩天的紀念活動。台灣，在林孝信等老保釣的帶領下，則在2011年規畫了五場保釣系列活動， 分別是在4月9至10日在台北世新大學登場的「理想還在召喚」四十周年紀念大會；5月7日假台灣師範大學舉辦的「青年與社會改造：保釣、五四、學生運動」論壇；9月2日在政治大學召開的「第三屆釣魚台列嶼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9月17至18日在新竹清華大學舉行的「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保釣精神的繼承與轉化」國際研討會；以及12月18日在台灣大學舉辦的「東亞視野中的保釣運動」研討會。這些活動林林總總，性質與方向不盡相同，尤其是在台灣的五場系列活動，除了紀念，更有重新定位保釣的企圖，以及與當代台灣社會對話的期待。對於為什麼要籌辦保釣四十周年紀念大會，林孝信就有如下的表述：「為什麼保釣運動的社會改造理想不能在台灣產生深遠影響？台灣社會的改造面臨哪些困難？台灣社會的理想何在？台灣社會需要何種動力驅動我們走向未來？如何將保釣運動的理念、力量和當前台灣庄會運動結合起來？」。[29]的確，在世新、師大和台大三場由林孝信主導的活動裡，可以清楚看見老保釣對於召喚理想主義、傳承保釣香火期盼殷切。他們希望保釣不只是一場海外知識分子的政治洗禮，更可以是一份推動台灣前進的思想遺產。他們相信保釣依然可以發揮啟蒙的效果，提振台灣青年日漸薄弱的社會關懷。
然而，儘管活動進行得轟轟烈烈，保釣的召喚並沒有吸引太多年輕朋友的參與，它與社運的對話也看不出太多的交集。似乎歷史已走得太遠，保釣前輩的理想與當代青年的掙扎和關懷無法接軌，他們的民族主義立場與當前台灣的國族處境又多所扞格。對年輕一輩來說，「保釣」兩字像是一段神奇而遙遠的歷史，是父祖輩的青春夢；他們尊重也在乎，卻無法感同身受。他們可以領會理想主義的重要，卻看不到保釣運動在台灣的前景。反而是東亞脈絡的提出似乎可以打開一條新的思路，可是四十年來對領土主權的堅持，又使得老保釣們難以離開民族主義的框架和情感，從不同觀點來理解釣魚台的 當代意義，他們因而也難以明白當代青年對釣魚台的陌生與漠然。
《破報》記者劉美妤在〈理想召喚了什麼？：保釣四十與當代台灣對話〉這篇報導裡就對這些世代差異進行反思。處在時空氛圍完全不同於四十年前的當下並帶著新世代獨特的在地感性，劉美妤不諱言指出，「回到當年的時代脈絡，愛國的這個『國』毫無疑問的指稱『中國』。四十年後本土化認同已經占了至少半數人口比例，因而當我聽見老保釣人以非常絕對的中國人認同強調其統派政治態度時，就因自己的台灣人認同而直覺產生不可避免的違和感──而這或許也正是台灣多數年輕人不可能進入保釣論述、進而關心保釣運動之因」。她認為，過去二十年台灣社會的變化，「現實上已經無法由簡單無爭議的『我們都是中國人』的認同概念出發」；釣運要能重新走進台灣社會，與不同的社運勢力對話與連結，有待於老保釣們放下「占有」（島嶼）與「召喚」（後輩）的父權姿態，重新認識與回應當代台灣的社會環境與問題。劉美妤指出，象徵性的占領反而是對土地的不尊重，而「回歸人類看待土地的態度本身，是這四十年歲月中長出的另一種回溯，回溯到更古早的歷史之前，省思人與自然的關係」。[30]換句話說，如何從土地與環境的觀點重新思考保釣的目的與意義，對於劉美妤來說，是比完成民族主義保釣宿願更重要的事。作為八〇後的台灣熱血青年，劉美妤的觀察是有代表性的，也很能夠反映保釣今天在台灣的處境。因為已經牢固的本土認同，使得台灣的八〇後青年沒有條件分享老保釣的歷史意識，也無法進入釣運的民族主義敘事。對他們來說，更關鍵與迫切的問題是資本主義與開發思維對於土地、農業與傳統生活方式的破壞；更需要滋養的是一種批判區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的胸懷──一種為了環境正義、尋求共生，而願意放棄民族本位優先性的思維[31]──因為父權的民族主義往往是土地的敵人而不是朋友。在這個意義上，保釣的民族主義召喚是蒼白而無力的。它必須走出民族主義的神話，放棄釣魚台的資源與開發論述，才有可能與當代台灣重新接軌。同時，它也必須面對自身賴以維繫的民族主義與大國想像，以批判的姿態，面對崛起的中國，並介入中國內部的論述生產中，不論是釣魚台、南海爭議，還是民主自由。所以，重訪保釣的意義不在於繼續保釣，而在於重新理解保釣的意義以及活化批判的精神，以介入當下。誠如老保釣錢永祥在保釣四十周年大會上所說的：「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這兩天紀念完以後，不要再回顧，而開始針對華人世界的民主正義問題好好談一談？那麼老保釣就沒有白活了。」[32]
綜觀過去二十年的保釣風雲，我們不難發覺釣運的發展慢慢偏離左翼的 思維，並且越來越受到地緣政治論述的制約。當原先樸素的愛國精神被灌輸到中美對峙的新冷戰意識裡，釣魚台自然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毫無退讓的空間。如此一來，釣魚台只會像韓日之間的獨島和日俄之間的北方四島一樣，成為東亞區域安全的火藥庫，成為維繫美日安保體制、東亞新冷戰僵局的緊箍咒。若是如此，保釣的結果只怕是戰爭而非和平、保釣的主體是政權而非人民。我們究竟是為了釣魚台海底的資源而保釣？還是為了一償強國宿願而保釣？擁有釣魚台究竟是為了將它開發成另一個破壞生態的渡假小島，還是建造成一座生人勿近的海上碉堡？這樣的釣魚台對於生活在周邊的人民又有什麼意義？
事實上，姑且不論大陸層礁架的延伸如何證明釣魚台的主權歸屬，釣魚台海域長久以來確實是周邊漁民（包括沖繩和台灣）的生活範圍。對他們來說，大海沒有疆界，魚群也不會遇到國界而轉彎。作為一個經濟生活領域而言，釣魚台是跨越疆界的；作為太平洋生態的一部分，它沒有，也不必擁有，一個國家的身分。日本學者淺井基文也指出，「釣魚台問題是20世紀傳統權力政治思考下的產物」。他認為，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釣魚台的爭議都無法用民族主義的方法來解決。相反的，當我們展望未來人類走向時，「不 該跟隨不合時宜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概念隨波逐流，而應以21世紀未來人類歷史的方向為基礎來解決『領土問題』，甚至應該去思考如何讓領土問題消失才是」。[33]歸屬與疆域本是人為的想像，不是自然的狀態。今年（2011年）3 月東日本大地震的啟示之一就是生態的破壞以及災難的影響是超越國界的；沒有誰可以阻擋核輻射塵的擴散，也沒有人能夠避免地震的發生。如果我們不能防止天然災難，那麼我們至少應該避免人造禍害。在一定意義上，釣魚台 爭議最切實的效果在於避免了釣魚台海域的大規模開發，從而維繫了一塊相對富庶的天然漁場，由周邊漁民所分享。或許保釣的終極意義不在於對於釣 魚台列嶼的主權占有，而在於保護釣魚台及其海域不受開發、剝削與汙染。在海洋主權爭議不斷、天然災禍頻發的今天，也許只有從要求和平、環保以及去國族觀點出發的保釣運動才能真正的保住釣魚台，也才能夠打破民族主義的魔咒，穩健地走向一個互敬互重、對話合作的東亞。
註解：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新竹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於2011 年9 月17 至18 日所舉辦的「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保釣精神的繼承與轉化」研討會。筆者感謝與會學者與朋友的回應與建議。
[1] 見林孝信（2010）〈保釣歷史的淵源跟對海峽兩岸的社會的意義〉，收於謝小芩、劉容生、王智明主編（2010）《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頁28-29。
[2] 保釣的第三條路線是林孝信的提法。他說，「持這條路線的人，基本上也是高度批評台灣政府，但是他們強調關心台灣，支持台灣內部追求正義的鬥爭。他們認為，即使追求中國的統一，也應該基於台灣人民的利益與認同為基礎，真正的統一運動應該以台灣內部人民的要求為主力」（同前引，頁32）。對於保釣學生的派別之分，邵玉銘另有「五派」之說：即「（留在）美國派」、「回歸（大陸）派」、「革新保台派」、「台獨派」和「港澳派」。見邵玉銘回憶錄（尚未出版）。
[3] 《人與社會》於1973 年創刊，1981 年改為季刊。1982 年出版革新號，但出版兩年即告停刊。
[4] 愛盟學生回台加入國民黨政府的人不少：如邵玉銘、魏鏞、張京育、郁慕明等人都是其中翹楚。不過，根據任孝琦的調查，自1972 年以來，返國服務的愛盟成員，有近半數進入學術界或相關研究機構服務，實際從政的是少數，只占返國人數的一成左右。見任孝琦（1997）《有愛無悔：保釣風雲與愛盟故事》，台北：風雲時代，頁224-225。
[5] 關於愛盟的故事，見任孝琦（同前引），頁178-223。
[6] 雖然統一運動的發展一直謠傳有中共的指導，但是海外統運向來屬於民間團體。然而1988 年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簡稱中國統促會CCPPR）成立後，便將海外的統運團體收編旗下，而使得今日的統運多了一層官方色彩。
[7] 雖然在保釣高潮時有意願回到中國的留學生不少，但是到1976 年文革結束前，只有少數海外學人獲准回大陸定居。見林盛中（2010）〈中國大陸的台灣同學會〉，收於謝小芩、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頁241。
[8] 關於「認助中國鄉村教育專案」、滋根和樹華基金會，見收於謝小芩、劉容生、王智明主
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裡的喬龍慶、楊貴平和李黎所著的文章。
[9] 關於這段歷史，可參考鄭鴻生（2001）《青春之歌》，台北：聯經；與郭紀舟（1999）《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
[10] 見楊祖珺（2010）〈回見未來的希望：保衛釣魚台運動之後的活力扣連〉，收於謝小芩、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頁216。
[11] 見盧瑋鑾、熊志琴（2010）《雙程路：古兆申訪談錄》，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154；朱一心（2010 年10 月17 日）〈憶火紅年代香港保釣〉，《亞洲週刊》第24 卷41 期，http://www. 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s&Path=223096271/41as1a.cfm。
[12] 10 月28 日的遊行計有12,000 名市民參與，由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位在中環的日本領事館。11 月11 日，日皇登基前夕，亦有500 人出席保釣晚會。
[13] 見《中國時報》，1996 年9 月9 日，第4 版。
[14] 《中國時報》就報導：多位民進黨議員認為保釣隊伍搶攻上釣魚台時，插上中共五星旗， 是「要引清兵入關」。香港保釣聯盟只得發出嚴正聲明，表示「一切純屬『意外』」（1996 年10 月9 日）。
[15] 中華保釣協會秘書長黃錫麟，在與筆者的一次訪談（2011 年8 月7 日）指出，1996 年是兩岸三地聯合保釣的起點；保釣人士不只互相串聯，也在各方面互相協助，進而促成了2003 年兩岸三地保釣聯盟以及2011年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的成立。大陸與香港民間提供資金，台灣與海外則在規畫與協調上進行努力。老保釣透過開會與出版，記錄與傳承保釣歷史與意識，新一代的保釣團體則提供體力與勞力出海保釣、進行衝撞，以維繫保釣議題的可見度。
[16] 2011 年適逢保釣四十周年，港、澳、台、大陸與海外的保釣團體結合，成立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由中華保釣協會的秘書長黃錫麟任會長。聯盟以香港為基地，把6 月17 日定為「中國民間保釣日」，發動全球華人用各種抗議活動，宣示釣魚島主權。
[17] Szeto, Mirana M. 司 徒 薇 (2009) “Analyzing Chinese Nationalism through the Protect Diaoyutai Movement”, Concentric: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35(2): 185.
[18] 新井一二三（1996 年6 月26 日）〈保釣香港解讀〉，《中國時報》第19 版「人間副刊」。
[19] 見陳映真（1996 年6 月26 日）〈我不會忘記悼念陳毓祥〉，《明報論壇》以及收錄在「保釣英雄陳毓祥祭奠堂紀念文選」中的其他文章，見http://cyx.netor.com/。不過，中國海外民運保釣後援會發在《北京之春》（1996 年11 月），http://beijingspring.com/bj2/1996/120/2003127175150. htm 上的悼念文則充滿著對中共當局的批評。
[20] 感謝黃錫麟先生於訪談（2011 年8 月7 日）中提供的訊息。
[21] 見姜皇池（2005 年6 月11 日）〈護漁先問四個問題〉，《自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 com.tw/2005/new/jun/11/today-o1.htm。
[22] 見林濁水（2005 年6 月21 日）〈替老共爭釣魚台〉，《自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 com.tw/2005/new/jun/21/today-o1.htm。胡文輝（2005 年6 月24 日）〈反日、脫美、入中藍紅線！〉，《自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n/24/today-f2.htm。有趣的是，泛綠人士對釣魚台問題的論述往往展現李登輝的思維，相信釣魚台不屬於台灣，因此更不屬於中國。例如，九〇八台灣國運動所發表的〈國土宣言〉就表示，「依據舊金山和約，台灣國的領土包括日本放棄的台灣與澎湖，但不含釣魚台；台灣國的疆域的四個極點分別是：極北為彭佳嶼、極東為三貂角、極西為澎湖的花嶼、極南為鵝鑾鼻」， 見田世昊（2005 年7 月16 日）〈台灣國運動發表國土宣言〉，《自由電子報》，http://www. 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l/16/today-p3.htm。「台灣國」不只放棄了釣魚台，也放棄了南沙、金門和馬祖。
[23] 見賴怡忠（2008 年6 月14 日）〈對美日同盟開戰？〉，《自由電子報》，http://www.libertytimes. com.tw/2008/new/jun/14/today-o5.htm。
[24] 周奕成（2008 年6 月23 日）〈保釣、保魚、保台〉，《中國時報》。
[25] 龔忠武（2010）〈釣運春雷傳遞的時代訊息：兩岸大和解〉，收於謝小芩、劉容生、王智明主編《啟蒙．狂飆．反思：保釣運動四十年》，頁118。
[26] 1996 年釣運再起的時候，時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焦仁和（原亦是愛盟成員）就曾表示：「『兄弟鬩牆，外禦其侮』是釣魚台主權爭議的最佳寫照，並暗示兩岸不妨重開辜汪會談，將釣魚台列入議題之一」（《中國時報》，1996 年7 月22 日，第2 版）。不過，幾個月後，中共便表示不會與台灣當局聯手對抗日本的侵略行動（《中國時報》，1996 年9 月8 日，第1 版）。時任外交部長的章孝嚴也表示，政府有能力處理釣魚台問題，並排除與大陸合作的可能（《中國時報》，1996 年9 月10 日，第4 版）。
[27] 這樣的狀況在2011 年4 月9 至10 日保釣四十周年大會上特別明顯。雖然會議主旨是「理想還在召喚」，想要創造台灣社運界與釣運的對話，可是幾位老保釣的發言一再強調海底的石油利益與反日情緒。這使得整個活動的調性與台灣社會的整體關懷顯得很有距離，使得對話的期待失落在召喚執著裡。
[28] 兩岸的清華大學圖書館分別從2004 年和2007 年起開始收集保釣歷史文獻。新竹清華大學在2009 年所舉辦的「一九七〇年代保釣運動文獻之解讀與編印」國際論壇與文獻展覽，不僅召集左、中、右各派的保釣前輩齊聚一堂，笑泯恩仇，也促成了後來兩岸清華在保釣文獻收藏上的合作與互助，形成另類的兩岸聯合保釣。
[29] 林孝信（2011）〈大會緣起〉，《「理想還在召喚」：保釣四十周年大會手冊》，台北：保釣四十周年大會委備委員會，頁1。
[30] 劉美妤（2011 年4 月15 日）〈理想召喚了什麼？：保釣四十與當代台灣對話〉，《破報》復刊第656 期，http://www.pots.com.tw/node/7941。
[31] 關於批判區域主義這個概念，可以參考Wilson, Rob (2000) Reimaging the American Pacifi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 125-162。不過，筆者更想強調的是：以環境正義與共同生活圈為基礎的區域或本土想像，並以此構築交流與協商的前題。
[32] 引自劉美妤（同註30）。
[33] 淺井基文著、羅國應譯（2011）〈尖閣群島（釣魚島）問題及日中關係〉，收於「東亞脈絡下的釣魚台：保釣精神的繼承與轉化」會議手冊，新竹：清華大學亞太／文化研究室，頁136-137。
台社線上座談 │ 保釣五十：社會改造與兩岸：https://forms.gle/MvsVPUtEd8ob47gf7
保釣五十研討會：https://reurl.cc/bzeaGr
發佈日期：2021/0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