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陳映真先生(1937年11月8日-2016年11月22日)離開我們四年了。在他的身前,有台北霓虹背後的幽暗後街,也有苗栗山間迴響的颯颯竹濤;在他的身後,是茫茫青天碧海,那條崎嶇蜿蜒的山路,依舊綿延向遠方。鍾喬老師〈人間變革者:在思想、寫作與行動中〉一文,紀念陳映真先生逝世四周年。在《人間》雜誌發行期間,陳映真先生和《人間》同仁們為了鄒族少年的遭際奔走疾呼,在鹿港反杜邦運動中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時刻對社會邊緣人寄予關懷的注視;八十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疾馳呼嘯,摧枯拉朽,《人間》忠實地記述了時代巨輪轆轆碾壓下無言的車轍和泥濘的塵土。這份雜誌最後由於經濟原因終成絕響,陳映真先生遭到台灣當下社會刻意的冷落,是莫大的悲哀。鍾喬老師親受陳映真先生的教誨,在日後劇本創作中點燃陳映真先生思想的火種:理想主義的堅持,是俗世的鹽與光。作為傳燈者,「我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本文轉載自保馬,感謝鍾喬老師授權新國際刊登!
曾經,文青時期的我,側身在這個人身旁!學習如何在寫作的旅途中,去凝視與目睹自身和底層或受壓迫者的關係;我開始打開「左眼」,去感知觀察對象的生存深處與生活處境。就是在那一刻開始,寫作不再只是個人成就的滿足;而是對於社會或世界改造,展開如何的反思與驅動力。
今年,是這個人逝世四周年的時光。我循著這時光的邊緣,再次回思自身與整體時代變革及創作的連帶;發現投身民眾劇場的步履,匆匆已有30年,恰與寫作相互映照出:一個尚在自省中感到慚愧的身影!
人們都知曉這個人在寫作與思想上的深刻影響;然則,人們較少有機會觸及:這個人在1980年代或往後歲月,於種種驅動社會變革的現場,留下的既涵蓋構造性分析且感動人心的講演。我有幸與青年範綱塏一起觀賞:當年由「綠色小組」在演講現場,全場記錄並費盡極大心力才留存下來的影像。
於是,深深感到這個人除了在思想與創作之外,更是一位變革者,或者更明確地說,是人間變革者。
這個人是陳映真先生!
01
「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聖經馬太福音》
聖經這席話,眾人耳熟能詳。指的自然是信徒為世上的鹽,得神恩寵而成世上的鹽,得以讓腐朽不再糜爛世界;然則,引申鹽為智慧在人間行走,便能改造這世上的腐朽與敗壞,卻也是得當的,我想。因而,鹽如智慧,必能克服腐朽;倘若失咸,則失了智慧行使於世上。這樣的比喻與延伸,讓我想起這個人,曾經在人間的道途中,如使徒般,或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使徒,中國的孩子,用思想的進步性導引寫作的創發;辯證地,用寫作文字中潛藏的種種思想,在禁忌、刑殺橫生暗潮的年代,傳遞民族、民眾解放的光。
這個人,是我所認識的陳映真先生。
幾些年前,終而,他遠行離世;然則,他所留下的文學作品和思想論述,皆如地上的鹽及世上的光,帶來爭議也罷、導致不休的論戰也罷、甚而橫遭污衊與謾罵也罷,皆宛若夜路上照亮腳前的提燈,在後世人的行進與步伐之間,留下深刻的印痕,這必須被詳實登載,雖遠非歌頌或奉行!
這樣子,我認識了這位長者;更行感知當下島嶼對他的刻意遺忘,甚而達到青年世代毫無所知的田地。當然,光,因一時的遮蔽,並不消弱光之為光的本質;相同地,鹽之為鹽,亦未因被逆瘋狂襲,而失落其保藏萬物鮮活本質的特性。這是一直以來對這個人肉身與精神存在的感知;直到他肉身遠行,當再也見不到他的憂思、笑容或行走的身影后,他曾經在思想與寫作之外,留下的行動,卻成為我們進一步認識、了解進而希冀與他的精神對話的源流。這些行動,將改造的思想、行動與文學創作,像地上的鹽撒播在世上,將世上的光,照亮在後街的暗處。其中,最為世人記憶深刻的,應當是湯英伸這三個字,鄒族少年,在上中學的某個暑假,來到城市,想藉由打工謀生孝敬父母、養活自己,卻不幸步上殺人與自身被槍決的噩運。
那時,我側身在這項事件的報導中。作為《人間雜誌》總編輯的這位長者,以一年的時間,契而不捨地為一個原住民少年請命,動員當時《人間雜誌》的所有成員,在報導上、言論上以及社會行動上,發出「槍下留人」的震撼性呼籲,一如洪鐘巨響,於民間社會形成一股聲援原住民知青在城市流離過程中,備受剝奪的血汗旅程。這是超越批評黨國威權言詞之外,在社會階級與族群的結構面上,展開的一場如何檢視台灣社會內部不等價待遇的論述與行動。
在湯英伸告別式的場合,這個人再次以解放神學基督之愛的精神,融入深刻的社會分析中,在理性間穿插動人情愫地說:「也許湯英伸走了,我們的工作才要開始。 ……怎樣去調適,我們怎麼樣去減輕,這些默默無聞的、被禁默、被掩蓋起來的,那種來到平地以後受到的屈辱、壓迫、欺騙,這樣的事情。」
愛的思想行動與資本社會構造下的法律,如何被重新翻轉,面對每一件法律案件背後,國家在形成過程中,所形成的不平等對待問題!這一次的說話,透露著這樣的光,被壓迫的人與族群解放的光;多年以後,當我再次回想當時的情景,回想當年的追思現場,台上說話這個人,臉上的沉鬱與憂心背後,恰透露著這樣的光,在遮蔽的天空下。
湯英伸被槍決了。然而,「槍下留人」的聲音,在眾人的心中無限迴盪,不曾中止,這是一種悲慟之餘,仍留給活著的人的啟示。猶記得,多年以後,終而從「綠色小組」的紀錄中,目睹當年於土城看守所槍決現場對街,暗幽中的高樓陽台上的攝影者——傅導拍下的影像時,突而便也淚崩如雨下地啜泣了!畫面模糊,因天光未亮,遙遠聚焦的鏡頭面對真實而殘酷的現場,一聲遠遠的槍響,劃破未央的黎明——「碰」,徹響在寧靜無聲的樓宇間,不知何處彷彿還傳來燕雀的啁啾,若說報一日之晨,勿寧是對濛濛人世的悲鳴罷,我想。
而後,我將內心的鏡頭,轉向一個濱海的漁村。幾些年前,我在這隔著濁水溪5公里溪床,長年飄來六輕石化工廠pm2.5空污,備受「癌症村」之苦的村莊——台西村,展開以農民為主體的「證言劇場」。隨行的紀錄片導演黃鴻儒,在一幢古厝前訪談1985年和我共同以《人間雜誌》名義,南下現場報導「鹿港反杜邦運動」的攝影家蔡明德。他談著往事,前一刻,還性情地滿面笑顏;下一刻,話題轉到雜誌停刊的事情……霎時間,突而壓抑著哽咽起來的嗓門,眼眶裡含著淡淡的淚水。那場景,多年以後直到現在,在我腦海中盤桓,未曾消失。提及這件事,讓我即刻聯想起前陣子再次閱讀這個人的全集,特地將一篇他所作的論戰文——「鬼影子知識分子」取到燈下,細心閱讀。是在這閱讀中,回首1980年代初葉,首次閱讀到本文時,對於他所提及的「依賴理論」,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和體會。
理解上,當然是對於「矮化的發展」在第三世界國家,普遍的狀態為何而生,因何而起,終至於今未曾改變的事實。那時,這個人在文學上,以原本要蓋起十層的華盛頓大樓,陸續發表了相關跨國企業的小說,例如:《萬商帝君》、《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以及《雲》……等等作品。那麼,在體會上,便回到老友蔡明德淡淡的淚水,令我回顧起當年反杜邦時,這位一向口才與風姿皆獨具特色的長者,在一系列環保運動場合公開的演講中,所展現與分析的觀點:「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的資本輸出,帶著帶動落後地域具現代化景觀的假象;實質上,是雙重標準的污染……」。當然,鹿港反杜邦運動背後的跨國企業——美國杜邦公司,恰是當前世界製造與輸出污染的超級典範,毫無疑義。
這樣,也難怪那場運動顯得何等重要,而其背後主要的掌旗單位,恰是《人間雜誌》。所以,一本雜誌的停刊,帶來的是超出一本刊物停刊的悲傷與婉惜;因而,淚水並非僅僅為現實上的失去,更多是一種理想的失落,或說,一個時代被經濟困境所迫而終止吧!
於是,鏡頭又像在時間的後街,只是恆久地擺置在街口,卻有著黑白的身影如夜歸者,又或時間彼岸的魂,從記憶裡前來探詢當下的風景,就這樣,我再次來到1983年,初初初閱讀到這個人的小說:《山路》的情境中。蔡千惠,小說中令人難忘的主要人物。那麼衰萎的身子,卻又那麼柔韌與堅決的心,以一個女子的一生,去救贖一個時代的慘絕與酷寒。在後來的歲月中,這個人在馬場町槍決現場,也曾以變革者的身軀發表關於冷戰/戒嚴體制下,白色恐怖在東亞國家暴力的演說。法西斯刑場的風與沙,吹襲在聆聽者的胸坎,久久未曾退卻;雖然,台上的這個人,愈來愈似時間漂泊下的光與影。
時間。是的,時間跨越兩個三十載,劇團的當下經驗,是我邀請王瑋廉導演及眾多演員參與製作,合作推出的一齣戲:《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寫下的一席話:
「多年以後,一定會有不知是誰的誰,在自身私密或公開的文字上,這樣記載:曾經,有九位演員,在一個舞台上,僅僅用身體與聲音,以及最素樸的內心,在一座舞台上,表現了島嶼共同記憶中,被壓殺的血痕與自身在他者身上度量的歲月!
這一群演員,便是《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這齣戲裡的人!因為是人,修飾或扮演已是多餘,回返成為不斷的旅程!持續著、似乎遠離著觀眾的視線,卻瀕近著觀眾每一霎那內心的呼吸!
這讓我一直徘回在魯迅所言的’徬徨’中,像是看見自己在台下彷若一具影子,與台上的演員共同呼吸著稀薄卻有靈魂的氣息!這一刻,在當下;下一刻,已在遙遠的記憶遠方。
我回想著,那思想荒蕪卻充滿民間騷動的1980年代,民主運動在街頭燃燒,社會胎動與日漸侵襲著期待解嚴的人心。然則,也有一種虛無感看見底層的絕望繼續延燒。於是,白日在街頭抗爭或繼續佯裝著中立的採訪;夜晚,則在卡拉ok,以菸酒澆熄燃燒於胸中的火壘。
當然,便是唱著那些耳熟能詳的一首首感情浸透心懷的酒歌;但,再怎麼說,都沒工地秀那麼精彩刺激,而觸動活躍底層的人生。這是人生的歷歷在目,很堪回首……很堪回首……
於是,在自身與歷史的『徬徨』之間,也想著:舞台上的演員想要對自身的腳色訴說什麼?或者,單純也不必在明理上訴說?身體在暗影中進出,已表現了狀態。然則,狀態恰如暗影重重,在遮蔽間露著某種光!這光召喚我們,問說:壓殺的記憶是什麼樣的狀態?這重要嗎?我們想對空椅子所象徵的世界訴說甚麼?這是和觀眾一起既疏遠又靠近的探索,探索那荒蕪終將盤據我們的日常……當然,那是不會有解答的……而解答也顯得規訓了!我想,人湧現的精神,即便剎那,都是當下。
最後,那個總是以背影或隱身的面容,活在我們內心深處的拍照者!讓我聯想起,昔時在偏遠的鄉間做報導時的場景。舞台上的演員,怎麼看既想靠近,又覺得靠得太近的世界。但,我想這拍照者的腳色,比任人在舞台上的人都靠得近。是這樣嗎?我自問時,便也想起1980年代和蔡明德一起在《人間雜誌》出差到報導現場,又回返書房的桌燈下,寫作的種種……特別是他黑白顯影的一張張照片,攤在編輯台上說起報導對象的人、事、物以及場景時。人的故事、底層的故事、受壓迫者的故事,竟而是沒有盡頭的吧!」
用一句很日常卻也費思索的話:「時間的耕耘者,是地上的鹽,世上的光」。這個人,是陳映真。
我感謝他在思想上,給予我的啟蒙養分,雖然,左翼愈來愈在一個崎嶇而艱困的山路上,從冷戰到後冷戰至今的新冷戰,不曾稍減其緊迫性;我難忘在文學創作上,他予我的陪伴終至轉化為一種鞭策予鼓舞,儘管我年過耳順,仍在文思或劇場的路上,顛顛跛跛,卻衷心學習如何打開心智的轉化;我感念他在文化行動中的身體、思想與社會參與,所形構的第三世界觀,以及對人類解放的矢志不移。
他是我的老師,一個人,路上的行者,地上的鹽與世上的光,更是人間的變革者,我這樣子想。雖然,這很多年,他屢屢被飄過天際的烏雲遮蔽;然則,當我在暗影中思索人與思想、文學、行動的動盪與不安時,總會拾起他的每一本書,埋下深心,重又在他的書寫文字中,與波濤激湧的世界再次重逢並且探索,就像歷經時間滔洗後的影像,歷經變革者的行動與言論啟示,其身影與言談的深刻內涵,一再浮現在我腦海與深心中,打開朝向天光的窗,就算瞬間也是恆久。
也是恆久,是地上的鹽;是世上的光。人間的變革者。
02
這個人,也曾以《禁錮與重構》為題,深刻影響著我的寫作與劇場人生。這是一樁歷史事件,從真實到虛構;從荒蕪的記憶現場到創作的當下,所經歷的旅程;期間,歷經瞭如何將事實予以想像化後,所產生的過程與結局。稱不上魔幻色彩的瀰漫,卻因融合了真實與虛構,而增添時間在人的世界裡,所帶來的種種幻化與衝擊。
這時,時間像暗黑隧道中,忽明忽暗的一盞燈;時而,在視線所及,亮著;瞬間卻又暗晦了下去,讓腳踪在沒有方向的方位間,探索著前行;所以,時間也是亡命者在記憶彼岸的流亡山路間,點燃的一堆炭火。風平樹止時,突而,便失卻了亮光;卻在北風來襲時,旺盛地燃燒了起來,彷若一雙雙地下人的眼睛,憤怒地望著山下繁華的街燈。所以簡國賢,這位掀起日據末期與光復初期進步劇場風雲的劇作家,在流亡山區的亡命生涯中,從相思林密布的燒炭窯望向城市繁華街燈時,內心吶喊著一行詩:
「北風啊!你盡情地吹吧!地下人憤怒地看著繁華的街燈!」
那是1950年初葉,韓戰爆發不久,冷戰風雲跟隨美國在全球發布的反共肅清後,地下黨人在島內山區踏上艱困崎嶇山路的時刻。簡國賢自不例外,在苗栗鯉魚潭客家山區與大安溪一帶,跟著燒炭工農勞動,嘗試透過幫佃農寫狀子,告上不願遂行三七五減租的地主,爭取農工革命期間被軍特追捕時的喘息機會,腳踪宛如踩過燒炭火星的種種驚惶,卻也堅決著朝革命之路邁進。
這炭火,像是時間彼岸的一雙眼睛,凝神望著時間此岸的我們。是這樣,我開始構思起一部小說:《戲中壁》,融合了記憶的真實與創作的虛構。真實,來自報導文學的田野踏查與閱讀;虛構,來自想像的場景與情境;因而,腳色既是根據真實人物的行踪,也是從想像世界中,取材而來的鋪陳。就這樣,創作啟程了。那已是1994年的時空,距離現在長達25年歲月。這時間漫長嗎?至少,可以讓一個剛步入青壯年的寫作者,邁入初老的歲月。是的,從個別生命而言,是有一段時日,經歷了這樣或那樣的波折與翻滾;然則,從一樁二戰後被壓殺的歷史看來,卻又僅僅是瞬間的轉換,只不過其間歷經的歷史遺忘,卻讓時間在此岸失去彼岸的風貌。這令人感到錯愕、婉惜、憤怒。或許,也是創作會發生的核心緣由:起始於衝動,而後自覺必須沉澱,以免橫生雜質,無法面對那沙塵泥堆中,為理想而殉難的血。
就在小說出版的來年,作家陳映真先生,在一本文學刊物上,寫下了對這部小說關鍵性的評論。他在文脈一開頭便直面了當年的主流政治與文壇:「在這一段被當今朝野主流政治刻意抹殺和強欲湮滅的歷史中……」這麼與現實貼近的評論,彷然如沉埋地底的礦石,被挖掘後,重現天日的緊迫性。在隔了一段敘事後,他又從解析的角度出發,說著:「然而,國家暴力機制在資本的邏輯中融解。之後,另一種以文藝小說、電影、戲劇、和詩歌去記憶和重構那隱密的傷口,就無法加以抑制。八零年代以降,以小說、紀實報導、電影、詩歌等文藝形式去沉思、重現和記憶那一段集體回憶中暗黑的隧道的工作,正在逐步開展。《戲中壁》就是其中一個虔誠而優美動人的成果。」是在這樣的敘事與鋪陳下,他接著說:「十餘萬字的小說,被一個明亮理想,一個充滿殺身亡家危機的網罟下的純粹執念所吸引,造成牽動讀者閱讀的緊迫與張力。」
當然,恰如映真先生形容:這是以優美的詩性散文完成的小說詩篇。我可以這麼說,這是貼切的形容。因而,在人物塑造和動作的辯證性上,暴露了不可免的缺失。這或許是評論稱作:「禁錮與重構」的核心原因吧!回首1990年代初、中葉,這等禁錮跟隨生命的追索,如影而行,毫無疑義;降至今日,仍是記憶難以抹去的篇章,它曾經在小說中,被我重構,也編成電影劇本,獲最佳電影劇本獎。於今,再經25年歲月的磨礪,轉化為廢墟環境劇場上的演出劇本,初衷幾乎在一致的調性上。
其實,更早的時間裡,小說中名喚惠子的女子,是阿賢這位主角的妻子,在風聲鶴唳的大逮捕行動中,他做了一件事,這並非虛構,而是事實;只不過加入作者如我者,一些想像性的場景罷了!
「你該不會都要燒了吧?」惶恐地,惠子問說。
「不燒行嗎?萬一來搜家…你準被連累。」阿賢放低嗓門,噤聲說。
後來,他們一起將劇本和結婚照,放進一個餅乾盒裡,埋在後院的菜園裡。這樣,留下了戰後台灣最重要的討論社會階級分化、貪腐政治的左翼劇作:《壁》。如果不是這小說背後真實人物——簡國賢的太太,將劇本重新出土,台灣戰後左翼戲劇,必將不見天日!話說回頭,小說創作書寫完成於1994年,虛構中埋藏真實的成份;劇作家1952年撲倒於馬場町刑場,這之前,大逮捕行動與流亡發生之際,家屬在自家後院埋藏了劇本與結婚照片,從虛構到距離真實發生的時空,已有42載的春秋。時間,當真恰如暗幽山洞中,忽明忽滅的一盞提燈。再隔25年光陰;來到2020年,當小說改編為劇本時,情境轉化成更簡潔的對話。
這時,阿賢以鬼魂的之身,回返家門,宛若光天化日下,惠子的一場真實夢境。
「燒了吧!」阿賢說。
「做不得!」惠子,這時轉作一名客家籍女子,伊說「燒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再有另一個場景,從小說轉化為劇本後,歷經時間的追索,維繫基調卻有所變化,也值得提及。阿賢流亡山區期間,情治單位經常來搜索或騷擾。一日,敲門聲響徹,在妝鏡前,惠子安靜的梳頭。「用手胡亂地抹一抹散發,一張瘦單單的臉半隱半現地,埋在凌亂垂落的髮絲後頭。喬裝成瘋婦的惠子……」。而後,就在木門尚未拉開之際,幾名彪形壯漢已經迫不急待衝了進來……
「你們是誰啊!」惠子一臉呆滯的模樣,痴傻地惑問著。
「誰?」帶頭得痲臉特務厲聲吆喝,「我們是保安司令部派來……抓共產黨的……」
兩樁從小說到劇本的改編案例,僅僅簡短的述說了,時間在此岸與彼岸間,歷經了波折。先是第一個漫長40年的禁錮,從1954年,劇作家在馬場町遭槍決,直到1994年,書寫這篇在虛構與真實間往返的小說;而後,又經另一個25年的波折與回思。2020年,才以劇本的方式寫就,並登上廢墟環境劇場的舞台。
時間,一直在叩問記憶將如何再生或者重生?我沒有答案,只是一直在探索的旅程,忐忑地反复質問,如何面對禁錮與重構這個巨大問號下,走在人生道途中的記憶書寫。所以我說,這是回流,時間在長河中隨著變遷的回流;不是倒帶,更並非重複。一如,映真先生為這篇小說的評論所訂下的標題:《禁錮與重構》。然而,歷經時間禁錮後的壓殺記憶,如何在小說或劇本中重構呢?又如何讓此岸的當下,重拾並創生冷戰/內戰/戒嚴體制衍生下的胚胎;讓彼岸的記憶,透過不間斷的反思與抵抗,不再只是悲情回首,而有著在胎動中重現天光日的時間感?
我在惑問中,不忘前行……曾經有一首詩,寫於1996年,是焚寄給仆倒馬場町刑場的劇作家,我將之抄錄如下:
我隔著迢遙的時空與你對話
現在,舞台上築起一睹透明的壁
牢牢封鎖著記憶的城池
演員的身體在外頭嘶喊
你在裡頭垂首,宛若魂魄
我曾在夢中穿越童年時冰冷的軌道
側見你孤寂的背影消失在遠方
多年以前,在你生前難友的書房
我們翻閱一冊冊書頁泛黃的日文書籍
午後的束光中,煙塵無聲飄墜
恍如預示著在劇場中註定遺失的你
以及,你注定在遺失中復活的劇作
我隔著迢遙的時空與你對話
現在,舞台上光影錯叉
拉起一座雨中的法西斯刑場
演員的聲音在場外掙困
你在場內沉思,宛若詩魂
我曾登上燈火聚集的城市路標
望見許諾之花在街市中倏地萎弱
多年以後,在你梁瓦朽榻的舊宅裡
我將從一面塵掩的鏡子
閱讀到一種衰老的文體
記載著關於你的身世,以書信、札記
以一頁焚燒成燼的遺書
2016年冬日,陳映真先生在北京過世;今年恰逢4年。近日,再次閱讀他1994年,為這本我的中長篇小說處女作:《戲中壁》所寫的評論,內心仍然激切並充滿反思。以此,寫下這篇文章,感念先生在思想啟蒙與文學淬煉上,如溫潤的春雨,灑落在我乾枯的創作之路上。
發佈日期:20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