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陳映真先生（1937年11月8日-2016年11月22日）離開我們四年了。在他的身前，有台北霓虹背後的幽暗後街，也有苗栗山間迴響的颯颯竹濤；在他的身後，是茫茫青天碧海，那條崎嶇蜿蜒的山路，依舊綿延向遠方。鍾喬老師〈人間變革者：在思想、寫作與行動中〉一文，紀念陳映真先生逝世四周年。在《人間》雜誌發行期間，陳映真先生和《人間》同仁們為了鄒族少年的遭際奔走疾呼，在鹿港反杜邦運動中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時刻對社會邊緣人寄予關懷的注視；八十年代以來，台灣經濟發展疾馳呼嘯，摧枯拉朽，《人間》忠實地記述了時代巨輪轆轆碾壓下無言的車轍和泥濘的塵土。這份雜誌最後由於經濟原因終成絕響，陳映真先生遭到台灣當下社會刻意的冷落，是莫大的悲哀。鍾喬老師親受陳映真先生的教誨，在日後劇本創作中點燃陳映真先生思想的火種：理想主義的堅持，是俗世的鹽與光。作為傳燈者，「我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本文轉載自保馬，感謝鍾喬老師授權新國際刊登！
曾經，文青時期的我，側身在這個人身旁！學習如何在寫作的旅途中，去凝視與目睹自身和底層或受壓迫者的關係；我開始打開「左眼」，去感知觀察對象的生存深處與生活處境。就是在那一刻開始，寫作不再只是個人成就的滿足；而是對於社會或世界改造，展開如何的反思與驅動力。
今年，是這個人逝世四周年的時光。我循著這時光的邊緣，再次回思自身與整體時代變革及創作的連帶；發現投身民眾劇場的步履，匆匆已有30年，恰與寫作相互映照出：一個尚在自省中感到慚愧的身影！
人們都知曉這個人在寫作與思想上的深刻影響；然則，人們較少有機會觸及：這個人在1980年代或往後歲月，於種種驅動社會變革的現場，留下的既涵蓋構造性分析且感動人心的講演。我有幸與青年範綱塏一起觀賞：當年由「綠色小組」在演講現場，全場記錄並費盡極大心力才留存下來的影像。
於是，深深感到這個人除了在思想與創作之外，更是一位變革者，或者更明確地說，是人間變革者。
這個人是陳映真先生！
01
「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聖經馬太福音》
聖經這席話，眾人耳熟能詳。指的自然是信徒為世上的鹽，得神恩寵而成世上的鹽，得以讓腐朽不再糜爛世界；然則，引申鹽為智慧在人間行走，便能改造這世上的腐朽與敗壞，卻也是得當的，我想。因而，鹽如智慧，必能克服腐朽；倘若失咸，則失了智慧行使於世上。這樣的比喻與延伸，讓我想起這個人，曾經在人間的道途中，如使徒般，或說是馬克思主義的使徒，中國的孩子，用思想的進步性導引寫作的創發；辯證地，用寫作文字中潛藏的種種思想，在禁忌、刑殺橫生暗潮的年代，傳遞民族、民眾解放的光。
這個人，是我所認識的陳映真先生。
幾些年前，終而，他遠行離世；然則，他所留下的文學作品和思想論述，皆如地上的鹽及世上的光，帶來爭議也罷、導致不休的論戰也罷、甚而橫遭污衊與謾罵也罷，皆宛若夜路上照亮腳前的提燈，在後世人的行進與步伐之間，留下深刻的印痕，這必須被詳實登載，雖遠非歌頌或奉行！
這樣子，我認識了這位長者；更行感知當下島嶼對他的刻意遺忘，甚而達到青年世代毫無所知的田地。當然，光，因一時的遮蔽，並不消弱光之為光的本質；相同地，鹽之為鹽，亦未因被逆瘋狂襲，而失落其保藏萬物鮮活本質的特性。這是一直以來對這個人肉身與精神存在的感知；直到他肉身遠行，當再也見不到他的憂思、笑容或行走的身影后，他曾經在思想與寫作之外，留下的行動，卻成為我們進一步認識、了解進而希冀與他的精神對話的源流。這些行動，將改造的思想、行動與文學創作，像地上的鹽撒播在世上，將世上的光，照亮在後街的暗處。其中，最為世人記憶深刻的，應當是湯英伸這三個字，鄒族少年，在上中學的某個暑假，來到城市，想藉由打工謀生孝敬父母、養活自己，卻不幸步上殺人與自身被槍決的噩運。
那時，我側身在這項事件的報導中。作為《人間雜誌》總編輯的這位長者，以一年的時間，契而不捨地為一個原住民少年請命，動員當時《人間雜誌》的所有成員，在報導上、言論上以及社會行動上，發出「槍下留人」的震撼性呼籲，一如洪鐘巨響，於民間社會形成一股聲援原住民知青在城市流離過程中，備受剝奪的血汗旅程。這是超越批評黨國威權言詞之外，在社會階級與族群的結構面上，展開的一場如何檢視台灣社會內部不等價待遇的論述與行動。
在湯英伸告別式的場合，這個人再次以解放神學基督之愛的精神，融入深刻的社會分析中，在理性間穿插動人情愫地說：「也許湯英伸走了，我們的工作才要開始。 ……怎樣去調適，我們怎麼樣去減輕，這些默默無聞的、被禁默、被掩蓋起來的，那種來到平地以後受到的屈辱、壓迫、欺騙，這樣的事情。」
愛的思想行動與資本社會構造下的法律，如何被重新翻轉，面對每一件法律案件背後，國家在形成過程中，所形成的不平等對待問題！這一次的說話，透露著這樣的光，被壓迫的人與族群解放的光；多年以後，當我再次回想當時的情景，回想當年的追思現場，台上說話這個人，臉上的沉鬱與憂心背後，恰透露著這樣的光，在遮蔽的天空下。
湯英伸被槍決了。然而，「槍下留人」的聲音，在眾人的心中無限迴盪，不曾中止，這是一種悲慟之餘，仍留給活著的人的啟示。猶記得，多年以後，終而從「綠色小組」的紀錄中，目睹當年於土城看守所槍決現場對街，暗幽中的高樓陽台上的攝影者——傅導拍下的影像時，突而便也淚崩如雨下地啜泣了！畫面模糊，因天光未亮，遙遠聚焦的鏡頭面對真實而殘酷的現場，一聲遠遠的槍響，劃破未央的黎明——「碰」，徹響在寧靜無聲的樓宇間，不知何處彷彿還傳來燕雀的啁啾，若說報一日之晨，勿寧是對濛濛人世的悲鳴罷，我想。
而後，我將內心的鏡頭，轉向一個濱海的漁村。幾些年前，我在這隔著濁水溪5公里溪床，長年飄來六輕石化工廠pm2.5空污，備受「癌症村」之苦的村莊——台西村，展開以農民為主體的「證言劇場」。隨行的紀錄片導演黃鴻儒，在一幢古厝前訪談1985年和我共同以《人間雜誌》名義，南下現場報導「鹿港反杜邦運動」的攝影家蔡明德。他談著往事，前一刻，還性情地滿面笑顏；下一刻，話題轉到雜誌停刊的事情……霎時間，突而壓抑著哽咽起來的嗓門，眼眶裡含著淡淡的淚水。那場景，多年以後直到現在，在我腦海中盤桓，未曾消失。提及這件事，讓我即刻聯想起前陣子再次閱讀這個人的全集，特地將一篇他所作的論戰文——「鬼影子知識分子」取到燈下，細心閱讀。是在這閱讀中，回首1980年代初葉，首次閱讀到本文時，對於他所提及的「依賴理論」，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和體會。
理解上，當然是對於「矮化的發展」在第三世界國家，普遍的狀態為何而生，因何而起，終至於今未曾改變的事實。那時，這個人在文學上，以原本要蓋起十層的華盛頓大樓，陸續發表了相關跨國企業的小說，例如：《萬商帝君》、《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以及《雲》……等等作品。那麼，在體會上，便回到老友蔡明德淡淡的淚水，令我回顧起當年反杜邦時，這位一向口才與風姿皆獨具特色的長者，在一系列環保運動場合公開的演講中，所展現與分析的觀點：「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的資本輸出，帶著帶動落後地域具現代化景觀的假象；實質上，是雙重標準的污染……」。當然，鹿港反杜邦運動背後的跨國企業——美國杜邦公司，恰是當前世界製造與輸出污染的超級典範，毫無疑義。
這樣，也難怪那場運動顯得何等重要，而其背後主要的掌旗單位，恰是《人間雜誌》。所以，一本雜誌的停刊，帶來的是超出一本刊物停刊的悲傷與婉惜；因而，淚水並非僅僅為現實上的失去，更多是一種理想的失落，或說，一個時代被經濟困境所迫而終止吧！
於是，鏡頭又像在時間的後街，只是恆久地擺置在街口，卻有著黑白的身影如夜歸者，又或時間彼岸的魂，從記憶裡前來探詢當下的風景，就這樣，我再次來到1983年，初初初閱讀到這個人的小說：《山路》的情境中。蔡千惠，小說中令人難忘的主要人物。那麼衰萎的身子，卻又那麼柔韌與堅決的心，以一個女子的一生，去救贖一個時代的慘絕與酷寒。在後來的歲月中，這個人在馬場町槍決現場，也曾以變革者的身軀發表關於冷戰/戒嚴體制下，白色恐怖在東亞國家暴力的演說。法西斯刑場的風與沙，吹襲在聆聽者的胸坎，久久未曾退卻；雖然，台上的這個人，愈來愈似時間漂泊下的光與影。
時間。是的，時間跨越兩個三十載，劇團的當下經驗，是我邀請王瑋廉導演及眾多演員參與製作，合作推出的一齣戲：《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寫下的一席話：
「多年以後，一定會有不知是誰的誰，在自身私密或公開的文字上，這樣記載：曾經，有九位演員，在一個舞台上，僅僅用身體與聲音，以及最素樸的內心，在一座舞台上，表現了島嶼共同記憶中，被壓殺的血痕與自身在他者身上度量的歲月！
這一群演員，便是《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這齣戲裡的人！因為是人，修飾或扮演已是多餘，回返成為不斷的旅程！持續著、似乎遠離著觀眾的視線，卻瀕近著觀眾每一霎那內心的呼吸！
這讓我一直徘回在魯迅所言的’徬徨’中，像是看見自己在台下彷若一具影子，與台上的演員共同呼吸著稀薄卻有靈魂的氣息！這一刻，在當下；下一刻，已在遙遠的記憶遠方。
我回想著，那思想荒蕪卻充滿民間騷動的1980年代，民主運動在街頭燃燒，社會胎動與日漸侵襲著期待解嚴的人心。然則，也有一種虛無感看見底層的絕望繼續延燒。於是，白日在街頭抗爭或繼續佯裝著中立的採訪；夜晚，則在卡拉ok，以菸酒澆熄燃燒於胸中的火壘。
當然，便是唱著那些耳熟能詳的一首首感情浸透心懷的酒歌；但，再怎麼說，都沒工地秀那麼精彩刺激，而觸動活躍底層的人生。這是人生的歷歷在目，很堪回首……很堪回首……
於是，在自身與歷史的『徬徨』之間，也想著：舞台上的演員想要對自身的腳色訴說什麼？或者，單純也不必在明理上訴說？身體在暗影中進出，已表現了狀態。然則，狀態恰如暗影重重，在遮蔽間露著某種光！這光召喚我們，問說：壓殺的記憶是什麼樣的狀態？這重要嗎？我們想對空椅子所象徵的世界訴說甚麼？這是和觀眾一起既疏遠又靠近的探索，探索那荒蕪終將盤據我們的日常……當然，那是不會有解答的……而解答也顯得規訓了！我想，人湧現的精神，即便剎那，都是當下。
最後，那個總是以背影或隱身的面容，活在我們內心深處的拍照者！讓我聯想起，昔時在偏遠的鄉間做報導時的場景。舞台上的演員，怎麼看既想靠近，又覺得靠得太近的世界。但，我想這拍照者的腳色，比任人在舞台上的人都靠得近。是這樣嗎？我自問時，便也想起1980年代和蔡明德一起在《人間雜誌》出差到報導現場，又回返書房的桌燈下，寫作的種種……特別是他黑白顯影的一張張照片，攤在編輯台上說起報導對象的人、事、物以及場景時。人的故事、底層的故事、受壓迫者的故事，竟而是沒有盡頭的吧！」
用一句很日常卻也費思索的話：「時間的耕耘者，是地上的鹽，世上的光」。這個人，是陳映真。
我感謝他在思想上，給予我的啟蒙養分，雖然，左翼愈來愈在一個崎嶇而艱困的山路上，從冷戰到後冷戰至今的新冷戰，不曾稍減其緊迫性；我難忘在文學創作上，他予我的陪伴終至轉化為一種鞭策予鼓舞，儘管我年過耳順，仍在文思或劇場的路上，顛顛跛跛，卻衷心學習如何打開心智的轉化；我感念他在文化行動中的身體、思想與社會參與，所形構的第三世界觀，以及對人類解放的矢志不移。
他是我的老師，一個人，路上的行者，地上的鹽與世上的光，更是人間的變革者，我這樣子想。雖然，這很多年，他屢屢被飄過天際的烏雲遮蔽；然則，當我在暗影中思索人與思想、文學、行動的動盪與不安時，總會拾起他的每一本書，埋下深心，重又在他的書寫文字中，與波濤激湧的世界再次重逢並且探索，就像歷經時間滔洗後的影像，歷經變革者的行動與言論啟示，其身影與言談的深刻內涵，一再浮現在我腦海與深心中，打開朝向天光的窗，就算瞬間也是恆久。
也是恆久，是地上的鹽；是世上的光。人間的變革者。
02
這個人，也曾以《禁錮與重構》為題，深刻影響著我的寫作與劇場人生。這是一樁歷史事件，從真實到虛構；從荒蕪的記憶現場到創作的當下，所經歷的旅程；期間，歷經瞭如何將事實予以想像化後，所產生的過程與結局。稱不上魔幻色彩的瀰漫，卻因融合了真實與虛構，而增添時間在人的世界裡，所帶來的種種幻化與衝擊。
這時，時間像暗黑隧道中，忽明忽暗的一盞燈；時而，在視線所及，亮著；瞬間卻又暗晦了下去，讓腳踪在沒有方向的方位間，探索著前行；所以，時間也是亡命者在記憶彼岸的流亡山路間，點燃的一堆炭火。風平樹止時，突而，便失卻了亮光；卻在北風來襲時，旺盛地燃燒了起來，彷若一雙雙地下人的眼睛，憤怒地望著山下繁華的街燈。所以簡國賢，這位掀起日據末期與光復初期進步劇場風雲的劇作家，在流亡山區的亡命生涯中，從相思林密布的燒炭窯望向城市繁華街燈時，內心吶喊著一行詩：
「北風啊！你盡情地吹吧！地下人憤怒地看著繁華的街燈！」
那是1950年初葉，韓戰爆發不久，冷戰風雲跟隨美國在全球發布的反共肅清後，地下黨人在島內山區踏上艱困崎嶇山路的時刻。簡國賢自不例外，在苗栗鯉魚潭客家山區與大安溪一帶，跟著燒炭工農勞動，嘗試透過幫佃農寫狀子，告上不願遂行三七五減租的地主，爭取農工革命期間被軍特追捕時的喘息機會，腳踪宛如踩過燒炭火星的種種驚惶，卻也堅決著朝革命之路邁進。
這炭火，像是時間彼岸的一雙眼睛，凝神望著時間此岸的我們。是這樣，我開始構思起一部小說：《戲中壁》，融合了記憶的真實與創作的虛構。真實，來自報導文學的田野踏查與閱讀；虛構，來自想像的場景與情境；因而，腳色既是根據真實人物的行踪，也是從想像世界中，取材而來的鋪陳。就這樣，創作啟程了。那已是1994年的時空，距離現在長達25年歲月。這時間漫長嗎？至少，可以讓一個剛步入青壯年的寫作者，邁入初老的歲月。是的，從個別生命而言，是有一段時日，經歷了這樣或那樣的波折與翻滾；然則，從一樁二戰後被壓殺的歷史看來，卻又僅僅是瞬間的轉換，只不過其間歷經的歷史遺忘，卻讓時間在此岸失去彼岸的風貌。這令人感到錯愕、婉惜、憤怒。或許，也是創作會發生的核心緣由：起始於衝動，而後自覺必須沉澱，以免橫生雜質，無法面對那沙塵泥堆中，為理想而殉難的血。
就在小說出版的來年，作家陳映真先生，在一本文學刊物上，寫下了對這部小說關鍵性的評論。他在文脈一開頭便直面了當年的主流政治與文壇：「在這一段被當今朝野主流政治刻意抹殺和強欲湮滅的歷史中……」這麼與現實貼近的評論，彷然如沉埋地底的礦石，被挖掘後，重現天日的緊迫性。在隔了一段敘事後，他又從解析的角度出發，說著：「然而，國家暴力機制在資本的邏輯中融解。之後，另一種以文藝小說、電影、戲劇、和詩歌去記憶和重構那隱密的傷口，就無法加以抑制。八零年代以降，以小說、紀實報導、電影、詩歌等文藝形式去沉思、重現和記憶那一段集體回憶中暗黑的隧道的工作，正在逐步開展。《戲中壁》就是其中一個虔誠而優美動人的成果。」是在這樣的敘事與鋪陳下，他接著說：「十餘萬字的小說，被一個明亮理想，一個充滿殺身亡家危機的網罟下的純粹執念所吸引，造成牽動讀者閱讀的緊迫與張力。」
當然，恰如映真先生形容：這是以優美的詩性散文完成的小說詩篇。我可以這麼說，這是貼切的形容。因而，在人物塑造和動作的辯證性上，暴露了不可免的缺失。這或許是評論稱作：「禁錮與重構」的核心原因吧！回首1990年代初、中葉，這等禁錮跟隨生命的追索，如影而行，毫無疑義；降至今日，仍是記憶難以抹去的篇章，它曾經在小說中，被我重構，也編成電影劇本，獲最佳電影劇本獎。於今，再經25年歲月的磨礪，轉化為廢墟環境劇場上的演出劇本，初衷幾乎在一致的調性上。
其實，更早的時間裡，小說中名喚惠子的女子，是阿賢這位主角的妻子，在風聲鶴唳的大逮捕行動中，他做了一件事，這並非虛構，而是事實；只不過加入作者如我者，一些想像性的場景罷了！
「你該不會都要燒了吧？」惶恐地，惠子問說。
「不燒行嗎？萬一來搜家…你準被連累。」阿賢放低嗓門，噤聲說。
後來，他們一起將劇本和結婚照，放進一個餅乾盒裡，埋在後院的菜園裡。這樣，留下了戰後台灣最重要的討論社會階級分化、貪腐政治的左翼劇作：《壁》。如果不是這小說背後真實人物——簡國賢的太太，將劇本重新出土，台灣戰後左翼戲劇，必將不見天日！話說回頭，小說創作書寫完成於1994年，虛構中埋藏真實的成份；劇作家1952年撲倒於馬場町刑場，這之前，大逮捕行動與流亡發生之際，家屬在自家後院埋藏了劇本與結婚照片，從虛構到距離真實發生的時空，已有42載的春秋。時間，當真恰如暗幽山洞中，忽明忽滅的一盞提燈。再隔25年光陰；來到2020年，當小說改編為劇本時，情境轉化成更簡潔的對話。
這時，阿賢以鬼魂的之身，回返家門，宛若光天化日下，惠子的一場真實夢境。
「燒了吧！」阿賢說。
「做不得！」惠子，這時轉作一名客家籍女子，伊說「燒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再有另一個場景，從小說轉化為劇本後，歷經時間的追索，維繫基調卻有所變化，也值得提及。阿賢流亡山區期間，情治單位經常來搜索或騷擾。一日，敲門聲響徹，在妝鏡前，惠子安靜的梳頭。「用手胡亂地抹一抹散發，一張瘦單單的臉半隱半現地，埋在凌亂垂落的髮絲後頭。喬裝成瘋婦的惠子……」。而後，就在木門尚未拉開之際，幾名彪形壯漢已經迫不急待衝了進來……
「你們是誰啊！」惠子一臉呆滯的模樣，痴傻地惑問著。
「誰？」帶頭得痲臉特務厲聲吆喝，「我們是保安司令部派來……抓共產黨的……」
兩樁從小說到劇本的改編案例，僅僅簡短的述說了，時間在此岸與彼岸間，歷經了波折。先是第一個漫長40年的禁錮，從1954年，劇作家在馬場町遭槍決，直到1994年，書寫這篇在虛構與真實間往返的小說；而後，又經另一個25年的波折與回思。2020年，才以劇本的方式寫就，並登上廢墟環境劇場的舞台。
時間，一直在叩問記憶將如何再生或者重生？我沒有答案，只是一直在探索的旅程，忐忑地反复質問，如何面對禁錮與重構這個巨大問號下，走在人生道途中的記憶書寫。所以我說，這是回流，時間在長河中隨著變遷的回流；不是倒帶，更並非重複。一如，映真先生為這篇小說的評論所訂下的標題：《禁錮與重構》。然而，歷經時間禁錮後的壓殺記憶，如何在小說或劇本中重構呢？又如何讓此岸的當下，重拾並創生冷戰/內戰/戒嚴體制衍生下的胚胎；讓彼岸的記憶，透過不間斷的反思與抵抗，不再只是悲情回首，而有著在胎動中重現天光日的時間感？
我在惑問中，不忘前行……曾經有一首詩，寫於1996年，是焚寄給仆倒馬場町刑場的劇作家，我將之抄錄如下：
我隔著迢遙的時空與你對話
現在，舞台上築起一睹透明的壁
牢牢封鎖著記憶的城池
演員的身體在外頭嘶喊
你在裡頭垂首，宛若魂魄
我曾在夢中穿越童年時冰冷的軌道
側見你孤寂的背影消失在遠方
多年以前，在你生前難友的書房
我們翻閱一冊冊書頁泛黃的日文書籍
午後的束光中，煙塵無聲飄墜
恍如預示著在劇場中註定遺失的你
以及，你注定在遺失中復活的劇作
我隔著迢遙的時空與你對話
現在，舞台上光影錯叉
拉起一座雨中的法西斯刑場
演員的聲音在場外掙困
你在場內沉思，宛若詩魂
我曾登上燈火聚集的城市路標
望見許諾之花在街市中倏地萎弱
多年以後，在你梁瓦朽榻的舊宅裡
我將從一面塵掩的鏡子
閱讀到一種衰老的文體
記載著關於你的身世，以書信、札記
以一頁焚燒成燼的遺書
2016年冬日，陳映真先生在北京過世；今年恰逢4年。近日，再次閱讀他1994年，為這本我的中長篇小說處女作：《戲中壁》所寫的評論，內心仍然激切並充滿反思。以此，寫下這篇文章，感念先生在思想啟蒙與文學淬煉上，如溫潤的春雨，灑落在我乾枯的創作之路上。
發佈日期：202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