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發表於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刊物《工議》第六十九期，2020年9月25日
作者蔡志杰為全國教保產業工會執行秘書，感謝作者提供轉載）
這社會要求他人有尊嚴活著的，幾乎都是收入穩定的人。
《做工的人》書腰文案
你們不覺得，這隻鱷魚跟我們很像？不管被困在水池還是在桶子裡，一直很努力要離開這個環境。不管人家怎麼欺負、怎麼逼迫，牠就是要出頭天啦！
電視劇《做工的人》中的鐵工阿祈
2016年10月間，在建築工地擔任工地主任（監工）的林立青，從網路上看到若干對於「八嘎囧」（PTT的流行用語，意指「八家將」）的嘲諷，於是在臉書寫下自己對於「八嘎囧」的理解予以反駁，此舉在網路上引發爭吵，接下來他又根據自身工作經驗，發表對於工地勞動與人物的觀察。這些作品受到出版社的注意，並找來攝影師配上工地人物的照片，於2017年2月集結出版，這就是後來成為暢銷書的《做工的人》。
底層勞作者的社會位置與彼此的「社會關係」
林立青本名林亞靖，1985年生，從小跟著母親在台北景美市場擺攤，就讀大學土木系時開始在工地擔任監工。在《做工的人》這本散文集中，林立青時常以人物為中心來展開篇章：例如工地大嫂，以及阿祈與阿欽這對鐵工兄弟，後來都成為《做工的人》同名電視劇的主要角色；曾經貴為「董仔」的阿國，在破產之後成為工地的日雇工；中度智障的泥水師傅阿忠，在經濟不景氣之下只能接雜工做，日薪僅有先前的一半；雲林巨型廠區的偏僻工地，兩名粗工一個跛子一個禿子，到「伴唱小吃部」找已屆中年的女性從事性服務，兩名女性也是殘疾人士，年過五十的大姊背後有一整片的燒傷，稍年輕的那位，右手只有大拇指，原本應該還有手指的位置像是小叮噹的手一樣圓滑；其他登場的人物，包括出現在工地周邊的檳榔西施、拾荒者、看板人與超商店員等。
雖說《做工的人》的寫作中心是工地，林立青筆下的人物並沒有侷限在營造業工人，還有周邊的各項服務、娛樂業以及底層勞作者。林立青除了以人物來展開故事之外，若干篇章也會以特定主題來介紹工地的實況：例如以工人愛用的成藥及調酒，來引出工人在營造作業中的勞動磨損；以工人的經濟以及娛樂活動等，帶出工人置身的社會底層處境，以及彼此的互相慰藉與同聲相惜。
如果進一步認真探究，工地分工細密、業務分包承攬關係複雜，林立青其實沒有呈現這些全景，他依自身的偏好，介紹其中若干角色給我們認識，並不是依照不同工種來安排出場；他喜歡講工地現場勞動時的辛苦，以及各種可見與隱蔽的職場身心損傷，但除了日薪數字，他其實不太講到不同工種的勞動內容有何不同，以及其具體的勞動條件與勞動關係。下面這一段對於泥作師傅的敘述，大約是整本書中少數對於勞動過程的描述：
蓋房子時，在混凝土拆模後，泥作師傅必須先進場測量拆模後的誤差，和安裝門窗框架的師傅討論施工時間的配合。接著在門窗框架安裝好後，拉水線、放灰誌。由門窗框的填縫可以看出一個泥作師傅的功力水準。同時，他們砌起隔間的磚牆並且用水泥粉刷，在浴室、廁所的粉刷中加入防水膠劑，完成後還需要在外牆部分塗抹防水，內牆的浴廚位置也必須再做一次防水塗料。混凝土難免有凹凸不平的問題，泥作必須在此時精準抓出施工完成面，在這三、五公分的粉刷層中細細調整，既要將混凝土的坯底完整蓋去，又不能在此時連同水電的開關插座盒抹去。
粉刷完成後，接著依據不同位置，有不同的處理：有些必須再次粉光，以利油漆、壁紙接續施工；有些則是在防水施工後，交由瓷磚師傅繼續鋪貼。專業的瓷磚師傅是與泥作分工獨立的系統，各式瓷磚各有適合的專業施工手法：軟底的、硬底的、大理石的、燒底的。或者交給石子包商，洗石子，抿石子。即使台灣的斬石及磨石已經逐漸退去流行，但仍是這些師傅們茶餘飯後的話題。
（《做工的人》，頁183-184）
這一本書叫《做工的人》、它的場景是工地這樣的勞動現場，但林立青介紹給讀者的面向，與其說是其中的勞動關係，不如說是這些人物的社會位置，以及彼此間的「社會關係」：這些底層人物如何在缺乏權勢、資源的社會處境下，勉力求生、相互依存，時而安逸、時而流離的歷程。
俗民的「道德倫理學」
前面提到，林立青介紹工地人物給我們認識時，他是經過選擇的，他往往選擇越是底層或說越是邊緣的人物。然而，如何說這些是底層或邊緣人物呢？一種作為判別的表現方式，就是當事人受到公部門的歧視、排斥，甚至是欺壓。
林立青從他的職場經歷裡列舉了不少例證：外籍勞工遭到仲介的剝削與無良雇主的壓迫，從原來的契約「逃逸」之後，又要躲避警察的追捕；擁有居留證的外配新住民，因為沒有工作證而被刁難無法上工，並被視為可能逃跑的嫌疑犯；工班的材料在工地失竊，年輕學徒工去管區報案但被吃案呼嚨過去，後來作為工地主任的林直接打110報案，來處理的警察態度完全不同；性工作者被警察騷擾，甚至被白嫖等等。
書中花了不少篇幅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各式各樣的罰單。體力勞動工作者因為社會地位低下，加上穿著打扮好辨認，因而成為酒測、驗排氣等各項臨檢時容易被鎖定的對象，執法有時太過不合情理，作者為這種公務員求業績而強加罰款於小民的狀況頗為抱不平。他提到有次有對在外牆砌磚的中年師傅夫妻，因作業需要對磚牆沖水，導致泥水流到人行道上，環保稽查人員看到開了一張六萬的事業汙水罰單，砌磚女師傅立刻驚駭地跪下來求放過一馬。
林立青根據過去經驗，認為這狀況不嚴重，頂多開個一千二就可以了，不懂稽查人員為何堅持，就在旁邊幫泥作師傅的腔，後來附近里長以及居民也都圍觀過來，頗有默契地一致相挺這對夫妻，原來大家也都有因為洗車、洗菜而被開罰的紀錄。驚動警察折騰了一陣子之後，稽查人員終於在群眾壓力之下妥協，改開了一千二作結。
《做工的人》這本書的寫作起點，是作者林立青想要反駁網路鄉民對於「八嘎囧」的嘲諷，接下來的寫作，則是透過描繪底層人物的社會處境，來向社會大眾澄清對於工人的誤解，試圖去除社會主流對於工人的既定觀念。換句話說，林立青對於工地生態的理解，有他自己的一個圖像，這個圖像可以從上面那個六萬罰單的故事引申出來：林立青所不屑的，是只講求自身業績、不通情理的嚴苛執法；他所讚許的美德，是底層人物的相濡以沫與互相扶持。如果要我說，我會說林立青認同的，是某種屬於俗民的「道德倫理學」，沿著這樣的「道德倫理學」，作者以他的價值體系出發，來描繪出這些底層勞作者的生命世界。
諸神隱滅、基督未顯，林立青在書中難掩自己面對公部門科層體制運作，以及營造公司追求利潤、對外包廠商層層剝皮時的無力，他能夠庇護的逃逸移工與更生人有限，勞檢越來越嚴格，他也難以再讓拾荒者進入工地撿拾回收物。但即使如此，憑恃著上述的「道德倫理學」，作者尋找機會依附著群眾的臨時集結來逼退罰單，跟著眾人一起訐譙「賊頭」警察；作者運用自己工地主任的位置，替阮囊羞澀、急需周轉的工人暫解燃眉之急；作者透過自己愛看各式故事書的文筆，記錄下工地周邊的底層勞作者群像。這些，就構成了充滿俗民魅力的《做工的人》，或許是它能夠成為暢銷書的基礎。
電視劇《做工的人》
《做工的人》散文集經由鄭芬芬導演、鄭芬芬與洪茲盈編劇，在2019年被改編拍攝為六集電視劇，2020年5-6月在螢光幕上映。電視劇組在開拍前，自己也進行了相關的田野調查，於是在改編故事時，除了沿用散文集原有的部分內容之外，還增加了若干新的角色與情節。
1.如臨深淵的包工
電視劇藉由蜆仔的故事，隱微地架構出，一名承攬包工被夾在營造公司與現場工人之間，必須承擔業務風險的如臨深淵處境。鷹架包工蜆仔在工地受傷，因為有通緝案底不敢去大醫院，只能住進小院所。蜆仔住院無法到工地現場，他的工班因而失去工作，更倒楣的是，先前的鷹架作業疏失惹禍，反而需要賠營造公司錢，蜆仔的設備工具被公司扣住不放。
家有唐氏症兒的蜆仔嫂，兩手空空不僅付不出房租與醫藥費，更別說給底下工人發薪水，債主頻頻到家中討錢。就在眾人於工地中發起募款時，蜆仔傷口受到感染因敗血症死去。滿腦子發財夢的阿祈，好不容易因為兒子的發票，居然對中了二百萬獎金，只是看到走投無路的蜆仔嫂，他默默把獎金義助給了蜆仔嫂。
2. 女性角色
林立青在《做工的人》書中有〈工地大嫂〉這個篇目，他是這樣介紹「工地大嫂」協力其丈夫所發揮的功能：
有些師傅功夫一流，技術絕精，但好強高傲。他的妻子則是溫柔婉約，長袖善舞地負責接案調度，使他們夫妻倆工程銜接無虞，完全補上自己丈夫能力不足處，成為真正顧場、指揮調度的專業女性。
有的師傅技術可以，但個性不穩定，在工地就是愛喝、愛賭，帶上妻子後也都有所收斂，並且能繼續接案。這些大嫂們默默收管著自己的丈夫，前後調度，拉著顧著，讓丈夫不至於出大包，能穩穩地工作。
也有的大嫂極有度量胸襟，帶著娘家、夫家的侄兒親戚等一同工作，徒子徒孫遍布整個行業，整個家族全靠她用一支電話聯繫，指揮調度使臂使指，喊水會結凍，喊米變肉粽。真正趕起工來，人脈比我們這些營造廠還多、還廣。往往有時大男人叫不到的人，都由這些嫂子前去拜請而來。（頁65-66）
電視劇中的昌嫂，就是這樣的角色。經由劇情的鋪陳堆疊，昌嫂在蜆仔受傷之後，發揮了關懷蜆仔醫療照顧和家庭生計、以及與工地主任協商其後續處理的功用，並發動夥伴間急難互助，使得「工地大嫂」這個形象立體化了。
此外，林立青《做工的人》的敘事觀點，是由他作為工地主任這個位置出發，來述說他對其他人物的認識、他與這些人物的生活交錯經驗，到了電視劇那裡，鏡頭就讓故事變成貫穿全局式的敘事，不再是從個別視角出發。檳榔西施、性工作者與超商店員，這些在工地周邊由女性擔當的低階服務業工作，經由電視劇本的角色安置，更直接與底層工人的生命緊密扣連起來，她們往往就是工人們的家人、親屬。
3. 「浮浪貢」三人組的劇場式風格
或許是為了迎合年輕世代習慣從影像入手接觸事物的經驗，《做工的人》作為平面印刷物時就已經配上攝影作品。到了電視劇，我覺得這個傾向更發揮到極致，即使場景是在工地，畫面構成、光線調整與色彩搭配，想必都經過一番設計安排，感覺任何停格都可以成為一幅光鮮劇照。
電視劇的主軸由「浮浪貢」（經常因借音而被俗寫為「噗嚨共」）三人組構成，包括鐵工阿祈、板模包工昌仔，以及怪手司機阿全。導演鄭芬芬在宣傳時常常提到，她將此劇設定為喜劇呈現，要將底層工人的夢想表現出來。於是，劇本對主角的個性定位顯得誇飾：阿祈整天做著發財夢，儘管不斷失敗或受騙上當，卻始終沒有學乖；阿全雖然收入不斐，但日常行為太過魯莽，老是因為各項罰單纏身，連個棲身之所都沒有，只能睡在貨車上，而他的夢想是買個名牌包包送給自己的女神。搭配上面講到的影像風格導向，三人組出鏡時，詼諧台詞、插科打諢不說，表情、肢體動作都有如上演舞台劇般誇大。與其說這部戲是喜劇，我覺得甚至可以說它是一部荒謬劇。
結語
電視劇《做工的人》中，「浮浪貢」三人組在工地偷養了一隻小鱷魚，這隻鱷魚是阿祈曾做過的眾多發財夢其中之一：小鱷魚養大了去配種，可以生出更多小鱷魚，小鱷魚長大之後拿去賣，便可發財。劇情加入鱷魚是導演的發想，鱷魚作為劇組的宣傳重點之一，是劇本中一個明顯象徵。導演雖然呈現出工人的夢想，卻也沒有忘記現實：鱷魚最後的結局是從工地墜樓而亡，阿祈的夢想再度破碎；阿祈後來中風半身不遂，因為不想拖累老婆小孩，他央求老弟阿欽幫他注射一支高劑量毒品以安樂死，殊不知毒癮日深的阿欽順便替自己也用了一支。
「浮浪貢」這個台語詞彙，一般說法是來自於日文漢字表記中的「浮浪者」，它原先講的是流浪漢、遊民之類的邊緣人。後來「浮浪貢」指稱的對象，擴及於無所事事、遊手好閒的浪蕩子，現在還衍化為做事散漫打混、胡亂說話不切實際之意。原先帶有貶意的這個詞彙，隨著某些影視文化的挪用，現在我們使用時，相當程度帶有親暱的諧趣。
這帶有親暱諧趣的稱呼，放在「喜劇」風格的電視劇《做工的人》裡面，是搭配的。然而，《做工的人》並不僅僅是一部笑中帶淚的「喜劇」，在我們感懷於其中人物的互助互惜互憐之情時，這部戲的內容揭示了，底層人物的生活其實處處是險境，工人們以浮浪貢的態度面對，只是試圖以輕鬆的態度轉化壓力。底層人物的社會處境，就像無所歸屬的浮浪者，一旦失去工作依靠，就會載浮載沉，隨時可能淹沒於凶險波濤中。
延伸閱讀：
一、1991年有一部國產電影《黃袍加身》，由邱銘誠導演、許仁圖編劇，葉全真、伊正（王一正）與霍正奇等人主演。男主角金生小時候被父母帶去廟裡求籤，籤上寫著趙匡胤黃袍加身、眾人跪拜，解籤的人就說金生有皇帝命。後來金生卻是跟著家人在台北橋下從事日雇的臨時工，某天葬儀社的道士少了一人，金生半推半就的去上工後，發現自己身上道士黃袍與眼前跪拜家屬的景象，就是籤文寫的黃袍加身、眾人跪拜。這部電影的劇情組成包括底層工人、性工作者、遊民，以及與老鴇和黑道勾結、欺壓弱勢的民意代表，是30年前的做工仔故事，可惜目前似乎很難有管道再看到這一部電影。
二、曾經在中油加油站擔任委外勞務工的李明彥，著有小說《第二次機會》（筆名育彥），近來在工地從事粗工勞動，2019年10-11月間於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網頁發表〈粗工手記〉。如果說林立青是以工地主任的身分替周邊的勞動者「代言」，那親身從事粗工的李明彥就是現身說法：相較於林立青以描繪不同角色生命故事的方式，讓讀者進入底層場景，李明彥的自述則是更加夾敘夾議，更多地介紹工地現場的勞動關係。但同樣的是，兩者都著重於底層勞動者的惡劣社會處境，以及彼此間的互助情份。
發佈日期：2020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