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亞橋│他者的政治、政治的他者:從閱讀莫欣‧哈密《門》一書談起

「你覺得你死的時候,會是什麼樣?」娜迪雅問他。

「你是指來生嗎?」

「不是,不是來生,是死的那一刻。會不會一切都變黑,像手機關機那樣?還是像掉進某個奇怪的夾縫,就像你睡著一樣,人同時在兩個世界?」

《門》,第八章,頁178

前言:《門》內的「他者」與「他者」的呈現

自上個世紀以來,「現代」難民問題並不因為全球化到來而解決。歷史上最著名的是在西元前八世紀以色列王國滅亡後,猶太人四處流亡,一直到二戰後復國,但也引發和阿拉伯世界的爭端,以及內部巴勒斯坦人的族群問題;二戰後,世界並未因世界大戰結束而變得更為和諧、繁榮,在第三世界國家當中,往往也充滿了內戰、種族屠殺、甚至是其他國家介入的戰爭,而產生大量難民;現實社會當中,難民的問題是永遠無法解決,這些做為「無分之分」的難民「他者」,他們的處境究竟如何,如果從一個自我航向他者,甚至是自我與他者位置互換的過程中,又會產生什麼樣的想法與反思過程?《門》提供了一幅現代高科技世界人口遷徙與流動的圖像,如同馬賽克一般,拼貼出一幅不同世界樣貌。就如同引文中所言,「就像你睡著一樣,人同時在兩個世界」,甚至可能是多個世界,透過想像、回憶與現實產生的關係,在不同世界裡面如何生存?人與人之間產生何種關係?時至今日,難民仍是社會中的一個重要議題,因應不同事件、不同國家或地區的難民,前往不同國家,除了產生錯綜複雜的政治與社會關係之外,也肩負了各自不同的命運。

莫欣‧哈密(Mohsin Hamid)的《門》,便是描寫全球化與高科技世界中,對未來世界的難民想像,並透過一對難民情侶謝依德和娜迪雅來開展故事。他們身為國家內戰下的難民,穿越不同的門,進入不同的國度。在不同國家當中,他們面對各種族群、不同國家面對難民的不同態度,以及社會中各階級與族群之間差距。「門」既可能是通往不同世界的管道,也可能是阻隔彼此、難以踰越的界線。從一個世界移至另一個世界,它充滿了各種可能性,也是幻想與寄託的所在。世界上活著的人們,在相同的時間點上,分別做些什麼事情?有的承受戰火與苦難,有的享受溫馨與愛情,有的忙碌於事業與工作,或許人與人之間,本身也是一扇扇難以企及的門;作者透過豐富的想像力,虛構未來世界難民的跨國流動,可做為思考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他者如何在性別、階級、民族與國家疆界中界定自身,甚至是提供讀者進行倫理思考、反思政治哲學的可能過程。

謝依德與娜迪雅:故鄉戰火與跨國流離

首先,從小說中的男女主角的討論開始。在謝依德和娜迪雅的國家裡,他們在企業識別和產品品牌化的夜間班課程中相識(頁13),謝依德是戶外看板廣告的代理商(頁15),而娜迪雅在保險公司工作(頁32),兩人不同的性格,也影響到之後兩人愛情分合的過程。

謝依德與娜迪雅的家鄉充滿戰爭與暴力,這是全球化時代中,就算具有高科技設備的人們,也無法改變人類最為原始的野蠻狀態。小說的故事當中,「暴力肆虐的時代,我們認識和親近的對象之中,總會有一個被暴力波及的人,讓宛如惡夢的夢境,驟然間變成撕心裂肺般真實」(頁41),儘管城中充滿戰火,男女主角在政府軍與反抗軍的對峙下,工作、戀愛,甚至忙碌於一切的日常生活。也因為戰爭,國內產生許多難民,「難民已經占據這城市的許多開放空間,在道路間的綠地搭帳棚,倚著房屋圍牆架起斜頂棚,睡在人行道上和街邊」(頁36);除了國內因戰事波及的人們,其他想逃避戰事的人,紛紛試圖逃往其他國家,成為難民。謝依德與娜迪雅逃往其他國家,經歷希臘、英國與美國,也遇到從不同國家逃難出來的難民。

逃離家鄉戰火的第一站,他們到達希臘的米克諾斯島。這座島上,夏天會有大量觀光客,今年冬天則是大批移民(頁116-117)。在難民營當中,很多東西可以買賣,還有毒品交易與性交易(頁118),在這裡交換物品,也同時開啟了「交換時間」的起點。所謂的交換時間,是因為多數難民最後拿不出實質的物品來交換,只能考慮當下,他們必須和時間搏鬥,盡一切能力尋求生存下去。這在謝依德和娜迪雅到了英國之後,會更加明顯。

英國倫敦是謝依德與娜迪雅透過「門」前往其他世界的第二站。在希臘的米克諾斯島上,他們受到診所的志工少女的協助,找到通往其他世界的門(頁129-130)。走出門後,他們在臥室中出現,是飯店的房間(頁133),之後也來了奈及利亞人、索馬利亞人、泰緬邊境等不同國家、地區的人民(頁135);難民在其他國家生活,也對富裕的西方國家帶來巨大的影響:「一些國際性的電台卻說情勢著實不妙,還說史無前例的外移人潮對富裕國家造成極大衝擊」(頁86),除了難民設法生存下去之外,政府單位也紛紛尋求解決難民問題的對策。在英國倫敦,一方面是官方政府如何應對難民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有各種志工、非政府組織的協助。像是英國政府要求移民負責清空開發案的區域、修築基礎建設、組裝組合屋來換取四十平方公尺(十二坪)的家和水電、實施時間稅制等,但衝突也不斷累積(頁183)。

謝依德和娜迪雅穿越時間與空間的第三站,是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位於美洲大陸邊緣的馬林市。這是一個貧窮的城市,和五光十色的舊金山形成強烈對比,但居民有樂天精神(頁207-208)。在馬林市當中,幾乎沒有土生土長的人(頁211),談論「本土權」的人,也幾乎不是土生土長的,許多未公開的暴力也來自於這群人(頁211-212)。但無論如何,從希臘、英國到美國,是一個難民從第三世界朝向第一世界的流動與遷移過程,也是從顛沛流離到定居的時空之旅。

在這難民的時空之旅當中,個人生死愛慾的生命經驗當中,也交織著性別、階級、民族、國家政治等不同層面的課題。謝依德和娜迪雅在流離的過程中,兩人的關係也日益崩解。他們在英國首次發現彼此不合拍,是關於使用浴室的問題,引發兩人關於「是否是自己的家」以及「如何活得像個人、提醒自己是什麼樣的人」的觀念差異(頁137-138)。在生活空間日益擁擠、族群紛雜後,謝依德想要搬家,和自己同一國的人住,娜迪雅不想,認為在這裡有自己的房間,不想分開睡(頁164-165)。或是謝依德父親過世的集體禱告中,娜迪雅頭一次感受到自己在這個群體之中不受歡迎,沒有參與感(頁186-187),等等;在這些不同觀念與想法的差別之下,兩人口角日益增加,關係逐漸出現裂痕,最後分手(頁228)。特別是謝依德和傳教士的女兒日益親近,她是推動當地地方議會公投運動的領導人之一(頁233-234)。而謝依德與娜迪雅兩人因家鄉的戰火而結合,並且在生活逐漸穩定與安居後分離,特別是在美國,爭取地方議會公投,便是一個「無分之分」者[1],如何從難民的他者身分,這些相異於在地人的他者試圖融入在地生活、爭取權利、與在地人發生各種社會關係的過程,也是跨界與移動產生政治效應的開始。

謝依德與娜迪雅的關係逐漸破裂。謝依德日益沉默,他時常透過宗教來撫平生活而禱告(頁14),在逃難的過程中,謝依德更為沉默、對信仰更為虔誠(頁209、216)。而娜迪雅則是較為沉浸在自己的私人世界,她之後在農產消費合作社工作(頁229)。在小說的結尾,以兩人分手後的半個世紀,才頭一次回到出生地城市,在咖啡館相聚做結(頁243-244)。

重新思索他者:巴特勒與洪席耶的不同視角

如果說2006年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脆弱不安的生命》(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一書,重新詢問自我(主體)如何審視遭受暴力對待的他者,去質問「在政治領域,除了帶來好戰的呼號,悲傷還能為我們帶來什麼」[2]、「誰是合乎規範的人類?何種生活值得追求?何種死亡值得哀悼?」[3]巴特勒延續列維納斯的倫理哲學的思考,後者討論(他)自我─他者─社會的三位一體關係(the formal trinity ipse-Other-society),我觀看或聆聽那個觀看我、談論我的人,這牽涉到我自己被限制於站在某個人所揭示的臉孔或話語的關係上,或許我也可以逃離,假裝沒有聽到或說出任何事情,或保持沉默,但我同時也不允許他者揭示他自身。而關於「臉孔」(face),它可能是一種邀請(invitation)、回應(call)、互斥(interpellation),我們要如何透過觀看或聆聽,打開和他者的關係,邀請他進入我過去普遍掌治的世界當中[4];而巴特勒延伸列維納斯的論點,以「臉孔」概念來講述人類的脆弱特質,以及國家與媒體影像之霸權,如何抹殺「臉孔」的人性部分,並試圖要將哀悼轉化成反對暴力的力量。並且到了2009年,巴特勒在《戰爭的框架》(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當中,進一步將問題鎖定在視覺領域,質問「視覺領域如何表徵戰爭?什麼樣的『缺席者』建構並框定了視覺表徵的領域?」等問題[5]。無論如何,巴特勒藉此思考政治領域的情感問題[6]

然而對於洪席耶而言,恐怕便不是如此。洪席耶曾在《歧異:政治與哲學》(La Mésentent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指出:

今天,倫理是這個實現/取消的最終形式。它是被投向哲學而自我毀滅的命題,它將哲學帶回到絕對他者那兒以清償同一性思想的過錯,那做為共同體之魂「實現了的」哲學之罪。它為了無限化它讓人質、證人、受害者向它所提出的命令而無限化了罪過:哲學要為哲學統治的古老自負和解放人性的現代幻想贖罪,他要將自身臣服於無限他異性的體制,而這個體制將一切主體從它自身驅離。哲學因此變成了哀悼的思想,承擔起了罪惡以及國家從正義到利益的化約後的殘餘。以倫理之名,哲學承擔起了惡、人的非人性:共識田園詩的陰暗面。面對他異性政治形象的抹消,它提出以他者的無限他異性做為補償。[7]

如果說哲學的思考最終變成一種哀悼與情感,它從倫理的角度,試圖將「非同一性」與「無分之分」者納入某種共同體當中,思考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係,甚或將他者來重新認識自我,然而正如同文中所言,「他要將自身臣服於無限他異性的體制,而這個體制將一切主體從它自身驅離」,哲學變成不過是「承擔起了罪惡以及國家從正義到利益的化約後的殘餘」。

無論如何,這些都是西方政治哲學的命題。儘管巴特勒的出發點與視角,仍是站在第一世界知識分子的角度,但她仍提供了一個倫理上思索與反省途徑、建立自我與他者倫理關係的橋樑,而洪席耶則提供了具有反思政治哲學的一個視角;回到《門》一書當中,則是從非西方世界的難民為主體,去思考「我該如何存活下去?」、「我在當下的世界中具有什麼樣的意義?」這是第三世界人民主體試圖在無孔不入權力控管之下,尋找夾縫生存的空間,只不過遁逃的代價十分巨大,「我們遷徙的同時,也等於自生命中剷除我們拋下的人」(頁110),他們遷移到其他國家,和不同民族接觸,做為「無分之分」者被納入共同體的過程當中,列維納斯、巴特勒是從倫理出發,思考自我與他者的關係,而洪席耶則將之做為一個重新思考「政治」的起點,或許在現實生活當中沒有明確答案,但《門》一書提供了一個「他者」的視角,詮釋自身,並航向第一世界。

小結:站在「門」前思考他者的政治、政治的他者

總而言之,小說《門》是一幅未來高科技世界的難民遷移圖像,也開啟了重新思考人類生存意義與關係的出發點。小說中突顯出全球化與高科技的年代當中,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們在共時性中不同的存在狀態,某一時段是某些人的休閒時光,同時也可能是另一個國家的人民遭受戰火蹂躪的時刻,儘管他們也可以透過資訊網絡穿越實體疆界,得到不同國家的訊息。不同世界的人們,有著不同的命運,這些不同的命運有時毫無相干,有時也在錯綜複雜的時空背景下銜接起來。

那麼,小說中的「門」意味著什麼呢?就如同小說中的代理人所說的:「門哪裡都有,難是在找出激進分子還沒發現、又無人看守的門,大概還要一陣子。」(頁101)「門」往往是權力者所掌握的,無論是第三世界的政府軍或是反抗軍,甚至是第一世界國家政府,他們握有管控出入「門」的權力,也無論這些掌握權力者是否友善;「門」也是逃離戰事與當下絕望的生活處境的希望,也同時帶有風險。「我們都是穿越時間的移民」(頁224),我們在時空當中穿梭,彼此交換生命經驗、物質,有與他人的互動過程,和不同的性別、階級、民族、國家產生各種各樣的政治性關係,這些不同的關係互相摩擦、交融,也不斷挑戰一個整體的世界,不斷在反思與現實經驗當中重新排列組合。透過「門」,也是讓「無分之分」的政治他者進入自我、與我發生關係的開始,提供一個重新思索他者的政治,以至於當下現實政治侷限的可能跨越途徑。


[1] 洪席耶指出:「當無分之分的人出現,當窮人構成了組成分子或黨派,政治便發生了。政治並不是因為窮人對抗富人而發生,正好相反:政治是對於富人統治的單純效果之中斷,而使窮人以實際存在物出現。平民做為共同體整體的超出範圍之要求,只會實現其出現之型態。所謂的黨派,也就是政治的條件。……此建制定義了共同體大眾做為政治共同體,換句話說,這是基於避開交換與補償算式之過錯而建立的黨派。在此建制之外,只有統治的秩序,或是反叛的無秩序,而不會有任何政治。」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劉紀蕙、林淑芬、陳克綸、薛熙平譯,〈政治的起點〉,《歧異:政治與哲學》,台北:麥田,2011年5月12日,頁34-35。

[2]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何磊、趙英勇譯,〈前言〉,《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與暴力的力量》,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頁1。

[3]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何磊、趙英勇譯,〈前言〉,《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與暴力的力量》,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3月,頁4。

[4] Andriaan Theodor Peperzak, “The Other, Society, People and God”, Beyond the Philosophy of Emmanuel Levinas,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5.

[5]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何磊譯,〈平裝版導言〉,《戰爭的框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頁16-17。

[6]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何磊譯,〈非暴力主張〉,《戰爭的框架》,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頁304。

[7] 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劉紀蕙、林淑芬、陳克綸、薛熙平譯,〈在其虛無主義時代的政治〉,《歧異:政治與哲學》,台北:麥田,2011年5月12日,頁220。

發佈日期:202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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