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哲安 Jon Solomon為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中文系教授，感謝作者供稿）
〈直面香港這場「不知節制」的運動〉（以下簡稱〈直面「不知」〉）最有趣的地方在於作者葉蔭聰試圖總結運動相關評論的共同預設與盲點，提出一些可以突破瓶頸的新穎觀點，幫助我們在一個充滿未知的轉型時代裡找出方向（恰好與本文的宗旨頗類似）。問題是，〈直面「不知」〉一文採取的突破法竟然就是劃出一份回歸過去――傳統現代性政治哲學的路線圖。這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在歷史上〈直面「不知」〉一文依賴一種修正主義式的敘述模式，最顯著的例子就是讓中國單邊背著二戰後國際關係例外主義的歷史黑鍋，卻對美國行之七十多年的例外主義先例與快五十年的債務帝國主義等問題隻字不提。甚至〈直面「不知」〉一文最後竟然陷入了事實捏造之嫌。文章指出香港「任何體制改革可能」都被「壓制」（葉蔭聰2020b，頁207），這點並不符合事實，可以與香港學者歐特曼（Stephen Ortmann）指出中國中央政府「毫無意願給香港賦予足夠的自主性」（Ortmann 2016, 118，粗體另加）進行對比。「毫無意願」跟「不可能」之間的重大差別在於後者是一種既成的事實，而前者因為牽涉主體意志的緣故，所以必然包含意志（被迫）改變的可能性，即使機會渺小。畢竟，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都曾提出過普選方案，只是該方案種種限制被認為並不符合普選的基本精神而招致泛民主派的杯葛。說那是一種壓制改革「任何可能」的作法即不精準（或許可以稱之為一種「沒有改革誠意的表現」吧），即有刻意誤導之嫌。這種由片面與捏造拼湊出的歷史大綱的功能在於虛構出一些必然性，其中最關鍵的部分就是2014年雨傘運動的收場其實代表著一種絕對的「失敗」，而這點足以構成一種不可逆的歷史分水嶺。
二、〈直面「不知」〉一文在理論與方法論上從堤利（Charles Tilly，亦作蒂利）的社運社會學的範疇出發，形同默然接受堤利對「人民共同體」的預設[1]，以及這些預設無法迴避的內在矛盾。
以上兩點結合在一起的結果，就是讓一個本來應該在文章開頭要處理的概念與歷史問題──「自決獨立的主體」與「人民的建構」在香港均以「回歸邊界」的形式出現一事，反而被置放在文章結尾才登場。這樣一來，主權與人民共同體就順利變成了敘事進程與邏輯進程的雙重必然結果，而不是政治構成過程中一些需要解釋的對象。
怪不得在「攬炒」的關鍵議題上，〈直面「不知」〉一文對於新自由主義焦點經濟所主導的情感主體――也就是一個以集體霸凌與極簡化的敵我意識為表述特徵的主體性，採取了一種視而不見的態度。號稱「直面香港「不知節制」」的真相其實根本就是相反才對。即使明知真相，也依然決定轉頭、不直面的犬儒主義，與其說是一種突破眾人共同盲點，勇敢面對未來轉型的新穎主體，不如說是一種為回歸邊界、回歸現代性辯護的聲音。這讓我想起葉蔭聰年初介紹其英文新書時宣稱反送中是一次「政治現代性的開端」（葉蔭聰 2020a）。有趣的是葉蔭聰1998年的〈邊緣性與混雜性的鬼影：文化批評中的「香港認同」〉一文對於現代性作為一種「宏偉敘事」（grand narrative）的特質，以及對香港「北進殖民主義」的批判（Ip 1998），與2020年的立場形成了鮮明而矛盾的對比。不知這種矛盾是否足以說明，當趙蒙暘去年撰文批評反送中右翼轉向的時候，葉蔭聰最後回應「請原諒我的回應帶有極大的犬儒主義無力感（我有時也原諒不了自己）」（葉蔭聰 2019）？身為《香港獨立媒體》創辦人之葉蔭聰去年針對美國MSNBC媒體稱之為全世界臉書上川普廣告最大贊助商（Collins 2019）的法輪功媒體《大紀元》背書一事（香港大紀元新唐人聯合新聞頻道2019），不是一種犬儒是什麼？左翼加入右翼主導的大眾運動並與右翼狐唱梟和一樣的口號（Ip 2020, 136），不是同流合污的犬儒是什麼？
友人將葉蔭聰的書寫視為一種「情緒管理」策略的觀點給了我不少啟發，讓我清楚看到葉蔭聰書寫裡兩個平行的軌道，其一為「情緒管理」，其二則是「劃界管理」。「情緒管理」是針對知識分子的「無力感」所引起錯綜複雜的反應；「劃界管理」則是針對社群流變所引起的右翼轉向。依友人的判斷，兩者間的扣繫點在於葉蔭聰英文著作《香港新興的認同政治》一書對於充滿右翼轉向本土派如此這般的描述：「本土主義的選擇似乎是非自願的」（Ip 2020, 80）。換言之，葉蔭聰在方法論上接受了「情緒管理」上一種能動性或主體性無法跨越的欄杆，而這種欄杆恰好與葉蔭聰接受右翼本土論述以空間化的邊界作為政治構成的依據（Ip 2020, 54）一事所起的作用一樣，給當代左翼的右翼轉向找到合理化的理由。作為一種方法論，「非自願性的選擇」可以跟傅柯的思路做一個鮮明的對比。為了抓到自由無時無刻存在的契機，傅柯寧可接受一個沉重的代價，讓權力關係滲透一切人與人的關係，即使是最親密的情人關係或家庭關係也不例外。正因為傅柯認定權力關係無所不在的緣故，所以他才可以有效避免陷入「非自願性的選擇」這樣的範疇。否則，一旦將別無選擇引進為方法論合法範疇的話，我們怎能在各種不同「非自願」的社會主體之中去分辨其中的真偽、輕重？ 葉蔭聰將「非自願性選擇」作為政治構成的出發點一事歸根究底也算是一種選擇吧，而這種選擇最後呈現一種對於自由主義的「殘酷的執著」（cruel attachment），悖反性地自我否定。
〈直面「不知」〉一文儘管這一切還能堅持在結尾處指出「這些混亂向我們提出了問題，卻沒有告訴我們答案」，讓人抱有希望與欽佩。左翼犬儒主義式的右翼轉向並不是別無選擇的必然，而是可以懸崖勒馬，改變方向的機會。
參考書目
Brubaker, Rogers. 2010. “Charles Tilly as a Theorist of Nationalism.” American Sociology 41. 375 – 381.
Collins, Ben. 2019. “Facebook says a pro-Trump media outlet us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reate fake people and push conspiracies.” MSNBC 12/20/19. Accessed 12/22/19. https://www.nbcnews.com/tech/tech-news/facebook-says-pro-trump-media-outlet-used-artificial-intelligence-create-n1105951?fbclid=IwAR3fokeI9af2JbFntWsOIPhfyvtA8ZWs–04VbUjs7w_2ol8EqY0MByu3r4.
Ip, Iam Chong (葉蔭聰), 1998, “The Specters of Marginality and Hybridity: Hong Kong Identity in Cultural Criticism.”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0:3. 45 – 64.
Ip, Iam Chong (葉蔭聰). 2020b. Hong Kong’s New Identity Politics: Longing for the Local In the Shadow of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Ortmann, Stephen. 2016. “The lack of sovereignty,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d democratisation in Hong Kong.” Asia Pacific Law Review 24:2. 108 – 122.
香港大紀元新唐人聯合新聞頻道，2019，《香港獨立媒體創辦人 葉蔭聰：〈大紀元〉體現香港有多元觀點》，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FmqREGm3YA。
葉蔭聰，2019，回應趙蒙暘〈時代遊戲〉，《Matters》，10月10日，https://matters.news/@zoezhao/%E6%99%82%E4%BB%A3%E9%81%8A%E6%88%B2-zdpuAvDCA9LJirBxRY3xP75eZYZ7CPMTXu6U38mrGwQ1F2cHi 。
葉蔭聰，2020a，〈葉蔭聰：香港身份新認同——當「香港認同」變成權力意志〉，《端媒體》，1月4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104-book-intro-hk-new-identity/ ， 02/02/20存取。
葉蔭聰， 2020b， 〈直面香港這場「不知節制」的運動〉，《思想》第40期，頁195 – 208。
[1] 根據Brubaker，堤利並未去探討人們的國族劃界的問題：“He did not ask about what made the language of nationhood plausible, resonant, meaningful, or inspiring to ordinary people—or indeed if and when it was plausible, resonant, meaningful, or inspiring to them. He did not ask how people who belonged to particular states came to understand themselves as belonging also, or indeed primarily, to particular nations. He did not ask how ordinary people came to identify with and commit themselves to elite-led national movements.” (Brubaker 2010, 379)。
發佈日期：2020/0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