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且讓我以冷戰／戒嚴國家暴力 在1950 年代以降的亞洲資本主義依附發展路途上，引用韓國釜山Arts Organization C 劇團的一席話，將時間彼岸的殺戮，帶到當下記憶如殘骸的每一瞬間，<變身>在劇場中……
殉難者的死亡不是遠方他者的死亡或是瞻望的死亡，而是我們的死亡，是我們的記憶，是應該一直被蘊含在我們生命當中息息相關的。死亡與生存像一雙手一樣走在一起，如同一首詩中的詩句：「花朵凋零，我也不曾忘記你。」（韓國 釜山 Arts Organization C. 發展中劇作：生與死 ）
（本文轉載自《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感謝作者鍾喬老師供稿轉載）
一切都從記憶開始，一切也很多時刻從死亡開始；而後，我們開始在腦海與深心處，纏繞著如何在創作中表現的事情。情感，因為不斷的被駭人的檔案衝擊，自然變得若能緊緊靠著心靈的那棵大樹，亦即殉難者的生平、事蹟與血腥的撲倒刑場，被撞擊的種種波盪與重壓，或將獲致解放。
當然，這也是一切的基礎，但這基礎除了像一棵大樹，矗立於心靈的危岸之外；卻也在意識或潛意識中，像一粒種子般落入內心的土地，期待長出涵蓋創作者自身觀點、想像、意志、甚而心理揣測的作品，形成一部搬上劇場的劇作。在大樹與種子之間；緊靠與距離之間；紀實與想想之間，形成一種必需的拉扯。
為甚麼？經過某種不一定已然之過程，我們終將回返歷史的那一刻；並且，賦予記憶一種經過時間洗鍊後的樣貌？這同時，記憶已經不是它原本的狀態，卻帶有了當下的每一瞬間。因為，瞬間是劇場的力量；因為，劇場是當下的藝術，它讓記憶非僅停留於過去的樣貌，同時在我們的目睹下「變身」。
而記憶的「變身」，在劇場中，是一種時間的回流。回流，不是複製；回流，不是倒帶；回流，讓水流或生命回返根源重新出發的原點，並且生產創造性的意涵與感受。
就這樣，回首2018年，《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以一部長達三小時的劇碼，在台灣劇場界引發一陣議論；而後，入圍第17屆台新藝術獎，在眾聲喧嘩的劇場界，以一種近乎暗影、無聲以及低嗓門的扣問，一段台灣戰後史上被刻意壓殺的白色恐怖事件，宛若殘骸般重新在世人面前現身。
最早，1998年，解嚴剛過一年的春夏間，因著《人間雜誌》一場在楊梅後山的採訪，梁氏一戶客籍農家共十數人被清鄉帶走；而後，展開的囚禁、凌辱、拷打、刑求、審判、入監以至於槍決，揭開一段1950年代，地下黨人在桃竹苗山區流亡的祕密檔案。驚人的地下黨革命組織與運動，以史詩般的冊頁，在貧困的土地上留下撲殺的血痕。
這以後，歷經禁錮、牢災、沙戮的怖慄與噤聲，化名范天寒的政治受難者，以一坐牢數十載的農民身分，在相同是客家鄉間的遠東化纖工廠前，與罷工的工人弟兄及領導握手相識，一段戰後台灣工農抗爭、革命的歷史，形成一齣戲的背景，帶來的是時空與一場戲的回流。
記憶，從時間的彼岸，帶著歷經沉埋、遺忘、淡漠的痕跡，在時間的此岸再次現身，這即將是2020秋冬交際，《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回流找尋時空河道的一種探索。
然則，自始至終以西方人權觀點，看待轉型正義問題的台灣社會，對於二戰後冷戰、新殖民主義在東亞形成的國家暴力，卻存在著依附西方普世價值的觀點，欠缺亞洲第三世界「冷戰、戒嚴體制」特殊性的問題，值得提出來探討與重新釐清。在冷戰及後冷戰年代，持續發生於東亞或整體亞洲，相關左翼肅清的國家暴力事件，一直未曾消失，只不過甚少進入欠缺「左眼」看世界的場域。
就在戰後與台灣相同歷經「獨裁下發展」的韓國，便曾有著這樣駭人驚聞的歷史，在釜山一個稱作【ART ORGANIZATION C】發展中的戲碼：《生與死》中，從事件出發卻超越事件且形成一種人性哲學的方式，被創作者排練與發展中。他們這樣看待東亞暴力在韓國戰後歷史中的酷烈；更形重要的是，提出一種亞洲第三世界的美學觀點。
事件的原貌是這樣的：
去歲，在 韓國忠清北道報恩郡內北面阿谷里內，發掘出40具在「6.25」韓戰期間的民間屠殺事件—「國民報導聯盟」中犧牲者的遺骸。民間屠殺事件「killing Fields」波及168處。70年後的今天，政府發掘了13處，而民間的共同調查團（2018年4月1日）也不過發掘了5處而已。
另有，韓國民主化運動過程中，發生於1948年的濟州島4.3事件，以及晚近2014年「世越號」翻船慘案等，我們至今也無法瞭解到底是什麼原因將他們逼上絕路。他們向生活在現在的我們伸出援助之手，但是，我們卻無法抓住那雙手，去理解他們的死亡，到底在訴說著些什麼。
他們為什麼被逼上絕路？他們的死亡在傳達著什麼？透過他們的死亡，我們又該如何生存下去呢？此次戲劇表現的核心：恰在於跟隨他們遺留的足跡，去瞭解他們死亡的真相。
人，在生存關係中形成互相的溝通。與這種關係背道而馳的是：「說是活著但如同死亡」。人 與「活過」這關係的相處，並在此關係中才能被誕生並確定存在著。從而，人類通過他人成為令人記憶的存在。此外，人類是用死亡留給他人記憶的存在。將此記憶視為基石的我們，才能夠說是活著。死亡不斷在與生存對話。告訴活著的我們，應以何物生存下去的理由。
雖然生存與死亡像是硬幣的兩面，但是在生存中，死亡在死亡之中無間斷地反復生存著。生存與死亡不是像現在與過去，或如時間般瞬間變為過去，而是與我們一同前進。不會因為是你的死亡，因此，於我來說變得遙遠，你的死亡與我的死亡同在。
殉難者的死亡不是遠方他者的死亡或是瞻望的死亡，而是我們的死亡，是我們的記憶，是應該一直被蘊含在我們生命當中息息相關的。死亡與生存像一雙手一樣走在一起，如同一首詩中的詩句：「花朵凋零，我也不曾忘記你。」
「花朵凋零，我也不曾忘記你。」生存不忘卻殉難者的死亡；因為，記憶從來並非固態，一如時間彼岸的死亡，卻在戲劇的每一瞬間，「變身」為 一種對於生者的「召喚」。因此，並非生者以戲劇「召喚」死者；而是死者透過戲劇「變身」，來到時間的此岸。
這齣戲最初創作的構思，開始於回首一場發生於1980年代末期的族群平等「客家人運動」。後來，藉此去發現，對於劇場的歷史性書寫與演出，與其說是「重訪」或「回顧」，倒不如說是一場當下對被記憶「召喚」的表現旅程。因為是表現，因此不是再現；因為是旅程，因此不是終站。
可以說，在每一個驛站或渡口，都經歷一場重新創作的歷程，看見時間彼岸在此岸留下的跡痕。有時，工整如清新的字跡，在人生的行間留下記載；有時，卻飄盪如秋日午後的飛雲，在天際漫舞；更有時，彷如一場突如其來的荒蕪，任由枯枝敗葉在時間的荒郊，無邊的蔓延。
是在這樣的旅程中，《范天寒和他的弟兄們》 再次登場，從而取得再次創作的新生命。這不是歷史的回首或再訪；而是客家共同記憶的「轉身」親臨。因為，客語的回首，是以「轉身」這樣全稱的身體性，賦予時間彼岸的當下性。
發佈日期：2020/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