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明
【編按】新加坡一度是新冠疫情防疫的模範，但隨著移工疫情爆發而破功。本文作者指出了控制疫情如何與政黨大選掛勾，而作為新加坡重要支撐的客工又如何被剝削與在疫情時如何被排除在外，凸顯了新加坡的政治與經濟問題。本文轉載自「Covid 19-跨界南島評論」，感謝授權轉載。作者黃子明為新加坡文化研究者，自由撰稿人，德國文化遺產學博士，主要研究興趣為新加坡文化史以及多元文化社會，著有《優影振天聲：牛車水百年文化歷程》一書。
全球化的發展不可逆轉，似乎早被奉為金科玉律，這回卻遭到新冠病毒的挑戰。作為世界物流樞紐的新加坡，去年才剛見樟宜機場有命名為「星耀」（Jewel Changi Airport）的新地標開幕，而今它最吸引遊客的室內瀑布也阻斷了多時。
假如生活節奏只是暫時緩下，或許也給予人們一個機會喘息，對現今的經濟與社會制度是否公正平等，以及生活質素如何提高的問題加以反思。然而，以新加坡的情況來說，言論自由的空間本來就有限，如今在疫情之下，就算有燃眉之急，更不可能有沸沸騰騰的大型集會了，只能依賴網上的簽名請願或討論平台。
新加坡這一場疫情，和執政黨不斷精心佈局的大選掛鉤，顯然已是大勢所趨，相信執政黨的戰略就是要速戰速決，以免夜長夢多。問題是：究竟這回疫情所帶來的恐慌，能否給根深蒂固的經濟模式，帶來改革的契機？還是給予急待鞏固地位的政治領袖一個良機，以空前絕後的援助配套來安撫選民，出奇制勝？
遲遲不封城，大選何太急
新加坡仗著17年前對抗沙斯的經驗，這回在武漢暴發疫情時，顯得有點輕敵。大約到3月中旬，歐美開始恐慌時，這裡新冠確診病例也不過兩百多起，別說沒實施封城，也不鼓勵國人戴口罩，只呼籲人們用手機來下載「合力追踪」的app。那時顯然沒料到確診病例會在兩個月後破3萬。
與此同時，人民行動黨政府已迫不及待地為2021年4月前所應舉行的大選而鋪路。新的選區劃分在3月13日便公佈，其中反對黨工人黨在上屆大選競逐過的單選區，就有三個被消失掉。4月初實行「斷路器」（Circuit Breaker）措施的當兒，新加坡政府也已經一連推出了三輪經濟援助計劃，而「2019冠狀病毒特別安排」法案也隨即出爐，提呈國會一個月後便三讀通過。
反對黨一開始就紛紛批評說，疫情尚未明朗之時，大選為何不盡量挪後。而網民也留意到行動黨總理李顯龍在宣布選區後不到十天已經在自己的集選區內和公眾接觸，那時衛生部已經勸告人們在小販中心和戲院等公共場所保持至少一米距離。但即使在實施阻斷之後，還有行動黨議員以勸人戴口罩為名，而在選區走動。
大選何時舉行最為有利，自然是關鍵問題。2015年，新加坡的歷史巨人李光耀資政去世，跟著又是獨立50週年的一系列慶祝活動，選民的心理不難借國家意識來牽動。2019年碰上開埠200週年，和700週年湊在一起等於雙慶，照理又是大好時機，卻偏偏一連出現了多起軍營死亡事件的負面新聞，最驚人的是知名藝人馮偉衷在裝甲車裡發生意外而不治。
還很糟糕的是，新加坡的經濟增長在去年跌到十年最低，而公民的失業率也已經從前一年的百分之3，升到3.3。反諷的是，新加坡同時又獲世界經濟論壇評選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經濟競爭力跟國民的就業脫節，乍聽之下不容易理解，但不難指出的一點是，公民在這島國裡，目前只佔全人口的十分之六。
誰為社會下層發聲
經濟全球化的潛在邏輯，主要就是高度競爭，利潤至上；一言以蔽之，始終離不開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說，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破壞」。
對勇於嘗試的投資者或新進人才來說，它開啟了嶄新的可能性。但它陰暗的一面，就是在商業利益的前提下，一味減低成本，引進外來勞工而盡量壓低工資；隨著外來投資，城市快速發展的當兒，還有不少專業人士生計朝不保夕，又逢物價房價高漲。
經濟的效應，在免收資本增值稅的新加坡，並不輕易下滲到底層，但經濟蕭條，卻直接打擊中下層。如今新航出現了1972年經營以來的首次全年淨虧損，但它一說要以新股和債券籌資150億新元，就獲得淡馬錫控股的全力支持。至於其他各種行業，又何嘗不需要應變的對策？幾個月前，國際來訪的遊客一少，德士司機便紛紛退車，到了阻斷時期，又說改為送餐。
6月2日後，全城分階段解封，但外賣並不足夠讓小販維持生計，商聯總會便建議政府儘早放寬堂食，否則有二三成的業者恐怕撐不下去。此外，還有許多長期已在「零工經濟」裡打滾的自由業者，比如我們所謂搞文化的，也不知道靠誰來出頭。雖說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傑所宣布的一系列「團結預算案」、「韌性預算案」、「同舟共濟預算案」還有最新的「堅毅向前預算案」，名堂眾多，但不少薪金補貼都是通過雇主來分發，另外還有所謂的培訓機會，也只等於是間接的援助。
從目前的數據來看，新冠病毒在新加坡的確診病例，都以居住在高密度宿舍的客工為主，所幸死亡率不及百分之0.1（截至5月18日，2萬8千多個確證病例中，僅計有22人是以新冠病毒為死亡主因）。當局也在亡羊補牢，提供隔離設施。但很精妙的安排是，客工數據跟工作准證持有者的確診數目，都排除在涉及公民或永久居民，所謂「社區感染」的數據之外－－言下之意，他者的感染，無需影響國民的大選。
國家意識的迷思？
新加坡的城市發展，長期有賴於來自印度、孟加拉等各國的勞工，他們往往交付了天價的中介費，卻在這裡被拖欠工資。如今由於疫情，收入自然又都受到影響。但有不少帶著「有色眼鏡」的網民，似乎只覺得他們出身低賤，不予以同情。《聯合早報》在四月中還有讀者來函，認為客工宿舍的冠病快速感染，是因為他們來自「落後國家」，不衛生的「生活習慣」伴隨著他們。這番言論很快便遭到批評。
新加坡政策學院（IPS）去年舉辦回顧新加坡開埠兩百年研討會時，國立大學的地理學家年楊淑愛教授就提出一個問題：後殖民地時期的新加坡，是否會出現一種新的社會隔離模式，以致國家主義演變成新的種族主義？
沒想到，向來標榜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新加坡，真的被一語道破。
試想這二十萬外籍勞工長年累月為城市建設作出貢獻，都守在43個擁擠的宿舍裡，衛生條件和膳食條件都有待改善，而約新幣600元的基本工資，如今發生疫情，人力部一下就讓雇主砍了百分之二十五的薪水。難道說，過了兩百年，殖民地時代「賣豬仔」的運作方式還是基本不變？
無數的新加坡人為了供九十九年屋契的公共組屋，騎虎難下，辛勞半輩子，退休後也不知剩下多少公積金，但至少居住得安穩，也不用像二三十萬馬國工友那樣天天來回長堤。就算說自己平日生活受什麼怨氣，申請工作時如何面對外來人才的競爭，也不該把怨氣出在待遇這麼糟糕的外籍勞工身上吧?
另外，日前有社交媒體傳出，人力部長楊莉明的丈夫張永昌是盛裕控股集團國際業務總裁，而目前位於新加坡博覽中心的最大型冠病社區護理設施，就是由此集團負責改建。結果有兩人因在網上貼文，批評楊莉明行為不當，而收到她以個人身份發出的律師信。
兩人已經隨即分別道歉，而其中一位范國瀚先生，還在要求之下，同意捐出一千元給「客工援助基金」作為補償。「客工援助基金」是由全國職工總會和全國雇主聯合會設立的新加坡外籍勞工中心（MWC）所負責的基金。其實，范先生本身是在新加坡曝光率很高的社運人士，也是勞工組織「情義之家」（HOME）的前執行董事，維護客工人權的「情義之家」早在2004年成立，比官辦的MWC還早五年。情義之家在2008年開始接觸過不少建設金沙賭場的中國勞工，結果便發現承包商經常要他們簽不合理的工作合約，時而按小時計算，時而按計件率計算，形成一種工資的操縱，不少公司甚至拖欠三個月的工資，作為「良好表現」的擔保。
好笑的是，早些竟有官委議員向人力部長詢問，政府是否考慮為客工宿舍的狀況，向客工道歉，當然是不了了之。
民主選舉只是群體暴政？
一個缺乏公平待遇的經濟制度，顯然對社會的弱勢群體不利。然而，新加坡社會多年來都被菁英主義（meritocracy）的思想統治著，強調自力更生，各安其位，而規避了貧富懸殊的各種問題，包括最低工資制的需要。而如今疫情下最受矚目的一群是客工，是否一到大選就不再成為課題呢？
新加坡的選舉制度本身，以及選區的劃分，基本上已確保了執政黨獨攬大權的優勢，如2011年，行動黨只需贏得六成選票，就得了87議席中的81個。這意味著，只要一般中產階級大體上都滿於現狀，或認同於執政的國家菁英，政治局面就不會改變。有些人會把這樣的民主制度形容為群體暴政。
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裡，人們該能享有言論自由，無需擔心說跟政府唱反調，就不能指望在社會裡立足。假如民主的機制只限於幾年一次的選舉，平時的主流新聞媒體都不容許有別的聲音，對反對黨的報導更以負面為主，國會辯論也不能現場直播，那麼選民的投票便相當於買名牌車或選擇電信服務一樣，即使物非所值，就像用慣一個牌子，感覺踏實就算。
但假如身為公民，覺得自己國家值得花人力物力去投資去保育的，不單是能夠賺錢的產業，而是國家各領域的人才，生態環境的保護，國家的文化古蹟，多元社會的凝聚力等等，那種參與感，就屬於有思想深度，有感情基礎的國民意識。反之，假如新加坡好些出色的知識分子，都不得不跑去香港的報章來發表獨立的見解，還要被五毛黨一流的網民攻擊，那就難怪普通的新加坡人，會情願當不投入感情的經濟動物，或覺得自己默默無言，就不虧欠國家甚麼了。
逆境裡的生機？
這次的疫情，反映出新加坡人是有許多不同類型的。很多人似乎消費心態高於危機意識，阻斷措施實行前還臨時去排長龍買珍珠奶茶。而國家宣佈出外不戴口罩要罰款三百元時，也有很多人自封為阻斷措施糾察員，專門拍人違例，而最小心眼的還專挑異族人士。
當然，也有不少人是富有同理心的，比如網紅普麗蒂，一下子就為生計受疫情影響的客工籌到十幾萬新元。而一些公民社會的活躍分子和知識分子，也跟工人黨和民主黨的成員在網上座談會裡，就疫情和總體社會問題發表意見。
有意思的是，新加坡馬來報章Berita Harian在開齋節的一個月前刊登新聞說，居家的小型飲食生意，由於疫情關係，不能再運作，否則罰款一千元。結果，有人在網上發起請願，獲得七萬多人支持。馬來籍的環境及水源部部長馬善高開始急忙指責人們如此起哄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但過幾天后，政府卻讓步了。
另外，國防部長黃永宏日前宣布今年的國慶日將「化逆境為勝利」，把國慶禮包帶到家家戶戶。結果許多新加坡人群起到國慶留言表示不該浪費資源，還有一萬多人特別簽了個請願。這或許也代表說，一向強調物質主義的新加坡人，越來越有環保意識了，還是不買政治宣傳這一套了？
新加坡的民主化，從第二代領袖的「協商式政治」，到現在第四代的「夥伴式政治」，都說了三四十年了。所謂事在人為，願意樂觀的，就該樂觀吧？政治歸政治，也不知全球經濟下來會是如何，居家辦公是否足夠溫飽，假如未來的日子恐怕會更加灰暗，是否只好珍惜目前多跟家人共處，跟朋友上網清談的機會？
新加坡人自國家獨立以來，長期習慣事事依賴政府，早期移民社會那種互相扶持的精神，如何通過新的網絡重新建立，將是一大挑戰。而在功利至上和強調服從紀律的大環境下，個人如何秉持對於文化與社會正義的信念，也將是一種考驗。
說起來，新加坡每年國慶，都會搬出「紅頭巾」之類的建國先驅形象，來象徵國家如何脫離甘榜生活，如何告別「第三世界」的歷史敘事。但同為建築工人的外勞，竟這麼輕易地成為同理心的盲點，或許已經反映出一種中產階級的心理現象吧。就如大家生活安逸起來，自然而然就會嚮往《小娘惹》或《摘金奇緣》裡的奢華繽紛。新加坡人長期以勞力工作為恥，假設說以前林清祥那個時代的工會運動，和各民族之間團結互助的故事，也要取材拍成電視劇，恐怕左翼色彩太濃，都不曉得有多少觀眾能夠認同了。
總括而言，針對新加坡大選，反對黨到目前為止仍未見有多大聲勢，阻斷措施也恐怕會更令他們處於挨打的地位。執政黨方面肯定不會掉以輕心，相信到最後一分鐘，也會使盡法寶來游說選民，而且大選對第四代的各個年輕部長來說，也是自我表現的大好機會。疫情之下，選民的情緒波動還很難預料，但好戲應該是會有的。
注1：今年3月，范國瀚在大巴窯中民眾俱樂部前，展示一張畫著笑臉的卡片並上載到推特，結果在5月份遭警方傳召協助調查。
發佈日期：2020/06/10
